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后，陈寅恪重返清华园，王永兴任他的助手。王一家住北京城内，每天城内城外奔波，很辛苦但没有怨言，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有一天清华庶务科突然通知王永兴，说已为他在清华园安排了房子。王永兴跑去一看，发现房子不错，他对此很是惊奇，因为当時各路人才都拥入清华，房子非常紧张。他认为这是学校对自己的特别照顾，也没多问就搬了进去。
　　四十多年后，王永兴偶然从清华大学的旧档案中，发现了一封当年陈寅恪写给清华校长的信，其中就有请求校长帮助王永兴解决房子问题的。当年“特殊照顾”的谜底终于解开了。（陆键东《陈寅恪最后二十年》修订版P178）
　　陈寅恪雪中送炭，为助手做了一件善事，但他为什么一直不吭声呢？猜测如下：对于陈寅恪而言，这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没有说的价值，办过之后也就忘了;为助手解决点困难理所当然，哪有去说的道理。若不是王永兴偶然发现，谜底就永远“石沉大海”了。
　　古人讲：“为善急人知，善处即是恶根。”而陈寅恪却恰恰相反，“为善恐人知”，故这才是真善，这件事也是善的典范。由此可知，“恐人知”和“急人知”是善与伪善的分水岭。然而，现实中却有不少这样的伪善，常见的表现是，做了一点善事唯恐别人不知，到处嚷嚷，弄得满世界都知道，更有甚者，添枝加叶，任意夸大，把一分善吹成三分，甚至五分或更多。那么，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其一，自我炫耀。别人办不到的事，到了我这里就是小菜一碟。在这块地盘上，没有我不认识的人，没有我办不成的事。其二，塑造形象。把自己打扮成一个急人所急、解人所难的热心肠、大善人，并惯以受助者“生命中的贵人”自居。其三，借以“勒索”，逼使对方感恩戴德，把对方变成唯命是从的附庸，就像黑社会中的小喽啰对“黑老大”那样。“急人知”尚且有“恶根”，而这样的勒索便可知有多恶心了。不少人最后与“恩人”分道扬镳乃至反目成仇，这是一个重要原因。
　　因此，吹得牛皮哄哄的“善”，逼人歌颂的“善”，让人回报的“善”，绑架别人人格的“善”，不管是个人做的，还是集体所为，都不是善，都有恶根和恶意，都是一种恶。
　　反过来再看陈寅恪的善，多么难得和可贵。当王永兴知道真相后，欲对恩师痛哭一场，但已无从倾诉，因为陈寅恪及其夫人唐筼，都离世近二十年了。此事又告诉人们一个道理，做善事是有门槛的，而且门槛还不低，必备的第一是品质，第二是境界，第三是胸襟。不具备这些条件，很难去做善事，很难成为真善。古今中外的慈善家，今天的那些公益人士，哪一个不是冰清玉洁？狂而贪7个多亿的赵正永之流，永远过不了这个门槛。
　　但是，别人不要求回报，并不等于说受益者不应回报，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作为受益者，正确的态度正如古人所言，“滴水之恩，涌泉相报”。或报答“滴水”，或努力把自己也变成一个善的使者。韩信用重金回报老妇的一饭之恩;京剧《锁麟囊》常唱常新——富家小姐薛湘灵施善贫寒在前，富贵了的赵守贞知恩图报在后，这是我们民族的精神和传统。
　　当然，“人上一百，形形色色”，忘恩负义的人也有，遇见了这种人和事怎么办呢？——这也是行善中的“题中应有之义”，一般的事呵呵一笑就算了，太不像话的自有舆论和法律负责。咱该干啥还干啥，迈开大步继续往前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