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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界对于克鲁格曼获得二○○八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并不意外,甚至有人打趣说,克鲁格曼应该拿两个诺贝尔奖:一个经济学奖,一个文学奖。这大概是因其在《纽约时报》开设专栏带来的巨大影响力;而就文笔而言,克鲁格曼也被《幸福》杂志认为是自凯恩斯以来文笔最好的经济学家。
笼罩在克鲁格曼身上的一个以讹传讹的传言是,他准确预测了亚洲金融危机。事实上,一九九四年,克鲁格曼在《外交》(Foreign Affairs)杂志上发表了《亚洲奇迹的神话》一文,这篇文章的核心观点——亚洲增长不是奇迹,来自当时芝加哥大学教授艾尔文·杨的一篇广为流传的论文《数字的暴力:正视东亚增长经验的统计现实》(The Tyranny of Numbers: Confronting the Statistical Realities of the East Asian Growth Experience)中的观点。但杨教授的这篇论文直到一九九五年才发表在《政治经济学》(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上,学术杂志的长审稿和发表周期,无形之中影响了杨教授思想的传播,让克鲁格曼领了先。难怪人们把这一成就记在了克鲁格曼身上。
杨教授,克鲁格曼,或者还有刘遵义等人都不过是指出,东亚模式并没有传说中的那么好,东亚模式有问题,高投资驱动型的经济增长不可持续,而且大量的FDI会出现问题。这一观念与“亚洲四小龙”以及亚洲价值观的经济学者非常不同,当时可以说属非主流。一九九七至一九九八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大家才发现原来克鲁格曼说过亚洲模式有问题,但这也断然称不上是预测。一九九九年,克鲁格曼写了《萧条经济学的回归》,才正式对亚洲金融危机进行了总结。书中有这样一段话:“不久前的诸多权威认为提倡基于优越的亚洲体制和独特的亚洲价值之上的亚洲奇迹,现在同样有很多权威(很多就是之前的那一批权威)坚持认为亚洲金融危机是失败的亚洲体制的必然结果。但是,如果亚洲体制真有弥天大错的话,过去它怎么会成功呢,今天又怎么会突然崩溃呢?所以,我们应该以开放的态度来分析问题,不要只是简单将过去对亚洲的崇拜颠倒过来。”但,这番警告显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而克鲁格曼那种“实用主义”的思想态度,也被忽视了。
“实用主义”的思想态度,也是凯恩斯一贯倡导的,这一态度一是着眼于应用;二是较注重短期,因为“长期来看,我们都死了”。
克鲁格曼目睹了共和党上台之后,尤其是小布什实行的种种公共政策与罗斯福新政南辕北辙背道而驰,左翼凯恩斯主义者克鲁格曼自然痛心疾首,抚今追昔,生出感慨。他的《美国怎么了?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良知》这本书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写的。
克鲁格曼认为罗斯福新政贡献巨大,为其后美国经济的“长镀金年代”奠定了基础。关注福利,提高教育、医疗、环境和一系列削减不平等的手段,使得贫困减少,美国经济迎来增长。克鲁格曼和另一位左派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思一样肯定了工会的作用,尽管角度不一样。加尔布雷思是从抗衡力量的角度切入,认为工会与大型企业之间如果缺少必要的制衡,就会产生相应的不公平,而工会的强大有助于制衡大型企业。而当工会强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企业之间也会形成联盟来对抗工会。这种“竞争”有助于提高经济的效率。
克鲁格曼则从工人工资入手进行考察,他发现工会强大之后,工人的平均工资提高了,这对工人而言是个好事。在克鲁格曼统计的长镀金年代里,工会力量的强盛和经济增长之间并没有冲突。不过克鲁格曼也许心太急了一点,将工会膨胀当成了经济增长的动力因素。
客观地讲,不能说工会和经济增长之间没有相关性。问题是,克鲁格曼没有区分开:对公平而言,工会力量增长作为抗衡力量有助于增进公平的观点,是加尔布雷思论证的;对效率而言,工会强大是不是促进了经济增长,是未知之数。尽管在克鲁格曼关心的时间段内,工会和经济增长两者都有正的增长,但是在工会持续增长的七十年代初,美国经济开始衰退。克鲁格曼却没有提到这一点。
工会的例子只是一面镜子,克鲁格曼在标榜作为自由派的良心时,实际上主要的诉求是平等而非效率原则,并且只是短期内的平等,长期来看并不一定。对于工会的研究表明,长期看,行业工会往往会成为一个垄断性组织,对于企业和非工会工人产生挤压效应。尤其是非行业工会的工人工资往往会低于工会成员,并且非行业工会工人常常因为行业工会规定不得雇佣非工会人员而遭受损失。因此,对工会一味说好的态度,或者推而广之,对一切短期内看似公平的公共政策“叫好”的态度,有短期实用主义的味道,从效率的观点或者从长期来看,都未必是站得住脚的。
《美国怎么了?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良知》一书的中译本,译者刘波将“Liberal”翻译成了“自由主义者”,引起不少误解。实际上较为确切的译法应该是“自由派”。而自由主义者对应的是“Liberalist”,至于“Libertarian”是自由至上主义者。三种人各不相同,“自由主义者”与“自由派”之间的区别就算中间没有横亘喜马拉雅山脉,也至少隔了一条黄浦江。相比于倾向“平等”公共政策的“自由派”而言,自由主义者无疑更加看重效率的问题,自由至上主义者就更不必说了。就平等与效率的关系及其侧重而言,克鲁格曼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反自由主义者。
《美国怎么了?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良知》并不是克鲁格曼拿手的题材,而是克鲁格曼对美国政治的一个分析。他认为共和党之所以在美国历史上获得了较长的执政期,种族因素在其中起了相当关键的作用。白人精英阶层尽管人数不多,但是凭借鼓吹的自由市场经济获得了巨额财富,因而可以拿出更多的竞选经费来支持共和党上台,继续推行保守派的政策,使得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这与罗斯福新政背道而驰。
克鲁格曼对罗斯福新政及其影响念念不忘,认为罗斯福新政使社会福利得以保障,不平等程度降低。而一九四八年杜鲁门上台,克鲁格曼更视其为共和党被迫承认罗斯福新政难以动摇的地位。克鲁格曼认为“二战”以后美国的中产阶级社会,是由罗斯福新政造就的,尤其是战时工资管制和对工会的扶持,使工人的待遇有了较大的提升。同时一系列社会保障政策使收入分配相对平等的局面维持了近三十年之久。但令克鲁格曼痛心疾首的是,小布什上台之后却打算拆除罗斯福新政的最后一块招牌,那就是社会保障制度。这使得克鲁格曼在《纽约时报》开设政论专栏,开始了长达数年对小布什的口诛笔伐,几乎每一项共和党执政时期出台的政策都遭到了黑嘴克鲁格曼无情的嘲讽。
因为在小布什执政期间,贫富不均的状况急剧恶化,这一切尽管有自由市场的因素,但主要是一小撮白人精英耍起了政治阴谋,这种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深深植根于美国文化之中。克鲁格曼对新保守主义运动的批判如此强烈,保守主义运动说到底是要损害一小群富裕精英的政策,所以,从根本上讲它是反民主的。又是种族歧视,又是反民主。这样的指控在克鲁格曼看来还远远不够,从伊拉克重建的一败涂地到应对卡特里娜飓风时的手足无措,共和党简直一无是处,是当今美国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而小布什难辞其咎。
在这些近乎诅咒的言辞背后,可以审视一下克鲁格曼的态度,他的态度还是一以贯之的,并没有多大的变化,依旧是注重短期内的平等,为了达成这一“实用主义”的目标,克鲁格曼甚至没有太多理性的经济学分析,而更加注重情感性的表达。这恐怕也是在他荣获二○○八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之后,很多报纸讽刺“专栏作家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原因所在。
当然媒体记者们可以再为克鲁格曼欢呼雀跃一次,因为他准确预测了二○○八年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果是,会有一位民主党总统上台,以及由民主党人牢牢控制的国会。克鲁格曼写下这些的时候,还是二○○七年。不过奥巴马的上台,也对克鲁格曼之前的种族歧视说产生了冲击。如果白人对黑人的种族歧视在之前存在的话,那么这些年移民的演化已经使得选民中白人减少,而其他有色人种大大增加了。所以克鲁格曼对共和党之前胜选依赖于“种族歧视”的解释,恐怕是站不住脚的。
从克鲁格曼对美国大选的分析说明,关注短期公平的实用主义态度,是很难解释长期趋势的。前者可能更加偏向政策应用,而后者较为关注理论解释。但问题在于克鲁格曼在学术理论的贡献上是成就斐然的,所以令人困惑。
促成克鲁格曼在学术上崭露头角的是他关于《垄断竞争贸易模型》的论文,这得益于屠能、受教于多恩布什的论文,奠定了“新贸易理论”的基础。梁捷在一篇介绍克鲁格曼学术思想的文章中提到:国际贸易理论发轫于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经过上个世纪赫克歇尔和俄林的工作之后,整个理论体系已经比较完善。不过许多人发现理论与现实之间存在背离,而且两者距离越来越远,形成很多不解之谜。克鲁格曼的基本想法就是要挑战李嘉图传统。他认为即使在不存在比较优势的情况下,规模经济本身也可以是产生贸易的原因。随着生产力提高,产业内贸易使得专业化与大规模生产成为可能,这进而导致更低的价格和更大程度的商品多样化。这一思想通过一九七九年的《收益递增、垄断竞争与国际贸易》和次年的《规模经济、产品差异与贸易格局》等几篇论文而初见规模。其后,赫尔普曼、克鲁格曼和格罗斯曼又一起合作,完善了这一理论,故而被称为“新贸易理论的三剑客”。
三剑客的“新贸易理论”针对的还是克鲁格曼一开始提出的问题,即便没有比较优势,自由贸易是否可能。答案是肯定的。但国际分工却由很多偶然因素决定,历史地理文化等因素会影响分工,某些边际报酬递增的行业会引发集聚而形成路径依赖。这一思想奠定了克鲁格曼后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学术基础。
传统的经济学研究并不注重历史学者和地理学者关于历史地理因素对经济活动造成影响的研究,因此新经济地理学这样的学科被忽视也就理所当然了。受波特关于“国家竞争理论”的启发,克鲁格曼开始研究“新经济地理学”,成为这个学科的创始人。新经济地理学的核心模型是“核心—周边模型”,意思是两个原本外部条件相同的区域,如何在报酬递增、人口流动与运输成本交互作用的情况下,逐渐分化形成完全不同的生产结构。一九九一年,克鲁格曼在《政治经济学杂志》上发表了论文《收益递增与经济地理》,对新经济地理理论进行了初步探讨,建立了基本的核心—周边模型。克鲁格曼抽象地假设世界经济中仅存在两个区域和两个部门,即报酬不变的农业部门和报酬递增的制造业部门。在一定水平的运输成本下,如果一个区域的制造业份额越大,相对价格就越低,厂商能够支付的工资越高, 越能吸引更多的制造业工人,农转工也会越来越多。这时候会形成两个现象,首先是制造业成为核心,而农业部门分散在周边。而对于制造业内部而言,原本平均分布的结构也会变成一个“核心—周边”结构。不仅在一个地区有核心—周边的结构,世界范围内以生产水平来看,也会有核心—周边国家的区分,从而形成不同国家的专业化分工。
在新经济地理学中,理论假设存在一个世界,其中某个区域或者国家因为偶然的技术进步在制造业率先建立起一种自我强化的优势,这一优势允许它支付比其他国家更高的工资(事实上,这就是美国)。随着时间的发展,世界对制成品的需求上升。这将使得制造业区域的生产水平上升,制造业在该区域大规模地集聚,并使得该区域的工资上升。这一过程不断地循环往复,进一步发展,不同区域或者国家之间工资差异将越来越大,最终不可持续。制造业厂商情愿转移生产去追逐较低的劳动力成本。于是他们会设法迁入次一级的区域,在那里他们可以享受相对较低的人力资本和相对较好的规模效应,从而变得有利可图。这样,第二个区域又开始了建立制造业自我强化优势、提升区域工资的轮回,与上一个轮回一样,最终变得不可持续,从而引发第三个区域的制造业成长。只要还有工资和生产水平较低的区域存在,这种产业的转移过程就可能持续下去,最终阶梯状地拉动落后地区的经济增长和产业集聚。
这种梯度转移要得以实现,只有交易成本足够小,低到一定程度,产业的地理集聚才是可能和可持续的。此时资源得以比较自由地流动,最终由产业结构和市场水平决定地域或者国家内部的地理集聚和分工。运输费用或者交易费用的变化对于经济活动空间分布的影响是非线性和非单调的。贸易成本的下降使得世界经济一体化程度稳定地增加,反之亦然。这也是克鲁格曼支持自由贸易的重要理由,因为自由贸易而不是通过关税等进行阻碍,有助于降低国际贸易的交易费用,促成资源在世界范围内的有效配置。
但这似乎与克鲁格曼一贯关心的平等问题相悖,从全球的角度来审视,甚至有悖于克鲁格曼一贯的坚守,因为国际贸易有可能造成富国与穷国之间的差距拉大,尤其是在产业梯度转移的过程中,发展中国家要承受更多的劳工和环境成本等。
也许这不过是因为克鲁格曼在讨论政治和对待学术的时候,采用不同的方式与态度。在经济上偏右、政治上左倾的人也比比皆是。也许不应该苛责克鲁格曼的态度,权且将这一种政治表达当成参与竞争的一种“意见”,自由派保守派都各自拿出绝招,面向选民进行陈述,接受民主选举制度所设定的程序,并享受其结果。而这也正是二○○八年的美国大选带来的启示。
在理论上,克鲁格曼与弗里德曼意见不同,在实际的经济运行过程中,也是各有道理,甚至长期来看左右摇摆。而把克鲁格曼评价弗里德曼的话放在他自己身上也一样合适:“不论持何种政见,他都会赢得诺贝尔奖。”允许观点的自由竞争,才是自由主义者的良知所在。
(《美国怎么了?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良知》,[美]克鲁格曼著,刘波译,中信出版社二○○八年版,36.00元)
笼罩在克鲁格曼身上的一个以讹传讹的传言是,他准确预测了亚洲金融危机。事实上,一九九四年,克鲁格曼在《外交》(Foreign Affairs)杂志上发表了《亚洲奇迹的神话》一文,这篇文章的核心观点——亚洲增长不是奇迹,来自当时芝加哥大学教授艾尔文·杨的一篇广为流传的论文《数字的暴力:正视东亚增长经验的统计现实》(The Tyranny of Numbers: Confronting the Statistical Realities of the East Asian Growth Experience)中的观点。但杨教授的这篇论文直到一九九五年才发表在《政治经济学》(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上,学术杂志的长审稿和发表周期,无形之中影响了杨教授思想的传播,让克鲁格曼领了先。难怪人们把这一成就记在了克鲁格曼身上。
杨教授,克鲁格曼,或者还有刘遵义等人都不过是指出,东亚模式并没有传说中的那么好,东亚模式有问题,高投资驱动型的经济增长不可持续,而且大量的FDI会出现问题。这一观念与“亚洲四小龙”以及亚洲价值观的经济学者非常不同,当时可以说属非主流。一九九七至一九九八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大家才发现原来克鲁格曼说过亚洲模式有问题,但这也断然称不上是预测。一九九九年,克鲁格曼写了《萧条经济学的回归》,才正式对亚洲金融危机进行了总结。书中有这样一段话:“不久前的诸多权威认为提倡基于优越的亚洲体制和独特的亚洲价值之上的亚洲奇迹,现在同样有很多权威(很多就是之前的那一批权威)坚持认为亚洲金融危机是失败的亚洲体制的必然结果。但是,如果亚洲体制真有弥天大错的话,过去它怎么会成功呢,今天又怎么会突然崩溃呢?所以,我们应该以开放的态度来分析问题,不要只是简单将过去对亚洲的崇拜颠倒过来。”但,这番警告显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而克鲁格曼那种“实用主义”的思想态度,也被忽视了。
“实用主义”的思想态度,也是凯恩斯一贯倡导的,这一态度一是着眼于应用;二是较注重短期,因为“长期来看,我们都死了”。
克鲁格曼目睹了共和党上台之后,尤其是小布什实行的种种公共政策与罗斯福新政南辕北辙背道而驰,左翼凯恩斯主义者克鲁格曼自然痛心疾首,抚今追昔,生出感慨。他的《美国怎么了?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良知》这本书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写的。
克鲁格曼认为罗斯福新政贡献巨大,为其后美国经济的“长镀金年代”奠定了基础。关注福利,提高教育、医疗、环境和一系列削减不平等的手段,使得贫困减少,美国经济迎来增长。克鲁格曼和另一位左派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思一样肯定了工会的作用,尽管角度不一样。加尔布雷思是从抗衡力量的角度切入,认为工会与大型企业之间如果缺少必要的制衡,就会产生相应的不公平,而工会的强大有助于制衡大型企业。而当工会强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企业之间也会形成联盟来对抗工会。这种“竞争”有助于提高经济的效率。
克鲁格曼则从工人工资入手进行考察,他发现工会强大之后,工人的平均工资提高了,这对工人而言是个好事。在克鲁格曼统计的长镀金年代里,工会力量的强盛和经济增长之间并没有冲突。不过克鲁格曼也许心太急了一点,将工会膨胀当成了经济增长的动力因素。
客观地讲,不能说工会和经济增长之间没有相关性。问题是,克鲁格曼没有区分开:对公平而言,工会力量增长作为抗衡力量有助于增进公平的观点,是加尔布雷思论证的;对效率而言,工会强大是不是促进了经济增长,是未知之数。尽管在克鲁格曼关心的时间段内,工会和经济增长两者都有正的增长,但是在工会持续增长的七十年代初,美国经济开始衰退。克鲁格曼却没有提到这一点。
工会的例子只是一面镜子,克鲁格曼在标榜作为自由派的良心时,实际上主要的诉求是平等而非效率原则,并且只是短期内的平等,长期来看并不一定。对于工会的研究表明,长期看,行业工会往往会成为一个垄断性组织,对于企业和非工会工人产生挤压效应。尤其是非行业工会的工人工资往往会低于工会成员,并且非行业工会工人常常因为行业工会规定不得雇佣非工会人员而遭受损失。因此,对工会一味说好的态度,或者推而广之,对一切短期内看似公平的公共政策“叫好”的态度,有短期实用主义的味道,从效率的观点或者从长期来看,都未必是站得住脚的。
《美国怎么了?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良知》一书的中译本,译者刘波将“Liberal”翻译成了“自由主义者”,引起不少误解。实际上较为确切的译法应该是“自由派”。而自由主义者对应的是“Liberalist”,至于“Libertarian”是自由至上主义者。三种人各不相同,“自由主义者”与“自由派”之间的区别就算中间没有横亘喜马拉雅山脉,也至少隔了一条黄浦江。相比于倾向“平等”公共政策的“自由派”而言,自由主义者无疑更加看重效率的问题,自由至上主义者就更不必说了。就平等与效率的关系及其侧重而言,克鲁格曼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反自由主义者。
《美国怎么了?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良知》并不是克鲁格曼拿手的题材,而是克鲁格曼对美国政治的一个分析。他认为共和党之所以在美国历史上获得了较长的执政期,种族因素在其中起了相当关键的作用。白人精英阶层尽管人数不多,但是凭借鼓吹的自由市场经济获得了巨额财富,因而可以拿出更多的竞选经费来支持共和党上台,继续推行保守派的政策,使得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这与罗斯福新政背道而驰。
克鲁格曼对罗斯福新政及其影响念念不忘,认为罗斯福新政使社会福利得以保障,不平等程度降低。而一九四八年杜鲁门上台,克鲁格曼更视其为共和党被迫承认罗斯福新政难以动摇的地位。克鲁格曼认为“二战”以后美国的中产阶级社会,是由罗斯福新政造就的,尤其是战时工资管制和对工会的扶持,使工人的待遇有了较大的提升。同时一系列社会保障政策使收入分配相对平等的局面维持了近三十年之久。但令克鲁格曼痛心疾首的是,小布什上台之后却打算拆除罗斯福新政的最后一块招牌,那就是社会保障制度。这使得克鲁格曼在《纽约时报》开设政论专栏,开始了长达数年对小布什的口诛笔伐,几乎每一项共和党执政时期出台的政策都遭到了黑嘴克鲁格曼无情的嘲讽。
因为在小布什执政期间,贫富不均的状况急剧恶化,这一切尽管有自由市场的因素,但主要是一小撮白人精英耍起了政治阴谋,这种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深深植根于美国文化之中。克鲁格曼对新保守主义运动的批判如此强烈,保守主义运动说到底是要损害一小群富裕精英的政策,所以,从根本上讲它是反民主的。又是种族歧视,又是反民主。这样的指控在克鲁格曼看来还远远不够,从伊拉克重建的一败涂地到应对卡特里娜飓风时的手足无措,共和党简直一无是处,是当今美国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而小布什难辞其咎。
在这些近乎诅咒的言辞背后,可以审视一下克鲁格曼的态度,他的态度还是一以贯之的,并没有多大的变化,依旧是注重短期内的平等,为了达成这一“实用主义”的目标,克鲁格曼甚至没有太多理性的经济学分析,而更加注重情感性的表达。这恐怕也是在他荣获二○○八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之后,很多报纸讽刺“专栏作家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原因所在。
当然媒体记者们可以再为克鲁格曼欢呼雀跃一次,因为他准确预测了二○○八年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果是,会有一位民主党总统上台,以及由民主党人牢牢控制的国会。克鲁格曼写下这些的时候,还是二○○七年。不过奥巴马的上台,也对克鲁格曼之前的种族歧视说产生了冲击。如果白人对黑人的种族歧视在之前存在的话,那么这些年移民的演化已经使得选民中白人减少,而其他有色人种大大增加了。所以克鲁格曼对共和党之前胜选依赖于“种族歧视”的解释,恐怕是站不住脚的。
从克鲁格曼对美国大选的分析说明,关注短期公平的实用主义态度,是很难解释长期趋势的。前者可能更加偏向政策应用,而后者较为关注理论解释。但问题在于克鲁格曼在学术理论的贡献上是成就斐然的,所以令人困惑。
促成克鲁格曼在学术上崭露头角的是他关于《垄断竞争贸易模型》的论文,这得益于屠能、受教于多恩布什的论文,奠定了“新贸易理论”的基础。梁捷在一篇介绍克鲁格曼学术思想的文章中提到:国际贸易理论发轫于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经过上个世纪赫克歇尔和俄林的工作之后,整个理论体系已经比较完善。不过许多人发现理论与现实之间存在背离,而且两者距离越来越远,形成很多不解之谜。克鲁格曼的基本想法就是要挑战李嘉图传统。他认为即使在不存在比较优势的情况下,规模经济本身也可以是产生贸易的原因。随着生产力提高,产业内贸易使得专业化与大规模生产成为可能,这进而导致更低的价格和更大程度的商品多样化。这一思想通过一九七九年的《收益递增、垄断竞争与国际贸易》和次年的《规模经济、产品差异与贸易格局》等几篇论文而初见规模。其后,赫尔普曼、克鲁格曼和格罗斯曼又一起合作,完善了这一理论,故而被称为“新贸易理论的三剑客”。
三剑客的“新贸易理论”针对的还是克鲁格曼一开始提出的问题,即便没有比较优势,自由贸易是否可能。答案是肯定的。但国际分工却由很多偶然因素决定,历史地理文化等因素会影响分工,某些边际报酬递增的行业会引发集聚而形成路径依赖。这一思想奠定了克鲁格曼后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学术基础。
传统的经济学研究并不注重历史学者和地理学者关于历史地理因素对经济活动造成影响的研究,因此新经济地理学这样的学科被忽视也就理所当然了。受波特关于“国家竞争理论”的启发,克鲁格曼开始研究“新经济地理学”,成为这个学科的创始人。新经济地理学的核心模型是“核心—周边模型”,意思是两个原本外部条件相同的区域,如何在报酬递增、人口流动与运输成本交互作用的情况下,逐渐分化形成完全不同的生产结构。一九九一年,克鲁格曼在《政治经济学杂志》上发表了论文《收益递增与经济地理》,对新经济地理理论进行了初步探讨,建立了基本的核心—周边模型。克鲁格曼抽象地假设世界经济中仅存在两个区域和两个部门,即报酬不变的农业部门和报酬递增的制造业部门。在一定水平的运输成本下,如果一个区域的制造业份额越大,相对价格就越低,厂商能够支付的工资越高, 越能吸引更多的制造业工人,农转工也会越来越多。这时候会形成两个现象,首先是制造业成为核心,而农业部门分散在周边。而对于制造业内部而言,原本平均分布的结构也会变成一个“核心—周边”结构。不仅在一个地区有核心—周边的结构,世界范围内以生产水平来看,也会有核心—周边国家的区分,从而形成不同国家的专业化分工。
在新经济地理学中,理论假设存在一个世界,其中某个区域或者国家因为偶然的技术进步在制造业率先建立起一种自我强化的优势,这一优势允许它支付比其他国家更高的工资(事实上,这就是美国)。随着时间的发展,世界对制成品的需求上升。这将使得制造业区域的生产水平上升,制造业在该区域大规模地集聚,并使得该区域的工资上升。这一过程不断地循环往复,进一步发展,不同区域或者国家之间工资差异将越来越大,最终不可持续。制造业厂商情愿转移生产去追逐较低的劳动力成本。于是他们会设法迁入次一级的区域,在那里他们可以享受相对较低的人力资本和相对较好的规模效应,从而变得有利可图。这样,第二个区域又开始了建立制造业自我强化优势、提升区域工资的轮回,与上一个轮回一样,最终变得不可持续,从而引发第三个区域的制造业成长。只要还有工资和生产水平较低的区域存在,这种产业的转移过程就可能持续下去,最终阶梯状地拉动落后地区的经济增长和产业集聚。
这种梯度转移要得以实现,只有交易成本足够小,低到一定程度,产业的地理集聚才是可能和可持续的。此时资源得以比较自由地流动,最终由产业结构和市场水平决定地域或者国家内部的地理集聚和分工。运输费用或者交易费用的变化对于经济活动空间分布的影响是非线性和非单调的。贸易成本的下降使得世界经济一体化程度稳定地增加,反之亦然。这也是克鲁格曼支持自由贸易的重要理由,因为自由贸易而不是通过关税等进行阻碍,有助于降低国际贸易的交易费用,促成资源在世界范围内的有效配置。
但这似乎与克鲁格曼一贯关心的平等问题相悖,从全球的角度来审视,甚至有悖于克鲁格曼一贯的坚守,因为国际贸易有可能造成富国与穷国之间的差距拉大,尤其是在产业梯度转移的过程中,发展中国家要承受更多的劳工和环境成本等。
也许这不过是因为克鲁格曼在讨论政治和对待学术的时候,采用不同的方式与态度。在经济上偏右、政治上左倾的人也比比皆是。也许不应该苛责克鲁格曼的态度,权且将这一种政治表达当成参与竞争的一种“意见”,自由派保守派都各自拿出绝招,面向选民进行陈述,接受民主选举制度所设定的程序,并享受其结果。而这也正是二○○八年的美国大选带来的启示。
在理论上,克鲁格曼与弗里德曼意见不同,在实际的经济运行过程中,也是各有道理,甚至长期来看左右摇摆。而把克鲁格曼评价弗里德曼的话放在他自己身上也一样合适:“不论持何种政见,他都会赢得诺贝尔奖。”允许观点的自由竞争,才是自由主义者的良知所在。
(《美国怎么了?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良知》,[美]克鲁格曼著,刘波译,中信出版社二○○八年版,36.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