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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时常想起甘肃回族小姑娘栽娜卜。
两年前，我在国家级贫困县甘肃岷县的农村采访时，遇到了当时12岁的栽娜卜，上小学六年级。学校没有食堂，栽娜卜每天中午要回家吃饭。她走一趟山路一个小时，每天上学要走四趟，花费四个多小时。
不出意外的话，栽娜卜现在应该进入了乡镇寄宿制初中，很有可能还是大班额。
栽娜卜每天走四个小时山路，要归功于在中国实行了十年的“撤点并校”政策。
“千古未有之大变局”。农村教育“三难”
2001年，国务院颁布《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后，地方政府纷纷制定本省区内“撤点并校”政策，初衷是优化农村教育资源布局，降低办学成本。
不过，“撤点并校”推行十年，不但远离初衷甚远，且问题丛生：农村教育出现了城满、乡弱、村空，上学难、上学远、上学贵、校车事故频出、辍学率提升等问题。
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指出，在国家政策和专项资金支持下，地方以“一刀切”和运动式的行政强制手段，过度撤并农村小学和教学点，追求教育规模和效益，演变为一种“政绩工程”。
撤点并校后，很多地区学生就学的距离明显增加。据2013年审计对1185个县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情况的调查，西部地区270个县的初中、小学服务半径增幅分别为14.35公里和6.09公里。在山区和丘陵地区重点抽查的1 257.63万名走读生中，有超过十万学生上学要徒步5公里以上。最远的单程就要几十公里。教育布局调整亦增加了学生家庭在交通、住宿上的支出。
2012年，“撤点并校”终于被国务院叫停。要求“已经撤并的学校或教学点，确有必要的由当地人民政府进行规划，按程序予以恢复”。
根据公益组织歌路营2015年发布的《中国农村住校生调查报告》，“撤点并校”遗留了诸多问题：乡村教学点数量大规模下降，十年共减少学校37万所，绝大多数是农村学校；寄宿生人数不断增长，基础教育阶段寄宿制学生数量突破三千万，六成是留守儿童，其心理状况、住宿环境、营养發育等方面问题令人担忧。
同时，随着乡村教育“空心化”，不断进城上学的农村学生激增，“教育城镇化”水平远超全国常住人口城镇化速率，城镇学校“大班额”问题严重。
东北师范大学农村教育研究所所长邬志辉披露，2014年，全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5%，而全国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的城镇化率，和全国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的城镇化率（指学校设在城市地区的比例）分别达到83%和66%。
在河南信阳，有些小学和初中最大班额达到150人，安全堪忧，遑论教育质量。
在第一届中国农村小规模学校联盟年会上，杨东平用三个“大”来总结近些年来中国农村教育出现的“千古未有之大变局”：一是学龄儿童的大幅度减少，十年来减少了四分之一；二是全国范围内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三是持续了十年之久的大规模的“撤点并校”。
在“后撤点并校”时代，农村小规模学校（乡镇以下的村小、教学点）怎么办？乡镇的寄宿生怎么办？城镇大班额怎么办？——已经成为农村教育的三大难题。
农村“后20%”弱势学生何去何从？
无论“教育城镇化”如何进行，现在的“朝野共识”是：在中国农村偏远的山区、牧区，仍存在一些学生无法进城。支撑着农村“后20%”弱势学生的，正是这些学生数量在200人以下，甚至只有三五个学生的小规模学校。
邬志辉曾在一次沙龙中说：“我们最近到乡村学校去调研、去中西部看，乡村学校剩下的孩子，真的是最底层的群体。有一些是孩子智力上出现问题，甚至老师都出现残障这些问题，确实是最贫困的一个群体，他们是实在‘走不了’的，能走肯定也走了。”
邬志辉表示，乡村小规模学校、教学点是教育贫困的重灾区，是教育现代化的短板。而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重点难点，还在乡村。
农村教育如何进行规划，究竟是继续向城市倾斜，还是回归基层？杨东平和邬志辉都认为，应加强对镇一级的教育投入。
不过，几年前这并非“朝野共识”。杨东平回忆说，那时在有关部门开会，当提出建设小规模教学的时候，有关部门还不以为然。
但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全面改善农村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提高农村学校教学质量。因地制宜保留并办好村小和教学点。支持乡村两级公办和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建设”。
2015年11月28日，国务院颁布《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提出“加快探索建立乡村小规模学校办学机制和管理办法，建设并办好寄宿制学校，慎重稳妥撤并乡村学校，努力消除城镇学校‘大班额’，保障当地适龄儿童就近人学”。
据悉，这是中央文件里第一次提出“乡村小规模学校”的概念，过去的提法都是“村小、办学点”。这说明，“小规模学校”的概念进入了国家的政策体系。
“关于小规模学校的建设，我们需要确立新的认识。一个基本判断就是：小规模学校将会长期存在，不是一个过渡形态，不是随着教育现代化将要消失的落后形态。农村小规模学校满足了农村后20%没有能力进城上学的弱势家庭的教育需求。”杨东平说，“在教育现代化的坐标上，小规模学校其实更加符合教育的规律，是学校发展的趋势。”
“实惠留人”，湖南泸溪县的倾斜政策
目前，农村学校普遍面临“小而弱”“小而差”的问题。师资薄弱，成为制约农村小规模学校发展的关键因素。与此同时，受制于编制，优秀人才难以引进。
四川广元范家小学校长张平原曾感慨：“一些教不好、懒得教、不会教的教师严重滞留在我们这类学校。留在农村学校的永远是最薄弱的教师力量。”
这几年，同样面临师资薄弱的湖南泸溪县，自创了农村教师特殊津贴补贴，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乡村教师“下不去，留不住，教不好”的难题。 湖南泸溪县是国家级特困地区，位于湘西自治州东南部，苗族、土家族等少数民族人口占60%。
泸溪县现有农村教学点139个，在校学生4 320人，其中学生在10人以下的教学点66个，不足5人的教学点37个，一师一校教学点73所。
泸溪县浦市镇白头溪小学（教学点）就属于“一师一校”，现年59岁的张老师教龄三十年，属于民办教师转正。张老师一个人教全校9个一年级学生。各项补助加起来，张老师月工资6 100元，这在泸溪偏远教学点不算例外。
泸溪县教育局长似乎看得明白：“不是靠情怀，还要有实惠。安全没保障，生活没着落，谁肯奉献一生给农村？”
2009年，泸溪县在全国率先实施农村教师生活补贴制度，由县财政拨款，农村教师每人每月生活补贴可达1 400元。同时，泸溪县投入7 000多万建成农村教师住房1 500多套，又称“廉租房”，教师以每平方米9毛钱，租住两室一厅一卫一厨的50-70平方米的房子。
每年拿1 400万给教师补助，对泸溪县不是个小数目，其他部门没意见吗？泸溪教育局长说：他们没意见。
局长介绍，在湘西，泸溪县算是非常看重教育。据介绍，泸溪县年财政收人4亿，财政支出20亿，其中教育支出4.6亿元，高度依靠转移支付。
泸溪县浦市镇麻垅小学，在当地又被称为“夫妻学校”。刘氏夫妇二人教8个一年级，8个二年级，12个学前班学生。学生几乎都是留守儿童，三成单亲，家庭大都不稳定，属于父母外出打工的意外所得。
受惠于泸溪县津贴政策，夫妻二人一个月工资过万，在学校住廉租房，可以安心教书。听说有“夫妻学校”，很多村民把已经送出去的孩子又接回来上学。
以泸溪县长坪学校为例，一名乡村教师可以享受到的津贴有：中心学校每月500元、村小及教学点教师每月1 200元生活津贴；农教补贴：中心学校教师每月100元，村小及教学点农教补贴200元；乡镇工作补贴：在乡镇及以下工作1-10年每月200元，10-15年每月260元，16-20年每月320元，每五年以此类推，30年及以上500元封顶。
泸溪县面临师资结构不优的问题。全县乡村教师大部分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以民办转正的居多，普遍知识陈旧，年龄老化，教学方式不免死板。
“爷爷奶奶教小学、叔叔阿姨教初中、哥哥姐姐教高中”的情况十分普遍。近几年来，各村小教师退休高峰已经来到。
如何吸引年轻的乡村教师，泸溪县颇费脑筋。首先是公费定向培养，依托吉首大学师范学院等师范院校，每年完成公费定向培养师范生40人，保证师范毕业生有编有岗，配合津贴和住房优惠，年轻教师可以安心在农村从教。
学校普遍反映，公费定向师范生的素质更高。过去，学校招来的年轻教师，很多“备不来课，当不好班主任，上不好课，批改不了作业”。按照教育局长的话说：“其他地方安排不了的，没人要的，就给我们县里，扶贫。”
为了加大人才引进力度，泸溪县还采取了“由学校提供一套工作住房，政府奖励10万元安家费，每年从国家教育部免费直属的6所师范高校引进高学历人才进入高中学校任教”等经济倾斜措施。
不过，收入和住房的种种优惠措施，也难以抵消乡村教师的孤独。特别是年轻教师，往往还面临婚恋的压力，对于已经成家了的，又不忍两地分居。教师外流情况非常严重。
在走访中，很多农村学校都反映了共同的问题：建议注重教师培训实效，取消一些走形式、走过场的培训，比如无意义的挂机培训、网上培训等。
教师们目前要挤时间参加国培、省培、州培、县培，有些甚至耽误上课时间和难得的放假时间。据了解，教师们普遍感到国培“效果不大”，有偏重理论脱离实际之嫌，“还不如把钱给我们自己搞”。
据东北师范大学农村教育研究所对全国115所小学所做的调查，各地乡村小学除了语文课和数学课能达到100%开设的水平，其余的课程均没有开齐，40%以上的农村学校没有能力开设英语、科学、体育、信息等学科。
而泸溪县现在面临的，是理科教师奇缺。除了英语、语文，其他科目目前都面临招人难，特别是化学、物理、生物、地理，有的学校已经几年公开招聘都招不到專业教师，只能让数学老师教生物，地理老师教物理。这可能与师范大学人才培养仅与学校师资力量，而非就业需要挂钩有关。农村师范考生中，学英语的最多，学物理的最少。
在泸溪二中和几位班主任老师聊天，发现他们的生活极其疲惫。每天早上六点半到晚上十点半，一天16个小时，都要紧张地盯着学生学习。回到宿舍，有时连衣服都来不及洗。每个月，老师和学生仅休息一个周末。
而农村学生们的学习热情也与之前大不一样。老师们感到“难管”。班中近一半是留守儿童，由隔辈带大，难免疏于管教；而父母补偿的方式是物质刺激，比如购买手机，这使得农村学生沉迷网络的大有人在。
乡土还能重建吗？
1948年，费孝通的《乡土中国》《乡土重建》在内战时期的中国相继出版。那时《乡土重建》提到的“损蚀冲洗下的乡土”“回不了家的乡村子弟”等问题，在近70年后的今天仍有现实意义。
费先生在《损蚀下的乡土》写道：“现代的教育，从乡土社会论，是悬空了的，不切实际的。乡间把子弟送了出来受教育，结果连人都收不回。”
他举例说：“今年暑假很多毕业生找不到职业，……有一位老师劝这些青年回乡去……他们几乎一致地说：‘我们已经回不了家了。’他们依旧挤在人浮于事的都市里，甚至有靠朋友接济过日子。”
而费先生的老师潘光旦先生在早于《乡土重建》出版的《政学罪言》中，表达更为直接：“近代所谓教育有许多对不起青年与国家的地方……这种对不起的地方可以用一句话总括起来说：教育没有能使受教的人做一个‘人’，做一个‘士’……我以为近代的教育不知做人造士为何物，是错了的，错了，应知忏悔。” 虽然困难重重，但中国农村小规模学校“小而优”“小而美”的例子仍不断涌现。
浙江省温州市籀园小学任教的教师陈耀，是2015年首届全人教育奖提名奖获得者。陈耀看到，农村因为缺乏足够的生命教育和科学教育，上演过许多事故悲剧：孙子吞食蟑螂后，奶奶给孙子服用蟑螂药，导致孙子中毒；奶奶为去除三个留守孙子头上的虱子，在枕头和被子上喷洒敌敌畏致孙子中毒；家长给婴儿使用电热毯，婴儿小便致触电；家长带孩子采毒蘑菇食用而中毒……
在陈耀20多年的教学生涯中，他一直致力于发展农村小规模学校的自然科学教育和生命教育。他将学科知识以及人文关怀融合到自己开发的“乡村全课程”中。
在陈耀亲自辅导过的3 500多名学生和他发动的3 000个家庭实验室当中，已经产出了两项学生们创造的国家发明专利，还获得了900多项国家级、省级的科技创新大赛奖项。
在第一届中国农村小规模学校联盟年会上，我还听到阆中市、甘肃平凉市、广元利州区、湖北巴东县等地区教育局针对提升农村小规模学校办学质量进行的尝试和努力。在办学条件、教育经费保障、管理模式创新、评价考核方面都加以改善。
一些教育公益组织在少数民族农村地区开展的艺术教育也非常成功，焕发艺术热情之余，也提升了学生们的学习积极性和校园活力。
为了让散落在农村各地的小规模学校“抱团取暖”，四川省广元市利州区走出了一条新路，率先于2014年12月成立了“微型学校发展联盟”。由四川省广元市利州区范家小学书记、校长张平原担任联盟理事长、秘书长。最初加入的成员学校为利州区的14所小规模学校，现有教师共236人。联盟内学校互帮互助，教师资源共享，经常组织培训和研讨。
杨东平预言，未来最出色的教育案例，很有可能就在农村小规模学校中。
2016年10月23日，第二届中国农村小规模学校联盟年会——“共建‘小而美’的学校”在甘肃省平凉市举办。
400余名来自全国各地人会学者专家、地方教育局长、校长教师、公益组织负责人、媒体记者达成《共建“小而美、小而优”的农村小规模学校》的“平凉共识”。
共识提到，改善乡村小规模学校，还需要学校、社区、社会的共同努力，通过“互联网+”、培养全科教师、复式教学、阅读推广、乡土文化教育、校本課程开发、科学教育、艺术教育等方法，改革和创新教学，提升教育质量。
共识相信：“中国的根基在农村，农村的希望在教育。”
（来源：南都观察 赵晗/文）
两年前，我在国家级贫困县甘肃岷县的农村采访时，遇到了当时12岁的栽娜卜，上小学六年级。学校没有食堂，栽娜卜每天中午要回家吃饭。她走一趟山路一个小时，每天上学要走四趟，花费四个多小时。
不出意外的话，栽娜卜现在应该进入了乡镇寄宿制初中，很有可能还是大班额。
栽娜卜每天走四个小时山路，要归功于在中国实行了十年的“撤点并校”政策。
“千古未有之大变局”。农村教育“三难”
2001年，国务院颁布《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后，地方政府纷纷制定本省区内“撤点并校”政策，初衷是优化农村教育资源布局，降低办学成本。
不过，“撤点并校”推行十年，不但远离初衷甚远，且问题丛生：农村教育出现了城满、乡弱、村空，上学难、上学远、上学贵、校车事故频出、辍学率提升等问题。
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指出，在国家政策和专项资金支持下，地方以“一刀切”和运动式的行政强制手段，过度撤并农村小学和教学点，追求教育规模和效益，演变为一种“政绩工程”。
撤点并校后，很多地区学生就学的距离明显增加。据2013年审计对1185个县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情况的调查，西部地区270个县的初中、小学服务半径增幅分别为14.35公里和6.09公里。在山区和丘陵地区重点抽查的1 257.63万名走读生中，有超过十万学生上学要徒步5公里以上。最远的单程就要几十公里。教育布局调整亦增加了学生家庭在交通、住宿上的支出。
2012年，“撤点并校”终于被国务院叫停。要求“已经撤并的学校或教学点，确有必要的由当地人民政府进行规划，按程序予以恢复”。
根据公益组织歌路营2015年发布的《中国农村住校生调查报告》，“撤点并校”遗留了诸多问题：乡村教学点数量大规模下降，十年共减少学校37万所，绝大多数是农村学校；寄宿生人数不断增长，基础教育阶段寄宿制学生数量突破三千万，六成是留守儿童，其心理状况、住宿环境、营养發育等方面问题令人担忧。
同时，随着乡村教育“空心化”，不断进城上学的农村学生激增，“教育城镇化”水平远超全国常住人口城镇化速率，城镇学校“大班额”问题严重。
东北师范大学农村教育研究所所长邬志辉披露，2014年，全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5%，而全国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的城镇化率，和全国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的城镇化率（指学校设在城市地区的比例）分别达到83%和66%。
在河南信阳，有些小学和初中最大班额达到150人，安全堪忧，遑论教育质量。
在第一届中国农村小规模学校联盟年会上，杨东平用三个“大”来总结近些年来中国农村教育出现的“千古未有之大变局”：一是学龄儿童的大幅度减少，十年来减少了四分之一；二是全国范围内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三是持续了十年之久的大规模的“撤点并校”。
在“后撤点并校”时代，农村小规模学校（乡镇以下的村小、教学点）怎么办？乡镇的寄宿生怎么办？城镇大班额怎么办？——已经成为农村教育的三大难题。
农村“后20%”弱势学生何去何从？
无论“教育城镇化”如何进行，现在的“朝野共识”是：在中国农村偏远的山区、牧区，仍存在一些学生无法进城。支撑着农村“后20%”弱势学生的，正是这些学生数量在200人以下，甚至只有三五个学生的小规模学校。
邬志辉曾在一次沙龙中说：“我们最近到乡村学校去调研、去中西部看，乡村学校剩下的孩子，真的是最底层的群体。有一些是孩子智力上出现问题，甚至老师都出现残障这些问题，确实是最贫困的一个群体，他们是实在‘走不了’的，能走肯定也走了。”
邬志辉表示，乡村小规模学校、教学点是教育贫困的重灾区，是教育现代化的短板。而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重点难点，还在乡村。
农村教育如何进行规划，究竟是继续向城市倾斜，还是回归基层？杨东平和邬志辉都认为，应加强对镇一级的教育投入。
不过，几年前这并非“朝野共识”。杨东平回忆说，那时在有关部门开会，当提出建设小规模教学的时候，有关部门还不以为然。
但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全面改善农村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提高农村学校教学质量。因地制宜保留并办好村小和教学点。支持乡村两级公办和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建设”。
2015年11月28日，国务院颁布《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提出“加快探索建立乡村小规模学校办学机制和管理办法，建设并办好寄宿制学校，慎重稳妥撤并乡村学校，努力消除城镇学校‘大班额’，保障当地适龄儿童就近人学”。
据悉，这是中央文件里第一次提出“乡村小规模学校”的概念，过去的提法都是“村小、办学点”。这说明，“小规模学校”的概念进入了国家的政策体系。
“关于小规模学校的建设，我们需要确立新的认识。一个基本判断就是：小规模学校将会长期存在，不是一个过渡形态，不是随着教育现代化将要消失的落后形态。农村小规模学校满足了农村后20%没有能力进城上学的弱势家庭的教育需求。”杨东平说，“在教育现代化的坐标上，小规模学校其实更加符合教育的规律，是学校发展的趋势。”
“实惠留人”，湖南泸溪县的倾斜政策
目前，农村学校普遍面临“小而弱”“小而差”的问题。师资薄弱，成为制约农村小规模学校发展的关键因素。与此同时，受制于编制，优秀人才难以引进。
四川广元范家小学校长张平原曾感慨：“一些教不好、懒得教、不会教的教师严重滞留在我们这类学校。留在农村学校的永远是最薄弱的教师力量。”
这几年，同样面临师资薄弱的湖南泸溪县，自创了农村教师特殊津贴补贴，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乡村教师“下不去，留不住，教不好”的难题。 湖南泸溪县是国家级特困地区，位于湘西自治州东南部，苗族、土家族等少数民族人口占60%。
泸溪县现有农村教学点139个，在校学生4 320人，其中学生在10人以下的教学点66个，不足5人的教学点37个，一师一校教学点73所。
泸溪县浦市镇白头溪小学（教学点）就属于“一师一校”，现年59岁的张老师教龄三十年，属于民办教师转正。张老师一个人教全校9个一年级学生。各项补助加起来，张老师月工资6 100元，这在泸溪偏远教学点不算例外。
泸溪县教育局长似乎看得明白：“不是靠情怀，还要有实惠。安全没保障，生活没着落，谁肯奉献一生给农村？”
2009年，泸溪县在全国率先实施农村教师生活补贴制度，由县财政拨款，农村教师每人每月生活补贴可达1 400元。同时，泸溪县投入7 000多万建成农村教师住房1 500多套，又称“廉租房”，教师以每平方米9毛钱，租住两室一厅一卫一厨的50-70平方米的房子。
每年拿1 400万给教师补助，对泸溪县不是个小数目，其他部门没意见吗？泸溪教育局长说：他们没意见。
局长介绍，在湘西，泸溪县算是非常看重教育。据介绍，泸溪县年财政收人4亿，财政支出20亿，其中教育支出4.6亿元，高度依靠转移支付。
泸溪县浦市镇麻垅小学，在当地又被称为“夫妻学校”。刘氏夫妇二人教8个一年级，8个二年级，12个学前班学生。学生几乎都是留守儿童，三成单亲，家庭大都不稳定，属于父母外出打工的意外所得。
受惠于泸溪县津贴政策，夫妻二人一个月工资过万，在学校住廉租房，可以安心教书。听说有“夫妻学校”，很多村民把已经送出去的孩子又接回来上学。
以泸溪县长坪学校为例，一名乡村教师可以享受到的津贴有：中心学校每月500元、村小及教学点教师每月1 200元生活津贴；农教补贴：中心学校教师每月100元，村小及教学点农教补贴200元；乡镇工作补贴：在乡镇及以下工作1-10年每月200元，10-15年每月260元，16-20年每月320元，每五年以此类推，30年及以上500元封顶。
泸溪县面临师资结构不优的问题。全县乡村教师大部分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以民办转正的居多，普遍知识陈旧，年龄老化，教学方式不免死板。
“爷爷奶奶教小学、叔叔阿姨教初中、哥哥姐姐教高中”的情况十分普遍。近几年来，各村小教师退休高峰已经来到。
如何吸引年轻的乡村教师，泸溪县颇费脑筋。首先是公费定向培养，依托吉首大学师范学院等师范院校，每年完成公费定向培养师范生40人，保证师范毕业生有编有岗，配合津贴和住房优惠，年轻教师可以安心在农村从教。
学校普遍反映，公费定向师范生的素质更高。过去，学校招来的年轻教师，很多“备不来课，当不好班主任，上不好课，批改不了作业”。按照教育局长的话说：“其他地方安排不了的，没人要的，就给我们县里，扶贫。”
为了加大人才引进力度，泸溪县还采取了“由学校提供一套工作住房，政府奖励10万元安家费，每年从国家教育部免费直属的6所师范高校引进高学历人才进入高中学校任教”等经济倾斜措施。
不过，收入和住房的种种优惠措施，也难以抵消乡村教师的孤独。特别是年轻教师，往往还面临婚恋的压力，对于已经成家了的，又不忍两地分居。教师外流情况非常严重。
在走访中，很多农村学校都反映了共同的问题：建议注重教师培训实效，取消一些走形式、走过场的培训，比如无意义的挂机培训、网上培训等。
教师们目前要挤时间参加国培、省培、州培、县培，有些甚至耽误上课时间和难得的放假时间。据了解，教师们普遍感到国培“效果不大”，有偏重理论脱离实际之嫌，“还不如把钱给我们自己搞”。
据东北师范大学农村教育研究所对全国115所小学所做的调查，各地乡村小学除了语文课和数学课能达到100%开设的水平，其余的课程均没有开齐，40%以上的农村学校没有能力开设英语、科学、体育、信息等学科。
而泸溪县现在面临的，是理科教师奇缺。除了英语、语文，其他科目目前都面临招人难，特别是化学、物理、生物、地理，有的学校已经几年公开招聘都招不到專业教师，只能让数学老师教生物，地理老师教物理。这可能与师范大学人才培养仅与学校师资力量，而非就业需要挂钩有关。农村师范考生中，学英语的最多，学物理的最少。
在泸溪二中和几位班主任老师聊天，发现他们的生活极其疲惫。每天早上六点半到晚上十点半，一天16个小时，都要紧张地盯着学生学习。回到宿舍，有时连衣服都来不及洗。每个月，老师和学生仅休息一个周末。
而农村学生们的学习热情也与之前大不一样。老师们感到“难管”。班中近一半是留守儿童，由隔辈带大，难免疏于管教；而父母补偿的方式是物质刺激，比如购买手机，这使得农村学生沉迷网络的大有人在。
乡土还能重建吗？
1948年，费孝通的《乡土中国》《乡土重建》在内战时期的中国相继出版。那时《乡土重建》提到的“损蚀冲洗下的乡土”“回不了家的乡村子弟”等问题，在近70年后的今天仍有现实意义。
费先生在《损蚀下的乡土》写道：“现代的教育，从乡土社会论，是悬空了的，不切实际的。乡间把子弟送了出来受教育，结果连人都收不回。”
他举例说：“今年暑假很多毕业生找不到职业，……有一位老师劝这些青年回乡去……他们几乎一致地说：‘我们已经回不了家了。’他们依旧挤在人浮于事的都市里，甚至有靠朋友接济过日子。”
而费先生的老师潘光旦先生在早于《乡土重建》出版的《政学罪言》中，表达更为直接：“近代所谓教育有许多对不起青年与国家的地方……这种对不起的地方可以用一句话总括起来说：教育没有能使受教的人做一个‘人’，做一个‘士’……我以为近代的教育不知做人造士为何物，是错了的，错了，应知忏悔。” 虽然困难重重，但中国农村小规模学校“小而优”“小而美”的例子仍不断涌现。
浙江省温州市籀园小学任教的教师陈耀，是2015年首届全人教育奖提名奖获得者。陈耀看到，农村因为缺乏足够的生命教育和科学教育，上演过许多事故悲剧：孙子吞食蟑螂后，奶奶给孙子服用蟑螂药，导致孙子中毒；奶奶为去除三个留守孙子头上的虱子，在枕头和被子上喷洒敌敌畏致孙子中毒；家长给婴儿使用电热毯，婴儿小便致触电；家长带孩子采毒蘑菇食用而中毒……
在陈耀20多年的教学生涯中，他一直致力于发展农村小规模学校的自然科学教育和生命教育。他将学科知识以及人文关怀融合到自己开发的“乡村全课程”中。
在陈耀亲自辅导过的3 500多名学生和他发动的3 000个家庭实验室当中，已经产出了两项学生们创造的国家发明专利，还获得了900多项国家级、省级的科技创新大赛奖项。
在第一届中国农村小规模学校联盟年会上，我还听到阆中市、甘肃平凉市、广元利州区、湖北巴东县等地区教育局针对提升农村小规模学校办学质量进行的尝试和努力。在办学条件、教育经费保障、管理模式创新、评价考核方面都加以改善。
一些教育公益组织在少数民族农村地区开展的艺术教育也非常成功，焕发艺术热情之余，也提升了学生们的学习积极性和校园活力。
为了让散落在农村各地的小规模学校“抱团取暖”，四川省广元市利州区走出了一条新路，率先于2014年12月成立了“微型学校发展联盟”。由四川省广元市利州区范家小学书记、校长张平原担任联盟理事长、秘书长。最初加入的成员学校为利州区的14所小规模学校，现有教师共236人。联盟内学校互帮互助，教师资源共享，经常组织培训和研讨。
杨东平预言，未来最出色的教育案例，很有可能就在农村小规模学校中。
2016年10月23日，第二届中国农村小规模学校联盟年会——“共建‘小而美’的学校”在甘肃省平凉市举办。
400余名来自全国各地人会学者专家、地方教育局长、校长教师、公益组织负责人、媒体记者达成《共建“小而美、小而优”的农村小规模学校》的“平凉共识”。
共识提到，改善乡村小规模学校，还需要学校、社区、社会的共同努力，通过“互联网+”、培养全科教师、复式教学、阅读推广、乡土文化教育、校本課程开发、科学教育、艺术教育等方法，改革和创新教学，提升教育质量。
共识相信：“中国的根基在农村，农村的希望在教育。”
（来源：南都观察 赵晗/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