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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青（1896—1990），原名任卓宣，字启彰，后以“叶青”的笔名著称，四川南充人。早年曾赴法国勤工俭学，与周恩来、邓小平等一起组织和开展共产主义运动，曾担任过中共旅欧支部书记。后来，当他活着走出反革命的刑场之后，却开始积极反共，为国民党反共充当了一个重量级的打手。在1949年1月中共公布的第二批战犯名单中，他的名字也赫然在列，列第57位，即最后一位。后逃往台湾。他的一生极具传奇色彩。
刑场上遭两次枪毙仍死里逃生
叶青出身贫苦家庭，少年时在乡间私塾读书，后入南充县（今属南充市）县立中学（该校校长即张澜）学习，毕业后在小学教书，其间深受梁启超及《新青年》等影响，思想激进。1919年，在蔡元培等倡导的勤工俭学运动影响下，又得张澜的推荐，离川北上，考入北京高等法文专修馆，为赴法国勤工俭学作准备。
1920年，在张澜的资助下，任卓宣赴法，先在里昂附近的一家钢铁工厂当学徒，后在巴黎近郊的一家工厂做技工。其间，他目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现实状况，又接触到大量思想学说，思想逐渐由实业救国转到无政府主义乃至社会主义。1922年，他与周恩来、陈延年等发起组织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并创办《少年》。不久，他又加入法国共产党，同时成为由“少共”改名的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总支部的成员，并加入了旅欧国民党的组织。中共旅欧总支部成立后，他正式转为中共党员，并是该支部的负责人之一，负责宣传事宜，与周恩来等办报刊（《赤光》等），写了许多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1925年中国国内发生“五卅”运动，任卓宣在法国组织同胞游行示威进行声援。6月21日，他带领百余名华人冲击中国驻法使馆，遭到法国当局的镇压，最后有30多名中国留学生被驱逐出境，作为谈判总代表的任卓宣及其他二十余人被捕入狱。四个月后，任卓宣出狱，并被驱逐出境。他在党组织的安排下，经柏林前往苏联，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到莫斯科后不久，中共旅莫支部成立，任卓宣是其中的负责人之一，也即中山大学支部的负责人。由于他曾在法国担任过中共支部负责人，有相应的工作经历，就由他依照前例，建立了支部。可是他又效仿国内的陈独秀在支部内实行家长制，支委俞秀松等皆形同虚设。1925年冬，当王明等来到学校后，矛盾自然升级，王明曾与任卓宣展开辩论（即“教务派”和“党务派”之间的辩论），嘴上强过任卓宣的王明初露锋芒，使得支部被迫解散。
1926年底，任卓宣奉命回国。由于他的特殊经历，他很快在党内受到重用。他先在中共广东区委任宣传部部长，继任中央党报委员会委员等职，并兼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
1927年末，中共湖南省委书记王一飞被捕，任卓宣被调到湖南，担任省委书记兼宣传部部长，并负责在长沙一带领导开展革命活动。是年冬，因叛徒出卖，他被国民党湖南当局在“清共”运动中逮捕，继而被判处死刑。一天午后，当局枪决“共党要犯”，有10人从狱中被提出，任卓宣是其中的第七人。至刑场，10人依次排列，随即枪声大作，10人陆续倒地。任卓宣呢？枪声过后，他感到背后有一股强大的力量将他撞击在地不能动弹，接着又是几声枪响掠过耳际。倒在地上的任卓宣这时听到有人说：“这个人没有死，补他一枪。”结果枪声响后，仍没有击中任卓宣的要害（一眼被击穿）。此时行刑者已撤离刑场，而任卓宣则已昏死过去。是夜，天降大雪，任卓宣被寒冷所激醒。突然，听到有人说：“你还没有死吗？”任答道：“没死，请你补一枪吧。”那人又说：“我并非官家人，我是来‘剥鬼皮’（即剥死人身上衣服）的，我可以救你，你家在哪里呢？”任卓宣听了，连忙说：“我家在四川，在长沙还有一个表妹。”说罢，那人挽起任卓宣，急急离开刑场，就近送到一个农民家中。此后，得到通知的表妹把受伤的任卓宣送进长沙的湘雅医院。这所医院是外国教会开办的，虽然知道病人的来历，但为了“救死扶伤”，仍予以尽心医治。这就是当年国民党“清共”在长沙留下的一个奇闻：两次枪毙，有一名共产党人居然还能死里逃生。
陈独秀“绝不怀疑”
任卓宣在长沙湘雅医院调养期间，正是“左”倾盲动错误大行其道的时候，任卓宣很快与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并仍然在党内负责，还相继领导了长沙、平江、浏阳、醴陵等地的暴动。不久，他又被国民党湖南当局发现，再次被捕入狱。奇怪的是，任卓宣第二次被捕后，却没有了先前的英勇和壮烈，这次他告别了共产党，走到了共产党的对立面。他对国民党长沙法院副院长左国雍说：“我在共产党的政治生命已经死去了！今后我要追寻我的新生。”什么“新生”呢？左国雍介绍他为进驻湖南的川军第二十师少校政治教官。任欣然赴任，开始成为国民党专门训练反共干部的一名政治教官。历史上向来有“早死一年是好人，晚死一年是坏人”的俏皮话———设若任卓宣此前死在刑场，则当然成就了他烈士的英名；偏偏造化弄人（当然是他自己在思想上和灵魂上发生了剧变），此后“叶青”就以叛徒二字铁板钉钉，被牢牢钉在史册上。
1928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发出《关于党员自首与叛变》的通告，通告中揭露了几个叛徒的叛变事实，即“李涤生、任卓宣、符向一等为敌人卖党捕同志破获机关的侦缉工作”。
《郑超麟回忆录》一书中也提及国民党“清共”运动中“四川人任卓宣遇着奇异的命运”。郑超麟回忆说：
“任卓宣也是贫苦家庭出身，他是属于中国旧小说常写的一种典型，朱买臣式人物：一个穷苦人家子弟，天分好，肯用功，渐渐得到巨眼者赏识，遂飞黄腾达起来，于是忘记了而且贱视了自己出身的阶级。朱买臣报了怨后，结果成了一个赃官。当代的‘朱买臣’，有许多走到革命来的，他们不过视革命为飞黄腾达的捷径。我常遇见这种人物，他们靠不住的居多。但任卓宣是个老同志，‘少年共产党’发起人之一，继赵世炎和周恩来做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书记，在法国为领导运动被判一年徒刑。如此努力和忠实，以致我把他看作同世炎、延年、若飞等一个典型人物。过去党内并非没有叛徒，几次大案多是内奸造成的，他们或是敌人埋伏的奸细，或是自己变节。我们都视这些内奸为投机分子，本与我们属于不同的族类。任卓宣是我认为同族类之中第一个叛党的。我们起初都不相信湖南来的报告。陈独秀表示气愤，他说：‘卓宣绝不会做这种事情，不要诬蔑他。’老头子只见过卓宣一两面，他是根据过去的通信、言论、行事，视卓宣为与我们这批工作者一个样的。老头子绝不怀疑我们之中有人能做出这种事情。不幸，湖南来的报告证明是事实了。我们对人从此多了一种认识。” 为反共操碎了心
晚年的叶青著文回顾了自己叛变和反共的经历，是为《我为什么反共？》，他述及自己当年从欧洲回国之后：“一面参加共产党底工作，一面也参加国民党底工作。后来因国民党清党，自然脱离了国民党。由于共产党实行盲动主义，盲动底结果，大批党员被捕，甚至被杀，也自然脱离了共产党。我也是这样。”
他还说：“我反共是为了国家，为了中国。从前在法国赞成社会主义，加入共产党，是为了参加劳动，同情工人，乃基于局部的事实。现在知识广，经验多，了解中国底历史趋势，亦即了解全部的事实，自然根据中国需要，从事反共了。”
这段说辞由所谓“德高望重”的国民党“反共元老”“反共专家”甚或“反共教父”叶青说出，自是堂而皇之。而按照叶青自己的划分，他的反共可以分为“哲学反共、思想反共”和“政治反共、实际反共”两类。前者，是指在哲学和思想领域通过著述来从事反共；后者，则是在历史和现实中的反共。他的得意之作是抗战前夕针对中共要求停止内战的口号针锋相对地提出所谓“统一救国”。他后来回忆和表功说：
“大概是在二十五六年间（即1937年前后），共产党推行‘人民阵线’运动，因而有‘救国会’之崛起。……当时共产党底口号是‘联合抗日’，不好反对。而联合各党各派各界各军共同抗日，显然有利于共党共军，不利于国党国军。于是我主张发表宣言，展开‘统一救国’。这是共产党不能反对的，但又有损于共产党，因其要将‘边区’军政大权交于国民政府也。潘公展（国民党CC系骨干，曾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央宣传委员会主任委员）大为赞成，在上海发起‘统一救国’十万人签名运动。他办有《文化建设》月刊，我告其主编樊仲云，即出版一个‘统一救国’专号，以压倒上海日渐流行的‘联合抗日’口号。他深以为然，遂发信征稿。”
叶青这种迎合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论调迅即遭到当时左翼阵营的猛烈批驳，甚者指控其为“托洛茨基派”“日本警犬”“民族败类”等。中共方面也直接致电蒋介石，要求追究叶青等人“破坏统一战线”之罪。相反，叶青却因“反共有功”获得蒋介石的关注和赏识。当时蒋介石、汪精卫、陈诚等国民党高层人物先后接见了他。叶青多年后仍有受宠若惊之感，他回忆说：
“据说共产党反对我的事引起了当时蒋委员长底注意。中国人这样多，为什么共产党独怕叶青呢？因此想看我为（是）何（如）人。”
此后，叶青把自己牢牢地绑在国民党的战车上，不遗余力地为反共鼓气打气，在国共内战中充当反共内战的急先锋。他除了不断著文为国民党的“戡乱”献计献策之外，还曾发起针对政协会议的“三民主义宪法促成会”等，甚至亲自组织反共示威游行（自称是“主战派”）。1948年底淮海战役之际，时任国民党南京市党部执行委员的叶青提议在南京举行十万群众的“反共示威大游行”，“以支持徐州底反共将士”，又赴各地“劳军”和发表反共演说（组织巡回讲演团），出版反共书刊（《共产党问题》《反共问题》《中国目前的变化及其出路》《为谁而战》《新路线》等），无奈国民党已经分崩离析、大势已去，尽管叶青为反共操碎了心、出尽了力，所谓“一心反共，不计其他；只知谋国，不管己事”，甚至母丧不归，也无法挽回颓势。
1949年，不得已引退回乡的蒋介石在奉化溪口会见了叶青，并问策于叶青。叶青回忆说：“我当详陈戡乱失败之故，以为是实行三民主义不够、不快、发生毛病所致。总统以为然，要我写出来。”7月，叶青受命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旋即代理部长，所谓“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叶青为困兽犹斗的国民党拼命打气。他奔波于西南，指导所谓宣传业务、剖析对时局的看法等，号召开辟“第二战场”和“经济战”“思想战”，“重振北伐精神”，组织“远东反共国际”，等等，以鼓舞早已瘪空了的士气。
晚年在台生活“如履薄冰”
1950年春，叶青由海口到台北。他是最后一批抵台的反共干将。叶青因无颜面对“反共”不利的指责，辞去了国民党宣传部部长的职务转而任教于一所国民党的“政工干部学校”。不过，蒋介石仍然非常器重他，授命其为“总裁办公室”下的设计委员会委员、党务顾问、训练委员会委员，叶青以自己的使命是“写作和讲演”为由，未予接受。如其所自述，叶青在台湾的主要活动就是从事反共的写作和讲演。
叶青晚年苦心经营他此前在大陆创办的一个反共书店———“帕米尔书店”。这家书店在台湾复业后，专事出版反共书刊（如《政治评论》半月刊）。叶青自己更是笔耕不辍，撰写了大量的研究三民主义和反共的书稿、文章。后来结集成的《毛泽东思想批判》一书，就是他为向大陆反共广播而撰写的广播稿。此外还有《新民主主义批判》《中国向何处去》《共产主义批判》《共产党“土地改革”批判》《阶级斗争批判》《马克思政治思想批判》《共产党理论批判大纲》《马克思哲学思想批判》《马克思主义批判》等等。当时，大凡中国台湾及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反共报刊等，如台北的《民族报》《中华日报·思潮》《战斗周报》及马尼拉的《大中华日报·思想》等，均由其操笔主持；至于讲演，叶青可谓“劳碌”，台北乃至环岛以及“冷战”开始时中国周边建立的所谓“亚洲反共联盟”“世界反共联盟”等组织，皆有他的声音，其讲演内容也不外是“国父遗教大纲”和所谓“匪党理论批判”，这些讲稿又分别被列为台湾军方各军事学校的政治教材。
叶青的“批判”，堪称蔚为大观的反共文字。在《毛泽东思想批判》一书中，就所谓“三民主义”“民主主义”“共产主义”和“新民主主义”的性质等，叶青对毛泽东展开了系统的“批判”。之所以专门针对毛泽东，是因为叶青认为中共内部没有称得上有“理论”的人，如王明只是共产国际代表米夫身后的“一个黄口小儿”；而毛泽东呢，叶青说：“自从《论新阶段》出版以后，我对毛泽东的看法比较不同。他的‘马克思主义底中国化’问题之提出，证明他懂得一些理论。那时他叫出‘学习’底口号，想‘认真学习一点东西’。两年以后，看见他在《解放》第九十八和九十九两期合刊上的《新民主主义论》，觉得他有相当的进步。”于是，“我对于毛泽东，从此遂把他作共产党理论家看待了”。 叶青从来都是自居为“理论家”的，如今他把政治家毛泽东也称为“理论家”，这不是恭维，是认为自己有了真正意义上的论敌。
晚年的叶青在《我反共经验底总结》一文中总结道：“我反共约有四十五年之久，已分成我在上海反共、在武汉反共、在重庆反共、在南京上海广州反共、在台北反共五期……反共的文和书并不算少，也可说相当多。至于讲演和讲课之关于反共者，同样如此。可以说，用笔墨唇舌反共，在中国究竟有几人如此，而且又历时四十五年未尝停止或间断呢？”这就是“反共理论家”叶青的自供状了。所谓坚持反共近半个世纪，著述逾千万字，实在堪称是20世纪反共之第一人，也是中共历史上最决绝的叛徒了。
叶青退休时，曾获蒋介石颁发的“云麾勋章”。叶青七十大寿时，台湾当局在台北的“三军军官俱乐部”为他举行了签名祝寿活动，到场者三千余人，蒋介石送来寿匾，名流显要如张群、何应钦、白崇禧、谷正纲、盛世才、叶公超、毛子水等都到场为之祝寿，礼堂挂满了屏联、书画和诗词。曾任国民党湖北省主席的万耀煌在祝寿诗中直书：“名以叶青显，文因反共多。”可谓概括了叶青的一生。
晚年叶青的著作和传记，大多是在他创办和主持的“帕米尔书店”出版的，那些所谓“评传”，其内容不外是颂扬其“反共先锋”“反共斗士”的“光荣历史”。不过，对他早年的生活经历包括担任中共领导人及其叛变的经过，或者语焉不详、几笔带过，或者干脆只字不提，似是欲彻底把这一段历史抹去。其实，这也不是没有理由的。就在1962年台湾那场著名的关于中西文化问题的论战中，以“大嘴”著称的李敖在与论敌笔战时，毫不客气地揭穿任卓宣（叶青）、郑学稼等的老底，说他们早年参加过共产党，是共产党的叛徒，并且在文章中暗示他们的思想、思路和理论背景实际上都来源于早年他们的历史，而其文字，不外是他们“前期快感”的体现。因此有人认为：在彼时的“冷战”和台湾的形势和情势之下，这样的指控，其实是非常有杀伤力的，这或许就是叶青处此之势，不得不处处小心谨慎、如履薄冰，并且拼命撰写反共文字的原因之一。叶青一生，著述出版达110部，文章2500余篇，文字总计可达2000余万字，可谓“著述等身”。
叶青虽然叛变了共产党，不过有一条，他似乎还留有共产党的痕迹，那就是他终其一生，以过着苦行僧般的生活而著称，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了“哲学反共、思想反共”和“政治反共、实际反共”上。
1990年，叶青去世。
刑场上遭两次枪毙仍死里逃生
叶青出身贫苦家庭，少年时在乡间私塾读书，后入南充县（今属南充市）县立中学（该校校长即张澜）学习，毕业后在小学教书，其间深受梁启超及《新青年》等影响，思想激进。1919年，在蔡元培等倡导的勤工俭学运动影响下，又得张澜的推荐，离川北上，考入北京高等法文专修馆，为赴法国勤工俭学作准备。
1920年，在张澜的资助下，任卓宣赴法，先在里昂附近的一家钢铁工厂当学徒，后在巴黎近郊的一家工厂做技工。其间，他目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现实状况，又接触到大量思想学说，思想逐渐由实业救国转到无政府主义乃至社会主义。1922年，他与周恩来、陈延年等发起组织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并创办《少年》。不久，他又加入法国共产党，同时成为由“少共”改名的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总支部的成员，并加入了旅欧国民党的组织。中共旅欧总支部成立后，他正式转为中共党员，并是该支部的负责人之一，负责宣传事宜，与周恩来等办报刊（《赤光》等），写了许多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1925年中国国内发生“五卅”运动，任卓宣在法国组织同胞游行示威进行声援。6月21日，他带领百余名华人冲击中国驻法使馆，遭到法国当局的镇压，最后有30多名中国留学生被驱逐出境，作为谈判总代表的任卓宣及其他二十余人被捕入狱。四个月后，任卓宣出狱，并被驱逐出境。他在党组织的安排下，经柏林前往苏联，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到莫斯科后不久，中共旅莫支部成立，任卓宣是其中的负责人之一，也即中山大学支部的负责人。由于他曾在法国担任过中共支部负责人，有相应的工作经历，就由他依照前例，建立了支部。可是他又效仿国内的陈独秀在支部内实行家长制，支委俞秀松等皆形同虚设。1925年冬，当王明等来到学校后，矛盾自然升级，王明曾与任卓宣展开辩论（即“教务派”和“党务派”之间的辩论），嘴上强过任卓宣的王明初露锋芒，使得支部被迫解散。
1926年底，任卓宣奉命回国。由于他的特殊经历，他很快在党内受到重用。他先在中共广东区委任宣传部部长，继任中央党报委员会委员等职，并兼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
1927年末，中共湖南省委书记王一飞被捕，任卓宣被调到湖南，担任省委书记兼宣传部部长，并负责在长沙一带领导开展革命活动。是年冬，因叛徒出卖，他被国民党湖南当局在“清共”运动中逮捕，继而被判处死刑。一天午后，当局枪决“共党要犯”，有10人从狱中被提出，任卓宣是其中的第七人。至刑场，10人依次排列，随即枪声大作，10人陆续倒地。任卓宣呢？枪声过后，他感到背后有一股强大的力量将他撞击在地不能动弹，接着又是几声枪响掠过耳际。倒在地上的任卓宣这时听到有人说：“这个人没有死，补他一枪。”结果枪声响后，仍没有击中任卓宣的要害（一眼被击穿）。此时行刑者已撤离刑场，而任卓宣则已昏死过去。是夜，天降大雪，任卓宣被寒冷所激醒。突然，听到有人说：“你还没有死吗？”任答道：“没死，请你补一枪吧。”那人又说：“我并非官家人，我是来‘剥鬼皮’（即剥死人身上衣服）的，我可以救你，你家在哪里呢？”任卓宣听了，连忙说：“我家在四川，在长沙还有一个表妹。”说罢，那人挽起任卓宣，急急离开刑场，就近送到一个农民家中。此后，得到通知的表妹把受伤的任卓宣送进长沙的湘雅医院。这所医院是外国教会开办的，虽然知道病人的来历，但为了“救死扶伤”，仍予以尽心医治。这就是当年国民党“清共”在长沙留下的一个奇闻：两次枪毙，有一名共产党人居然还能死里逃生。
陈独秀“绝不怀疑”
任卓宣在长沙湘雅医院调养期间，正是“左”倾盲动错误大行其道的时候，任卓宣很快与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并仍然在党内负责，还相继领导了长沙、平江、浏阳、醴陵等地的暴动。不久，他又被国民党湖南当局发现，再次被捕入狱。奇怪的是，任卓宣第二次被捕后，却没有了先前的英勇和壮烈，这次他告别了共产党，走到了共产党的对立面。他对国民党长沙法院副院长左国雍说：“我在共产党的政治生命已经死去了！今后我要追寻我的新生。”什么“新生”呢？左国雍介绍他为进驻湖南的川军第二十师少校政治教官。任欣然赴任，开始成为国民党专门训练反共干部的一名政治教官。历史上向来有“早死一年是好人，晚死一年是坏人”的俏皮话———设若任卓宣此前死在刑场，则当然成就了他烈士的英名；偏偏造化弄人（当然是他自己在思想上和灵魂上发生了剧变），此后“叶青”就以叛徒二字铁板钉钉，被牢牢钉在史册上。
1928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发出《关于党员自首与叛变》的通告，通告中揭露了几个叛徒的叛变事实，即“李涤生、任卓宣、符向一等为敌人卖党捕同志破获机关的侦缉工作”。
《郑超麟回忆录》一书中也提及国民党“清共”运动中“四川人任卓宣遇着奇异的命运”。郑超麟回忆说：
“任卓宣也是贫苦家庭出身，他是属于中国旧小说常写的一种典型，朱买臣式人物：一个穷苦人家子弟，天分好，肯用功，渐渐得到巨眼者赏识，遂飞黄腾达起来，于是忘记了而且贱视了自己出身的阶级。朱买臣报了怨后，结果成了一个赃官。当代的‘朱买臣’，有许多走到革命来的，他们不过视革命为飞黄腾达的捷径。我常遇见这种人物，他们靠不住的居多。但任卓宣是个老同志，‘少年共产党’发起人之一，继赵世炎和周恩来做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书记，在法国为领导运动被判一年徒刑。如此努力和忠实，以致我把他看作同世炎、延年、若飞等一个典型人物。过去党内并非没有叛徒，几次大案多是内奸造成的，他们或是敌人埋伏的奸细，或是自己变节。我们都视这些内奸为投机分子，本与我们属于不同的族类。任卓宣是我认为同族类之中第一个叛党的。我们起初都不相信湖南来的报告。陈独秀表示气愤，他说：‘卓宣绝不会做这种事情，不要诬蔑他。’老头子只见过卓宣一两面，他是根据过去的通信、言论、行事，视卓宣为与我们这批工作者一个样的。老头子绝不怀疑我们之中有人能做出这种事情。不幸，湖南来的报告证明是事实了。我们对人从此多了一种认识。” 为反共操碎了心
晚年的叶青著文回顾了自己叛变和反共的经历，是为《我为什么反共？》，他述及自己当年从欧洲回国之后：“一面参加共产党底工作，一面也参加国民党底工作。后来因国民党清党，自然脱离了国民党。由于共产党实行盲动主义，盲动底结果，大批党员被捕，甚至被杀，也自然脱离了共产党。我也是这样。”
他还说：“我反共是为了国家，为了中国。从前在法国赞成社会主义，加入共产党，是为了参加劳动，同情工人，乃基于局部的事实。现在知识广，经验多，了解中国底历史趋势，亦即了解全部的事实，自然根据中国需要，从事反共了。”
这段说辞由所谓“德高望重”的国民党“反共元老”“反共专家”甚或“反共教父”叶青说出，自是堂而皇之。而按照叶青自己的划分，他的反共可以分为“哲学反共、思想反共”和“政治反共、实际反共”两类。前者，是指在哲学和思想领域通过著述来从事反共；后者，则是在历史和现实中的反共。他的得意之作是抗战前夕针对中共要求停止内战的口号针锋相对地提出所谓“统一救国”。他后来回忆和表功说：
“大概是在二十五六年间（即1937年前后），共产党推行‘人民阵线’运动，因而有‘救国会’之崛起。……当时共产党底口号是‘联合抗日’，不好反对。而联合各党各派各界各军共同抗日，显然有利于共党共军，不利于国党国军。于是我主张发表宣言，展开‘统一救国’。这是共产党不能反对的，但又有损于共产党，因其要将‘边区’军政大权交于国民政府也。潘公展（国民党CC系骨干，曾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央宣传委员会主任委员）大为赞成，在上海发起‘统一救国’十万人签名运动。他办有《文化建设》月刊，我告其主编樊仲云，即出版一个‘统一救国’专号，以压倒上海日渐流行的‘联合抗日’口号。他深以为然，遂发信征稿。”
叶青这种迎合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论调迅即遭到当时左翼阵营的猛烈批驳，甚者指控其为“托洛茨基派”“日本警犬”“民族败类”等。中共方面也直接致电蒋介石，要求追究叶青等人“破坏统一战线”之罪。相反，叶青却因“反共有功”获得蒋介石的关注和赏识。当时蒋介石、汪精卫、陈诚等国民党高层人物先后接见了他。叶青多年后仍有受宠若惊之感，他回忆说：
“据说共产党反对我的事引起了当时蒋委员长底注意。中国人这样多，为什么共产党独怕叶青呢？因此想看我为（是）何（如）人。”
此后，叶青把自己牢牢地绑在国民党的战车上，不遗余力地为反共鼓气打气，在国共内战中充当反共内战的急先锋。他除了不断著文为国民党的“戡乱”献计献策之外，还曾发起针对政协会议的“三民主义宪法促成会”等，甚至亲自组织反共示威游行（自称是“主战派”）。1948年底淮海战役之际，时任国民党南京市党部执行委员的叶青提议在南京举行十万群众的“反共示威大游行”，“以支持徐州底反共将士”，又赴各地“劳军”和发表反共演说（组织巡回讲演团），出版反共书刊（《共产党问题》《反共问题》《中国目前的变化及其出路》《为谁而战》《新路线》等），无奈国民党已经分崩离析、大势已去，尽管叶青为反共操碎了心、出尽了力，所谓“一心反共，不计其他；只知谋国，不管己事”，甚至母丧不归，也无法挽回颓势。
1949年，不得已引退回乡的蒋介石在奉化溪口会见了叶青，并问策于叶青。叶青回忆说：“我当详陈戡乱失败之故，以为是实行三民主义不够、不快、发生毛病所致。总统以为然，要我写出来。”7月，叶青受命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旋即代理部长，所谓“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叶青为困兽犹斗的国民党拼命打气。他奔波于西南，指导所谓宣传业务、剖析对时局的看法等，号召开辟“第二战场”和“经济战”“思想战”，“重振北伐精神”，组织“远东反共国际”，等等，以鼓舞早已瘪空了的士气。
晚年在台生活“如履薄冰”
1950年春，叶青由海口到台北。他是最后一批抵台的反共干将。叶青因无颜面对“反共”不利的指责，辞去了国民党宣传部部长的职务转而任教于一所国民党的“政工干部学校”。不过，蒋介石仍然非常器重他，授命其为“总裁办公室”下的设计委员会委员、党务顾问、训练委员会委员，叶青以自己的使命是“写作和讲演”为由，未予接受。如其所自述，叶青在台湾的主要活动就是从事反共的写作和讲演。
叶青晚年苦心经营他此前在大陆创办的一个反共书店———“帕米尔书店”。这家书店在台湾复业后，专事出版反共书刊（如《政治评论》半月刊）。叶青自己更是笔耕不辍，撰写了大量的研究三民主义和反共的书稿、文章。后来结集成的《毛泽东思想批判》一书，就是他为向大陆反共广播而撰写的广播稿。此外还有《新民主主义批判》《中国向何处去》《共产主义批判》《共产党“土地改革”批判》《阶级斗争批判》《马克思政治思想批判》《共产党理论批判大纲》《马克思哲学思想批判》《马克思主义批判》等等。当时，大凡中国台湾及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反共报刊等，如台北的《民族报》《中华日报·思潮》《战斗周报》及马尼拉的《大中华日报·思想》等，均由其操笔主持；至于讲演，叶青可谓“劳碌”，台北乃至环岛以及“冷战”开始时中国周边建立的所谓“亚洲反共联盟”“世界反共联盟”等组织，皆有他的声音，其讲演内容也不外是“国父遗教大纲”和所谓“匪党理论批判”，这些讲稿又分别被列为台湾军方各军事学校的政治教材。
叶青的“批判”，堪称蔚为大观的反共文字。在《毛泽东思想批判》一书中，就所谓“三民主义”“民主主义”“共产主义”和“新民主主义”的性质等，叶青对毛泽东展开了系统的“批判”。之所以专门针对毛泽东，是因为叶青认为中共内部没有称得上有“理论”的人，如王明只是共产国际代表米夫身后的“一个黄口小儿”；而毛泽东呢，叶青说：“自从《论新阶段》出版以后，我对毛泽东的看法比较不同。他的‘马克思主义底中国化’问题之提出，证明他懂得一些理论。那时他叫出‘学习’底口号，想‘认真学习一点东西’。两年以后，看见他在《解放》第九十八和九十九两期合刊上的《新民主主义论》，觉得他有相当的进步。”于是，“我对于毛泽东，从此遂把他作共产党理论家看待了”。 叶青从来都是自居为“理论家”的，如今他把政治家毛泽东也称为“理论家”，这不是恭维，是认为自己有了真正意义上的论敌。
晚年的叶青在《我反共经验底总结》一文中总结道：“我反共约有四十五年之久，已分成我在上海反共、在武汉反共、在重庆反共、在南京上海广州反共、在台北反共五期……反共的文和书并不算少，也可说相当多。至于讲演和讲课之关于反共者，同样如此。可以说，用笔墨唇舌反共，在中国究竟有几人如此，而且又历时四十五年未尝停止或间断呢？”这就是“反共理论家”叶青的自供状了。所谓坚持反共近半个世纪，著述逾千万字，实在堪称是20世纪反共之第一人，也是中共历史上最决绝的叛徒了。
叶青退休时，曾获蒋介石颁发的“云麾勋章”。叶青七十大寿时，台湾当局在台北的“三军军官俱乐部”为他举行了签名祝寿活动，到场者三千余人，蒋介石送来寿匾，名流显要如张群、何应钦、白崇禧、谷正纲、盛世才、叶公超、毛子水等都到场为之祝寿，礼堂挂满了屏联、书画和诗词。曾任国民党湖北省主席的万耀煌在祝寿诗中直书：“名以叶青显，文因反共多。”可谓概括了叶青的一生。
晚年叶青的著作和传记，大多是在他创办和主持的“帕米尔书店”出版的，那些所谓“评传”，其内容不外是颂扬其“反共先锋”“反共斗士”的“光荣历史”。不过，对他早年的生活经历包括担任中共领导人及其叛变的经过，或者语焉不详、几笔带过，或者干脆只字不提，似是欲彻底把这一段历史抹去。其实，这也不是没有理由的。就在1962年台湾那场著名的关于中西文化问题的论战中，以“大嘴”著称的李敖在与论敌笔战时，毫不客气地揭穿任卓宣（叶青）、郑学稼等的老底，说他们早年参加过共产党，是共产党的叛徒，并且在文章中暗示他们的思想、思路和理论背景实际上都来源于早年他们的历史，而其文字，不外是他们“前期快感”的体现。因此有人认为：在彼时的“冷战”和台湾的形势和情势之下，这样的指控，其实是非常有杀伤力的，这或许就是叶青处此之势，不得不处处小心谨慎、如履薄冰，并且拼命撰写反共文字的原因之一。叶青一生，著述出版达110部，文章2500余篇，文字总计可达2000余万字，可谓“著述等身”。
叶青虽然叛变了共产党，不过有一条，他似乎还留有共产党的痕迹，那就是他终其一生，以过着苦行僧般的生活而著称，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了“哲学反共、思想反共”和“政治反共、实际反共”上。
1990年，叶青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