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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56年2月25日，一个圆而发亮的光秃的脑袋出现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他所作的“秘密报告”，《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字字句句，使毛泽东听来非常刺耳。
赫鲁晓夫戴着金丝边眼镜，在讲坛上怒容满面，发表着他对斯大林的猛烈抨击：
“斯大林利用无限的权力，滥用职权，以中央的名义行事。但不征求中央委员们，甚至中央政治局委员们的意见。斯大林做了许多专横的事，他经常个人决定党和政府极其重要的事务，连政治局委员也不通知。……
“斯大林认为他现在可以决定一切事务，他所需要的只是统计员，他使得别人处于只应听从和歌颂的地位。……
“斯大林是个非常不信任旁人的人，有病态的疑心，我们和他一起工作，都知道这一点。……他到处都看到‘敌人’、‘两面派’、‘间谍’
“请大家回忆一下《攻克柏林》，影片上只有斯大林一个人在活动，他在放着空椅的大厅里发布命令，只有一个人走近他，向他低声报告些什么，这个人就是波斯克列贝舍夫，斯大林忠贞不渝的侍从。
“而军事领导者在哪里?政治局在哪里?政府又在哪里?他们在做些什么，关心些什么呢?这在影片中看不到。斯大林包揽一切。不和任何人商量，也不需要听别人的意见。一切的一切就是用这种歪曲的形式放映给人民看的。为了什么?为了颂扬斯大林，而这一切是违反事实，违反历史真实的。……
“应该说，战后时期情况更加复杂了。斯大林更加任性、易怒、粗暴，尤其是他的猜疑心更加滋长了。迫害狂到了惊人的程度。在他的眼中，许多人都成了敌人。战后，斯大林更加脱离集体，完全是个人专断独行，不顾任何人和任何事。……
“斯大林一向同人民隔绝。他一直没有下去过，几十年都是如此。……”
赫鲁晓夫在历数斯大林严重的个人崇拜错误之后，鲜明地号召全体苏共党员：“必须布尔什雏克式地谴责和根除个人崇拜，把它看成是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相敌对，与党的领导原则和党的生活准则毫不相容的东西，要同形形色色恢复个人崇拜的一切企图，进行无情的斗争。”
赫鲁晓夫所尖锐批判的只是斯大林，一个字也没有涉及毛泽东。但是，由于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并不亚于斯大林，他理所当然地对赫鲁晓夫产生强烈的反感。
从此，他与赫鲁晓夫之间，产生了严重的分歧。毛泽东开始郑重其事地考虑接班人问题。他一次又一次强调，严防出现“中国的赫鲁晓夫”。他绝对不允许在他百年之后，在中国出那么个“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也来一个“秘密报告”，痛斥他的个人迷信。
毛泽东早就注意接班人的问题。1961年，当英国元帅蒙哥马利访问中国时，毛泽东跟他谈起了接班人问题。
毛泽东注意到，斯大林没有解决好接班人问题。他说：“斯大林是最有权威的领袖，但缺乏远见，没有解决继承人的问题，搞了三驾马车，只会用皮鞋敲桌子。”
毛泽东又说：“不是三驾马车，而是三马驾车，又没有人拉缰绳，不乱才怪呢!赫鲁晓夫脱下皮鞋敲桌子，是两面派。斯大林在时和死后，完全是两副面孔。”
蒙哥马利问起，将来谁是毛泽东的接班人?他要对此作“战略观察”。
毛泽东答道：“主席谁来当?七个副主席第一个是刘少奇。前年开会选了国家主席。原来两个主席都姓毛(引者注：指中国共产党主席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现在一个姓毛，一个姓刘了。过几年两个主席就都姓刘了。谁是我的继承人，何须战略观察?”
毛泽东的话，明白无误地道出，他所选的接班人是刘少奇。
刘少奇只比毛泽东小五岁。严格地讲，刘少奇是毛泽东的同辈战友，不能算接班人。但是，在“文革”前，刘少奇是仅次于毛泽东的中国第二号人物。一旦毛泽东“被马克思请去”，势必是刘少奇接班。
1964年7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的重要文章《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一文，毛泽东在其中亲笔加了一段话。毛泽东明确地强调了“防止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在中国重演的问题”。他指出：
“这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生死存亡的极其重大的问题。这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帝国主义的预言家们根据苏联发生的变化，也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党的第三代或第四代身上。我们一定要使帝国主义的这种预言彻底破产。我们一定要从上到下地、普遍地、经常不断地注意培养和造就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毛泽东接着提出了关于“革命事业的接班人”的五项条件。这五项条件，每一条都把赫鲁晓夫作为反面教材提及了，足见毛泽东对于“中国的赫鲁晓夫”的出现的高度警惕。
“具备什么条件，才能够充当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呢?
“他们必须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而不是像赫鲁晓夫那样的挂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招牌的修正主义者。
“他们必须是全心全意为中国和世界的绝大多数人服务的革命者，而不是像赫鲁晓夫那样。在国内为一小撮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的利益服务，在国际为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利益服务。
“他们必须是能够团结绝大多数一道工作的无产阶级政治家。不但要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人，而且要善于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韵人。还有着善于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并且已被实践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但是，要特别警惕像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
“他们必须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模范执行者。必须学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必须养成善于听取群众意见的民主作风。而不能像赫鲁晓夫那样，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专横跋扈。对同志搞突然袭击，不讲道理，实行个人独裁。
“他们必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富于自我批评精神。勇于改正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而绝不能像赫鲁晓夫那样，文过饰非。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把一切错误归于别人。”
毛泽东这一段话中，处处提醒人们，“不能像赫鲁晓夫那样”。
毛泽东终于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其目的据说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和“批判修正主义”。其实，中国未曾建立过资本主义制度，哪谈得上“资本主义复辟”?至于“批判修正主义”，其矛头仍是指向中国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毛泽东把赫鲁晓夫看成“现代修正主义”的总头目。
在1966年那著名的《五·一六通知》，亦即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中，毛泽东强调，“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睡在我们的身旁”，“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
赫鲁晓夫戴着金丝边眼镜，在讲坛上怒容满面，发表着他对斯大林的猛烈抨击：
“斯大林利用无限的权力，滥用职权，以中央的名义行事。但不征求中央委员们，甚至中央政治局委员们的意见。斯大林做了许多专横的事，他经常个人决定党和政府极其重要的事务，连政治局委员也不通知。……
“斯大林认为他现在可以决定一切事务，他所需要的只是统计员，他使得别人处于只应听从和歌颂的地位。……
“斯大林是个非常不信任旁人的人，有病态的疑心，我们和他一起工作，都知道这一点。……他到处都看到‘敌人’、‘两面派’、‘间谍’
“请大家回忆一下《攻克柏林》，影片上只有斯大林一个人在活动，他在放着空椅的大厅里发布命令，只有一个人走近他，向他低声报告些什么，这个人就是波斯克列贝舍夫，斯大林忠贞不渝的侍从。
“而军事领导者在哪里?政治局在哪里?政府又在哪里?他们在做些什么，关心些什么呢?这在影片中看不到。斯大林包揽一切。不和任何人商量，也不需要听别人的意见。一切的一切就是用这种歪曲的形式放映给人民看的。为了什么?为了颂扬斯大林，而这一切是违反事实，违反历史真实的。……
“应该说，战后时期情况更加复杂了。斯大林更加任性、易怒、粗暴，尤其是他的猜疑心更加滋长了。迫害狂到了惊人的程度。在他的眼中，许多人都成了敌人。战后，斯大林更加脱离集体，完全是个人专断独行，不顾任何人和任何事。……
“斯大林一向同人民隔绝。他一直没有下去过，几十年都是如此。……”
赫鲁晓夫在历数斯大林严重的个人崇拜错误之后，鲜明地号召全体苏共党员：“必须布尔什雏克式地谴责和根除个人崇拜，把它看成是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相敌对，与党的领导原则和党的生活准则毫不相容的东西，要同形形色色恢复个人崇拜的一切企图，进行无情的斗争。”
赫鲁晓夫所尖锐批判的只是斯大林，一个字也没有涉及毛泽东。但是，由于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并不亚于斯大林，他理所当然地对赫鲁晓夫产生强烈的反感。
从此，他与赫鲁晓夫之间，产生了严重的分歧。毛泽东开始郑重其事地考虑接班人问题。他一次又一次强调，严防出现“中国的赫鲁晓夫”。他绝对不允许在他百年之后，在中国出那么个“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也来一个“秘密报告”，痛斥他的个人迷信。
毛泽东早就注意接班人的问题。1961年，当英国元帅蒙哥马利访问中国时，毛泽东跟他谈起了接班人问题。
毛泽东注意到，斯大林没有解决好接班人问题。他说：“斯大林是最有权威的领袖，但缺乏远见，没有解决继承人的问题，搞了三驾马车，只会用皮鞋敲桌子。”
毛泽东又说：“不是三驾马车，而是三马驾车，又没有人拉缰绳，不乱才怪呢!赫鲁晓夫脱下皮鞋敲桌子，是两面派。斯大林在时和死后，完全是两副面孔。”
蒙哥马利问起，将来谁是毛泽东的接班人?他要对此作“战略观察”。
毛泽东答道：“主席谁来当?七个副主席第一个是刘少奇。前年开会选了国家主席。原来两个主席都姓毛(引者注：指中国共产党主席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现在一个姓毛，一个姓刘了。过几年两个主席就都姓刘了。谁是我的继承人，何须战略观察?”
毛泽东的话，明白无误地道出，他所选的接班人是刘少奇。
刘少奇只比毛泽东小五岁。严格地讲，刘少奇是毛泽东的同辈战友，不能算接班人。但是，在“文革”前，刘少奇是仅次于毛泽东的中国第二号人物。一旦毛泽东“被马克思请去”，势必是刘少奇接班。
1964年7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的重要文章《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一文，毛泽东在其中亲笔加了一段话。毛泽东明确地强调了“防止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在中国重演的问题”。他指出：
“这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生死存亡的极其重大的问题。这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帝国主义的预言家们根据苏联发生的变化，也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党的第三代或第四代身上。我们一定要使帝国主义的这种预言彻底破产。我们一定要从上到下地、普遍地、经常不断地注意培养和造就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毛泽东接着提出了关于“革命事业的接班人”的五项条件。这五项条件，每一条都把赫鲁晓夫作为反面教材提及了，足见毛泽东对于“中国的赫鲁晓夫”的出现的高度警惕。
“具备什么条件，才能够充当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呢?
“他们必须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而不是像赫鲁晓夫那样的挂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招牌的修正主义者。
“他们必须是全心全意为中国和世界的绝大多数人服务的革命者，而不是像赫鲁晓夫那样。在国内为一小撮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的利益服务，在国际为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利益服务。
“他们必须是能够团结绝大多数一道工作的无产阶级政治家。不但要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人，而且要善于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韵人。还有着善于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并且已被实践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但是，要特别警惕像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
“他们必须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模范执行者。必须学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必须养成善于听取群众意见的民主作风。而不能像赫鲁晓夫那样，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专横跋扈。对同志搞突然袭击，不讲道理，实行个人独裁。
“他们必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富于自我批评精神。勇于改正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而绝不能像赫鲁晓夫那样，文过饰非。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把一切错误归于别人。”
毛泽东这一段话中，处处提醒人们，“不能像赫鲁晓夫那样”。
毛泽东终于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其目的据说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和“批判修正主义”。其实，中国未曾建立过资本主义制度，哪谈得上“资本主义复辟”?至于“批判修正主义”，其矛头仍是指向中国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毛泽东把赫鲁晓夫看成“现代修正主义”的总头目。
在1966年那著名的《五·一六通知》，亦即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中，毛泽东强调，“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睡在我们的身旁”，“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