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关于保护面对死刑的人的权利的保障措施》第4条明确规定，“只有在对被告人的罪行根据明确和令人信服的证据，对事实没有其他解释余地的情况下，才能判处死刑。”对事实没有其他解释余地，比排除合理怀疑更为强调事实判断结论的唯一性与排他性，是最高的证明要求，充分体现了慎用死刑的精神。两院三部对死刑证明标准作出比其他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更严格、更便于实践把握的解释，与联合国的规则是一致的。但是，由于我国刑事诉讼法对证明标准没有采取区别化的立法方式，因此死刑案件仍然采用法律所确认的“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这种情况下，通过执行性、解释性法律文件去具体界定和解释这一标准，并作出严格的适用要求，这种处理方式是合法、适当的。我国在个别死刑包括死刑缓期执行案件上出现问题，重要原因就是死刑证明标准把握不当。将有重大瑕疵的证据作为定案依据，在案件存在重要疑点的情况下仍然认定有罪并适用重刑。防止冤错案件固然需要办案人员改变观念、提高素质，更需要在诉讼和证据制度上强化刑事案件办理。尤其是死刑案件办理的防错机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