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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今年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诞生86周年，“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了。” 本期刊登《中国共产党“一大”至“七大”文献聚珍》这篇文章，以庆祝党的“十七大”胜利召开，也让我们抚今追昔，再次感受到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为中华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奋斗之不易，从而更加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努力奋斗。
关于中国共产党创建的研究起步很早。建党初期，就曾有人以不同的形式作了记叙和初步研究。如陈公博的《共产主义在中国》(1924年)、蔡和森的《中国共产党的发展》(1926年)、恽代英的《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史》(1926年)、前苏联葛萨廖夫的《中国共产党简史》(1926年)、瞿秋白的《中国共产党历史概论》(1929年)等。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又出现一批论著，比较详细地研究中共党的创建历史，如李立三的《党史报告》(1930年)、前苏联米夫的《中国共产党英勇奋斗的十五年》(1936年)、张闻天的《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1936年)、华岗的《中华民族解放运动史》(1940年)、中共中央宣传部的《共产主义与中国共产党》(1948年)等。然而，对中国共产党早期创建史的大部头系统研究著作，却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反面研究的文献总集：《支那共产党史》（1932年6月）。
《中国共产党宣言》
1920年11月7日，一份既秘密又公开的新杂志，在上海创刊。说它秘密，因为这份新杂志的编辑部地址保密，杂志上所有文章一律署化名，印刷、发行也保密。说它公开，因为这份新杂志的要目广告，公开刊登在《新青年》杂志上。《新青年》广为发行，也就使这份新杂志广为人知。这份新杂志的刊名，是中国有史以来未曾有过的，就叫《共产党》。以“共产党月刊社”名义在《新青年》杂志上刊登广告，在中国首次公开亮出“共产党”的旗帜。《共产党》1920年11月7日在上海创刊，月刊，半公开编辑出版，最高发行量达5000多份。16开本，每期约50页。一年后停刊，共出6期。就在创办《共产党》月刊的那些日子里，由陈独秀执笔，“共产主义小组”的笔杆子们参加讨论，起草了一个纲领性的文件——《中国共产党宣言》。
这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宣言（不是陈公博论文附录中所附的两篇宣言，见下文），没有公开发表过。它的中文稿原件，迄今不知下落。1956年，苏共中央向中共中央移交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档案，内中存有这篇宣言的中文稿。但这一中文稿不是原件，是根据英译稿还原译成的。英译者为“Chang”，亦即“张”(或译成“章”、“常”、“昌”、“长”等)。这位姓“张”的译者，曾在《中国共产党宣言》前面加了一段说明，全文如下：“译者的说明：亲爱的同志们!这个宣言是中国共产党在去年十一月间决定的。这宣言的内容不过是关于共产主义原则的一部分，因此没有向外发表，不过以此为收纳党员之标准，这宣言之中文原稿不能在此地找到，所以兄弟把它从英文稿翻译出来。决定这宣言之时期既然有一年多了，当然到现在须要有修改和添补的地方。我很希望诸位同志把这个宣言仔细研究一番，因为每一个共产主义者都得要注意这种重要的文件——共产党宣言。并且会提出远东人民会议中国代表团中之共产主义者组讨论。讨论的结果，将要供中国共产党的参考和采纳。Ｃｈａｎｇ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十日”。这个“Ｃｈａｎｇ”，要么是张太雷，要么是张国焘，因为在出席远东人民会议的中国代表团成员之中，只有这两“张”。这两人的英语都不错。据中国共产党党史专家分析，由于张太雷“不仅负责大会的组织工作，而且负责英文翻译”，因此由张太雷译出的可能性更大些。《中国共产党宣言》是筹建中国共产党的纲领，是中国共产党第一篇重要历史文献。这篇《中国共产党宣言》虽然没有马克思、恩格斯写的《共产党宣言》那么气势宏伟、文采飞扬，但写得简明扼要，通俗明白。这篇在中国共产党正式诞生之前写下的宣言，其中的原则迄今为中国共产党所遵奉。
第一部“中国共产党党史”
1931年9月18日，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国民党军队不放一枪地撤入关内，东三省沦陷。事变后，中国共产党满洲省委召开紧急会议，发布著名的“九 ·二O宣言”，号召人民武装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日本军阀慑于中国共产党的威望，大量收集中共文件和资料，编纂成《支那共产党史》（日文，满铁大冢令三著，1932年6月在中国东北秘密出版，大32开，700页），用于研究对策。这是世界范围内的第一部完整系统的“中国共产党党史”，资料之全、图表之多，叹为观止。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因侵略者的反面研究史料而保存下大量珍贵文献。该书目前仅发现辽宁省档案馆藏有残卷一册，内收毛泽东许多鲜为人知的珍罕遗闻。笔者珍藏全卷一册，今奉献出来，以此庆祝中国共产党“十七大”召开。
《支那共产党史》共收录中国共产党早期重要出版物186种，时间跨度为1918年—1932年5月。其中相当一部分为传世的仅见品。极为珍贵的有“中国共产党一大至五大文献”和 “中国工农红军人员及装备表”，尤其是在“红七军”的四处详细记载篇目中，有“邓希贤”（邓小平）和广西左、右江“百色起义”的原始记录。中国共产党早期重要文件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撤出苏区而“片纸无存”。《支那共产党史》成为研究中共党史的第一手宝贵资料。井冈山时期的历史特征，是涌现出许多建下丰功伟绩的英雄群体，其中的杰出代表就是毛泽东。对领袖人物的历史文化遗存的收藏和整理，升华为当代文物收藏。
中共“一大”至“六大”文献
在现代“红色收藏”中，没有哪一件珍罕文献的收藏比中国共产党的“一大”至“六大”文件更为难得。其中原因除了“一大”当时根本没有打印文件之外，更主要的是党中央在“大革命”失败前后将秘密档案全部销毁。
党的“一大”文件主要由担任大会记录的毛泽东手录整理，后由李达保管呈报。今天，能够真实反映当时文件原貌的有两件珍品传世，但均在海外。其一是1922年“一大”代表陈公博根据大会记录手抄整理的论文附录中所附文件，可惜随上海公共租界档案流失海外，现藏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为陈公博写于1924年的硕士论文《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的附件，内容是“一大”通过的“第一个纲领”和“第一个决议”；二是中国共产党呈报给共产国际的文件中有一份俄文档案卷，保留了“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译本为附件，原件藏莫斯科国家博物馆。1952年，新华社记者首次发现并披露原件内容，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一档案”。俄方照像制片件，1956年由前苏联移交中国，原片藏中央档案馆。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2年7月16日至23日在上海举行。大会通过了《宣言》。目前全国各大图书馆、纪念馆、博物馆仅发现三件，均为国家一级文物。其余尚存二件，其一为刘仁静先生保存，后捐赠上海“一大”纪念馆。“一大”代表陈公博论文附录中所附的《中国共产党宣言》流失海外。
中共“三大”于1923年6月12日至20日在广州召开。大会《宣言》、《决议案》等文件因国共合作之需，于1924年备案国民党中央执委，完整保存在国家历史档案馆中。大会文件曾有单行本发行，上海档案馆、国家博物馆各存零册，均为国家一级文物。单行本民间收藏仅披露北京范先生藏有一原件。
中共“四大”于1925年1月11日至22日在上海召开。大会为即将到来的大革命高潮作了一系列决议，但大会文件至今尚未发现一件品相完好者。民间藏有残册。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4月27日至5月9日，中共“五大”在武汉紧急召开。但陈独秀对汪精卫武汉政府心存侥幸。其后的“马日事变”及“七一五”反革命政变给中国共产党造成了巨大损失。在白色恐怖下，“五大”文件虽有单行本出版，但保存、收藏的难度足以想像。
1927年8月7日，中共“八七会议”纠正和结束了陈独秀的错误，确定了武装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总方针。
党的“六大”于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在莫斯科召开，毛泽东当选为中央委员。“六大”文件存世珍本中需提及的是，1950年中国驻前苏联大使馆在原民国政府驻前苏联旧使馆杂物中发现的一组中共“六大”文件，均为瞿秋白烈士遗物，后移交国内，成为珍贵的文物。 “六大”文件于1938年在武汉等曾有过再版、再翻版，目前发现四个版本。
航空版中共“七大”文献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共七大在延安召开。以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载入史册的这次会议，在中共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大会主要文件有五种：毛泽东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朱德《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中国共产党党章》和刘少奇作《修改党章的报告》、《团结的大会 胜利的大会》（文件之四）、日本共产党代表冈野进著《建设民主的日本》（文件之五）等。大会文件除《中国共产党党章》和刘少奇作《修改党章的报告》须对党外保密而仅有节文版外（1947年解禁，全文出版），当年当月中共书记处和《解放日报》、解放社在延安出版了“七大”文件单行本，其中1945年5月中共书记处版为“七大”代表版，最为珍贵。《解放日报》、解放社版为延安普及版，发行量巨大，今日反倒常见。但必须提及的是晋察冀抗日根据地1945年6月航空版中共“七大”文件却极为珍贵。
中共“七大”召开期间，传来德国投降的消息，世界反法西斯阵营即将取得全面胜利。但是，日本侵略军仍霸占山西等，阻断了延安与其他抗日根据地的陆路联系，中共“七大”文件不能及时在各抗日根据地出版。若通过电报发送中共“七大”文件，文字量太大，完全不能避免大段的漏字和错别字。中共书记处和中宣部根据各抗日根据地“七大”代表突破日军封锁线来到延安的艰难行程，判断“七大”文件底稿人工带往各抗日根据地后再排版印刷，最快是三个月以后的事情。为了迎接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把中共“七大”精神迅速普及到各抗日根据地，中共书记处决定利用美国援华空军往返延安的机会，将延安《解放日报》版中共“七大”文件的出版纸型空投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再转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苏北抗日根据地直至广东东江纵队。1945年6月初，中共“七大”文件出版纸型成功空投至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晋察冀日报》社所在地，后转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河北涉县，使中共“七大”文件各种单行本于当月出版，史称“航空版七大文件本”。中共“七大”文件航空版是现代红色出版史上的奇迹，凡1945年8月15日前各抗日根据地出版的中共“七大”文件由此而具备了特殊的文物价值。
此外，中共“八大”至“十六大”文献为新中国出版物，发行量巨大。但中共“八大”至“十六大”文献的外文版和少数民族文版、盲文版却非常精美稀见，天津藏家陈永祥先生以此为专题收藏，已蔚为大观。
作者单位：中国收藏家协会
关于中国共产党创建的研究起步很早。建党初期，就曾有人以不同的形式作了记叙和初步研究。如陈公博的《共产主义在中国》(1924年)、蔡和森的《中国共产党的发展》(1926年)、恽代英的《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史》(1926年)、前苏联葛萨廖夫的《中国共产党简史》(1926年)、瞿秋白的《中国共产党历史概论》(1929年)等。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又出现一批论著，比较详细地研究中共党的创建历史，如李立三的《党史报告》(1930年)、前苏联米夫的《中国共产党英勇奋斗的十五年》(1936年)、张闻天的《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1936年)、华岗的《中华民族解放运动史》(1940年)、中共中央宣传部的《共产主义与中国共产党》(1948年)等。然而，对中国共产党早期创建史的大部头系统研究著作，却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反面研究的文献总集：《支那共产党史》（1932年6月）。
《中国共产党宣言》
1920年11月7日，一份既秘密又公开的新杂志，在上海创刊。说它秘密，因为这份新杂志的编辑部地址保密，杂志上所有文章一律署化名，印刷、发行也保密。说它公开，因为这份新杂志的要目广告，公开刊登在《新青年》杂志上。《新青年》广为发行，也就使这份新杂志广为人知。这份新杂志的刊名，是中国有史以来未曾有过的，就叫《共产党》。以“共产党月刊社”名义在《新青年》杂志上刊登广告，在中国首次公开亮出“共产党”的旗帜。《共产党》1920年11月7日在上海创刊，月刊，半公开编辑出版，最高发行量达5000多份。16开本，每期约50页。一年后停刊，共出6期。就在创办《共产党》月刊的那些日子里，由陈独秀执笔，“共产主义小组”的笔杆子们参加讨论，起草了一个纲领性的文件——《中国共产党宣言》。
这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宣言（不是陈公博论文附录中所附的两篇宣言，见下文），没有公开发表过。它的中文稿原件，迄今不知下落。1956年，苏共中央向中共中央移交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档案，内中存有这篇宣言的中文稿。但这一中文稿不是原件，是根据英译稿还原译成的。英译者为“Chang”，亦即“张”(或译成“章”、“常”、“昌”、“长”等)。这位姓“张”的译者，曾在《中国共产党宣言》前面加了一段说明，全文如下：“译者的说明：亲爱的同志们!这个宣言是中国共产党在去年十一月间决定的。这宣言的内容不过是关于共产主义原则的一部分，因此没有向外发表，不过以此为收纳党员之标准，这宣言之中文原稿不能在此地找到，所以兄弟把它从英文稿翻译出来。决定这宣言之时期既然有一年多了，当然到现在须要有修改和添补的地方。我很希望诸位同志把这个宣言仔细研究一番，因为每一个共产主义者都得要注意这种重要的文件——共产党宣言。并且会提出远东人民会议中国代表团中之共产主义者组讨论。讨论的结果，将要供中国共产党的参考和采纳。Ｃｈａｎｇ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十日”。这个“Ｃｈａｎｇ”，要么是张太雷，要么是张国焘，因为在出席远东人民会议的中国代表团成员之中，只有这两“张”。这两人的英语都不错。据中国共产党党史专家分析，由于张太雷“不仅负责大会的组织工作，而且负责英文翻译”，因此由张太雷译出的可能性更大些。《中国共产党宣言》是筹建中国共产党的纲领，是中国共产党第一篇重要历史文献。这篇《中国共产党宣言》虽然没有马克思、恩格斯写的《共产党宣言》那么气势宏伟、文采飞扬，但写得简明扼要，通俗明白。这篇在中国共产党正式诞生之前写下的宣言，其中的原则迄今为中国共产党所遵奉。
第一部“中国共产党党史”
1931年9月18日，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国民党军队不放一枪地撤入关内，东三省沦陷。事变后，中国共产党满洲省委召开紧急会议，发布著名的“九 ·二O宣言”，号召人民武装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日本军阀慑于中国共产党的威望，大量收集中共文件和资料，编纂成《支那共产党史》（日文，满铁大冢令三著，1932年6月在中国东北秘密出版，大32开，700页），用于研究对策。这是世界范围内的第一部完整系统的“中国共产党党史”，资料之全、图表之多，叹为观止。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因侵略者的反面研究史料而保存下大量珍贵文献。该书目前仅发现辽宁省档案馆藏有残卷一册，内收毛泽东许多鲜为人知的珍罕遗闻。笔者珍藏全卷一册，今奉献出来，以此庆祝中国共产党“十七大”召开。
《支那共产党史》共收录中国共产党早期重要出版物186种，时间跨度为1918年—1932年5月。其中相当一部分为传世的仅见品。极为珍贵的有“中国共产党一大至五大文献”和 “中国工农红军人员及装备表”，尤其是在“红七军”的四处详细记载篇目中，有“邓希贤”（邓小平）和广西左、右江“百色起义”的原始记录。中国共产党早期重要文件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撤出苏区而“片纸无存”。《支那共产党史》成为研究中共党史的第一手宝贵资料。井冈山时期的历史特征，是涌现出许多建下丰功伟绩的英雄群体，其中的杰出代表就是毛泽东。对领袖人物的历史文化遗存的收藏和整理，升华为当代文物收藏。
中共“一大”至“六大”文献
在现代“红色收藏”中，没有哪一件珍罕文献的收藏比中国共产党的“一大”至“六大”文件更为难得。其中原因除了“一大”当时根本没有打印文件之外，更主要的是党中央在“大革命”失败前后将秘密档案全部销毁。
党的“一大”文件主要由担任大会记录的毛泽东手录整理，后由李达保管呈报。今天，能够真实反映当时文件原貌的有两件珍品传世，但均在海外。其一是1922年“一大”代表陈公博根据大会记录手抄整理的论文附录中所附文件，可惜随上海公共租界档案流失海外，现藏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为陈公博写于1924年的硕士论文《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的附件，内容是“一大”通过的“第一个纲领”和“第一个决议”；二是中国共产党呈报给共产国际的文件中有一份俄文档案卷，保留了“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译本为附件，原件藏莫斯科国家博物馆。1952年，新华社记者首次发现并披露原件内容，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一档案”。俄方照像制片件，1956年由前苏联移交中国，原片藏中央档案馆。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2年7月16日至23日在上海举行。大会通过了《宣言》。目前全国各大图书馆、纪念馆、博物馆仅发现三件，均为国家一级文物。其余尚存二件，其一为刘仁静先生保存，后捐赠上海“一大”纪念馆。“一大”代表陈公博论文附录中所附的《中国共产党宣言》流失海外。
中共“三大”于1923年6月12日至20日在广州召开。大会《宣言》、《决议案》等文件因国共合作之需，于1924年备案国民党中央执委，完整保存在国家历史档案馆中。大会文件曾有单行本发行，上海档案馆、国家博物馆各存零册，均为国家一级文物。单行本民间收藏仅披露北京范先生藏有一原件。
中共“四大”于1925年1月11日至22日在上海召开。大会为即将到来的大革命高潮作了一系列决议，但大会文件至今尚未发现一件品相完好者。民间藏有残册。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4月27日至5月9日，中共“五大”在武汉紧急召开。但陈独秀对汪精卫武汉政府心存侥幸。其后的“马日事变”及“七一五”反革命政变给中国共产党造成了巨大损失。在白色恐怖下，“五大”文件虽有单行本出版，但保存、收藏的难度足以想像。
1927年8月7日，中共“八七会议”纠正和结束了陈独秀的错误，确定了武装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总方针。
党的“六大”于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在莫斯科召开，毛泽东当选为中央委员。“六大”文件存世珍本中需提及的是，1950年中国驻前苏联大使馆在原民国政府驻前苏联旧使馆杂物中发现的一组中共“六大”文件，均为瞿秋白烈士遗物，后移交国内，成为珍贵的文物。 “六大”文件于1938年在武汉等曾有过再版、再翻版，目前发现四个版本。
航空版中共“七大”文献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共七大在延安召开。以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载入史册的这次会议，在中共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大会主要文件有五种：毛泽东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朱德《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中国共产党党章》和刘少奇作《修改党章的报告》、《团结的大会 胜利的大会》（文件之四）、日本共产党代表冈野进著《建设民主的日本》（文件之五）等。大会文件除《中国共产党党章》和刘少奇作《修改党章的报告》须对党外保密而仅有节文版外（1947年解禁，全文出版），当年当月中共书记处和《解放日报》、解放社在延安出版了“七大”文件单行本，其中1945年5月中共书记处版为“七大”代表版，最为珍贵。《解放日报》、解放社版为延安普及版，发行量巨大，今日反倒常见。但必须提及的是晋察冀抗日根据地1945年6月航空版中共“七大”文件却极为珍贵。
中共“七大”召开期间，传来德国投降的消息，世界反法西斯阵营即将取得全面胜利。但是，日本侵略军仍霸占山西等，阻断了延安与其他抗日根据地的陆路联系，中共“七大”文件不能及时在各抗日根据地出版。若通过电报发送中共“七大”文件，文字量太大，完全不能避免大段的漏字和错别字。中共书记处和中宣部根据各抗日根据地“七大”代表突破日军封锁线来到延安的艰难行程，判断“七大”文件底稿人工带往各抗日根据地后再排版印刷，最快是三个月以后的事情。为了迎接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把中共“七大”精神迅速普及到各抗日根据地，中共书记处决定利用美国援华空军往返延安的机会，将延安《解放日报》版中共“七大”文件的出版纸型空投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再转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苏北抗日根据地直至广东东江纵队。1945年6月初，中共“七大”文件出版纸型成功空投至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晋察冀日报》社所在地，后转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河北涉县，使中共“七大”文件各种单行本于当月出版，史称“航空版七大文件本”。中共“七大”文件航空版是现代红色出版史上的奇迹，凡1945年8月15日前各抗日根据地出版的中共“七大”文件由此而具备了特殊的文物价值。
此外，中共“八大”至“十六大”文献为新中国出版物，发行量巨大。但中共“八大”至“十六大”文献的外文版和少数民族文版、盲文版却非常精美稀见，天津藏家陈永祥先生以此为专题收藏，已蔚为大观。
作者单位：中国收藏家协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