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几个月，宏观经济趋冷是各界关注的重点。然而众所周知，通货膨胀一直是悬在中国经济头上的达摩克力斯之剑。2013年2月，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升3.2%，环比提高达1.1个百分点。
　　与历史数据比较，当前的通胀率并不高。但是，通胀的潜在压力很大，在不久以后的某个时点，甚至受某些特殊事件刺激，潜在的通胀或可在短期内转化成显性通胀。
　　流动性过剩所导致的通货膨胀可能会滞后2年左右，按照中国宏观经济的规律，在经济下滑时期可能会延长至4年左右。从2008年年底到2010年上半年，在反金融危机的政策布局下，货币当局释放了大量流动性。
　　从数据上看，到2012年底，流通中的货币量已约为GDP（国内生产总值）的两倍。
　　在防止经济下行的背景下，201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适度扩大社会资金总规模，这实际给出了2013年银根将有所放松的信号。因此，从时间节点来看，通胀压力或可随时“变现”，需要高度警惕。
　　2013年的通胀压力，还不可忽视国际输入的特点，进口成本不断提高而带来的通胀压力将更为明显。
　　笔者曾经做过测算，国际市场大豆价格上涨1元，国内市场的大豆价格将上涨0.83元；而国内市场大豆涨1元，菜篮子中的肉禽蛋将上涨0.62元，这就推动了国内价格。
　　菜篮子消费上升的话，预示着全社会各行各业劳动力要上涨，这就转化成全面的通货膨胀。
　　另一方面，流动性要找出路。目前，对人民币未来走势的主流预期仍是稳步升值。因此，国际收支失衡在2013年可能仍然较为突出，从而加剧通货膨胀的压力。
　　通货膨胀面临潜在压力的大背景，是经济仍处在下行周期。因此，宏观调控可能将再度陷入两难的尴尬。
　　根据2013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今年的宏观调控基调仍然延续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过去几年，宏观调控的基调无论如何措辞，但在“积极”还是“稳健”的抉择上，总是根据经济现实，相机而动。2013年这一宏调基调，同样意在为日后政策留出较大空间。
　　之所以这么做，存在两方面的因素。首先，当前在通货膨胀和经济下行之间要做出判断，是很困难的。两方面风险并存，却又不断变化，难以预计未来一段时间哪个风险将更为严峻，一松一紧的政策搭配，可减少政策风险。
　　即使仅就控制通胀而言，由于导致通胀的因素复杂，单向政策也容易造成失调的结果。有研究显示，中国当前面临的通胀压力，其中有50%以上来自货币增发带来的需求拉动，有40%以上的因素来自于成本推动。麻烦的是，抑制需求拉动的通胀，需要紧缩银根，而对付成本推动的通胀，收紧银根会推高实际利率，反而进一步加剧通胀压力。
　　第二，任何政策背后，都存在利益关系的博弈。一般来说，中央有关部门的政策更倾向于反通胀，而地方政府更倾向于防经济下滑。因为通货膨胀控制不住、物价高涨，中央政府承担的责任更多，但经济不景气则更加冲击地方政府利益。不同的利益导向，都会在宏观调控中有所反应。
　　从更长期的视角来看，要真正解决通货膨胀和经济下行的双重难题，不能仅靠宏观调控，必须依靠经济结构的调整。
　　然而，经济结构发生变化，不取决于长官的意志，而是取决于经济竞争中效率的比对。结构升级是效率提升的函数，效率提升的关键正在于技术创新。
　　实现技术创新最根本的保障是什么？笔者认为在于制度创新，制度重于技术。必须要有一种鼓励竞争的制度，推動技术创新，保证政府、企业、个人都有创新的动力和压力。
　　建立这种制度的障碍主要集中在两方面。其一，土地、资本、技术和专利、资源环境等要素的市场化改革需积极推进，其市场流动将促使人们在优胜劣汰的压力下自发创新。
　　其二，过去34年的改革开放，重在扩大市场空间和规模，未来的困难是如何提高市场化质量，完善市场经济秩序，包括产权制度、价格制度、法治制度、道德秩序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