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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6月5日，作为中共长春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审兼长春作家协会副主席，我接待了台湾女作家赵淑敏的来访。访问结束后，她将我领到长白山宾馆，向我介绍了她的丈夫傅先生。傅先生是吉林延吉人，他见到我后，便问道：“你知道1945年‘八一五’东北光复后，长春政界的情况吗？”我尚未回答，他又直截了当地问道：“你知道有个叫孙大光的人吗？”后来在2004年9月15日，我接待了来访的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林枫的女儿林耿耿，在谈话中，她也问过我是否熟悉孙大光的情况。对于孙大光这个名字，我知道一点，那是在有关的党史资料中获得的。其大致的情形是这样的：1945年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政府以正统姿态向东北派员。当时，被派到吉林省长春市的是赵君迈。赵君迈是浙江湖州人，1929年考入清华大学政治系，任过两年多校学生会主席，还是蒋经国留苏学习时期的同学。当时，赵君迈被任命为长春市市长。跟随赵君迈去长春工作的有两位要员，一位是孙亚明，另外一位就是孙大光。我知道，孙亚明是中共秘密党员，而对孙大光的情形，就不甚清楚了。据有关资料表明，孙大光似乎为国民党方面做工作多一些。
那么，孙大光到底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这些年来，我一直不甚清楚，总觉得，他是国民党中的进步人士，秘密为共产党做一些工作，对革命有过重大贡献。直到前不久，我才弄清楚并知道许多事。原来，孙大光也是一名响当当的共产党员，不仅他是，他的爱人张刚也是。而且，他们青年时期就参加了革命，并且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做出过重大贡献，可以说是一对功臣。
孙大光，安徽省寿县人，1917年1月7日生，原名孙世蔚。父孙喜源，母黄氏，另有一兄一弟二姐三妹。他从小家境贫寒，14岁的时候，在姑父梁子文的资助下，孙大光入寿县正阳关省立第六职业学校分校二部，插班读初中一年级。在此期间，孙大光接触了共产党人孙世芬，接受了革命思想的熏陶。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孙大光在上海江西路长城书店，以售书作掩护从事革命工作，后经共产党人王寿华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7岁时，作为团省委发行部长，他从团员转为中共党员。此后，孙大光担任过上海沪东区委组织部长兼区发行干事，领导过沪东工人大罢工。一二·九运动后，他开始以孙逊为笔名，在上海《永生》《大晚报》上发表文章宣传爱国思想。1936年5月，险些遭到敌人逮捕。他的夫人张刚，原名张植华，乃扬州大家闺秀，1941年8月南京中央大学毕业。1938年初，经同学马识途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春，张刚在重庆沙坪坝中央大学续读时，与孙大光相识， 1942年8月1日，两人在贵阳结婚。
1940年秋，根据上级指示，孙大光加入了国民党。周恩来指示他留在国民党里，认为这样更有利于革命。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经中国民主革命同盟发起人王昆仑的介绍，孙大光出任《新民报》编辑部主任。同年9月，国民党重庆方面决定派赵君迈赴东北，出任长春市市长。孙大光化名叶兆南，随赵君迈来到长春，出任国民党长春市社会局局长兼教育局局长。一同去的，还有中共秘密党员孙亚明。
国民党长春市社会局负责整肃风纪、社会经济、社团登记，监管报刊登记和新闻审查诸事宜；教育局管理学校。当时，长春有两家报纸，一是国民党的《大华报》，一是共产党的《长春新报》。孙大光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不许《大华报》搞反苏反共宣传，同时暗中支持《长春新报》，帮助其解决印刷机等实际问题。1946年4月7日，苏军撤离长春，在欢送大会上，孙大光以国民党长春市市长代表的身份，发表了讲话，对苏军的帮助表示感谢，并且向苏军驻东北总司令马利诺夫斯基元帅、长春卫戍司令加尔洛夫少将各赠锦旗一面、银杯一只。在此期间，孙大光极力做好保护长春文化艺术的工作。苏军撤离长春前，国民党《大华报》的负责人曾找到孙大光，说：“为了避免共军攻占长春得到‘满映’（即后来的东北电影制片厂，简称“东影”，是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前身），要把最好的设备拆走，不能拆走的要破坏掉。”孙大光以共军不一定来的理由，制止了这一阴谋，为后来东北民主联军接收并建立“东影”做出了贡献。4月8日，中共吉辽军区在九台卡伦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在4月14日攻打长春。4月11日，吉辽军区司令部制订了《长春争夺战役作战计划》。战役总指挥由周保中担任，政治委员林枫。总指挥部设在长春东南的范家店，后转移到长春南岭，再转移到兴隆山。4月13日，在重庆记者招待会上，周恩来发表了中共对东北执行夺取并进行自卫的声明。4月14日上午，驻长春苏军全部撤离，国民党市政府从苏军手中正式接管了政权。下午2时，东北民主联军进入市郊，扫清外围之敌。4月15日凌晨3时，周保中、林枫下达了总攻命令，随即开始夺城之战。4月18日，经四昼夜的激战，东北民主联军攻占了长春，毙伤国民党地方武装2500余人，俘虏1.4万人。俘虏的人员中，包括国民党东北行营少将高参、长春防守司令官陈家珍，吉林省代理省主席王宁华，长春市市长赵君迈等以下将校级军官和官吏55人。孙大光、孙亚明等也同时“被俘”。长春市民主政府恢复办公，地址在大兴会馆，市长刘居英，市委书记石磊。4月24日，中共中央东北局决定，长春市划归东北局直接领导，重新组成了市委，由林枫任书记，石磊任副书记。
东北民主联军的战俘营设在佳木斯。在战俘营里，孙大光以被俘后参加东北民主联军的身份，在由国民党被俘军官组成的“解放军官教导团”中担任教育长，实际上是教导团的中共领导小组成员。而国民党中央政府仍在重庆《中央日报》上刊登消息，称“叶兆南在佳木斯做客”。孙大光曾想公开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并通过彭加伦和林枫，向中共中央请示。周恩来办公室回电：“叶兆南在解放区的身份不公开。”原来，中共准备在两党谈判中，用赵君迈与叶兆南等，交换被国民党关押的我党高级干部，同时令孙大光在国民党内长期“卧底”。但是，由于国共两党谈判中断，我方仅将赵君迈交换了被国民党关押的人民作家金山，孙大光的“交换”未能施行。此后，孙大光经其在广东时的老战友、时任东北局组织部长的古大存提议，赴内蒙古参加土改工作。至此，孙大光这个隐蔽了13年的我党秘密工作者，才公开了身份，由叶兆南更名孙大光，回到了党的干部队伍里。 1948年后，孙大光曾历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政策研究室主任，东北局交通部办公室主任，国家交通部计划司司长、部长，国家计委地质局长，地质总局局长，地矿部部长等职，为开辟中国远洋运输和改善公路、内河运输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在文物收藏和保护方面也做出了很大贡献。
据报道，孙大光有两次重大义捐活动。第一次是在1987年6月，孙大光夫妇将自己收藏的191件珍贵历史文物，全部捐献给安徽省博物馆，并将所得奖金40多万元，赠给了他的家乡安徽寿县，发展教育事业。这191件艺术珍品，有战国时期文物5件，唐、宋、明、清瓷17件，康熙、乾隆年间墨砚8件，明、清名书画家作品161件，包括文徵明、陈洪绥、徐渭、郑板桥等人的精品，仅清初大画家石涛的作品就有6件。上述藏品，有12件为国家一级文物。据参与鉴定的专家评估，仅明、清书画，价值就在人民币8000万元至1亿元以上。有位经营图书画廊的人士说，单清代“八大山人”的那幅《荷石图》，在海外就可以换取20辆奔驰轿车。第二次捐赠活动是在1998年5月，先在北京长富宫饭店举行新闻发布会，接着在合肥、上海、香港和北京巡展，最后由太平洋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在北京专场拍卖。这次，有任伯年、吴昌硕 、齐白石、张大千、刘海粟、李可染、黄宾虹、蒋兆和、潘天寿、吴作人、关山月、傅抱石、李苦禅等大家的国画，或山水，或花鸟，或人物，皆为上品。这些画中的相当部分是赠给孙大光的，并留有孙大光的上款。其中，最令人瞩目的是李可染的《九牛图》，乃大师的绝笔之作，估价为280—300万元，为当时国画拍品之顶竿记录。整个拍卖所得，除去发布、巡展、宣传和场租开销，太平洋公司按协议付与孙大光夫妇450万元人民币。拍卖后，孙大光夫妇未有动用一文，把所得悉数捐给了家乡的教育事业。然而，孙大光的家境并不宽裕，女儿和儿子都要买房，大孙子刚结婚，还要装修房子。有一次为洪涝灾区捐款，孙大光捐了500元。但捐过后，家庭生活费却不够用了，不得不向秘书小邱借600元，用以买粮买菜。
为了答谢孙大光的第一次捐赠，安徽省博物馆选择一方上品砚台，请孙大光的老朋友、著名书法家、文物鉴赏家启功先生，手书纪念文字，以为永志留存。启功先生欣然命笔，赋诗并序，以为赞语，云：
寿县孙大光同志，艰辛革命数十年，无他嗜好，惟一书画自怡，与夫人张刚，偕搜真迹之余，积百数十件。1987年夏，举以捐赠安徽省博物馆，奖金悉数为寿县兴学之资，博物馆选砚勒铭，以志盛事，属功为之记，且为赞曰：
笔精墨妙推前修，
法书名画垂千秋。
历经劫火稀传统，
寿州伉俪勤搜求。
朝披暮卷欣忘忧，
盈箱溢筐何胜收。
不干自秘韫椟留，
遥为桑梓琼瑶投。
树人之资贻远谋，
与众同当诚嘉猷。
昔人妙迹幸有托，
贤无古今堪期俦。
落款是：“一九八七年秋 启功并书”。
孙大光，当年在从事党的革命秘密工作时，就是个时隐时现的人物。后来，他又甘愿受贫和寂寞，将大批珍贵藏品捐出，全部支援家乡办教育。在许多人看来，他确实是个不可理解的“神秘人物”。
（责任编辑：张文军）
链接：
孙大光（1917-2005），安徽寿县人，1932年参加革命，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先后在广州、重庆、贵阳、长春等地从事党的秘密工作；1948年参加内蒙古土改工作，任区党委政研室主任；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东北交通部秘书长，1952年调入国家交通部，1964年任交通部部长、党组书记；1979年任地质部部长、党组书记；1982年任地质矿产部部长、党组书记；1985年任中顾委委员，1995年离休。
孙大光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第三、五届全国人大代表。
那么，孙大光到底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这些年来，我一直不甚清楚，总觉得，他是国民党中的进步人士，秘密为共产党做一些工作，对革命有过重大贡献。直到前不久，我才弄清楚并知道许多事。原来，孙大光也是一名响当当的共产党员，不仅他是，他的爱人张刚也是。而且，他们青年时期就参加了革命，并且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做出过重大贡献，可以说是一对功臣。
孙大光，安徽省寿县人，1917年1月7日生，原名孙世蔚。父孙喜源，母黄氏，另有一兄一弟二姐三妹。他从小家境贫寒，14岁的时候，在姑父梁子文的资助下，孙大光入寿县正阳关省立第六职业学校分校二部，插班读初中一年级。在此期间，孙大光接触了共产党人孙世芬，接受了革命思想的熏陶。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孙大光在上海江西路长城书店，以售书作掩护从事革命工作，后经共产党人王寿华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7岁时，作为团省委发行部长，他从团员转为中共党员。此后，孙大光担任过上海沪东区委组织部长兼区发行干事，领导过沪东工人大罢工。一二·九运动后，他开始以孙逊为笔名，在上海《永生》《大晚报》上发表文章宣传爱国思想。1936年5月，险些遭到敌人逮捕。他的夫人张刚，原名张植华，乃扬州大家闺秀，1941年8月南京中央大学毕业。1938年初，经同学马识途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春，张刚在重庆沙坪坝中央大学续读时，与孙大光相识， 1942年8月1日，两人在贵阳结婚。
1940年秋，根据上级指示，孙大光加入了国民党。周恩来指示他留在国民党里，认为这样更有利于革命。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经中国民主革命同盟发起人王昆仑的介绍，孙大光出任《新民报》编辑部主任。同年9月，国民党重庆方面决定派赵君迈赴东北，出任长春市市长。孙大光化名叶兆南，随赵君迈来到长春，出任国民党长春市社会局局长兼教育局局长。一同去的，还有中共秘密党员孙亚明。
国民党长春市社会局负责整肃风纪、社会经济、社团登记，监管报刊登记和新闻审查诸事宜；教育局管理学校。当时，长春有两家报纸，一是国民党的《大华报》，一是共产党的《长春新报》。孙大光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不许《大华报》搞反苏反共宣传，同时暗中支持《长春新报》，帮助其解决印刷机等实际问题。1946年4月7日，苏军撤离长春，在欢送大会上，孙大光以国民党长春市市长代表的身份，发表了讲话，对苏军的帮助表示感谢，并且向苏军驻东北总司令马利诺夫斯基元帅、长春卫戍司令加尔洛夫少将各赠锦旗一面、银杯一只。在此期间，孙大光极力做好保护长春文化艺术的工作。苏军撤离长春前，国民党《大华报》的负责人曾找到孙大光，说：“为了避免共军攻占长春得到‘满映’（即后来的东北电影制片厂，简称“东影”，是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前身），要把最好的设备拆走，不能拆走的要破坏掉。”孙大光以共军不一定来的理由，制止了这一阴谋，为后来东北民主联军接收并建立“东影”做出了贡献。4月8日，中共吉辽军区在九台卡伦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在4月14日攻打长春。4月11日，吉辽军区司令部制订了《长春争夺战役作战计划》。战役总指挥由周保中担任，政治委员林枫。总指挥部设在长春东南的范家店，后转移到长春南岭，再转移到兴隆山。4月13日，在重庆记者招待会上，周恩来发表了中共对东北执行夺取并进行自卫的声明。4月14日上午，驻长春苏军全部撤离，国民党市政府从苏军手中正式接管了政权。下午2时，东北民主联军进入市郊，扫清外围之敌。4月15日凌晨3时，周保中、林枫下达了总攻命令，随即开始夺城之战。4月18日，经四昼夜的激战，东北民主联军攻占了长春，毙伤国民党地方武装2500余人，俘虏1.4万人。俘虏的人员中，包括国民党东北行营少将高参、长春防守司令官陈家珍，吉林省代理省主席王宁华，长春市市长赵君迈等以下将校级军官和官吏55人。孙大光、孙亚明等也同时“被俘”。长春市民主政府恢复办公，地址在大兴会馆，市长刘居英，市委书记石磊。4月24日，中共中央东北局决定，长春市划归东北局直接领导，重新组成了市委，由林枫任书记，石磊任副书记。
东北民主联军的战俘营设在佳木斯。在战俘营里，孙大光以被俘后参加东北民主联军的身份，在由国民党被俘军官组成的“解放军官教导团”中担任教育长，实际上是教导团的中共领导小组成员。而国民党中央政府仍在重庆《中央日报》上刊登消息，称“叶兆南在佳木斯做客”。孙大光曾想公开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并通过彭加伦和林枫，向中共中央请示。周恩来办公室回电：“叶兆南在解放区的身份不公开。”原来，中共准备在两党谈判中，用赵君迈与叶兆南等，交换被国民党关押的我党高级干部，同时令孙大光在国民党内长期“卧底”。但是，由于国共两党谈判中断，我方仅将赵君迈交换了被国民党关押的人民作家金山，孙大光的“交换”未能施行。此后，孙大光经其在广东时的老战友、时任东北局组织部长的古大存提议，赴内蒙古参加土改工作。至此，孙大光这个隐蔽了13年的我党秘密工作者，才公开了身份，由叶兆南更名孙大光，回到了党的干部队伍里。 1948年后，孙大光曾历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政策研究室主任，东北局交通部办公室主任，国家交通部计划司司长、部长，国家计委地质局长，地质总局局长，地矿部部长等职，为开辟中国远洋运输和改善公路、内河运输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在文物收藏和保护方面也做出了很大贡献。
据报道，孙大光有两次重大义捐活动。第一次是在1987年6月，孙大光夫妇将自己收藏的191件珍贵历史文物，全部捐献给安徽省博物馆，并将所得奖金40多万元，赠给了他的家乡安徽寿县，发展教育事业。这191件艺术珍品，有战国时期文物5件，唐、宋、明、清瓷17件，康熙、乾隆年间墨砚8件，明、清名书画家作品161件，包括文徵明、陈洪绥、徐渭、郑板桥等人的精品，仅清初大画家石涛的作品就有6件。上述藏品，有12件为国家一级文物。据参与鉴定的专家评估，仅明、清书画，价值就在人民币8000万元至1亿元以上。有位经营图书画廊的人士说，单清代“八大山人”的那幅《荷石图》，在海外就可以换取20辆奔驰轿车。第二次捐赠活动是在1998年5月，先在北京长富宫饭店举行新闻发布会，接着在合肥、上海、香港和北京巡展，最后由太平洋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在北京专场拍卖。这次，有任伯年、吴昌硕 、齐白石、张大千、刘海粟、李可染、黄宾虹、蒋兆和、潘天寿、吴作人、关山月、傅抱石、李苦禅等大家的国画，或山水，或花鸟，或人物，皆为上品。这些画中的相当部分是赠给孙大光的，并留有孙大光的上款。其中，最令人瞩目的是李可染的《九牛图》，乃大师的绝笔之作，估价为280—300万元，为当时国画拍品之顶竿记录。整个拍卖所得，除去发布、巡展、宣传和场租开销，太平洋公司按协议付与孙大光夫妇450万元人民币。拍卖后，孙大光夫妇未有动用一文，把所得悉数捐给了家乡的教育事业。然而，孙大光的家境并不宽裕，女儿和儿子都要买房，大孙子刚结婚，还要装修房子。有一次为洪涝灾区捐款，孙大光捐了500元。但捐过后，家庭生活费却不够用了，不得不向秘书小邱借600元，用以买粮买菜。
为了答谢孙大光的第一次捐赠，安徽省博物馆选择一方上品砚台，请孙大光的老朋友、著名书法家、文物鉴赏家启功先生，手书纪念文字，以为永志留存。启功先生欣然命笔，赋诗并序，以为赞语，云：
寿县孙大光同志，艰辛革命数十年，无他嗜好，惟一书画自怡，与夫人张刚，偕搜真迹之余，积百数十件。1987年夏，举以捐赠安徽省博物馆，奖金悉数为寿县兴学之资，博物馆选砚勒铭，以志盛事，属功为之记，且为赞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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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州伉俪勤搜求。
朝披暮卷欣忘忧，
盈箱溢筐何胜收。
不干自秘韫椟留，
遥为桑梓琼瑶投。
树人之资贻远谋，
与众同当诚嘉猷。
昔人妙迹幸有托，
贤无古今堪期俦。
落款是：“一九八七年秋 启功并书”。
孙大光，当年在从事党的革命秘密工作时，就是个时隐时现的人物。后来，他又甘愿受贫和寂寞，将大批珍贵藏品捐出，全部支援家乡办教育。在许多人看来，他确实是个不可理解的“神秘人物”。
（责任编辑：张文军）
链接：
孙大光（1917-2005），安徽寿县人，1932年参加革命，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先后在广州、重庆、贵阳、长春等地从事党的秘密工作；1948年参加内蒙古土改工作，任区党委政研室主任；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东北交通部秘书长，1952年调入国家交通部，1964年任交通部部长、党组书记；1979年任地质部部长、党组书记；1982年任地质矿产部部长、党组书记；1985年任中顾委委员，1995年离休。
孙大光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第三、五届全国人大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