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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5月1日，本·拉登在巴基斯坦被美国特种部队击毙，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在“十大通缉犯”名单中划掉了他的名字。取而代之的，是时年30岁的前私立学校老师，埃里克·托特，一个涉嫌拍摄儿童色情照片的恋童癖。
中国屡屡发生的针对幼女的性侵犯罪引发广泛关注，许多人认为，针对幼女性侵的量刑过轻，法律震慑力不够；同时，中国缺乏针对女童的特别保护，给了犯罪分子以可乘之机。
在这方面，美国和加拿大的做法可以作为参考。在北美，12岁以下儿童不在校期间，家长或其委托的监护人必须全程陪同，不能令其单独活动脱离自己视线；而学校，往往是各种监控器材最密集的地方。教职人员校园性侵幼童的案例很少听闻，倒是时有教师色诱未成年学生（主要是女教师色诱男学生）的事例，但这些被色诱的未成年学生通常在14～16岁，且一旦东窗事发，涉案教师都会受到严厉惩罚，最轻也会被判终身不得担任教职。
一旦犯罪，终身受监视
并不像许多人想的那样，美国和加拿大并非“性开放”的社会，在家庭观念和两性意识等领域，主流意识是比较保守的。因此，两国都很重视在防范性侵方面“从娃娃抓起”。
在美国，一些地方从幼儿园开始就会用游戏的方式向儿童解释“什么是性骚扰”，以及如何应对，如何求助和如何自我保护等常识。到了小学就会让学生记牢报警电话“911”和报警注意事项；在加拿大，由于缺乏全日制幼儿园，这类教育是从小学学前班开始的，但内容大抵相似。
由于12岁以下“全程监护”的规定，唯一脱离父母等监护人“全程监护”的场合——学校，就成为防范重点。在美国和加拿大，学校是各种监控器材最密集的地方，且这些监控影像资料学校本身无权删除、剪接，一旦出现家长或学生投诉，教育局便会调看这些资料，在需要时移送法律程序。在北美，教职人员收入稳定，福利优厚，社会地位高，这也制约了他们不会为一时冲动甘冒丢饭碗甚至坐牢的风险。
此外，两国的相关法律都非常完善。
二战结束以来，美国联邦和各州针对性侵幼童的法律和法律修正案多达数十个，但幼童性侵案件仍时有发生。鉴于此，2005年美国佛罗里达州通过了著名的《杰西卡法案》，该法案规定，如果成年人对12岁以下幼童实施性侵犯罪，量刑标准不得低于25年，最高可达终身监禁。
2011年，绑架11岁幼女杰西·杜佳德并实施性侵和长期囚禁、虐待，导致其生下两名女儿的假释罪犯菲利普·贾瑞都被判刑431年，帮助他作案的妻子南希被判刑36年，由于看管假释犯不力，受害人杜佳德诉讼加州政府不作为、并最终以受赔2000万美元庭外和解。这类罪犯即便刑满出狱，也要强制性终身佩戴俗称“电子脚镣”的GPS电子定位仪，接受24小时行踪监控。自2005年以来，美国40多个州已相继出台了《杰西卡法案》，有些州规定，刑满释放的性侵儿童人员不得居住在学校和幼儿园半英里范围以内。该法案随后被许多国家所仿效。
在北美有一种说法，恋童癖、制作和传播未成年人色情音像制品，其犯罪性质之严重，各国打击力度之大，都不亚于反毒。一些观察家更认为，至少在美国和加拿大，官方打击对儿童性犯罪的力度更甚于反毒，哪怕仅仅在私人电脑里收藏几张儿童色情照片，都会受到严厉制裁。
动员全球力量追查罪犯
2007年是“加拿大打击恋童癖丰收年”，在这一年，受到国际刑警组织通缉的加拿大籍恋童癖，克里斯托弗·尼尔在泰国被捕，后被引渡回加拿大温哥华受审，同一年稍早，54岁的加拿大人奥威尔·梅德在被泰国警方通缉，逃回加拿大时在温哥华机场被捕，后引渡回泰国。
尼尔是一名在韩国工作的英语教师，曾做过青年事务顾问，甚至差点当了牧师。几年间他在泰国、柬埔寨、越南等地先后猥亵12名男童，并将多达200多张儿童色情照片公布上网。他的罪行被德国警方首先发现，并上传至国际刑警组织进行通缉。但尼尔为人小心，警方调查很久都漫无头绪。后来技术专家在社交网站上发现了他的一张扭曲成螺旋状、完全无法辨认的头像，通过技术手段还原后发布通缉照片。一名10岁泰国男童辨认出尼尔，从而令警方很快将之锁定逮捕。
梅德则是从加拿大专程到泰国寻找儿童色情服务的，并强行与多名当地男童进行性行为，结果其中一名8岁男童的父亲报案，梅德仓皇逃离。尽管他事先使用了假身份、假地址，但仍在加拿大温哥华机场落网。
因地广人稀，警力不足，加拿大的警察效率常为人所诟病，但在打击恋童癖方面却效率很高。在加拿大公共场合，乃至加航班机上，都会经常播出打击恋童癖、提醒本国或外国人不要收藏儿童色情制品的警告。边检人员甚至会检查乘客的笔记本电脑。
国际刑警组织和各国警方也加大了对儿童性侵犯的联合打击力度。以尼尔案件为例，最早提供信息的是德国警方，通过技术手段“破译”其头像信息的是加拿大警方。国际刑警组织上传通缉令后，短短几天就从全球收到350多条信息，其中后来用来破案的信息，来自三大洲的五个信息源，韩国警方在首尔金浦机场移民局边检关卡的摄像头中找到嫌犯痕迹，并查明其搭乘了从韩国前往泰国的航班。显然，倘非全球协作，这名长期隐藏在韩国、表面上道貌岸然的恋童癖罪犯，很难这么快落入法网。
惩治过重是否有负面效果？
不过两国社会对打击性侵儿童犯罪的措施仍然有不少批评意见。
美国是打击面过宽，惩治有余而教化不足，可以震慑犯罪，但难以扭转社会道德风气；加拿大的问题则是惩治不足，加拿大罪犯服满刑期1/3后就可假释，2/3后就可释放。加拿大卑诗省几年前曾发生过一起案件，一名性侵罪犯被假释出狱，警方虽然发出“高危人物预警”，却并无相应措施跟进，结果该罪犯假释当天便又性侵了一名女童。
此外，加拿大独有的四级法院体制，导致案件审理过程往往拖得很长，经常是受害人已从女童变成少女，甚至成年女性，案件仍未判决。
两国对性侵罪犯的监控措施，也各自引发争议。
美国对性侵幼童的重点人物实行强制性信息登记，其个人信息会被警方用通告的方式告知社区，甚至用在当地大众媒体上进行播报，并将罪犯照片张贴在超市公告栏，还有专门网页供大众查询。
有人认为，这种做法固然震慑了部分犯罪分子，却也断了许多一时失足者改恶从善，回归社会的念头。某些极端情绪严重的人，或许反倒会破罐子破摔，更疯狂地报复社会。
加拿大认定恋童癖和性侵儿童不仅是一种犯罪，更可能是一种有重复发作风险的心理疾病。因此会要求获释的重点人物定期接受社工和心理医生的辅导，并把工作重点放在隔离这些人和儿童的接触上。
而加拿大监控体系最为人诟病的主要是“有监无控”，尽管监视系统很完备，但缺乏“人气”，一旦对方下定决心铤而走险则束手无策。此外，漫长的诉讼过程也令人气结，在诉讼结束前嫌犯只是嫌犯，许多监控措施就未必到位。
中国屡屡发生的针对幼女的性侵犯罪引发广泛关注，许多人认为，针对幼女性侵的量刑过轻，法律震慑力不够；同时，中国缺乏针对女童的特别保护，给了犯罪分子以可乘之机。
在这方面，美国和加拿大的做法可以作为参考。在北美，12岁以下儿童不在校期间，家长或其委托的监护人必须全程陪同，不能令其单独活动脱离自己视线；而学校，往往是各种监控器材最密集的地方。教职人员校园性侵幼童的案例很少听闻，倒是时有教师色诱未成年学生（主要是女教师色诱男学生）的事例，但这些被色诱的未成年学生通常在14～16岁，且一旦东窗事发，涉案教师都会受到严厉惩罚，最轻也会被判终身不得担任教职。
一旦犯罪，终身受监视
并不像许多人想的那样，美国和加拿大并非“性开放”的社会，在家庭观念和两性意识等领域，主流意识是比较保守的。因此，两国都很重视在防范性侵方面“从娃娃抓起”。
在美国，一些地方从幼儿园开始就会用游戏的方式向儿童解释“什么是性骚扰”，以及如何应对，如何求助和如何自我保护等常识。到了小学就会让学生记牢报警电话“911”和报警注意事项；在加拿大，由于缺乏全日制幼儿园，这类教育是从小学学前班开始的，但内容大抵相似。
由于12岁以下“全程监护”的规定，唯一脱离父母等监护人“全程监护”的场合——学校，就成为防范重点。在美国和加拿大，学校是各种监控器材最密集的地方，且这些监控影像资料学校本身无权删除、剪接，一旦出现家长或学生投诉，教育局便会调看这些资料，在需要时移送法律程序。在北美，教职人员收入稳定，福利优厚，社会地位高，这也制约了他们不会为一时冲动甘冒丢饭碗甚至坐牢的风险。
此外，两国的相关法律都非常完善。
二战结束以来，美国联邦和各州针对性侵幼童的法律和法律修正案多达数十个，但幼童性侵案件仍时有发生。鉴于此，2005年美国佛罗里达州通过了著名的《杰西卡法案》，该法案规定，如果成年人对12岁以下幼童实施性侵犯罪，量刑标准不得低于25年，最高可达终身监禁。
2011年，绑架11岁幼女杰西·杜佳德并实施性侵和长期囚禁、虐待，导致其生下两名女儿的假释罪犯菲利普·贾瑞都被判刑431年，帮助他作案的妻子南希被判刑36年，由于看管假释犯不力，受害人杜佳德诉讼加州政府不作为、并最终以受赔2000万美元庭外和解。这类罪犯即便刑满出狱，也要强制性终身佩戴俗称“电子脚镣”的GPS电子定位仪，接受24小时行踪监控。自2005年以来，美国40多个州已相继出台了《杰西卡法案》，有些州规定，刑满释放的性侵儿童人员不得居住在学校和幼儿园半英里范围以内。该法案随后被许多国家所仿效。
在北美有一种说法，恋童癖、制作和传播未成年人色情音像制品，其犯罪性质之严重，各国打击力度之大，都不亚于反毒。一些观察家更认为，至少在美国和加拿大，官方打击对儿童性犯罪的力度更甚于反毒，哪怕仅仅在私人电脑里收藏几张儿童色情照片，都会受到严厉制裁。
动员全球力量追查罪犯
2007年是“加拿大打击恋童癖丰收年”，在这一年，受到国际刑警组织通缉的加拿大籍恋童癖，克里斯托弗·尼尔在泰国被捕，后被引渡回加拿大温哥华受审，同一年稍早，54岁的加拿大人奥威尔·梅德在被泰国警方通缉，逃回加拿大时在温哥华机场被捕，后引渡回泰国。
尼尔是一名在韩国工作的英语教师，曾做过青年事务顾问，甚至差点当了牧师。几年间他在泰国、柬埔寨、越南等地先后猥亵12名男童，并将多达200多张儿童色情照片公布上网。他的罪行被德国警方首先发现，并上传至国际刑警组织进行通缉。但尼尔为人小心，警方调查很久都漫无头绪。后来技术专家在社交网站上发现了他的一张扭曲成螺旋状、完全无法辨认的头像，通过技术手段还原后发布通缉照片。一名10岁泰国男童辨认出尼尔，从而令警方很快将之锁定逮捕。
梅德则是从加拿大专程到泰国寻找儿童色情服务的，并强行与多名当地男童进行性行为，结果其中一名8岁男童的父亲报案，梅德仓皇逃离。尽管他事先使用了假身份、假地址，但仍在加拿大温哥华机场落网。
因地广人稀，警力不足，加拿大的警察效率常为人所诟病，但在打击恋童癖方面却效率很高。在加拿大公共场合，乃至加航班机上，都会经常播出打击恋童癖、提醒本国或外国人不要收藏儿童色情制品的警告。边检人员甚至会检查乘客的笔记本电脑。
国际刑警组织和各国警方也加大了对儿童性侵犯的联合打击力度。以尼尔案件为例，最早提供信息的是德国警方，通过技术手段“破译”其头像信息的是加拿大警方。国际刑警组织上传通缉令后，短短几天就从全球收到350多条信息，其中后来用来破案的信息，来自三大洲的五个信息源，韩国警方在首尔金浦机场移民局边检关卡的摄像头中找到嫌犯痕迹，并查明其搭乘了从韩国前往泰国的航班。显然，倘非全球协作，这名长期隐藏在韩国、表面上道貌岸然的恋童癖罪犯，很难这么快落入法网。
惩治过重是否有负面效果？
不过两国社会对打击性侵儿童犯罪的措施仍然有不少批评意见。
美国是打击面过宽，惩治有余而教化不足，可以震慑犯罪，但难以扭转社会道德风气；加拿大的问题则是惩治不足，加拿大罪犯服满刑期1/3后就可假释，2/3后就可释放。加拿大卑诗省几年前曾发生过一起案件，一名性侵罪犯被假释出狱，警方虽然发出“高危人物预警”，却并无相应措施跟进，结果该罪犯假释当天便又性侵了一名女童。
此外，加拿大独有的四级法院体制，导致案件审理过程往往拖得很长，经常是受害人已从女童变成少女，甚至成年女性，案件仍未判决。
两国对性侵罪犯的监控措施，也各自引发争议。
美国对性侵幼童的重点人物实行强制性信息登记，其个人信息会被警方用通告的方式告知社区，甚至用在当地大众媒体上进行播报，并将罪犯照片张贴在超市公告栏，还有专门网页供大众查询。
有人认为，这种做法固然震慑了部分犯罪分子，却也断了许多一时失足者改恶从善，回归社会的念头。某些极端情绪严重的人，或许反倒会破罐子破摔，更疯狂地报复社会。
加拿大认定恋童癖和性侵儿童不仅是一种犯罪，更可能是一种有重复发作风险的心理疾病。因此会要求获释的重点人物定期接受社工和心理医生的辅导，并把工作重点放在隔离这些人和儿童的接触上。
而加拿大监控体系最为人诟病的主要是“有监无控”，尽管监视系统很完备，但缺乏“人气”，一旦对方下定决心铤而走险则束手无策。此外，漫长的诉讼过程也令人气结，在诉讼结束前嫌犯只是嫌犯，许多监控措施就未必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