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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朝阳区东大桥附近，一栋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建造的老楼里，93岁的抗战老兵叶于良穿着一件印有“抗日英雄、民族脊梁”的白色T恤，坐在沙发上，电视里正在播放抗战题材的电视剧。这是叶于良每天必看的节目，其余时间就是散步和上网。
在后辈们的帮助下，叶于良学会了玩微博和微信朋友圈，并给自己起名叫“铁血老叶”。“这里面很有意思，我加了不少老战友，还有一些关爱抗战老兵的志愿者。有时候看到抗战有关的题材，我就把它下载下来，分享到朋友圈”。
叶于良的朋友圈封面是他和妻子年轻时的合影，妻子几年前去世后，家人就为他找了个保姆照料起居。如今，老人过着平淡而简单的生活，但70多年前在抗日杀奸团那段惊心动魄的日子，已成为他永远的烙印，从未淡去。
最喜欢使用六轮手枪
叶于良祖籍福建，1922年出生于北京，父亲是律师，家境殷实。“九一八”事变后，全国上下都涌动着抗日热潮。那时候，叶于良就开始有种强烈的信念，觉得中国人再不自强就要亡国了。
1937年7月6日，叶于良拿着在铁路局工作的叔叔提供的免费车票，从天津去南京叔叔家过暑假，但在第二天就发生了“七七事变”，局势紧张，叶于良回不了北方，只能暂时住在叔叔家。
这之后，南京国民政府开始撤退，叶于良便与婶娘一家从上海坐船回到福州老家。到了福州，叶于良等人发现那里气氛也很紧张，到处都在宣传抗日。那时，叶于良暂时在当地一所中学就读，和同学们每日听抗日报告、唱抗日歌曲，下午4点下了课以后就学军事知识。
就这样过了一个学期，叶于良的父亲从银行辗转给他寄了一百块钱生活费，叶于良才终于回到天津。刚到天津车站时，一个日本人在上车时突然使劲踢了叶于良一脚。叶于良很莫名其妙，正想抓住他问问，凭什么踢自己。旁边一个中国人把他拦住了，说“这里是日本人的天下了，你惹不起”。
一系列的遭遇，使得叶于良对日本痛恨不已。回到北平家里以后，有个参加了抗日杀奸团（以下简称“抗团”）的亲戚，看叶于良抗日情绪非常高，就问他敢不敢抗日、敢不敢杀汉奸。年僅17岁的叶于良毫不犹豫地说“敢”。于是，叶于良被介绍进了抗团。1939年夏天，抗团负责人李振英让叶于良到中山公园办入团仪式，过程很简单，宣誓书也只就一张纸，念完立刻就烧掉了。
入团后，李振英亲自教叶于良如何爆破、暗杀、收集情报和搞抗日宣传，还配发了真枪。“那时候大概有4种枪，统称‘撸子’，有马牌撸子、枪牌撸子、狗牌撸子，我最喜欢使的是一种六轮手枪。”叶于良回忆道。半年后，叶于良被编入了行动组，才真正开始用刺杀和爆炸等手段制裁汉奸。
刺杀川岛芳子的遗憾
回忆起第一次参与刺杀的情景，叶于良感慨，“有了枪就有了危险，但我不害怕，只想着多杀一个汉奸，战场上的中国士兵就能少死几个”。
第一次参与刺杀的对象是伪商会会长邹泉荪。由于邹泉荪的侄子和叶于良是同班同学，叶于良就利用这层关系，搞明白了邹泉荪的家庭住址、生活工作作息时间以及逃离的路线。叶于良做好刺杀计划后，李振英跟同僚孙大成两人就带着枪去了，但阴差阳错，邹泉荪没有被打死，打到他太太了。行动虽然失败了，但叶于良的情报工作仍然受到了肯定，于是他又接到了提供伪工务局局长舒壮怀情报的新任务。这次，抗日杀奸团成功刺杀了舒壮怀，并炸掉了日军军需仓库。
几次任务后，叶于良接到一个“大单”，刺杀川岛芳子。川岛芳子是清末肃亲王善耆的女儿，全名为爱新觉罗·显玗，被善耆送给日本间谍川岛浪速收养。成人后，川岛芳子成了为日军服务的间谍，曾先后参与“皇姑屯事件”、“九一八事变”等秘密军事行动。
1940年春天，为了庆祝40岁生日，川岛芳子包下了当时北平最华丽的新戏楼过生日。当晚，京剧老生言菊朋与次女言慧珠同台演出，川岛芳子包下了戏院楼上座位，而楼下则照常卖票。这是刺杀川岛芳子的绝佳机会。李振英和叶于良假扮成看客买票进入戏院，坐在前排，一回头就可以看见楼上川岛芳子的包厢。
不一会儿大戏开演，一片喧闹声中，川岛芳子戴着墨镜、身着男士长袍马褂，在包厢正中的位子坐下。叶于良两人考虑到周围人多不好下手，就决定等戏散场时趁乱下手。
但大戏刚演了半小时，川岛芳子突然起身往外走，两人也赶紧跟着向门口跑去。谁知还是晚了一步，两人只能目睹川岛芳子的汽车绝尘而去，刺杀计划功亏一篑。叶于良至今对未能刺杀成功耿耿于怀，“要是当时杀了她，就能救回多少中国人的命啊”。
多杀一个汉奸就能少死几个中国士兵
叶于良参与过多次抗日团的锄奸行动，对象不仅有川岛芳子，还包括《新民报》的社长兼总编辑吴菊痴和副总编陈辋子、伪建设总署总务局局长俞大纯以及汉奸周作人等人。
1940年7月7日，日伪政府举办了“皇军圣战胜利三周年”庆祝会，吴菊痴和陈辋子在庆祝会上辱骂抗日军民，还高喊“皇军万岁”。当时负责这两人刺杀任务的是叶于良和冯运修。冯运修并不是什么穷人，他的姨父是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兼治安总署督办、伪华北绥靖军总司令齐燮元。这样的年轻人在抗团中并不少，有很多后来加入的成员都是家世显赫的名流弟子。
面对猖狂的吴菊痴，冯运修气愤地说直接开枪打死算了，叶于良则劝他沉住气，到僻静的地方再动手。散会后吴菊痴等人上了黄包车，叶于良骑着自行车尾随。正好半路上碰到一个出殡的队伍，锣鼓、唢呐声势喧天，冯运修就趁机对着吴菊痴的太阳穴打了两枪，吴菊痴当场毙命。为了不暴露，两人迅速撤离，陈辋子逃过了一劫。
“冯运修只比我大一岁，伪军都管他叫冯少爷，但谁也想不到他是我们抗团里最厉害的枪手。”叶于良告诉《方圆》记者，冯运修后来牺牲了，没能等到抗战胜利的一天。
俞大纯是叶于良亲手干掉的。俞大纯所掌控的伪建设总署，长期将中国的铜、铁资源输送给日本，供其制造大炮、子弹，反过来侵略中国。1940年7月下旬，一辆黄包车拉着俞大纯在北平西四大街疾驰而过。一些抗团的同僚也向俞大纯背后开了枪，但都没打中，叶于良冲上前对着他心脏就开了两枪，俞大纯当场毙命。
在后辈们的帮助下，叶于良学会了玩微博和微信朋友圈，并给自己起名叫“铁血老叶”。“这里面很有意思，我加了不少老战友，还有一些关爱抗战老兵的志愿者。有时候看到抗战有关的题材，我就把它下载下来，分享到朋友圈”。
叶于良的朋友圈封面是他和妻子年轻时的合影，妻子几年前去世后，家人就为他找了个保姆照料起居。如今，老人过着平淡而简单的生活，但70多年前在抗日杀奸团那段惊心动魄的日子，已成为他永远的烙印，从未淡去。
最喜欢使用六轮手枪
叶于良祖籍福建，1922年出生于北京，父亲是律师，家境殷实。“九一八”事变后，全国上下都涌动着抗日热潮。那时候，叶于良就开始有种强烈的信念，觉得中国人再不自强就要亡国了。
1937年7月6日，叶于良拿着在铁路局工作的叔叔提供的免费车票，从天津去南京叔叔家过暑假，但在第二天就发生了“七七事变”，局势紧张，叶于良回不了北方，只能暂时住在叔叔家。
这之后，南京国民政府开始撤退，叶于良便与婶娘一家从上海坐船回到福州老家。到了福州，叶于良等人发现那里气氛也很紧张，到处都在宣传抗日。那时，叶于良暂时在当地一所中学就读，和同学们每日听抗日报告、唱抗日歌曲，下午4点下了课以后就学军事知识。
就这样过了一个学期，叶于良的父亲从银行辗转给他寄了一百块钱生活费，叶于良才终于回到天津。刚到天津车站时，一个日本人在上车时突然使劲踢了叶于良一脚。叶于良很莫名其妙，正想抓住他问问，凭什么踢自己。旁边一个中国人把他拦住了，说“这里是日本人的天下了，你惹不起”。
一系列的遭遇，使得叶于良对日本痛恨不已。回到北平家里以后，有个参加了抗日杀奸团（以下简称“抗团”）的亲戚，看叶于良抗日情绪非常高，就问他敢不敢抗日、敢不敢杀汉奸。年僅17岁的叶于良毫不犹豫地说“敢”。于是，叶于良被介绍进了抗团。1939年夏天，抗团负责人李振英让叶于良到中山公园办入团仪式，过程很简单，宣誓书也只就一张纸，念完立刻就烧掉了。
入团后，李振英亲自教叶于良如何爆破、暗杀、收集情报和搞抗日宣传，还配发了真枪。“那时候大概有4种枪，统称‘撸子’，有马牌撸子、枪牌撸子、狗牌撸子，我最喜欢使的是一种六轮手枪。”叶于良回忆道。半年后，叶于良被编入了行动组，才真正开始用刺杀和爆炸等手段制裁汉奸。
刺杀川岛芳子的遗憾
回忆起第一次参与刺杀的情景，叶于良感慨，“有了枪就有了危险，但我不害怕，只想着多杀一个汉奸，战场上的中国士兵就能少死几个”。
第一次参与刺杀的对象是伪商会会长邹泉荪。由于邹泉荪的侄子和叶于良是同班同学，叶于良就利用这层关系，搞明白了邹泉荪的家庭住址、生活工作作息时间以及逃离的路线。叶于良做好刺杀计划后，李振英跟同僚孙大成两人就带着枪去了，但阴差阳错，邹泉荪没有被打死，打到他太太了。行动虽然失败了，但叶于良的情报工作仍然受到了肯定，于是他又接到了提供伪工务局局长舒壮怀情报的新任务。这次，抗日杀奸团成功刺杀了舒壮怀，并炸掉了日军军需仓库。
几次任务后，叶于良接到一个“大单”，刺杀川岛芳子。川岛芳子是清末肃亲王善耆的女儿，全名为爱新觉罗·显玗，被善耆送给日本间谍川岛浪速收养。成人后，川岛芳子成了为日军服务的间谍，曾先后参与“皇姑屯事件”、“九一八事变”等秘密军事行动。
1940年春天，为了庆祝40岁生日，川岛芳子包下了当时北平最华丽的新戏楼过生日。当晚，京剧老生言菊朋与次女言慧珠同台演出，川岛芳子包下了戏院楼上座位，而楼下则照常卖票。这是刺杀川岛芳子的绝佳机会。李振英和叶于良假扮成看客买票进入戏院，坐在前排，一回头就可以看见楼上川岛芳子的包厢。
不一会儿大戏开演，一片喧闹声中，川岛芳子戴着墨镜、身着男士长袍马褂，在包厢正中的位子坐下。叶于良两人考虑到周围人多不好下手，就决定等戏散场时趁乱下手。
但大戏刚演了半小时，川岛芳子突然起身往外走，两人也赶紧跟着向门口跑去。谁知还是晚了一步，两人只能目睹川岛芳子的汽车绝尘而去，刺杀计划功亏一篑。叶于良至今对未能刺杀成功耿耿于怀，“要是当时杀了她，就能救回多少中国人的命啊”。
多杀一个汉奸就能少死几个中国士兵
叶于良参与过多次抗日团的锄奸行动，对象不仅有川岛芳子，还包括《新民报》的社长兼总编辑吴菊痴和副总编陈辋子、伪建设总署总务局局长俞大纯以及汉奸周作人等人。
1940年7月7日，日伪政府举办了“皇军圣战胜利三周年”庆祝会，吴菊痴和陈辋子在庆祝会上辱骂抗日军民，还高喊“皇军万岁”。当时负责这两人刺杀任务的是叶于良和冯运修。冯运修并不是什么穷人，他的姨父是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兼治安总署督办、伪华北绥靖军总司令齐燮元。这样的年轻人在抗团中并不少，有很多后来加入的成员都是家世显赫的名流弟子。
面对猖狂的吴菊痴，冯运修气愤地说直接开枪打死算了，叶于良则劝他沉住气，到僻静的地方再动手。散会后吴菊痴等人上了黄包车，叶于良骑着自行车尾随。正好半路上碰到一个出殡的队伍，锣鼓、唢呐声势喧天，冯运修就趁机对着吴菊痴的太阳穴打了两枪，吴菊痴当场毙命。为了不暴露，两人迅速撤离，陈辋子逃过了一劫。
“冯运修只比我大一岁，伪军都管他叫冯少爷，但谁也想不到他是我们抗团里最厉害的枪手。”叶于良告诉《方圆》记者，冯运修后来牺牲了，没能等到抗战胜利的一天。
俞大纯是叶于良亲手干掉的。俞大纯所掌控的伪建设总署，长期将中国的铜、铁资源输送给日本，供其制造大炮、子弹，反过来侵略中国。1940年7月下旬，一辆黄包车拉着俞大纯在北平西四大街疾驰而过。一些抗团的同僚也向俞大纯背后开了枪，但都没打中，叶于良冲上前对着他心脏就开了两枪，俞大纯当场毙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