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就像屋檐下的一盏灯
　　1933年6月，上海酷热无比，站在巴黎大戏院门口等梅志，身形高大的胡风心情激动。自从在“中国作家左翼联盟”成员韩起家中偶然见过她之后，那个穿浅蓝色旗袍的身影就一直留在他的脑海里。当时，因为在日本组织抗日文化团体，他被驱逐回到上海，任左联宣传部长、行政书记，暂住韩起家中。当韩起推荐梅志为新出的油印刊物刻蜡板时，他写信约她面谈。
　　梅志如约到来时，胡风早已满头大汗。在附近的冷饮室，他点了两份刨冰，迫不及待地吃起来。虽然加入左联已有一年，但梅志从来没有和男子单独约会过，何况他还是鼎鼎大名的诗人和文艺理论家。窘迫中，她拿出钱起身付账，这一幕，惹得他哈哈大笑。她秀美的脸，顿时羞得绯红。
　　19岁的梅志，质朴纯真，热爱文学，甜甜细语、绵绵笑意令胡风滋生了多情的渴望。一番交谈后，她已成为他眼中移不开的风景。接触多了，志同道合又朝夕相处，梅志对胡风好感渐生。而比她大12岁的胡风，经历过风风雨雨，急切地想要家庭的温馨与安宁。
　　“我不能再隐瞒了，只有你才能将我从混乱的感情中挽救出来，我这个漂泊的人，只有你才能给我归宿。”虽然表白来得猝不及防，但梅志从胡风炯炯有神的目光里看到了热烈和真诚。不顾年龄差距，也不在乎他没有固定工作和住所，还不时被特务盯梢，从“我相信”到“我愿意”，1933年底，他们在上海巨鹿路简单安了家。
　　婚后，梅志学着做饭、料理家务，并渴望在文学上有所建树。在胡风指点下，她开始系统地读书，帮助他油印刊物、抄稿之余，尝试写作。在无数次“被理论家丈夫否决”后，小说《受伤之夜》得到他“有生活、有人物”的肯定，经他推荐，发表在《自由谈》上。
　　时局动荡，胡风一度失去饭碗，靠著译为生。日子虽灰暗，但梅志就像屋檐下的一盏灯，有她就有温暖、有亮光。每每看到红得耀眼的枫叶，她总会摘下两片，一片夹在他的日记本里，另一片夹在自己正看的书中。儿子出生后，胡风尽显慈父的温柔，小家庭安乐和谐。
　　爱情跑赢了时间
　　不久，抗战全面爆发，胡风开始主编《七月》周刊。刚烈、耿直的他，在创刊号上发表诗作《血誓》，誓与侵略者战斗到底。可上海沦陷，他们不得不流离辗转，于1938年底到达重庆。
　　生活稍稍安定，胡风就全力投入《七月》的复刊事务。在日军的狂轰滥炸中，在两间牲口棚改建的破房里，携儿带女的梅志成为胡风的得力助手。那些交织着压迫、苦难和创伤的文稿，因着她的整理，行文中多了生活的情趣。在胡风指引下，一批青年作家崛起于文坛，为抗战文艺贡献不菲。
　　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国民党当局掀起了反共高潮，《七月》被勒令停刊。他们被迫出走香港、潜往桂林，之后又回到重庆。为了排解孩子的孤单，梅志开始讲故事，故事越讲越长，不仅孩子入迷，连胡风都有了兴趣。在他的鼓励下，梅志的《小面人求仙记》诞生了。书出版时，一向苛刻的胡风特意撰写了广告词。他的赞许激发了梅志的创作欲望，由此走上儿童文学创作的道路。
　　胡风主编刊物，发表文艺评论，出译文、杂文、评论集，梅志则接连发表童话、小说、儿童诗，创作颇丰。事业齐头并进，感情恩爱有加，现世虽不安稳，岁月也算静好。新中国成立后，胡风激情满怀地写出“惊住了一切人”的400行长诗《时间开始了》。对新生活，梅志充满憧憬。
　　可随着文艺界整风运动的开始，胡风的文艺思想受到批判，学术争论渐渐变成政治问题。他发声的机会越来越少，以他为核心的“七月派”都受到牵连。自责的同时，胡风历时半年写出30万字的《关于几年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详细阐明了自己对文艺界存在问题的看法，并提出了建议，史称“三十万言书”。明知此举是鸡蛋碰石头，但梅志还是为他抄了整整一个月。
　　报告递上去了，字字赤诚换来的却是“反党、反革命”的帽子。1955年5月16日晚，家门被敲开，第二天孩子们醒来时，已看不到父母的身影。作为“同谋”，梅志同时被捕。
　　彼此音信全无。在监狱，不管受到怎样的折磨，梅志始终坚持“我没看出问题，我没法划清界限”。六年后，因母亲去世，停在太平间无人处理，她被不予起诉、释放回家。出狱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听他的消息，得到的答复是“他很好，不必看，别影响他的改造”。直到1965年，羁押整整十年后，胡风判决书正式下达，梅志才得到允许探监的通知。
　　那天，梅志早早来到秦城监狱，远远地，穿着蓝短衫的他走过来了，他用力握住她的手，眼睛仍然明亮。千言万语无从说起，他给她吟诵在狱中写的诗：“在周围冰冻的日子/我们在这条路上走过/但我们的心正在开花/生命的花……”诗一共作了1000多首，写给她的叫《长情赞》，给女儿的叫《善赞》，给儿子的叫《梦赞》。与世隔绝的十年，在没有窗子、连鸟叫都听不到一声的牢房里，“胡风反革命集团首领”这座大山没有把他压垮，唯一支撑他的，是亲情与爱。
　　胡风被判有期徒刑十四年，剩下的四年允许监外执行。回家的第一个晚上，他说：“你知道多年来我有一种想法吗？万一……你有权利选择自己的生活道路，那时我就想，出来后，只向你讨5元钱，去到天津塘沽，那汪洋大海就是我的归宿！”
　　爱情跑赢了时间，不论他是叱咤左翼文坛的骁将，还是身陷囹圄的阶下囚，除他之外，她没有选择。
　　你的明天我来守护
　　1966年春节刚过，梅志与胡风一起被发配四川。在劳改茶场，他們开荒种地。每天早上，他抢着生炉子让她多睡一会儿，晚上她坐在破蚊帐里为他捉蚊子。只要在一起，她别无所求；只要不分开，苦累她都不怕。可1967年11月，胡风被突然带走，又一次失去消息。
　　再见面已是六年后，而他，已不复当年，长期的凌辱导致精神崩溃，他患上了心因性精神病，多次试图自杀。她是作为编外犯人来照顾他的。
　　面前的他，衣衫褴褛、目光呆滞，佝偻着背，看上去比她都矮。她的心一下子碎了，“一向挺直腰杆、轩昂豁达、压不倒、摧不垮的我的亲人，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当天夜里，他突然坐起来，两眼发直全身哆嗦。她抱着他，像哄孩子一样安慰他。认出她后，他号啕大哭：“我连累了你！我对不起你呀！”“我们是夫妻，夫妻间还谈什么连累不连累吗？不要害怕，不要难过，我会一直陪着你。” 　　高墙内，这一陪又是六年。长期失去人格尊严，被管制被欺凌，胡风的内心充满恐惧，梅志做给他的鸡蛋面，他吓得直摆手：“这不是我吃的东西，将来会斗我的！”他睡觉不敢脱衣服，说怕干部叫他来不及穿；幻觉常常导致精神错乱，他逼着她喝他的尿液，有一次还差点砍伤她。
　　“我们就像被冷冻了的生物，安心地等待着解冻苏醒！我有一个信念，我们是无罪的，我要坚持地等着这一天，自由地在广阔的天地间享受阳光和雨露。”外表柔弱、内心刚强的梅志无微不至地照顾着胡风，她和他一起回忆做过的事、写过的文章，给他讲安徒生童话，背诵他喜爱的古典诗词。
　　像与阳光重逢，许多过往被唤醒，有一天，梅志在纸上随意写：“山山山山/山山山山/重重叠叠的山/大山小山压在你的肩上/你躲着/双腿还在颤动/别屈膝/别倒下……”一旁的胡风突然说：“你这类诗写得不好，只能写儿童诗。”旧日那个指导她写作的胡风回来了，梅志潸然泪下。
　　1979年1月，他们被释放出狱时，除了身体孱弱，胡风的精神完全正常。那时，他已77岁。二十四年监禁生涯结束，获得自由后的短短几年里，胡风出版了《胡风晚年作品选》和《〈石头记〉交响曲》，还为30年代的“两个口号”之争写下10多万字的记述，为中国现代文学史贡献了最后的力量。
　　尽管已获平反，但当年的“胡风问题”还保留着“言论错误”的尾巴，这荒唐的一生让胡风无法释怀。1985年，临终前几天，他握着梅志的手焦急地说：“不得了，他们又在冤枉我，说我干了见不得人的事，我怎么说得清啊？”“你放心，谁也不能再来诬蔑你，往你脸上抹黑了，我会为你说清的。”梅志承诺。
　　不顾年迈体衰，梅志开始上诉。1988年，胡風去世三年后，“胡风问题”终于得出“言论没有错误，胡风集团纯属子虚乌有”的结论。沉冤得雪，梅志决定重塑胡风的形象，开始整理胡风的日记、文稿。《胡风回忆录》脱稿后，她又历时九年，完成了60万字的《胡风传》。为着“说清楚”的承诺，她燃尽了最后的生命。
　　“我与胡风共同生活了五十二年，我饱尝了那么多的酸辣苦甜，那么多的幸福和惨痛，真是一言难尽！但在选择与胡风相爱并共同生活这一点上，我从未后悔过。”付出全部的深情与爱，2004年，梅志去世。
　　她的一生，老友聂绀弩的评价最为贴切：“天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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