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作为中国古代二十四部正史中独具魅力的史书，曾被鲁迅先生评价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先生之所谓“绝唱”即为中国古典诗文的无上高度、至美境界;而其所谓“无韵”便是司马迁以“叙”和“笔”的“非文”方式描绘出了一部宏大而绚丽的文学世界。故而，《史记》既有其他二十三部正史历史性的本质特征，又有其他二十三史没有的文学境界，而这种双重性质也是《史记》突显于历代史书的重要因素。

一、体例高妙——与《易》浑融

　　作为一部韵味独具的史书，《史记》所开创的体例为历代史书所延续。作为形式层面的体例，其实就是著作的编写格式。而这种编著格式，并非以单向的时间、归类为主要线索，而是融宇宙中尽含的“天、地、人、事、理、情”为一炉的浑融结构。正如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指出的著述目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也就是说，《史记》的体例是经过严密思虑而构筑的圆融世界，而这种圆融世界的核心思想即来源于《周易》中“殊途同归”的“归一”精神。围绕着历代王朝盛衰规律的“归一”核心，《史记》发散出12条主射线，即“十二本纪”，他们记载的是黄帝以来历代王朝兴衰的历史，以及各个帝王的事迹和社会的重大变化;存在于每条主线中的关键节点，以王侯外戚、个别具有突出贡献的人为载体，构成“三十世家”;而在这些基本框架之外，包含着许许多多、形形色色的事件、人物、道理、情感，这便是“七十列传”。因此，七十篇列传构成了《史记》最具姿彩、最为鲜活的部分。此外的“十表”“八书”为更外围层面的补充。
　　虽然是外在的形式，《史记》的体例中包含着司马迁特有的思想倾向，而这种思想倾向从根源上来看，即源自于《周易》的“归一”精神。《周易》代表了中国古典哲学的最高成就，其核心布构实为“究天道、明人事”两个方面。由乾卦、坤卦直至习坎卦、离卦组成的“上经”为“究天道”;而从咸卦、恒卦直至既济卦、未济卦组成的“下经”为“明人事”。由于《周易》在本质上是一部哲学著作，因此其中所讨论的多为以卦象、卦辞而推演的“天道”“人事”的思想与道理。《史记》作为一部纪传体通史，其是以人物传记为载体而表达其中所蕴含的“天、地、人、事、理、情”。例如《史记·货殖列传》，司马迁将记载“地物”列在前面，将叙述民俗劳作放在后面，因为前者是古代帝王所“因天势而利导”，后者是“因人事而制宜”。文章的先后顺序正表示了作者对自然、人事之间的主从领属关系。也就是说，《史记》“究天人之际”的核心宗旨是《周易》的“究天道”“明人事”思想的推演与发挥。由此可见，《史记》体例的高妙之处在于将《周易》无形地浑融、内化于己身。

二、审美性与情感性——《史记》鲜明的文学韵味

　　从具体来看，《史记》的文学性表现在多种方面，譬如运用多种细节描写、语言描写等文学手段、塑造人物形象，又如多姿多彩的文章风格、纷呈百态的谋篇布局等。但从文学的本质上来讲，《史记》的审美性与情感性则散发着其自身独有的文学韵味。
　　自建安文学开始，文学自觉的标志便是文人审美意识的觉醒。而此前的司马迁已经具有了审美自觉，并且这种自觉是一种“进步的审美”。在《史记》列传中，司马迁尤为热情地歌颂了那些推动社会改革、进步的人物：他们既有为国家富强做出过卓越贡献的政治家，如管仲、晏子、商鞅、子产等;又有在军事上具有杰出建树的军事家，如吴起、孙武、孙膑、乐毅、司马穰苴等。除此之外，《史记》审美的进步性还体现在赞扬那些被置于上层社会之下的社会底层的小人物，弘扬他们的优良品德。在当时的古代社会中，爱好交游、行侠仗义的游侠是一直被上层社会所鄙视的人物。而在《史记》中，司马迁舍弃了那些虚美、隐恶的士大夫，而专门为游侠作传，热情歌颂他们乐于助人、豪迈真诚的精神与人格。载入史书的意义尤为重大，因为它不仅意味着名留青史，更意味着一种精神的亘古长存。不得不说，这种进步的审美眼光为《史记》带来丰富且鲜活的文学精神。
　　除了审美性，《史记》的情感性贯穿于著作的方方面面。司马迁将自己的价值观与人生态度赋予其中，而每一篇都蕴含着司马迁的用意。在《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上至本纪、下至列传，都清楚地记叙着自身的写作意图。如“作辞以讽谏，连类以争义，离骚有之。作屈原贾生列传第二十四”。司马迁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为屈原立传的史学家与文学家，他以深沉的情绪唱出了一曲悲凉的挽歌。在他看来，无论是屈原的离骚，还是贾谊的骚体赋，都是忧愤抒情的重要方式。这也与司马迁“发奋著书”的写作现实相共鸣。又如“非信廉仁勇不能传兵论剑;与道同符，内可以治身，外可以应变，君子比德焉。作孙子吴起列传第五”。司马迁娓娓动听地讲述了一个悲壮的故事，显示对吴起的崇敬之情，认为作为军事家“信廉仁勇，与道同符”是应有的高贵品质。无论是嫉恶如仇的悲愤，还是扼腕长叹的惋惜，抑或无计愤慨的无奈，都随着司马迁的情绪灌注在《史记》的字里行间。

三、《史记》余响亘古不绝

　　如果说中国古代历史是一条汪洋恣肆的万古长河，那么《史记》便足以称得上是掉落其中的一颗充满神奇的陨石，激起了千层巨浪，万股波澜。《史记》不仅以它强大的包容气质囊括了大量珍贵的上古史料，更在文学上展示出了对后世巨大的影响力。上古传说中的五帝时期是中华民族的鸿蒙之源，年代久远而史料匮乏。司马迁凭借自己的游历之体验，搜集、整理了大量的仅存文献记载与民间传说，描绘出了自黄帝伊始的一个具有血缘继承关系的帝统谱系。这种观念对中华民族的凝聚具有深远的意义——直到现在，人们依旧以炎黄子孙而自居，依然以作为炎黄子孙而骄傲。可以说，《史记》的历史余音，如同一首浩气长歌，绵远悠长，亘古不绝。
　　作为《史记》的另一个镜面，其文学精神在历代的接受中更突显了精髓和特征。从审美的角度来看，《史记》的散文中散发着一股刚健而不瘦硬，温情而不柔靡的独有韵味。这种散文风格也为历代古文家所标榜。唐代中期，以韩愈、柳宗元为主导进行了一次反对骈俪文风的“古文运动”，他们明确提出“志在古道”的理论主张，并提倡以班、马之散文为审美高度，去文之浮靡空洞而返归质实真切，以“寧为流俗所非，也绝不改弦易辙”的胆力和气魄创作了大量饱含政治激情、具有针对性和感召力的古文杰作。明代中期前后七子以“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为口号掀起了一场巨大的文章改革浪潮，其所谓“必”秦汉之文便主要意指班固、司马迁的散文风格。除了唐代的韩、柳，宋代的欧阳修、苏轼，明代的前后七子，清代的桐城派在文章观念上也是不遗余力地以《史记》为审美号召。
　　从题材来看，由于具有广泛的史料包容性，《史记》成为元明清戏曲、小说的一个重要的题材来源。例如《史记》中经典的《渑池会》《霸王别姬》《文君当庐》等事件在历经历史的洗礼后，不断以各种风貌重现在各类文学创作中，包括戏曲、小说。在历代传唱的过程中，故事情节逐渐被加工、润造，形成了现如今耳熟能详的经典故事，而如若追本溯源，这些经典故事的题材来源多为《史记》中的史料记载。据记载，明代著名传奇集《六十种曲》中，便有十余种戏曲的题材源自于《史记》。
　　瑰丽不足以道尽，言语不足以尽情。《史记》在历史的星空中闪耀着独有魅力，亦吟唱着亘古不绝的余响之声。作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宝库，《史记》的光芒理应在当代为更多人所发掘，更理应延续着它本身独有的魅力之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