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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脸横肉的家伙想动手,苦禅先生冷笑道:“想动手吗?屋里太窄憋,咱们出去试巴试巴?这种窝心的日子有什么意思,愧对地下的祖宗!”
两个家伙儿听了这话,知道李苦禅是个不怕死的硬汉,就边往门口走边说:“姓李的,你别嘴硬。你现在的教书饭碗,也是……”
苦禅先生明白那家伙的意思。第二天,他就辞掉了北华美专、北平美术学院的教学职务,决心不给日本人占领的学校做事。
时年39岁的李苦禅辞去了教职,并没有感到一身轻松,因为他家里还藏着一位身份特殊的人物,必须尽快转移。这位特殊人物就是国民党第29军军官袁祥峰。
从战火中匆匆撤下来的袁祥峰,由于没有赶上部队而失散在民间,后得到李苦禅救助躲在他家里。北平沦陷后,日本宪兵贴出布告:窝藏旧军人者同罪。风声越来越紧,袁祥峰怕连累李苦禅,几次提出走:我还是走吧!你家里本来就困难,如今兵荒马乱,又多一张嘴吃饭,鬼子到处抓人,千万别连累你们。李苦禅每次都坚定地说:你哪儿也别去!就是走,也得等我给你找好地方再走。
与袁祥峰朝夕相处一段时间后,李苦禅觉得他确实是个爱国的热血青年,应该送他到抗日前线杀鬼子。怎么送他到前线?找谁联系呢?
其实,联系人就在眼前。李苦禅有个叫黄骐良(名逸之、天秀,字骐良,笔名黄奇南、勃生)的学生,广东揭阳人。他和北平新街口教堂的黄长老是同宗乡亲,喊黄长老“黄伯伯”,关系很亲密。其实,这位黄长老还有秘密身份——八路军冀中军区“平津特派人员主任”,黄骐良也是“黄浩情报组”成员,负责与根据地派来的交通员接头、传递消息。
黄骐良在李苦禅家见过袁祥峰后,在黄浩安排下,由秘密交通线交通员护送,袁祥峰终于来到冀东抗日根据地。 不久,已经是八路军干部的袁祥峰受命打入敌人内部。他星夜潜回北平,再次找到李苦禅。听明来意,李苦禅千方百计给袁祥峰搞到了“良民证”,又通过关系给徐州治安总司令部司令王之青写信举荐袁祥峰。不久,袁祥峰以国民党徐州第二纵队总部少尉副官的身份,在敌人心脏战斗。袁祥峰到徐州后,一时和地下交通站没有联系上,先后6次通过李苦禅传递军事情报。为了回根据地汇报工作,袁祥峰让李苦禅给徐州发急电,佯称“母亲病故,速返京治丧”。以这个假电报为借口,袁祥峰获假顺利返回北平,汇报完工作后再返回徐州。
后来,袁祥峰又需要到新四军驻地去,怎么请假呢?还是用老办法,李苦禅发信约他到北平。袁祥峰请假后,神不知鬼不觉地来到了新四军第4师的驻地。师长彭雪枫赞扬他道:“你在徐州等于一把刺刀,刺在敌人心脏一样。”
在10集电视片《爱国艺术家——苦禅大师》中,袁祥峰深情回忆说:“苦禅跟我那时配合得非常好……苦禅仍留在北平,他给党做了一些有益的情报工作,所以使我们党的地下工作很顺利。在那个环境下,苦禅是很苦的,也是很危险的啊!”
柳树井2号联络站
送走了袁祥峰,李苦禅明白黄骐良和八路军有联系,就要求见见黄长老,也把自己送到八路军那里去。于是,黄浩决定见一见李苦禅。
这一天,北海公园九龙壁前来了位游客:西装革履,鼻梁上架着副金丝眼镜,上唇留着小胡子,怎么看都像个日本人。这个人就是黄浩。一会儿,身穿长袍的李苦禅和黄骐良也来到九龙壁前。经过黄骐良介绍,黄浩和李苦禅装作欣赏九龙壁,边踱步边交谈。李苦禅谈了自己的苦闷,要求到根据地参加八路军。但黄浩认为:李苦禅是北平著名画家,有一定社会地位,留在北平可以为抗日救国做更多工作。李苦禅接受了黄浩的建议,从此成为“黄浩情报组”的一名成员。
李苦禅参加抗日地下工作后,他居住的柳树井2号就成了“黄浩情报组”的联络站。柳树井2号院子很小,小院门朝南开,南屋三间不大,很简陋,其中一间半是他作画、休息和接待地下同志的地方。交通员、奔赴根据地的青年学生、外国友人等,常在这儿藏身、中转,然后转移到根据地,奔赴抗战前线。至于这些人的姓名、去向,他从不打听,也记不住都是什么人。因为他明白这是地下工作的秘密。
有时候赶上李苦禅手头紧,为了给过路的同志凑盘缠,他就到当铺卖了自己的衣物换钱。还有的时候,他到当铺买回来些旧衣服,给同志们换装。他根据同志们的口音,换上相应的衣服,再巧用笔墨,一番化装。结果,年轻人成了老头,读书人成了庄稼汉,教书先生成了小贩。常常弄得被化装的同志对着镜子都认不出自己来。
李苦禅一家节衣缩食,却千方百计让路过柳树井的“地下工作”人员吃上饱饭。有时家里的粮食吃光了,他就去粥棚赊粥,一旦赊不来粥,全家就要挨饿。李苦禅在解放后曾感慨地对子女们说:那时候讲“爱国”一词,真是沉甸甸呀,抗日爱国就意味着随时准备挨饿、流血、杀头。
在北平,经李苦禅之手送出多少爱国青年已无法统计。42年后的1980年4月,李苦禅收到一封信,是当年受他帮助前往抗日边区的一位“小姑娘”写的:“倒回去四十多年,大约是1938年夏天,一个穷学生念不起书,想找革命出路。那时还是一个小姑娘(傅先芳)曾得到过您经济的援助。在临去解放区的头几天,您还为我们饯行,请我们吃了火锅。当时有余鑫元、文敬之,不知您还能记起来吗?参加革命后我一直在部队文工团当演员。解放后,我一直在东北工作,我今年58岁了。前几天在电视里见您老,仍老当益壮,正挥毫做画,我不禁感慨万千。”
为地下党筹集经费
1938年1月,一位叫郝冠英的女士来到李苦禅的小南屋,对他说:共青团北平市委书记李又常(又名李续刚)交给她一项紧迫的任务,就是春节前护送一批同志去延安,可是缺少路费,必须在5天内筹集2000元现款。要知道,当时4元钱可以买一袋面粉,2000元可不是个小数目。
李苦禅一听,就笑着说:“你可来巧了。我在天津办的画展卖了2000多块钱,昨天我的学生魏隐儒才送来,你拿去吧!”郝冠英接过钱,感激地说:“二哥,我代表去延安的同志谢谢你。共产党不会忘记你的贡献。”
李苦禅自己也记不清为地下党组织筹集过多少次经费。
1939年隆冬,寒风凛冽,李苦禅身着单薄的长袍,携长子李杭悄悄来到天津法租界滨江道永安饭店,举办“李苦禅画展”。一时间永安饭店门庭若市,还没正式开展,展出的60%画作就都有了主儿。按当时的规矩,凡是展出有主的书画,一律挂上红布条儿,写上收藏人的姓名。迟来的富商巨贾,面对贴着红布条的佳作,只有望画叹息的份了。7天的画展结束后,李苦禅立即让“黄浩情报组”成员把钱取走,给地下组织当经费。为了御寒,父子俩只是买了顶帽子、一条围脖儿,两手空空地返回了北平家中。
转年夏天,李苦禅又携长子李杭来到天津“三不管儿”租房作画、卖画。“三不管儿”一带的百姓很喜欢这位豪爽健谈、技艺超群、学识渊博的山东大汉,前来看作画的人不少,听聊天儿的人更多。富商、洋行阔佬又闻讯而来,10天内所有字画被抢购一空。李苦禅父子守着卖画巨款,分文不动,又以同样的方式迅速把钱交给前来取款的“黄浩情报组”成员。几次来津献艺卖画,使李苦禅名冠津城,但无人知晓卖画巨款的真实去向。
日本宪兵队沙滩监狱的28天
李苦禅的地下抗日行动,引起了日本宪兵的怀疑。
1939年5月14日黎明,十几个日本宪兵和汉奸冲进了李苦禅的小南屋。屋门被踢开,一个日本宪兵窜进来举藤条劈面就打。结果藤条未落,鬼子胸口先挨了李苦禅重重一掌,一下子被打到院子里。跟着又冲进来一个鬼子,被他一掌打得贴了墙。最后,鬼子用枪顶住了李苦禅和魏隐儒,用手铐铐在一起,押上大卡车,以私通八路的罪名抓到沙滩北大红楼——北平日本宪兵队本部“留置场”(即拘留所)。
被关进日本宪兵队本部地下室后,李苦禅想:被逮到鬼子大牢反正得死,得琢磨个死法儿:一要死得有气节,二要在死之前骂他个痛快淋漓! 审讯开始了。李苦禅当着一帮鬼子汉奸的面痛骂鬼子头少佐上村喜赖:
“你们到你们文化父母的中国来杀人放火,你们是数典忘祖,没有中国你们连字都不会认、不会写。你这个小子的名字上村喜赖四个字都是偷了中国字写的,要没中国字,你们祖宗八辈儿都不知道自己叫什么东西,连你自己都不知道从哪儿出来的,还妄称什么王道乐土、共存共荣,别放你们倭寇的狗屁啦!”
日军少佐上村喜赖是个“中国通”,听了李苦禅的一阵痛骂反倒没了话说。可是一个叫“小狲儿”的汉奸过来要抽他,被上村伸手拦住。一见这场景,李苦禅不依不饶,骂了东洋主子再骂这狗奴才:
“你小子还敢动手?真想动手就把我放了,出去找个场子比试比试,我要是三拳不把你打成狗屎一堆,我就不姓李!告诉你,回去查查你祖宗牌位,到这一辈儿上怎么出了你这个王八蛋?你八成是冒名顶替的东洋鬼子狗东西!”
这顿臭骂,气得“小狲儿”的脸跟猪腰子似的,但就是不敢发作。宁愿站着死绝不跪着生的硬汉子李苦禅把日本宪兵气坏了,开始对他残酷动刑:灌凉水、压杠子、皮鞭抽,甚至往指甲里扎竹签。打晕过去了,就用凉水激醒,接着用刑。但是,李苦禅扛住了,什么都不承认,有的只是破口大骂。几十年后,他回忆在监狱中的经历时谈到:
沙滩红楼,50多年前我在那里上过课,文学课。文科大楼下边是地下监狱,住了28天,死了多少次。灌水是常事。压杠子压了一次,压杠子,都“死”了。浇凉水,通身很凉,一泼水就缓过来了。那里每天八点钟上堂,下午是一点钟上堂。他们要枪毙的人,星期六就提出来到别的屋里去了,第二天早上就行刑。
上村对我说:“苦禅先生,今天星期六,我救不了你了!”
我说:“上村!你们杀人的法子不是四个吗?一狗吃,二枪毙,三活埋,四砍头。你尽管用吧!我不怕这个!”
由于李苦禅知名度高、影响大,再加上没有真凭实据,日本宪兵只好把他放了。释放时,鬼子还耍花招,即不说放他回家,也不说惩办他。他想:鬼子可能要在背后下毒手。想到这里,被打得浑身浮肿的他忍着伤痛,迈着稳健的步子,无畏坦荡地朝前走。快到家门口了,他琢磨,鬼子怎么还不开枪啊?回头一看,盯梢的人离得远远的,枪法不好,恐怕还打不着了。
这回李苦禅明白了,鬼子是想放长线、钓大鱼,以后更得小心。
西柳树井2号联络站不能再用了,李苦禅借书画巧妙地宣传抗战。在讽刺漫画《大官风顺图》戏装丑官上面,他题道:“有乳为母金为爷,奴颜婢腿三世节。励公戏作”,辛辣地讽刺了那帮有奶便是娘的汉奸。还有一件《兰花图》,借用南宋诗人、画家郑思肖的典故题道:“曾记宋人写兰而无根无土,或有问曰:‘奈兰无土将何以生?’即曰:‘土被金人夺去矣!’文人为社稷之怀抱如此,其伟大可知矣!”但李苦禅则画有土生根的兰花,表示坚信抗战必胜、国土必复的信念。从那时起,他经常在画竹的作品上题道:“胸无气节者不可画竹,胸有气节者写竹易成”。画如其人,李苦禅笔下的兰竹,正是他刚毅人格的一种体现。
盼望的时刻终于来到了,1945年8月,日本投降了。李苦禅高兴啊!在一些公开场合,他表演拳术、清唱京剧唱段,与同胞们共享胜利的喜悦。
后来当人们问起李苦禅参加抗日地下活动的事,他总是说:些许小事,不足挂齿。可是,到了十年内乱时期,他被迫一遍遍地写交代材料,他的抗日事迹,才逐渐传出来。
造反派不相信,愣逼李苦禅承认自己是个“老反革命”、“老反共”。他非常愤怒:我当年参加过八路的地下工作,不信你们调查去!有半点撒谎就判我死刑!我以老命担保!
造反派威胁说:“你敢写保证书吗?”
李苦禅挥笔写道:“保证书:日本沦陷(北京)时所有一切汉奸事没做过,新民青年会开画展没有参与过,而且这个名字我就不知道。如果有的话,我认罪,如查出,我以生命抵罪!一九六九年一月十五日 李苦禅。”
写罢,李苦禅还按上指印。好一个铁骨铮铮的硬汉!
上书毛泽东
1949年,新中国成立了,北平艺专也改为中央美术学院。当时,受民族虚无主义思想的影响,认为中国画落后,李苦禅擅长的大写意花鸟,被认为是“封建文人士大夫”“吃饱了饭帮助消化的”。他的境遇每况愈下。每星期安排给他的课很少,其余时间他被指派到陶瓷系画茶壶、茶碗,后来连教授职务也没了,被调离教师队伍,分配到工会干起了看大门、卖戏票等杂务,每月只发给相当于10元的生活费,生活陷入了困境。没办法,他只好变卖一些东西度日。他苦闷万分,仰望苍天,泪向心流。
时任中央美院院长的徐悲鸿,既是他的领导又是他的恩师,费了好大心力,才将他夫人李慧文安排到校医务室做事,领一份薪水,贴补家用,但也无力解决他上讲台的问题。
一天,北京大雅宝胡同甲2号门外空场上,三个吴桥卖艺把式在耍刀。李苦禅闲闷无事,也凑过来看。一看不要紧,他看出破绽了,忍不住喊了一声:“功夫还嫩啊!看我的!”说着他回家取来双刀,在场中间耍了起来,喝彩声一片:李教授舞大刀啦!眼福呀!快来看哪!
耍完了,李苦禅一个子不要,抖衣提刀,缓步而去。这一幕恰巧被下班路过的李慧文看到了:一个昔日蜚声南北的名画家、名教授如今竟与撂摊艺人一起耍大刀,怎不让人伤心!
有人知道他和毛泽东曾有过几个月的同窗之缘,便劝他写信向毛泽东反映情况。三十多年过去了,毛主席还能记得他吗?家人劝他“别写信。穷日子就穷过吧,弄不好连卖戏票的差使也丢了。”
一天,李苦禅喝了点儿酒,再也抑制不住心中的郁闷,操起笔一泻千里,撰就一封一丈多长的“美浓纸”长信:“毛泽东主席,如今我的困难蒋介石不管了,所以找您来管……余乃堂堂教授却被剥夺讲课之权利……”冤气之下,文泻如注,笔走龙蛇。他用牛皮纸糊了一个信封,写上“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先生收”,贴上几枚邮票,将信投进了邮筒。酒醒后,他又有些后悔,新中国百废待兴,毛泽东日理万机,为个人事麻烦他,有些不妥。但他又想,信已发出去,何必自寻烦恼!
收到了李苦禅的来信后,毛泽东虽然对三十多年前的这位老同学印象不很清晰,但对他那汪洋恣肆、气势磅礴的草书却十分欣赏,认为此人绝非等闲之辈,当即给徐悲鸿写了一封信。
为了进一步了解李苦禅的情况,毛泽东又派秘书田家英来到他家,对他说:您的长信毛主席收到了。他很重视这事,他一方面给徐悲鸿院长写了信,一方面特意派我来调查了解有关情况,以便向他当面汇报。说着,田家英又把毛主席给徐悲鸿院长的信函复本念给李苦
禅听:
悲鸿先生:
有李苦禅先生来信,自称是美术学院教授,生活困难,有求助之意。
此人情况如何,应如何处理,请考虑示知为盼。
顺颂教祺!
(李信附陈)
毛泽东
1950年8月26日
听罢,李苦禅激动不已,对田家英说:“我后悔啊!悔不该以私人之事书信打扰润之先生。毛主席他先天下之忧而忧!日理万机!只因我酒后一时冲动,打扰了他!又劳您屈尊枉驾来寒舍调查……”田家英忙拉着李苦禅的手又说:主席说了,您的写意画还要坚持画下去,子孙后代还是会需要的。李苦禅向田家英倾诉了自己受到的不公待遇,田家英一一作了记录,临别时对他说:您的工作和生活上的困难,一定会妥善解决的。
有了毛泽东的亲笔信和田家英的意见,徐悲鸿也就有了“尚方宝剑”,问题迎刃而解。李苦禅的教授职务恢复了,被安排为中央美院附设的民族艺术研究所研究员,工资升到62元,再加上李慧文的40元工资,生活有了保障。1952年,李苦禅“正研究员”的工资已升到120元。在世人眼中,想不到苦禅先生这位不久前的“落后分子”竟然是毛泽东的老同学,真得刮目相看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