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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没有秘密的时代，似乎一切都可以在网上搜索到。在一年前，我们在网上搜索“苏慧廉”的名字，只能搜到不到三百字的只言片语。然而在一百多年前的温州，很多人都认得这位来自英国的传教士。炎黄艺术馆，新星出版社举办了一场沙龙，《寻找·苏慧廉》的作者沈迦为到场听众讲述了苏慧廉与中国的不解之缘。
从不愿去中国，到影响中国
沈迦是浙江温州人，在他的家乡有一座一百多年历史的老教堂。出生在基督徒家庭的沈迦小时候和自己的祖母在这个教堂里做礼拜。教堂主殿有六根非常醒目的黑色柱子，那时候沈迦听别人讲，这六根柱子是从外国运来的，而修建这所教堂的是英国人。这么大的六根柱子如何运到中国？一直是沈迦心中的疑问。2000年，沈迦在《温州日报》副刊当编辑，在一次做专版查阅资料时，沈迦偶遇了苏慧廉这个名字。2006年，移居加拿大的沈迦打算好好干点儿什么，他想到了苏慧廉。因为苏慧廉在国内只有三百个字的介绍，于是从2007年开始，沈迦历时六年，完成了《寻找·苏慧廉》这本书，2013年由新星出版社出版。
苏慧廉并不是第一个到达温州的新教传教士。沈迦查阅民国留下来的资料，到1919年，在中国的外國传教士，还有六千多人。由此推测，前后来过的人一定数以万计，苏慧廉只是其中的一员而已。苏慧廉的到来，是因为一名叫李华庆的中国传教士因水土不服病逝，需要有人填补空缺。当时苏慧廉所在的教会招募到中国的传教士，于是苏慧廉报名了。不过，苏慧廉在他的回忆录中记载，他报名后就后悔了，他甚至祷告自己不要被派到中国去，因为中国的物质条件在当时不是太好。另外，在当时西方人的概念中，中国是一个特别现实的民族。苏慧廉或许不知该如何传教。但是，当苏慧廉知道自己必须去温州的时候，他丝毫没有迟疑。
苏慧廉在温州传教25年，首先影响了当地的医疗。行医本是传教士传教的手段之一，苏慧廉先是替人戒除鸦片毒瘾，然后开设小诊所，并很快得到了医术高明的赞誉。苏慧廉还在温州建立了学校，名字叫艺文学堂，温州近代史上很多名人都毕业于此。
温州话的《圣经》，英文版的《论语》
苏慧廉到了温州后，很快就学会了温州话，并且把《圣经》翻译成温州话。沈迦说：“温州话是很难学的，网上评选全国最难的方言，温州话一向位居前三，但苏慧廉学会了。”苏慧廉1883年来到温州，1894年把《新约》中的《四福音书》及《使徒行传》翻译成了温州话，并在英国出版。我们今天仍然可以在大英图书馆、美国康奈尔大学图书馆等外国图书馆中查到这本书。这本书是用拉丁字母注温州方言的发音，之所以要这样注音，是因为当时教徒多不识字，都是来自社会底层的贫苦百姓。他们连汉字都不认识，更不可能读《圣经》。由于拉丁字母比汉字容易，用拉丁字母一拼，就能念出来。1902年，苏慧廉把整本《新约》全部翻译成温州方言。
全本的温州方言《圣经》，沈迦在剑桥大学图书馆找到了一本。沈迦曾经专程到剑桥大学，就是为了看这本书。剑桥大学的工作人员从库房里调出来这本书，十分高兴。工作人员说，这本书到这里这么久，至今没有一个人看懂过，因为他们不能读温州方言。
1900年，义和团运动在中国北方达到高潮。在山西，则发生了同样是针对外国传教士的震惊中外的太原教案。7月9日，山西巡抚毓贤设计把全省的传教士集中于太原，进而大开杀戒，屠杀新教教士33人、天主教教士26人。1902年，山西大学堂在太原教案赔款的支持下，正式开学，成为了中国创办最早的三所国立大学之一，另两所是京师大学堂和北洋大学堂。
1907年，受另一位在中国的传教士李提摩太之邀，苏慧廉离开温州，前往太原，担任山西大学堂的总教习。根据创办山西大学堂时的约定，外方管理十年后，须将管理权交还中方。1911年2月，苏慧廉把学校交还清政府。清政府为表彰传教士们开办教育有功，封李提摩太三代正一品，苏慧廉三代正二品。
在山西大学堂期间，苏慧廉还把《论语》翻译成了英文并出版。这本书于1910年在日本出版，后收入牛津“世界经典丛书”。因为苏慧廉的译本非常好，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牛津的“世界经典丛书”里的《论语》还用这个译本。苏慧廉极其喜欢《论语》，他最喜欢的一句话是“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牛津的学术人生
1920年，牛津宣布第三任的汉学教授是苏慧廉。英式大学的设制，一个学科只有一个正教授，并且是终生的。苏慧廉在这个汉学教授的位子一直做了15年，直到他去世。15年间，他写了大量的作品，还培养了一个很有名的学生，叫费正清，20世纪美国最项级的“中国通”。当时费正清跟着他读博士。晚年的费正清在回忆录里多次提及这位恩师，如：“苏慧廉博士实际上编了一本有用的‘语音’字典。人们用这种方法在汉字迷宫中熟悉发音，而且甚至能够在字典中找到汉字……”
苏慧廉写了很多关于中国历史的书，还翻译了佛经。沈迦在教会给苏慧廉写的材料里看到，苏慧廉懂好几国语言，英语是母语，中文也非常好，还有法文、拉丁文、希伯来语、意大利语、梵文，因为研究佛教还要懂梵文。
1919年，好友李提摩太去世，不久之后，苏慧廉为他写下了传记《李提摩太在中国》，这本书成为了研究李提摩太最重要的第一手资料。苏慧廉还对佛教产生了兴趣，在牛津时，他翻译了《妙法莲华经》，并与何乐益（Lewis Hodous）合写了《中英佛学辞典》。直到今天，它们都是佛教研究领域中最好的英文工具书之一。
从不愿去中国，到影响中国
沈迦是浙江温州人，在他的家乡有一座一百多年历史的老教堂。出生在基督徒家庭的沈迦小时候和自己的祖母在这个教堂里做礼拜。教堂主殿有六根非常醒目的黑色柱子，那时候沈迦听别人讲，这六根柱子是从外国运来的，而修建这所教堂的是英国人。这么大的六根柱子如何运到中国？一直是沈迦心中的疑问。2000年，沈迦在《温州日报》副刊当编辑，在一次做专版查阅资料时，沈迦偶遇了苏慧廉这个名字。2006年，移居加拿大的沈迦打算好好干点儿什么，他想到了苏慧廉。因为苏慧廉在国内只有三百个字的介绍，于是从2007年开始，沈迦历时六年，完成了《寻找·苏慧廉》这本书，2013年由新星出版社出版。
苏慧廉并不是第一个到达温州的新教传教士。沈迦查阅民国留下来的资料，到1919年，在中国的外國传教士，还有六千多人。由此推测，前后来过的人一定数以万计，苏慧廉只是其中的一员而已。苏慧廉的到来，是因为一名叫李华庆的中国传教士因水土不服病逝，需要有人填补空缺。当时苏慧廉所在的教会招募到中国的传教士，于是苏慧廉报名了。不过，苏慧廉在他的回忆录中记载，他报名后就后悔了，他甚至祷告自己不要被派到中国去，因为中国的物质条件在当时不是太好。另外，在当时西方人的概念中，中国是一个特别现实的民族。苏慧廉或许不知该如何传教。但是，当苏慧廉知道自己必须去温州的时候，他丝毫没有迟疑。
苏慧廉在温州传教25年，首先影响了当地的医疗。行医本是传教士传教的手段之一，苏慧廉先是替人戒除鸦片毒瘾，然后开设小诊所，并很快得到了医术高明的赞誉。苏慧廉还在温州建立了学校，名字叫艺文学堂，温州近代史上很多名人都毕业于此。
温州话的《圣经》，英文版的《论语》
苏慧廉到了温州后，很快就学会了温州话，并且把《圣经》翻译成温州话。沈迦说：“温州话是很难学的，网上评选全国最难的方言，温州话一向位居前三，但苏慧廉学会了。”苏慧廉1883年来到温州，1894年把《新约》中的《四福音书》及《使徒行传》翻译成了温州话，并在英国出版。我们今天仍然可以在大英图书馆、美国康奈尔大学图书馆等外国图书馆中查到这本书。这本书是用拉丁字母注温州方言的发音，之所以要这样注音，是因为当时教徒多不识字，都是来自社会底层的贫苦百姓。他们连汉字都不认识，更不可能读《圣经》。由于拉丁字母比汉字容易，用拉丁字母一拼，就能念出来。1902年，苏慧廉把整本《新约》全部翻译成温州方言。
全本的温州方言《圣经》，沈迦在剑桥大学图书馆找到了一本。沈迦曾经专程到剑桥大学，就是为了看这本书。剑桥大学的工作人员从库房里调出来这本书，十分高兴。工作人员说，这本书到这里这么久，至今没有一个人看懂过，因为他们不能读温州方言。
1900年，义和团运动在中国北方达到高潮。在山西，则发生了同样是针对外国传教士的震惊中外的太原教案。7月9日，山西巡抚毓贤设计把全省的传教士集中于太原，进而大开杀戒，屠杀新教教士33人、天主教教士26人。1902年，山西大学堂在太原教案赔款的支持下，正式开学，成为了中国创办最早的三所国立大学之一，另两所是京师大学堂和北洋大学堂。
1907年，受另一位在中国的传教士李提摩太之邀，苏慧廉离开温州，前往太原，担任山西大学堂的总教习。根据创办山西大学堂时的约定，外方管理十年后，须将管理权交还中方。1911年2月，苏慧廉把学校交还清政府。清政府为表彰传教士们开办教育有功，封李提摩太三代正一品，苏慧廉三代正二品。
在山西大学堂期间，苏慧廉还把《论语》翻译成了英文并出版。这本书于1910年在日本出版，后收入牛津“世界经典丛书”。因为苏慧廉的译本非常好，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牛津的“世界经典丛书”里的《论语》还用这个译本。苏慧廉极其喜欢《论语》，他最喜欢的一句话是“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牛津的学术人生
1920年，牛津宣布第三任的汉学教授是苏慧廉。英式大学的设制，一个学科只有一个正教授，并且是终生的。苏慧廉在这个汉学教授的位子一直做了15年，直到他去世。15年间，他写了大量的作品，还培养了一个很有名的学生，叫费正清，20世纪美国最项级的“中国通”。当时费正清跟着他读博士。晚年的费正清在回忆录里多次提及这位恩师，如：“苏慧廉博士实际上编了一本有用的‘语音’字典。人们用这种方法在汉字迷宫中熟悉发音，而且甚至能够在字典中找到汉字……”
苏慧廉写了很多关于中国历史的书，还翻译了佛经。沈迦在教会给苏慧廉写的材料里看到，苏慧廉懂好几国语言，英语是母语，中文也非常好，还有法文、拉丁文、希伯来语、意大利语、梵文，因为研究佛教还要懂梵文。
1919年，好友李提摩太去世，不久之后，苏慧廉为他写下了传记《李提摩太在中国》，这本书成为了研究李提摩太最重要的第一手资料。苏慧廉还对佛教产生了兴趣，在牛津时，他翻译了《妙法莲华经》，并与何乐益（Lewis Hodous）合写了《中英佛学辞典》。直到今天，它们都是佛教研究领域中最好的英文工具书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