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由于一段做外贸工作的经历，我曾走过不少国家。奇怪的是，发达国家那些美丽的喷泉、雄伟的宫殿在我心中日渐远去，而非洲却留下了抹不去的记忆。
无奈
1997年，我被派往非洲从事外贸工作。
飞机还未落地我就觉得燥热。
那是著名的罗安达半岛，又称“伊利亚”，一个童话般的世界。
“奔驰”车穿过市区，拐了一个很大的弯，在一座现代化的建筑物前停下，不用说，在我们没有购置房产之前，这是贸易小组第一个落脚点。
这座名为“PANORAMA”的五星级饭店，是早年葡萄牙殖民者建造的。经历了几十年的风雨和战火，在这个几近衰败的城市中还能有这样的建筑，不能不让人惊奇。
熟悉的圆舞曲旋律在空中轻轻回荡。
一篮篮别致的插花衬托着身材高挑、举手投足落落大方的黑色姑娘，她们秀美的脸上闪着黑珍珠般柔和细腻的光。
电梯不开，好在只需爬四层。付过小费，送走引导小姐和行李员，环顾这个将寄居一段时间的地方，我发现，全世界的标准间好像都差不多。
推开通向平台的门，迎面扑来柔和、清爽的风，面前就是那个我曾在地球仪上触摸过的浩瀚大西洋！
饭店两侧的路边生长着高大的叫不出名儿的树，树上开满了鲜红的丝绢般的花，多得几乎看不到叶子；树下，谢落的花瓣散了树冠大的一片，真可谓铺天盖地。
如果不是衣衫褴褛的孩子拉住进出饭店的客人们乞求布施的情景不时在眼前出现，我真会错把这里当成天堂。
出国前，我买来当时市场上最好的软缎和丝绸，找到自认为最好的裁缝，做了长袖、短袖，薄的、厚的总共7套旗袍。还别说，一米七的个子，加上当年120斤的标准体重，穿上剪裁合体的旗袍，那叫漂亮。
因为房费含有早餐，每天早上我都会去一楼餐厅吃饭。每当我身着旗袍，款款走进餐厅时，都会吸引众多眼球，在那里吃饭的都是来自世界各地的有闲阶级。众目之下，我俨然把自己当成了中国人的代表，心里自豪地想，怎么样，中国人比你们谁都不矮，比谁都不差！
可是没过两天，一件小事把我闹得狼狈不堪。说起来真是难以启齿。
早上，我照例要上卫生间办“大事”。事罢，按下水箱的扳手。
咦，怎么没水？
再按一下，还是没水。
我叫来楼层服务员。她头一歪，两手一摊，向我做了一个无奈的表情。然后没事儿人一样地走了。
我急忙下楼去找大堂经理。他告诉我：“停水了”。那神态，那语气，好像这是天经地义。
怎么可以是这样？如此漂亮的五星级饭店。我无法理解，也不好意思告诉我的代理人JEM先生，没法张口呀！
更要命的是，到了第三天，水居然还是无影无踪。
一辈子都没这么懊糟过。
饭不能不吃，也没法儿不“出恭”，非洲又从未见过哪儿有公共厕所，大热的天，怎么办呢？我愁得坐也不是站也不是。
再看这座饭店，哪里还有什么脂粉香，处处一股恶臭。
盼不到水，我想起了离马路100多米的海。
做梦都想不到，我到非洲后买的第一件东西竟然是一只硕大的塑料水桶，第一次下海是为冲刷厕所而去提水。
尽量把桶装得满一些，反正装多装少都是走一趟。
谁知提着一桶水在沙滩上行走可不是件轻松事，我简直是跌跌撞撞走到马路边，再看桶里的水，也就剩下了一半；沾满了水和沙的旗袍，沉甸甸地贴在腿上。哪里还有什么潇洒漂亮可言。
就这样往返几次，才把卫生间彻底冲刷干净。精疲力竭的我坐在那里愁上心来：两腿沙子、一身臭汗，拿什么来洗自己呢？
有了第一次停水的体验，我就琢磨着怎么能想个办法。我突然想到了用卫生间里的大浴盆蓄水。可气的是，这水从来就没有放满过，无论你怎么堵，下水口依然“慢撒气”，我真恨不得用手边的“502”胶把下水口的缝给腻上。
没办法，我索性将生活习惯掉了个个儿，改在了晚上。
每当天色全黑下来，海边就出现了一个人。四周静悄悄的，星星诡秘地眨着眼睛，只有拍击岩石的浪发出“哗、哗”声。
……
海浪把一切冲刷得干干净净。
我知道这样对大海不恭，可我真的是无奈。
旗袍是带错了，那是外交场合的礼服，哪里是艰苦创业人的装束。要想在非洲生存，必须“拳打脚踢”。从此，脱下礼服换上休闲装的我，在路边一头汗一身油地修理汽车；在仓库和工人一起从集装箱上往下卸货；为了节省开支，我还自己粉刷房屋、修理地板……
在合作者心中，不修边幅的我依旧是高高大大的中国人。
一时难买到合适的房子，“PANORAMA”的费用又太高，一个多月后，我们离开了半岛，转移到市中心一家三星级饭店。
夜深人静，睡梦中，我听到“刷、刷、刷”的响动。身在异国他乡，我始终对周围保持着一份警觉。
我悄悄拧开床头灯，若不是数千只虫子在打开灯的瞬间四处逃窜，昏暗的灯光下，我也许一时还注意不到床对面的梳妆台。虫子如果通人性，它应该知道，这时候，真正害怕的并不是它们而是我。
无处躲藏的我吓得一动也不敢动，眼看着满满一桌面的虫子浩浩荡荡地转移，墙面从白变黑，从黑又变白，“大队人马”一会儿就不见了踪影。再看桌上那包白天没吃完的饼干，已被咬得七零八落。
后来我才知道，那虫子叫蟑螂。
那时候，做梦都在抓蟑螂，我知道那是皮肤骚痒后的错觉。
明知和成千上万的害虫同居一室，也知道夜深时我的客房是它们的天下，又能有什么办法呢？
“上帝保佑”
在非洲从事了5年外贸，我从未进过任何一家银行的营业厅。连非洲人自己都说，外汇千万不可以存入他们的银行。
因为无法通过银行存取外汇，只能随身携带现金。刚到非洲时，我们带了7万多美元的开办费。
天气很热，大家都穿着薄薄的衬衫，甚至没有一个能放钥匙的衣袋，7万多块钱，那正经是厚厚的几沓，怎么办呢？
研究来商量去，大家决定，把钱放在一个不大的女式挎包里，由我天天不离身地背着。好重的一份信任。
我们第二次落脚的这个三星级饭店位于市中心。出大门往右拐，再下一个坡儿，迎面是一座教堂。我一直想参加一次祷告活动。
那个周日，我起了个大早。徘徊在教堂门前，很怕因为自己的无知而违反了人家的规矩，直到有几位信徒真诚地邀请我，才将信将疑地跟了进去。
人们身着白色盛装、排列整齐、跺着小步缓缓前行。天籁般的旋律和歌声，让我感到沉静和舒展。
歌声过后，只见几个年轻人各捧着一个容器沿着几个通道从前往后走。待走到近处我才看明白，人们在往容器里放一些钱，或多或少不等；没放钱或没钱可放的人则虔诚地用手轻轻按一按盆里的钞票。我下意识地去摸背包，准备入乡随俗地放几个钱，别让人以为咱小气。
这一摸不要紧，我激灵一下站了起来。
从那个装有7万美元现金的小挎包交给我的那天起，天天晚上睡觉时我都会把它压在枕头下，第二天洗完脸就斜挎在腰间，绝不敢有一丝懈怠。今天怎么了，出来时居然忘记了从枕头下拿出来！
我吓出了一身冷汗，转身向教堂外没命地跑去。
7万多美元，那是我们全部的开办费。贸易小组的同志们在国外前期的生活费、工资、购房、购车、租用仓库……在这人地两生的异国他乡，哪一步也离不开钱，借都没处借呀！
根本来不及等电梯，我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径直向楼上跑去。
客房的门大开着，我知道，清扫工作已经开始了。
冲进房间，我一眼看见，床还没动。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胳膊颤抖着伸到枕头下，当确认小挎包还没来得及被人发现时，我就势躺倒在了床上，闭着眼睛，心里下意识地反复叨念着：“上帝保佑、上帝保佑”。
很多年过去了，我无法忘记我是在一个神圣的时候落荒而逃的。
上帝不要求你一定出钱，没看见那些身无分文的人只是用手摸一下放钱的小盆吗？上帝只要求你有一颗善良的心。我想，当时人们一定想对我这样说。
我想替自己做解释，但永远没有机会了。好长一段时间，我心里都很难受。
回国后，我曾在卧佛寺许下一个愿：请佛祖给上帝带去这个故事。
蚊帐
在工作全面开展以前，为了节省费用，我们搬进了代理人刚刚购入、尚未装修的一座破旧的三层楼房。
门是破的，窗是破的，阳台和客厅间没有任何遮拦，这里是蚊虫的自由天地，四通八达，畅行无阻。
我特别怕蚊虫。1968年，“上山下乡”的飓风把我卷到了北大荒，让我领教了玉米地里成千上万的蚊子、小咬。
可非洲的蚊子比北大荒的更可怕，它携带有疟疾和伤寒菌，可以将人致死。
蚊子太多了，多到掀开蚊帐的一角，迅速钻进那个被蚊帐罩着的地铺的刹那间，刚刚清理过的天地又成了它们的世界。我把手伸出蚊帐，拿过摇曳着小火苗的蜡烛，借着微弱的烛光，把杀虫剂的喷嘴对准蚊子……
就在我按动杀虫剂气罐的瞬间，“呼”的一声，眼前出现了一个水缸口大的火球。没等我弄明白怎么回事，蚊帐已不见了。
我被吓了一跳，呆呆站在那儿，不知所措。
原来，喷出的易燃气体碰到了烛火，化纤蚊帐在火球的“冲击”下只剩下了身后的一半。
夜深人静，我坐在散发着潮气和清香的草垫子上，听着远近不时传来的狗叫声，一边手忙脚乱地驱赶着肆无忌惮的蚊子，一边发愁：看来，今天这觉是睡不成了。
不知道这一夜我该怎样度过。盖个被单吧，没用。蚊子那长长的吸管能穿透贴身的衣服。
地铺边放着一叠《香港大公报》，是我的代理人在香港订的，每周他都会从邮局收到一大包。安哥拉没有中文报纸，这份《香港大公报》的利用率极高，几乎每个在罗安达的中国人都传阅，好在这里的中国人屈指可数。有时候传乱了，看过的报纸几天后又被传了回来。
看到报纸，突发奇想。
我把身上所有可能的地方都用报纸卷上，然后用大头针别好，无法卷的位置就用报纸盖住。报纸支楞着贴不着肉皮儿，蚊子干着急没办法。
再热也得忍着，总比挨咬好受些，困极了也就迷糊着了。
“留言”
在罗安达外贸圈，有一位很活跃的葡萄牙人，名叫安东尼奥。听朋友介绍，安东尼奥原来是葡萄牙驻安哥拉商务处的一位外交官，任期结束后，他弃政从商。
也许在商务处工作时交了不少商界的朋友，总之，安东尼奥好像总有做不完的买卖。他频繁地来往于安哥拉与葡萄牙之间，并且慷慨地把他的客户介绍给中国人，帮助中国公司在罗安达开拓业务。
代表处新来的小刘做一手好菜。我决定周末请安东尼奥夫妇来驻地吃一顿道地的中国饭。
安东尼奥住在罗安达著名的富人区，那是栋很漂亮的花园洋房。
汽车拐入那条幽静的小路。按下门铃，出来一位仆人。他告诉我，主人不在家。
我怀疑那个仆人能否将我的意思准确地传递给安东尼奥，于是决定给安东尼奥留个便条。
说来惭愧，作为驻外机构的代表，我既不懂英语，也没学过驻在国官方语言——葡萄牙语。到安哥拉两年多来，凭着自己的努力，我基本可以与人进行口头交流，应对日常生活和工作没太大问题，但提笔写字谈何容易。在安哥拉，我就是一个文盲。
文盲要写信，真是笑话。
坐在车里，拿出纸笔，重要的是翻开那本从不离身的《中葡小字典》。
我先用中文写了一张便条，再按照涉及到的中文单词去字典中查找相应的葡文，然后把要用到的葡文照猫画虎记在纸上，最后开始串写我的葡语文章。文章毕竟不是简单的词组拼凑，当涉及语法时，只好从早年学过的俄语中寻找灵感。
然后回去草拟菜单、外出采购、煎炒烹炸……第一次请外国人吃饭，而且是自己动手烹制的，千万不能坏了中国菜的声誉。我和小刘使出了全身的解数。
看着满锅台的半成品，我有点担心：万一安东尼奥看不懂我的留言，不是瞎忙活吗。看看表，离约定的时间只差五分钟了。
“ 嘀嘀——”
楼下传来汽车喇叭声。我疾步跑下楼梯，迎面看见迈着大步走进院子的安东尼奥。
“哈、哈——”
看见我，安东尼奥大笑不止。
饭桌上，安东尼奥告诉我，他把我的“留言”贴在客厅的墙上，告诉来访的每一位朋友说：“这是我一位漂亮的中国朋友的杰作。”看完“留言”的人都会笑得前仰后合。我知道，那一定是因为错误百出，而且有的错误还十分滑稽。
不过，我还是很高兴，因为我成功了：安东尼奥在约定的时间，准确地到了约定地点，而且是饿着肚子来的。
无奈
1997年，我被派往非洲从事外贸工作。
飞机还未落地我就觉得燥热。
那是著名的罗安达半岛，又称“伊利亚”，一个童话般的世界。
“奔驰”车穿过市区，拐了一个很大的弯，在一座现代化的建筑物前停下，不用说，在我们没有购置房产之前，这是贸易小组第一个落脚点。
这座名为“PANORAMA”的五星级饭店，是早年葡萄牙殖民者建造的。经历了几十年的风雨和战火，在这个几近衰败的城市中还能有这样的建筑，不能不让人惊奇。
熟悉的圆舞曲旋律在空中轻轻回荡。
一篮篮别致的插花衬托着身材高挑、举手投足落落大方的黑色姑娘，她们秀美的脸上闪着黑珍珠般柔和细腻的光。
电梯不开，好在只需爬四层。付过小费，送走引导小姐和行李员，环顾这个将寄居一段时间的地方，我发现，全世界的标准间好像都差不多。
推开通向平台的门，迎面扑来柔和、清爽的风，面前就是那个我曾在地球仪上触摸过的浩瀚大西洋！
饭店两侧的路边生长着高大的叫不出名儿的树，树上开满了鲜红的丝绢般的花，多得几乎看不到叶子；树下，谢落的花瓣散了树冠大的一片，真可谓铺天盖地。
如果不是衣衫褴褛的孩子拉住进出饭店的客人们乞求布施的情景不时在眼前出现，我真会错把这里当成天堂。
出国前，我买来当时市场上最好的软缎和丝绸，找到自认为最好的裁缝，做了长袖、短袖，薄的、厚的总共7套旗袍。还别说，一米七的个子，加上当年120斤的标准体重，穿上剪裁合体的旗袍，那叫漂亮。
因为房费含有早餐，每天早上我都会去一楼餐厅吃饭。每当我身着旗袍，款款走进餐厅时，都会吸引众多眼球，在那里吃饭的都是来自世界各地的有闲阶级。众目之下，我俨然把自己当成了中国人的代表，心里自豪地想，怎么样，中国人比你们谁都不矮，比谁都不差！
可是没过两天，一件小事把我闹得狼狈不堪。说起来真是难以启齿。
早上，我照例要上卫生间办“大事”。事罢，按下水箱的扳手。
咦，怎么没水？
再按一下，还是没水。
我叫来楼层服务员。她头一歪，两手一摊，向我做了一个无奈的表情。然后没事儿人一样地走了。
我急忙下楼去找大堂经理。他告诉我：“停水了”。那神态，那语气，好像这是天经地义。
怎么可以是这样？如此漂亮的五星级饭店。我无法理解，也不好意思告诉我的代理人JEM先生，没法张口呀！
更要命的是，到了第三天，水居然还是无影无踪。
一辈子都没这么懊糟过。
饭不能不吃，也没法儿不“出恭”，非洲又从未见过哪儿有公共厕所，大热的天，怎么办呢？我愁得坐也不是站也不是。
再看这座饭店，哪里还有什么脂粉香，处处一股恶臭。
盼不到水，我想起了离马路100多米的海。
做梦都想不到，我到非洲后买的第一件东西竟然是一只硕大的塑料水桶，第一次下海是为冲刷厕所而去提水。
尽量把桶装得满一些，反正装多装少都是走一趟。
谁知提着一桶水在沙滩上行走可不是件轻松事，我简直是跌跌撞撞走到马路边，再看桶里的水，也就剩下了一半；沾满了水和沙的旗袍，沉甸甸地贴在腿上。哪里还有什么潇洒漂亮可言。
就这样往返几次，才把卫生间彻底冲刷干净。精疲力竭的我坐在那里愁上心来：两腿沙子、一身臭汗，拿什么来洗自己呢？
有了第一次停水的体验，我就琢磨着怎么能想个办法。我突然想到了用卫生间里的大浴盆蓄水。可气的是，这水从来就没有放满过，无论你怎么堵，下水口依然“慢撒气”，我真恨不得用手边的“502”胶把下水口的缝给腻上。
没办法，我索性将生活习惯掉了个个儿，改在了晚上。
每当天色全黑下来，海边就出现了一个人。四周静悄悄的，星星诡秘地眨着眼睛，只有拍击岩石的浪发出“哗、哗”声。
……
海浪把一切冲刷得干干净净。
我知道这样对大海不恭，可我真的是无奈。
旗袍是带错了，那是外交场合的礼服，哪里是艰苦创业人的装束。要想在非洲生存，必须“拳打脚踢”。从此，脱下礼服换上休闲装的我，在路边一头汗一身油地修理汽车；在仓库和工人一起从集装箱上往下卸货；为了节省开支，我还自己粉刷房屋、修理地板……
在合作者心中，不修边幅的我依旧是高高大大的中国人。
一时难买到合适的房子，“PANORAMA”的费用又太高，一个多月后，我们离开了半岛，转移到市中心一家三星级饭店。
夜深人静，睡梦中，我听到“刷、刷、刷”的响动。身在异国他乡，我始终对周围保持着一份警觉。
我悄悄拧开床头灯，若不是数千只虫子在打开灯的瞬间四处逃窜，昏暗的灯光下，我也许一时还注意不到床对面的梳妆台。虫子如果通人性，它应该知道，这时候，真正害怕的并不是它们而是我。
无处躲藏的我吓得一动也不敢动，眼看着满满一桌面的虫子浩浩荡荡地转移，墙面从白变黑，从黑又变白，“大队人马”一会儿就不见了踪影。再看桌上那包白天没吃完的饼干，已被咬得七零八落。
后来我才知道，那虫子叫蟑螂。
那时候，做梦都在抓蟑螂，我知道那是皮肤骚痒后的错觉。
明知和成千上万的害虫同居一室，也知道夜深时我的客房是它们的天下，又能有什么办法呢？
“上帝保佑”
在非洲从事了5年外贸，我从未进过任何一家银行的营业厅。连非洲人自己都说，外汇千万不可以存入他们的银行。
因为无法通过银行存取外汇，只能随身携带现金。刚到非洲时，我们带了7万多美元的开办费。
天气很热，大家都穿着薄薄的衬衫，甚至没有一个能放钥匙的衣袋，7万多块钱，那正经是厚厚的几沓，怎么办呢？
研究来商量去，大家决定，把钱放在一个不大的女式挎包里，由我天天不离身地背着。好重的一份信任。
我们第二次落脚的这个三星级饭店位于市中心。出大门往右拐，再下一个坡儿，迎面是一座教堂。我一直想参加一次祷告活动。
那个周日，我起了个大早。徘徊在教堂门前，很怕因为自己的无知而违反了人家的规矩，直到有几位信徒真诚地邀请我，才将信将疑地跟了进去。
人们身着白色盛装、排列整齐、跺着小步缓缓前行。天籁般的旋律和歌声，让我感到沉静和舒展。
歌声过后，只见几个年轻人各捧着一个容器沿着几个通道从前往后走。待走到近处我才看明白，人们在往容器里放一些钱，或多或少不等；没放钱或没钱可放的人则虔诚地用手轻轻按一按盆里的钞票。我下意识地去摸背包，准备入乡随俗地放几个钱，别让人以为咱小气。
这一摸不要紧，我激灵一下站了起来。
从那个装有7万美元现金的小挎包交给我的那天起，天天晚上睡觉时我都会把它压在枕头下，第二天洗完脸就斜挎在腰间，绝不敢有一丝懈怠。今天怎么了，出来时居然忘记了从枕头下拿出来！
我吓出了一身冷汗，转身向教堂外没命地跑去。
7万多美元，那是我们全部的开办费。贸易小组的同志们在国外前期的生活费、工资、购房、购车、租用仓库……在这人地两生的异国他乡，哪一步也离不开钱，借都没处借呀！
根本来不及等电梯，我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径直向楼上跑去。
客房的门大开着，我知道，清扫工作已经开始了。
冲进房间，我一眼看见，床还没动。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胳膊颤抖着伸到枕头下，当确认小挎包还没来得及被人发现时，我就势躺倒在了床上，闭着眼睛，心里下意识地反复叨念着：“上帝保佑、上帝保佑”。
很多年过去了，我无法忘记我是在一个神圣的时候落荒而逃的。
上帝不要求你一定出钱，没看见那些身无分文的人只是用手摸一下放钱的小盆吗？上帝只要求你有一颗善良的心。我想，当时人们一定想对我这样说。
我想替自己做解释，但永远没有机会了。好长一段时间，我心里都很难受。
回国后，我曾在卧佛寺许下一个愿：请佛祖给上帝带去这个故事。
蚊帐
在工作全面开展以前，为了节省费用，我们搬进了代理人刚刚购入、尚未装修的一座破旧的三层楼房。
门是破的，窗是破的，阳台和客厅间没有任何遮拦，这里是蚊虫的自由天地，四通八达，畅行无阻。
我特别怕蚊虫。1968年，“上山下乡”的飓风把我卷到了北大荒，让我领教了玉米地里成千上万的蚊子、小咬。
可非洲的蚊子比北大荒的更可怕，它携带有疟疾和伤寒菌，可以将人致死。
蚊子太多了，多到掀开蚊帐的一角，迅速钻进那个被蚊帐罩着的地铺的刹那间，刚刚清理过的天地又成了它们的世界。我把手伸出蚊帐，拿过摇曳着小火苗的蜡烛，借着微弱的烛光，把杀虫剂的喷嘴对准蚊子……
就在我按动杀虫剂气罐的瞬间，“呼”的一声，眼前出现了一个水缸口大的火球。没等我弄明白怎么回事，蚊帐已不见了。
我被吓了一跳，呆呆站在那儿，不知所措。
原来，喷出的易燃气体碰到了烛火，化纤蚊帐在火球的“冲击”下只剩下了身后的一半。
夜深人静，我坐在散发着潮气和清香的草垫子上，听着远近不时传来的狗叫声，一边手忙脚乱地驱赶着肆无忌惮的蚊子，一边发愁：看来，今天这觉是睡不成了。
不知道这一夜我该怎样度过。盖个被单吧，没用。蚊子那长长的吸管能穿透贴身的衣服。
地铺边放着一叠《香港大公报》，是我的代理人在香港订的，每周他都会从邮局收到一大包。安哥拉没有中文报纸，这份《香港大公报》的利用率极高，几乎每个在罗安达的中国人都传阅，好在这里的中国人屈指可数。有时候传乱了，看过的报纸几天后又被传了回来。
看到报纸，突发奇想。
我把身上所有可能的地方都用报纸卷上，然后用大头针别好，无法卷的位置就用报纸盖住。报纸支楞着贴不着肉皮儿，蚊子干着急没办法。
再热也得忍着，总比挨咬好受些，困极了也就迷糊着了。
“留言”
在罗安达外贸圈，有一位很活跃的葡萄牙人，名叫安东尼奥。听朋友介绍，安东尼奥原来是葡萄牙驻安哥拉商务处的一位外交官，任期结束后，他弃政从商。
也许在商务处工作时交了不少商界的朋友，总之，安东尼奥好像总有做不完的买卖。他频繁地来往于安哥拉与葡萄牙之间，并且慷慨地把他的客户介绍给中国人，帮助中国公司在罗安达开拓业务。
代表处新来的小刘做一手好菜。我决定周末请安东尼奥夫妇来驻地吃一顿道地的中国饭。
安东尼奥住在罗安达著名的富人区，那是栋很漂亮的花园洋房。
汽车拐入那条幽静的小路。按下门铃，出来一位仆人。他告诉我，主人不在家。
我怀疑那个仆人能否将我的意思准确地传递给安东尼奥，于是决定给安东尼奥留个便条。
说来惭愧，作为驻外机构的代表，我既不懂英语，也没学过驻在国官方语言——葡萄牙语。到安哥拉两年多来，凭着自己的努力，我基本可以与人进行口头交流，应对日常生活和工作没太大问题，但提笔写字谈何容易。在安哥拉，我就是一个文盲。
文盲要写信，真是笑话。
坐在车里，拿出纸笔，重要的是翻开那本从不离身的《中葡小字典》。
我先用中文写了一张便条，再按照涉及到的中文单词去字典中查找相应的葡文，然后把要用到的葡文照猫画虎记在纸上，最后开始串写我的葡语文章。文章毕竟不是简单的词组拼凑，当涉及语法时，只好从早年学过的俄语中寻找灵感。
然后回去草拟菜单、外出采购、煎炒烹炸……第一次请外国人吃饭，而且是自己动手烹制的，千万不能坏了中国菜的声誉。我和小刘使出了全身的解数。
看着满锅台的半成品，我有点担心：万一安东尼奥看不懂我的留言，不是瞎忙活吗。看看表，离约定的时间只差五分钟了。
“ 嘀嘀——”
楼下传来汽车喇叭声。我疾步跑下楼梯，迎面看见迈着大步走进院子的安东尼奥。
“哈、哈——”
看见我，安东尼奥大笑不止。
饭桌上，安东尼奥告诉我，他把我的“留言”贴在客厅的墙上，告诉来访的每一位朋友说：“这是我一位漂亮的中国朋友的杰作。”看完“留言”的人都会笑得前仰后合。我知道，那一定是因为错误百出，而且有的错误还十分滑稽。
不过，我还是很高兴，因为我成功了：安东尼奥在约定的时间，准确地到了约定地点，而且是饿着肚子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