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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全球生产网络条件下，贸易增长并不等于贸易收益，本国贸易增加值是一个国家或地区贸易收益的真实体现。随着我国贸易规模的不断膨胀，贸易增长与贸易收益的差异逐渐扩大。贸易发展中的要素贡献是贸易发展方式转变的主要标志。通过中国工业部门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发现，我国贸易规模增加及贸易收益提升的背后，更多依靠的是低技能劳动及资源要素的贡献，高级要素贡献相对不足，我国外贸发展方式转变亟须进一步推进。
关键词 贸易增长；贸易收益；要素贡献；外贸发展方式转变
[中图分类号]F75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3-0461（2016）07-0056-06
通过利用外资集聚国外高级要素，积极融入跨国公司的全球生产网络，依靠扩大出口充分调动国内闲置资源，提升要素配置效率是我国经济发展模式的主要经验。1982年，中国出口额仅413亿美元，到2012年，迅速增长为20 487亿美元，30年内增长了48.6倍，成为世界头号出口大国。另一方面，由于缺乏技术、品牌、销售渠道等高级要素，中国更多参与的是全球价值链的低端环节，为支撑巨大的出口规模而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资源能源，导致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值得深思的是，出口贸易迅速膨胀的背后，中国获得了多少真实贸易收益，哪些要素是获取真实贸易收益的主要来源？以上可归结为两个理论问题：一是在全球生产网络下，如何看待和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贸易增长及贸易收益；二是我国推动贸易增长、获取贸易收益的要素贡献怎样，其增长路径是什么？
一、相关文献述评
贸易增长与贸易收益是国际贸易理论的核心命题。贸易增长一般被描述为国家或地区之间从事专业化生产及国际交换规模的提升。对于贸易收益，传统国际贸易理论认为，通过两个国家的专业化分工及交换，可以改变各自的生产点及消费点，由于消费更多的产品组合从而达到更高的福利水平。Krugman、Helpman和lancaster等新贸易理论认为从生产者的角度，贸易收益指贸易带来的企业生产专业化、效率提升及产量增加；从消费者的角度，贸易收益指贸易带来的消费产品价格下降及品种多样化。
在产业内贸易阶段，除了进口用于出口的初级产品、矿产资源外，中间产品贸易并不多见，贸易增长可以近似的衡量贸易收益，尤其是对于国内资源丰富的大国而言。随着国际分工的不断深入，跨国公司将产品价值链分割为研发、设计、生产、制造、销售等若干环节，并将每个环节配置于成本最低或效率最高的国家或地区，进而形成多个国家参与产品价值链不同环节的垂直专业化分工体系。由于这种生产方式存在大量的中间品贸易，贸易核算中存在着大量的重复计算，贸易增长并不能反映贸易收益。为此，Hummels、Ishii and Yi（2001）把一国出口分解为国内贸易增加值和国外贸易增加值，以贸易增加值来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贸易收益，从而为贸易收益提出全新的概念及核算框架。此后，采用贸易增加值研究贸易收益的文献逐渐增多，Koopman、Powers、Wang and Wei（2010）及Daudin、Rifflart和Schweisguth（2011）进一步完善了贸易增加值的核算方法。国内学者曾铮、张路路（2008）通过传统贸易顺差及贸易增加值方法的比较，对中美贸易利得进行界定。李昕、徐滇庆（2013）采用增加值统计法，对我国贸易总额与贸易顺差额重新估算。张杰等（2013）利用中国海关贸易数据库及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从微观层面对中国不同所有制类型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进行了测算。
对于贸易增长及贸易收益的要素贡献，Neil Foster、Robert Stehrer and Gaaitzen de Vries（2011）利用WIOD数据库，对主要国家贸易增加值进行了核算，并按低技能劳动力、中技能劳动力、高技能劳动力及资本要素对贸易增加值的贡献进行分解。Widell（2005）计算了瑞典贸易的要素成分，发现瑞典出口的人力资本成分显著高于进口成分。国内学者申朴、尹翔硕（2008）考察了要素积累对服务贸易总体和各部门出口增长的影响，发现不同要素的积累能够促进不同服务部门的出口增长，特别是人力资本积累对服务贸易总体及现代服务部门的出口增长有显著的正效应。王磊（2012） 估计了中国制造业出口产品单位价格和要素密集度之间的关系，发现出口产品的单位价格和研发人员密集度呈现显著的正向关系。
在现有的研究基础上，本文可能的贡献有：一是厘清全球生产网络条件下贸易增长与贸易收益的概念，并根据KPWW法核算出中国的贸易收益情况；二是从要素贡献的视角研究我国贸易收益的增长动力，并以此对我国外贸发展方式转变进行评估。
二、贸易增长与贸易收益
贸易增长通常指的是进出口贸易规模的增加，反映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参与国际分工的程度。而贸易收益是一个国家或地区通过参与国际贸易和分工获取的本国要素收益总和，如劳动者获取工资报酬、资本所有者获取资本回报、土地所有者获取土地收入等等。
在全球生产网络条件下，由于全球专业化分工的需要，大量的原材料和中间品在不同分工国家之间频繁流入流出，一国出口中实现的不仅仅是本国要素收益，还包括他国要素收益，如中国、墨西哥等为代表的出口加工型国家，其出口需求引致的资源品、中间品进口，实现的是进口国的要素收益。另一方面，以OPEC、澳大利亚、俄罗斯为代表的资源类国家，其资源出口通过他国的加工后，很有可能通过中间品的形式再度折返回母国（这种现象称为增值折返），由于这部分实现的国内要素收益已经在初次出口时统计过了，如果折返母国后再次出口的话，则会出现出口部分的重复计算。可见，本国贸易增加值实际上是出口中剔除中间品投入及增值折返再出口因素的剩余部分。
以进口中间品出口制成品的出口加工型国家为例，如图1所示，假如中国出口价值100万美元的汽车，生产过程中投入了60万美元的中间品如发动机等，其余40万美元是国内加工组装过程的资本劳动力土地等要素报酬形成的国内增加值。而在加工组装投入的发动机中，有40万美元是直接进口，剩下20万美元是国内配套。考虑到增值折返的情况，假设进口的发动机中又包含了5万美元的增值折返。另一方面，假定国内发动机配套生产过程，又包含了10万美元的核心零部件进口，其余10万美元是非核心零部件的国内配套及加工组装形成的国内增加值。另外，在进口的核心零部件中，又包含了2万美元的增值折返情况。因而，我国出口100美元的汽车中，根据属地原则实现的国内增加值为40+10=50万美元，国外增加值为35+8=43万美元，增值折返再出口为5+2=7万美元。 因而，贸易增长反映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贸易规模量的扩张，是外延式的贸易发展模式；而贸易收益才是一个国家或地区通过参与国际分工获取的国民福利，是内涵式的贸易发展模式。那么，作为第一出口大国，中国的贸易规模膨胀的背后，实现了多少本地增加值呢？
本文按照KPWW法建立投入产出模型，从出口中分解出我国贸易增加值。首先，假定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产出增加值率（增加值/总产出）为v；里昂惕夫逆矩阵为L=（I-A）-1（A为直接消耗系数矩阵），表明实现单位价值最终需求所需的总产出；国家间的贸易量用t表示。因而，L*t指为完成价值t的贸易量所需的总产出，而Tv=v′Lt为完成价值t的贸易量所实现的增加值。
考虑到一般情况，假设有n个国家间发生贸易关系，则产出增加值率向量为v′=（v1，v2，v3，…vn），其中v1，v2，v3，…vn分别表示参与贸易各国的产出增加值率；贸易量向量为t=（x1*，x21，x31，…xn1），其中x1*=■p，p≠1x1p表示国家1对其他国家的出口总和，x21，x31，…xn1分别表示各国对国家1的出口。进一步将向量v′及t对角化进行矩阵运算，则：
Tv=v1 0 0 … 00 v2 0 … 00 0 v3 … 0 … … … … …0 0 0 … vn L11 L12 L13 … L1nL21 L22 L23 … L2nL31 L3 L33 … L3n … … … … …Ln1 Ln2 Ln3 … Lnn
x1* 0 0 … 00 x21 0 … 00 0 x31 … 0 … … … … …0 0 0 … xn1 （1）
= v1L11x1* v1L12x21 v1L13x31 … v1L1nxn1v2L21x1* v2L22x21 v2L23x31 … v2L2nxn1v3L31x1* v3L32x21 v3L33x31 … v3L3nxn1 … … … … …vnLn1x1* vnLn2x21 vnLn3x31 … vnLnnxn1 （2）
其中，等式（1）的第一个矩阵显示了所有参与贸易国家的产出增加值率；第二个矩阵反映的是参与贸易国家之间的投入产出关系，如L1n表示国家n单位价值最终需求消耗的国家1的投入；第二个矩阵反映的是参与贸易国家之间的贸易流量。
通过三个矩阵相乘，国家1出口实现的贸易增加值可以拆分为两部分：
v1L11x1*表示为完成国家1出口总额x1*，所需价值L11x1*的国内产出中所包含的增加值，即出口的国内贸易增加值。
vnLn1x1*表示为完成国家1出口总额x1*，所需国家n价值Ln1x1*的中间投入中所包含的增加值，即国家1出口实现的国家n的属地贸易增加值，因而■p，p≠1vpLp1x1*反映的是国家1出口实现的外国增加值。
根据以上模型及研究方法，利用WIOD数据库中的国际投入产出表，可以核算出1995年以来中国的贸易增加值（见表1）。
由表1可见，1995年以来，随着我国贸易规模飞速增长，贸易收益水平迅速提升，但两者差额呈现日益扩大的趋势。说明由于更多中间品贸易，贸易增长并不意味着贸易收益的提升，我国贸易规模日益膨胀的同时，实现了越来越多的外国贸易收益。
三、我国贸易发展中的要素贡献
全球生产网络条件下，一个国家或地区实际上是利用本国生产要素参与国际分工，生产要素的异质性决定了各国在全球价值链的不同地位及获取贸易收益的差异。一般而言，更多凭借稀缺性的高级要素如技术、品牌、销售渠道、智力等参与国际分工的国家，必定获取更多的贸易收益，相反更多依靠低级要素如低技能劳动力、矿产品等初级原材料参与国际分工的国家，获取的贸易收益自然非常有限，因而贸易发展中要素贡献是衡量外贸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方面。鉴于我国在全球价值链处于低端定位，加工贸易比重过大，贸易增长的本地关联不够突出的问题，从21世纪初起，我国大力推动以调整贸易结构、转变贸易方式、提升贸易收益为重点的外贸发展方式转变。然而值得关注的是，我国的外贸发展方式转变是否成功，取得成效怎样？
1.计量模型
基于贸易的要素贡献视角，本文首先参照扩展的C-D生产函数，引入资源要素（R），并按劳动技能等级把劳动拆分为低技能劳动（LS）、中技能劳动（MS）、高技能劳动（HS）。对生产函数两边取对数，构造模型如下：
lnY=a0+β1lnK+β2lnLS+β3lnMS+β4lnHS+β5lnR+（1-β1-β2-β3-β4-β5）lnA+εit （3）
在此基础上，利用1995～2011年中国15个工业行业的面板数据，分别利用贸易增长及贸易收益为被解释变量，构建面板数据模型：
lnEXit=a0+β1lnKit+β2lnLSit+β3lnMSit+β4lnHSit+β5lnRit+β6lnAit+εit （4）
lnTVAit=a0+β1lnKit+β2lnLSit+β3lnMSit+β4lnHSit+β5lnRit+β6lnAit+εit （5）
其中，EX及TVA（Trade Value Added）分别代表贸易规模及贸易增加值，K、A和R分别代表资本、技术及资源要素，LS、MS、HS分别代表低技能劳动、中技能劳动及高技能劳动，i和t分别表示行业和时间，a0为常数。β1、β2、β3、β4、β5、β6为估计参数，εit表示残差。
2.指标说明与数据来源
表2显示了模型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特征，包括：贸易规模（EX），反映贸易增长情况，用出口总额来表示，数据来源为WIOD数据库；贸易增加值（TVA），用本国贸易增加值来衡量贸易收益情况，本文利用WIOD数据库，通过KPWW法核算出1995～2011年中国15个工业部门的贸易增加值作为被解释变量；资本（K），代表资本要素的投入情况，用各行业的基本建设投资来衡量，数据来源为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低技能劳动（LS）、中技能劳动（MS）、高技能劳动（HS），分别代表初级技能水平、中等技能水平、高级技能水平劳动要素的投入，用低技能劳动、中技能劳动和高技能劳动的劳动报酬来衡量，数据来源为WIOD数据库。
技术（A），代表技术要素的投入情况，用各行业的企业科技机构经费支出来衡量，数据来源为历年《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
资源（R），代表资源要素的投入情况，用各行业的能源消耗来衡量，数据来源为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3.实证分析结果
通常静态面板数据模型的估计方法包括最小二乘法（OLS）、广义最小二乘法（GLS）、可行广义最小二乘法（FGLS）、最大似然估计法（ML）和广义矩估计（GMM）等方法。Taylor（1980）的研究认为：相对其他估计方法，FGLS除了能够对异方差进行较好修正，而且需要的自由度最小，因而针对短面板数据更加有效；FGLS 的估计方差比Cramer-Rao下界不会高出17%；此外，方差分量较有效的估计量不是得到有效FGLS 估计量的必要条件。鉴于短面板的数据特征，本文采用FGLS方法分别对模型（4）及模型（5）进行估计。
表3的模型估计结果显示，首先，模型（4）及模型（5）均通过了F检验及Hausman检验，表明可以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其次，就贸易发展中的要素贡献而言，低技能劳动及资源对贸易增长（EX）及贸易收益（TVA）均表现出较好的显著性。从系数大小来看，低技能劳动及资源要素对贸易增长的贡献相对更大；中技能劳动、资本、技术要素对贸易增长贡献的显著性并不明显，而对贸易收益贡献显著；高技能劳动无论对贸易增长及贸易收益的贡献均不显著。
4.稳健性检验
通常对估计结果的稳健性检验有两个方法：一是采用另外一种估计方法对原模型再进行一次估计，二是选择一个与原模型中某一解释变量相关的变量，用这个新的变量来代替原来的解释变量来进行估计。本文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TSLS），采取各变量的一阶滞后项作为工具变量（IV），对模型（4）和模型（5）的稳健性进行检验。
表4的稳健性检验结果显示，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进行估计后，与表3相比，估计结果基本一致，表明模型估计结果是稳健的。
5.实证分析结论
根据模型的估计结果，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1）1995年以来，我国贸易规模的迅速扩张，主要是低级要素的大量投入所拉动，其中低技能劳动每投入1%，能拉动贸易规模增长0.83%；资源的投入每增加1%，带动贸易规模增长0.47%。而资本、技术、人力资本投入等高级要素投入对贸易增长的贡献并不显著。可见在我国贸易增长过程中，仍然更多的依靠低级要素投入，高级要素的贡献相对不足，贸易发展方式仍然比较粗放。
（2）虽然与贸易增长相比，中技能劳动、资本、技术等要素投入的贡献比较显著，其中中技能劳动投入每增长1%，将拉动贸易收益增长0.153%；资本每投入1%，能促进贸易收益增长0.076%；技术的投入每增加1%，带动贸易收益增长0.097%。但其拉动作用仍明显低于低技能劳动及资源，表明我国的贸易收益仍主要由低级要素所创造。
（3）高技能劳动无论对贸易增长及贸易收益的贡献均不显著，这说明我国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环节，由于出口产品技术含量较低，更多需要的仅仅是低技能劳动及中技能劳动投入，而高技能劳动要素的贡献并不明显。
四、相关政策建议
贸易发展中的要素贡献是贸易发展方式转变的主要标志。近年来，我国出口规模迅速增长，成为世界头号出口大国，但更多依靠低级要素驱动的贸易发展方式导致贸易收益水平较低，同时贸易规模的增长难以持续，“大而不强”是我国出口贸易的现实问题。为提升我国贸易收益，进一步推动贸易发展方式转变，提出两点政策建议。
1. 调整投资重点，注重高级要素培育
尤其是对于发挥低成本优势的加工贸易企业而言，不应仅仅追求扩大出口规模及市场份额，而应通过加大人力资本、技术研发、品牌开发及渠道拓展等领域的投入，不断提升产品的技术含量及附加价值，获取更高的贸易收益。
2. 提升贸易形态，发挥高级要素贡献
与传统制造业相比，服务业更多需要的是资本、技术、高技能劳动等高级要素投入。应进一步扩大服务业的开放，大力推动软件信息、管理咨询、数据服务等外包业务发展，鼓励开展境内外高技术、高附加值的维修业务，形成以技术、品牌、质量、服务为核心的外贸竞争新优势，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中国服务”提升。
[参考文献]
[1] D.Hummels，J.Ishii and K.Yi.The Nature and Growth of Vertical Specialization in World Trade[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2001，54（1）.
[2] R.Koopman，W.Powers，Z.Wang and Shang-jin Wei.Give Credit Where Credit Is Due：Tracing Value Added in Global Production Chains[Z].NBER Working Paper No.16426，September 2010.
[3] Daudin，C.Rifflart and D.Schweisguth.Who Produces for Whom in the World Economy？[J].Canadian Journal of Econamics，2011，44（4）.
[4] Neil Foster、Robert Stehrer and Gaaitzen de Vries.Trade in value added and factors——A comprehensive approach[Z].Written Within the 7 th EU-framework Project 'WIOD：World Input-Output Database：Construction and Applications' under Theme 8：Socio-Economic Sciences and Humanities，Grant agreement No.225281. [5] Widell，Lars M. Produck Quality and the Human Capital Content of Swedish'frade in the 1990s[M].A Paper Pre-pared for the L；fSG Conferencz in Dublin，September， 2005.
[6] 李昕，徐滇庆.中国外贸依存度和失衡度的重新估算——全球生产链中的增加值贸易[J].中国社会科学，2013（10）.
[7] 张杰.中国出口国内附加值的测算与变化机制[J].经济研究，2013（10）.
[8] 申朴，尹翔硕.要素积累对服务贸易出口增长的影响——对世界及中国、美国数据的经验分析[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1）.
[9] 王磊.出口产品的单位价格与要素密集度——基于中国工业行业的实证研究[J].财经科学，2013（2）.
Abstract：Under the condition of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trade growth is not equal to yield，and the added value of trade is the true reflection national and regional trade income. With the expanding of China's trade scale，the differentiation between trade growth and trade gain is getting broaden. The factor contribution is a major sign of trade development mode transformation. Through an empirical analysis on China's industrial sector panel data，this article found that，behind trade scale expanding and trade gain increasing，China's trade to a large extent relies on low-skilled labor and resource contribution，while the advanced factors' contribution is relatively insufficient. Therefore，the foreign trade development mode transformation should be further prompted.
Key words：trade growth；trade income；factor contribution；foreign trade development mode transformation
（责任编辑：张积慧）
关键词 贸易增长；贸易收益；要素贡献；外贸发展方式转变
[中图分类号]F75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3-0461（2016）07-0056-06
通过利用外资集聚国外高级要素，积极融入跨国公司的全球生产网络，依靠扩大出口充分调动国内闲置资源，提升要素配置效率是我国经济发展模式的主要经验。1982年，中国出口额仅413亿美元，到2012年，迅速增长为20 487亿美元，30年内增长了48.6倍，成为世界头号出口大国。另一方面，由于缺乏技术、品牌、销售渠道等高级要素，中国更多参与的是全球价值链的低端环节，为支撑巨大的出口规模而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资源能源，导致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值得深思的是，出口贸易迅速膨胀的背后，中国获得了多少真实贸易收益，哪些要素是获取真实贸易收益的主要来源？以上可归结为两个理论问题：一是在全球生产网络下，如何看待和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贸易增长及贸易收益；二是我国推动贸易增长、获取贸易收益的要素贡献怎样，其增长路径是什么？
一、相关文献述评
贸易增长与贸易收益是国际贸易理论的核心命题。贸易增长一般被描述为国家或地区之间从事专业化生产及国际交换规模的提升。对于贸易收益，传统国际贸易理论认为，通过两个国家的专业化分工及交换，可以改变各自的生产点及消费点，由于消费更多的产品组合从而达到更高的福利水平。Krugman、Helpman和lancaster等新贸易理论认为从生产者的角度，贸易收益指贸易带来的企业生产专业化、效率提升及产量增加；从消费者的角度，贸易收益指贸易带来的消费产品价格下降及品种多样化。
在产业内贸易阶段，除了进口用于出口的初级产品、矿产资源外，中间产品贸易并不多见，贸易增长可以近似的衡量贸易收益，尤其是对于国内资源丰富的大国而言。随着国际分工的不断深入，跨国公司将产品价值链分割为研发、设计、生产、制造、销售等若干环节，并将每个环节配置于成本最低或效率最高的国家或地区，进而形成多个国家参与产品价值链不同环节的垂直专业化分工体系。由于这种生产方式存在大量的中间品贸易，贸易核算中存在着大量的重复计算，贸易增长并不能反映贸易收益。为此，Hummels、Ishii and Yi（2001）把一国出口分解为国内贸易增加值和国外贸易增加值，以贸易增加值来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贸易收益，从而为贸易收益提出全新的概念及核算框架。此后，采用贸易增加值研究贸易收益的文献逐渐增多，Koopman、Powers、Wang and Wei（2010）及Daudin、Rifflart和Schweisguth（2011）进一步完善了贸易增加值的核算方法。国内学者曾铮、张路路（2008）通过传统贸易顺差及贸易增加值方法的比较，对中美贸易利得进行界定。李昕、徐滇庆（2013）采用增加值统计法，对我国贸易总额与贸易顺差额重新估算。张杰等（2013）利用中国海关贸易数据库及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从微观层面对中国不同所有制类型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进行了测算。
对于贸易增长及贸易收益的要素贡献，Neil Foster、Robert Stehrer and Gaaitzen de Vries（2011）利用WIOD数据库，对主要国家贸易增加值进行了核算，并按低技能劳动力、中技能劳动力、高技能劳动力及资本要素对贸易增加值的贡献进行分解。Widell（2005）计算了瑞典贸易的要素成分，发现瑞典出口的人力资本成分显著高于进口成分。国内学者申朴、尹翔硕（2008）考察了要素积累对服务贸易总体和各部门出口增长的影响，发现不同要素的积累能够促进不同服务部门的出口增长，特别是人力资本积累对服务贸易总体及现代服务部门的出口增长有显著的正效应。王磊（2012） 估计了中国制造业出口产品单位价格和要素密集度之间的关系，发现出口产品的单位价格和研发人员密集度呈现显著的正向关系。
在现有的研究基础上，本文可能的贡献有：一是厘清全球生产网络条件下贸易增长与贸易收益的概念，并根据KPWW法核算出中国的贸易收益情况；二是从要素贡献的视角研究我国贸易收益的增长动力，并以此对我国外贸发展方式转变进行评估。
二、贸易增长与贸易收益
贸易增长通常指的是进出口贸易规模的增加，反映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参与国际分工的程度。而贸易收益是一个国家或地区通过参与国际贸易和分工获取的本国要素收益总和，如劳动者获取工资报酬、资本所有者获取资本回报、土地所有者获取土地收入等等。
在全球生产网络条件下，由于全球专业化分工的需要，大量的原材料和中间品在不同分工国家之间频繁流入流出，一国出口中实现的不仅仅是本国要素收益，还包括他国要素收益，如中国、墨西哥等为代表的出口加工型国家，其出口需求引致的资源品、中间品进口，实现的是进口国的要素收益。另一方面，以OPEC、澳大利亚、俄罗斯为代表的资源类国家，其资源出口通过他国的加工后，很有可能通过中间品的形式再度折返回母国（这种现象称为增值折返），由于这部分实现的国内要素收益已经在初次出口时统计过了，如果折返母国后再次出口的话，则会出现出口部分的重复计算。可见，本国贸易增加值实际上是出口中剔除中间品投入及增值折返再出口因素的剩余部分。
以进口中间品出口制成品的出口加工型国家为例，如图1所示，假如中国出口价值100万美元的汽车，生产过程中投入了60万美元的中间品如发动机等，其余40万美元是国内加工组装过程的资本劳动力土地等要素报酬形成的国内增加值。而在加工组装投入的发动机中，有40万美元是直接进口，剩下20万美元是国内配套。考虑到增值折返的情况，假设进口的发动机中又包含了5万美元的增值折返。另一方面，假定国内发动机配套生产过程，又包含了10万美元的核心零部件进口，其余10万美元是非核心零部件的国内配套及加工组装形成的国内增加值。另外，在进口的核心零部件中，又包含了2万美元的增值折返情况。因而，我国出口100美元的汽车中，根据属地原则实现的国内增加值为40+10=50万美元，国外增加值为35+8=43万美元，增值折返再出口为5+2=7万美元。 因而，贸易增长反映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贸易规模量的扩张，是外延式的贸易发展模式；而贸易收益才是一个国家或地区通过参与国际分工获取的国民福利，是内涵式的贸易发展模式。那么，作为第一出口大国，中国的贸易规模膨胀的背后，实现了多少本地增加值呢？
本文按照KPWW法建立投入产出模型，从出口中分解出我国贸易增加值。首先，假定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产出增加值率（增加值/总产出）为v；里昂惕夫逆矩阵为L=（I-A）-1（A为直接消耗系数矩阵），表明实现单位价值最终需求所需的总产出；国家间的贸易量用t表示。因而，L*t指为完成价值t的贸易量所需的总产出，而Tv=v′Lt为完成价值t的贸易量所实现的增加值。
考虑到一般情况，假设有n个国家间发生贸易关系，则产出增加值率向量为v′=（v1，v2，v3，…vn），其中v1，v2，v3，…vn分别表示参与贸易各国的产出增加值率；贸易量向量为t=（x1*，x21，x31，…xn1），其中x1*=■p，p≠1x1p表示国家1对其他国家的出口总和，x21，x31，…xn1分别表示各国对国家1的出口。进一步将向量v′及t对角化进行矩阵运算，则：
Tv=v1 0 0 … 00 v2 0 … 00 0 v3 … 0 … … … … …0 0 0 … vn L11 L12 L13 … L1nL21 L22 L23 … L2nL31 L3 L33 … L3n … … … … …Ln1 Ln2 Ln3 … Lnn
x1* 0 0 … 00 x21 0 … 00 0 x31 … 0 … … … … …0 0 0 … xn1 （1）
= v1L11x1* v1L12x21 v1L13x31 … v1L1nxn1v2L21x1* v2L22x21 v2L23x31 … v2L2nxn1v3L31x1* v3L32x21 v3L33x31 … v3L3nxn1 … … … … …vnLn1x1* vnLn2x21 vnLn3x31 … vnLnnxn1 （2）
其中，等式（1）的第一个矩阵显示了所有参与贸易国家的产出增加值率；第二个矩阵反映的是参与贸易国家之间的投入产出关系，如L1n表示国家n单位价值最终需求消耗的国家1的投入；第二个矩阵反映的是参与贸易国家之间的贸易流量。
通过三个矩阵相乘，国家1出口实现的贸易增加值可以拆分为两部分：
v1L11x1*表示为完成国家1出口总额x1*，所需价值L11x1*的国内产出中所包含的增加值，即出口的国内贸易增加值。
vnLn1x1*表示为完成国家1出口总额x1*，所需国家n价值Ln1x1*的中间投入中所包含的增加值，即国家1出口实现的国家n的属地贸易增加值，因而■p，p≠1vpLp1x1*反映的是国家1出口实现的外国增加值。
根据以上模型及研究方法，利用WIOD数据库中的国际投入产出表，可以核算出1995年以来中国的贸易增加值（见表1）。
由表1可见，1995年以来，随着我国贸易规模飞速增长，贸易收益水平迅速提升，但两者差额呈现日益扩大的趋势。说明由于更多中间品贸易，贸易增长并不意味着贸易收益的提升，我国贸易规模日益膨胀的同时，实现了越来越多的外国贸易收益。
三、我国贸易发展中的要素贡献
全球生产网络条件下，一个国家或地区实际上是利用本国生产要素参与国际分工，生产要素的异质性决定了各国在全球价值链的不同地位及获取贸易收益的差异。一般而言，更多凭借稀缺性的高级要素如技术、品牌、销售渠道、智力等参与国际分工的国家，必定获取更多的贸易收益，相反更多依靠低级要素如低技能劳动力、矿产品等初级原材料参与国际分工的国家，获取的贸易收益自然非常有限，因而贸易发展中要素贡献是衡量外贸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方面。鉴于我国在全球价值链处于低端定位，加工贸易比重过大，贸易增长的本地关联不够突出的问题，从21世纪初起，我国大力推动以调整贸易结构、转变贸易方式、提升贸易收益为重点的外贸发展方式转变。然而值得关注的是，我国的外贸发展方式转变是否成功，取得成效怎样？
1.计量模型
基于贸易的要素贡献视角，本文首先参照扩展的C-D生产函数，引入资源要素（R），并按劳动技能等级把劳动拆分为低技能劳动（LS）、中技能劳动（MS）、高技能劳动（HS）。对生产函数两边取对数，构造模型如下：
lnY=a0+β1lnK+β2lnLS+β3lnMS+β4lnHS+β5lnR+（1-β1-β2-β3-β4-β5）lnA+εit （3）
在此基础上，利用1995～2011年中国15个工业行业的面板数据，分别利用贸易增长及贸易收益为被解释变量，构建面板数据模型：
lnEXit=a0+β1lnKit+β2lnLSit+β3lnMSit+β4lnHSit+β5lnRit+β6lnAit+εit （4）
lnTVAit=a0+β1lnKit+β2lnLSit+β3lnMSit+β4lnHSit+β5lnRit+β6lnAit+εit （5）
其中，EX及TVA（Trade Value Added）分别代表贸易规模及贸易增加值，K、A和R分别代表资本、技术及资源要素，LS、MS、HS分别代表低技能劳动、中技能劳动及高技能劳动，i和t分别表示行业和时间，a0为常数。β1、β2、β3、β4、β5、β6为估计参数，εit表示残差。
2.指标说明与数据来源
表2显示了模型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特征，包括：贸易规模（EX），反映贸易增长情况，用出口总额来表示，数据来源为WIOD数据库；贸易增加值（TVA），用本国贸易增加值来衡量贸易收益情况，本文利用WIOD数据库，通过KPWW法核算出1995～2011年中国15个工业部门的贸易增加值作为被解释变量；资本（K），代表资本要素的投入情况，用各行业的基本建设投资来衡量，数据来源为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低技能劳动（LS）、中技能劳动（MS）、高技能劳动（HS），分别代表初级技能水平、中等技能水平、高级技能水平劳动要素的投入，用低技能劳动、中技能劳动和高技能劳动的劳动报酬来衡量，数据来源为WIOD数据库。
技术（A），代表技术要素的投入情况，用各行业的企业科技机构经费支出来衡量，数据来源为历年《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
资源（R），代表资源要素的投入情况，用各行业的能源消耗来衡量，数据来源为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3.实证分析结果
通常静态面板数据模型的估计方法包括最小二乘法（OLS）、广义最小二乘法（GLS）、可行广义最小二乘法（FGLS）、最大似然估计法（ML）和广义矩估计（GMM）等方法。Taylor（1980）的研究认为：相对其他估计方法，FGLS除了能够对异方差进行较好修正，而且需要的自由度最小，因而针对短面板数据更加有效；FGLS 的估计方差比Cramer-Rao下界不会高出17%；此外，方差分量较有效的估计量不是得到有效FGLS 估计量的必要条件。鉴于短面板的数据特征，本文采用FGLS方法分别对模型（4）及模型（5）进行估计。
表3的模型估计结果显示，首先，模型（4）及模型（5）均通过了F检验及Hausman检验，表明可以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其次，就贸易发展中的要素贡献而言，低技能劳动及资源对贸易增长（EX）及贸易收益（TVA）均表现出较好的显著性。从系数大小来看，低技能劳动及资源要素对贸易增长的贡献相对更大；中技能劳动、资本、技术要素对贸易增长贡献的显著性并不明显，而对贸易收益贡献显著；高技能劳动无论对贸易增长及贸易收益的贡献均不显著。
4.稳健性检验
通常对估计结果的稳健性检验有两个方法：一是采用另外一种估计方法对原模型再进行一次估计，二是选择一个与原模型中某一解释变量相关的变量，用这个新的变量来代替原来的解释变量来进行估计。本文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TSLS），采取各变量的一阶滞后项作为工具变量（IV），对模型（4）和模型（5）的稳健性进行检验。
表4的稳健性检验结果显示，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进行估计后，与表3相比，估计结果基本一致，表明模型估计结果是稳健的。
5.实证分析结论
根据模型的估计结果，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1）1995年以来，我国贸易规模的迅速扩张，主要是低级要素的大量投入所拉动，其中低技能劳动每投入1%，能拉动贸易规模增长0.83%；资源的投入每增加1%，带动贸易规模增长0.47%。而资本、技术、人力资本投入等高级要素投入对贸易增长的贡献并不显著。可见在我国贸易增长过程中，仍然更多的依靠低级要素投入，高级要素的贡献相对不足，贸易发展方式仍然比较粗放。
（2）虽然与贸易增长相比，中技能劳动、资本、技术等要素投入的贡献比较显著，其中中技能劳动投入每增长1%，将拉动贸易收益增长0.153%；资本每投入1%，能促进贸易收益增长0.076%；技术的投入每增加1%，带动贸易收益增长0.097%。但其拉动作用仍明显低于低技能劳动及资源，表明我国的贸易收益仍主要由低级要素所创造。
（3）高技能劳动无论对贸易增长及贸易收益的贡献均不显著，这说明我国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环节，由于出口产品技术含量较低，更多需要的仅仅是低技能劳动及中技能劳动投入，而高技能劳动要素的贡献并不明显。
四、相关政策建议
贸易发展中的要素贡献是贸易发展方式转变的主要标志。近年来，我国出口规模迅速增长，成为世界头号出口大国，但更多依靠低级要素驱动的贸易发展方式导致贸易收益水平较低，同时贸易规模的增长难以持续，“大而不强”是我国出口贸易的现实问题。为提升我国贸易收益，进一步推动贸易发展方式转变，提出两点政策建议。
1. 调整投资重点，注重高级要素培育
尤其是对于发挥低成本优势的加工贸易企业而言，不应仅仅追求扩大出口规模及市场份额，而应通过加大人力资本、技术研发、品牌开发及渠道拓展等领域的投入，不断提升产品的技术含量及附加价值，获取更高的贸易收益。
2. 提升贸易形态，发挥高级要素贡献
与传统制造业相比，服务业更多需要的是资本、技术、高技能劳动等高级要素投入。应进一步扩大服务业的开放，大力推动软件信息、管理咨询、数据服务等外包业务发展，鼓励开展境内外高技术、高附加值的维修业务，形成以技术、品牌、质量、服务为核心的外贸竞争新优势，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中国服务”提升。
[参考文献]
[1] D.Hummels，J.Ishii and K.Yi.The Nature and Growth of Vertical Specialization in World Trade[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2001，54（1）.
[2] R.Koopman，W.Powers，Z.Wang and Shang-jin Wei.Give Credit Where Credit Is Due：Tracing Value Added in Global Production Chains[Z].NBER Working Paper No.16426，September 2010.
[3] Daudin，C.Rifflart and D.Schweisguth.Who Produces for Whom in the World Economy？[J].Canadian Journal of Econamics，2011，44（4）.
[4] Neil Foster、Robert Stehrer and Gaaitzen de Vries.Trade in value added and factors——A comprehensive approach[Z].Written Within the 7 th EU-framework Project 'WIOD：World Input-Output Database：Construction and Applications' under Theme 8：Socio-Economic Sciences and Humanities，Grant agreement No.225281. [5] Widell，Lars M. Produck Quality and the Human Capital Content of Swedish'frade in the 1990s[M].A Paper Pre-pared for the L；fSG Conferencz in Dublin，September， 2005.
[6] 李昕，徐滇庆.中国外贸依存度和失衡度的重新估算——全球生产链中的增加值贸易[J].中国社会科学，2013（10）.
[7] 张杰.中国出口国内附加值的测算与变化机制[J].经济研究，2013（10）.
[8] 申朴，尹翔硕.要素积累对服务贸易出口增长的影响——对世界及中国、美国数据的经验分析[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1）.
[9] 王磊.出口产品的单位价格与要素密集度——基于中国工业行业的实证研究[J].财经科学，2013（2）.
Abstract：Under the condition of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trade growth is not equal to yield，and the added value of trade is the true reflection national and regional trade income. With the expanding of China's trade scale，the differentiation between trade growth and trade gain is getting broaden. The factor contribution is a major sign of trade development mode transformation. Through an empirical analysis on China's industrial sector panel data，this article found that，behind trade scale expanding and trade gain increasing，China's trade to a large extent relies on low-skilled labor and resource contribution，while the advanced factors' contribution is relatively insufficient. Therefore，the foreign trade development mode transformation should be further prompted.
Key words：trade growth；trade income；factor contribution；foreign trade development mode transformation
（责任编辑：张积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