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一家报纸曾经报道了一条消息，说一名叫邱传友的33岁的外地来京打工者，发烧38.5度，在302路公交车上两次晕倒。因怀疑他患了非典，被急救医生送到医院发烧门诊，但他却竟乘人不备，逃之夭夭。而同车的60余位乘客也未经急救人员的检查和登记，便慌忙四散而去。
　　读罢这条消息，患者和同车乘客集体“大逃亡”的做法实在令人震惊。非典的出现，虽然是一个公共卫生危机，但在公共卫生危机的背后，还潜伏着人们多少年来所积淀下来的精神危机，这种精神危机如果不能从根本上加以解决，那么在灾难时，人们就很难表现出应该具有的责任心和荣辱感。
　　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因为就在不久前，我国刚刚针对非典和其他可能突发的公共卫生事件，制定颁发了《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其立法的宗旨是为了保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健康与生命安全。既然是法律，人们就应自觉地遵守。但遗憾的是，不但病人逃走，就连公共汽车上的60余位乘客也“集体逃亡”。这就给公共卫生埋下了新的隐患———可能造成新的传染源，进而威胁更多人的生命安全。
　　记得在北京非典流行的初期，不少外地民工纷纷离开北京躲避疫情，但大多数的民工却留了下来。他们认为，既然党和政府已发动群众万众一心抗非典，那么战胜非典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更重要的是，他们已将自身的利益和国家的利益、人民的利益联系在一起。他们说，如果在家乡发了病，不但会祸及亲朋好友，还会造成传染源的扩散，那国家防治这个病就难了。而公交车上集体“逃亡”的60余位乘客中，或许有干部、有工人、有职员、有学生，但他们在国家和民族遭受突然灾难时所表现的不自觉和唯我第一的做法，显然和公民应具有的责任心背道而驰。那么公交车上的60余位乘客为什么要集体“逃亡”呢？是怕登记后给自己增添麻烦，怕成为被观察的对象，怕被隔离，怕遭到别人的疏远和歧视，怕遭受经济上的损失，就是不怕因此可能会造成传染病的扩散，进而威胁更多人的安全和给国家战胜非典增加难度。
　　人们常说，没国哪有家，没家哪有我，其道理浅显而深刻。如果说在这次抗击非典的战斗中，医务人员表现了爱国爱民的伟大胸怀，他们是令人敬重的英雄，那么普通百姓也是可以作无名英雄的。例如，有的人在密切接触非典患者后，能主动向有关部门报告，并自觉地将自己隔离起来，进而保证了疫源不再扩散，保证了其他人的安全，也在某种程度上帮助国家加快了战胜非典的进程。有的人在路上遇见疑似非典病人后，不是惊慌地躲避，而是立即向急救中心报告，既使病人得到及时的救治，也使可能的传染源得到及时的监控。这些做法看似小事，其实和美国“9.11”事件后，市民自发地排队献血；和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时，韩国的家庭主妇纷纷拿出自己的金戒指和耳环来兑换成韩圆，以帮助国家度过难关的做法一样，是有着共同的信念和责任感的。相比之下，那些在非典面前只知惊慌逃亡的人，那些甚至不惜阻断国道，只知保护自己的利益、局部利益的人，他们的做法，显然在国难当头的时候，缺乏对他人的理解和同情，缺乏关爱与支持；对国家则缺乏责任感和信念。
　　我们理解任何一个人都是凡人，都会在突至的疾病灾难或其他灾难面前产生恐惧感。但是，光有恐惧感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也不能显示我们民族的伟大和尊严。在这种时候，我们应该怎样做，才能表达我们对国家的真实感情，以使我们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这更是每个中国人应该考虑的。
　　公交车60余位乘客集体“逃亡”的事已经过去了两个月。两个月后的今天，我们已基本遏制了非典的流行，但这件事带给我们的思索仍不能轻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