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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璐诗与我相识于1996年。魏璐诗时年88。
那年5月10日傍晚，全国对外友协礼堂洋溢着热烈的气氛，向韩素音颁发“人民友好使者”称号的仪式即将在这里举行。
有一位上年纪的外国女士坐在我前面，她身穿桔黄色外衣，满头银丝烫成波浪形，嘴唇抹成鲜红色，映衬出白皙、光滑的皮肤。她的身体有些发福，手里拄着一根拐杖。
我叫了一声“老奶奶”，她转过脸来开始同我用流利的中文交谈。我问她：“您叫什么名字？”她接过我手中笔记本，认真地写下“魏璐诗”三个汉字，又写下Ruth F. Weiss，还留下寓所电话。她用一双湛蓝的眼睛真诚地望着我：“我住北京友谊宾馆，你可以打电话给我。”
第一次来到上海
早在1940年，魏璐诗与韩素音就是好朋友。她们在四川成都一个传教士家里，参加每周一次“圣经研究”讨论会。其实，讨论的都是当时禁谈的题目，比如农村经济、法西斯主义的意义，或延安那边发生了什么事情等等。
《韩素音自传》有一段描述：“还有魏璐诗，一个勇气十足的人。她是奥地利人，嫁给一个比她年轻的中国人，生了两个儿子。几年后，不是她，而是她丈夫去了美国，尽管两人中，他一直表现得更‘进步’一些。魏璐诗留了下来。……她在中国，并一直留在中国。她说，她的两个孩子是中国人，因此一定要留在中国。开始时，她的日子过得很艰难，没有人知道她经历了什么样的苦难。她总是笑眯眯的，具有一种很特殊的幽默感。我在北京又见到她。她脸上没有一丝皱纹，非常平滑，就像25年前在成都、在她丈夫身边，生活愉快、充满生气时那样。她请我吃饭。”
“音乐之乡”维也纳，是魏璐诗的故乡。她在文章中回忆：“每年10月1日，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欢天喜地庆祝她的生日的时候，我的思绪禁不住来到了10月的第二天，那是我一生中十分重要的日子。1933年10月2日，我第一次来到中国上海。”
“离开故乡维也纳，我从威尼斯乘船直奔上海。出发前，我一边安慰自己，一边劝慰送行的家人，让他们不必担心，我此行只是作为《维也纳报》的自由专栏作家，到上海进行为期半年的修学旅行。一年前，我毕业于维也纳大学的语言系，颁发博士学位的仪式又臭又长，负责此事的哲学系主任抱怨道：你们拿个博士学位，就像工厂里生产香肠一样繁琐！”
魏璐诗来中国修学的想法由来已久。在维也纳，有不少机会与这个遥远的国度发生某种联系。比如，奥地利作曲家马勒（Gustav Mahler）的一首交响曲，就是在中国唐代诗人李白与王维诗歌基础上创作而成；奥地利作家克莱班德的话剧《粉笔圈》，描写发生在中国的一次庭审情节，演出使观众们对中国产生无限遐想。
1929年，魏璐诗在大学第三个年头开始学习中文。在维也纳，她遇到不少中国政府派来的留学生或办事人员。与他们接触中，她隐约感到，在中国会有一席生存之地。因为希特勒称霸中欧，像她这样出身犹太家庭的女孩，将会没有落脚之处。就这样，她抱着美好愿望，只身来到中国。
如同许多人一样，最初计划往往不能如愿。魏璐诗所写的反映中国社会、经济与政治的文章，遭到日本驻上海总领事的反对，为《维也纳报》撰写自由专栏文章的工作无法继续下去了。她只好另谋生计，在上海犹太人学校，实际上是一个慈善机构，找到了一份工作。
见证旧中国苦难
在上海期间，魏璐诗结识了一位传奇式人物，新西兰人路易·艾黎，中国“工合”运动的发起人。
她回忆说：“1933年秋天，路易·艾黎给予了我特别的帮助，他带我参观工人居住的贫民窟和简陋的车间。工人工資低得可怜，做工的大多是童工，他们吃住在机器旁或阁楼储物间里。由于连年不断的洪水、干旱与饥荒，加上蒋介石政府的无情压迫，大批人从农村涌入城市。包工头们趁机发大财，甜言蜜语地诱惑这些人来城市，之后突然翻脸，推翻最初的承诺。劳动人民成为统治阶级与外国投资者们压榨的对象。”
“如果说当我乘坐客船经苏伊士运河塞得港时，对帝国主义与白种人如何剥削贫穷国家人民略知一二的话，那么，今天在上海对这些工厂的实地考察，给我上了一堂深刻的阶级和阶级斗争教育课，认识到了资本主义剥削方式带给封建社会劳动人民的苦难。”
与此同时，魏璐诗在上海犹太学校对‘慈善’的所见所闻，让她看清外国等级制度在中国的体现。英国人、美国人等处于顶级位置，白俄稍次，印度人更次，而悲惨的中国人则处于最底层。除此之外，他们还受到中国统治阶级压迫。这种情景，好比处在同一地理环境中，两个截然不同世界。
上海犹太人学校，由阿拉伯籍英国人开办。他们靠土地投机生意大发其财，同时还做鸦片与其他肮脏交易。他们靠挣来的不义之财，才能对白俄犹太孩子施舍“慈善”，那些孩子的父亲大多是出租车司机、夜间看门的值守等，母亲则大多在夜总会当舞女，或在商店里做售货员。魏璐诗班里的孩子，经常早晨饿着肚子来到学校。学校免费提供的午餐，或许是他们一天所能吃到的全部食物。
当了六个月的试用教员后，魏璐诗被解雇了，此举正合她意。“因为，对他们要求我在宗教仪式活动中表现出的虚伪，以及要求孩子们对所提供的一点教育与食物真心感恩的嘴脸，实在令我作呕。这种经历，使小说中描写的英国19世纪孤儿院情景更加可信，令人憎恨！”
也就在这时，魏璐诗认识了美国记者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她是继埃德加·斯诺之后，第二位向世界报道“红区”见闻的人。此时的魏璐诗已阅读了一些有关中国的书籍，并接触到马克思主义。
她写道：“当时中国处于半殖民地状态，军阀们在其帝国主义主子的支持下，相互厮杀，争夺势力范围。劳动人民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我整天看到，大街上穷苦人拉着装载沉重货物的独轮车飞奔，被当作牲畜使用；骨瘦如柴的人力车夫，载着富婆阔少东跑西颠、汗流浃背；警察们非但不是保护者，反而骄横跋扈，挥舞棍棒驱赶穷人与乞丐，他们完全不顾劳动人民应有的基本人权。记得有一次，我指着一个睡在商店屋檐下的男孩，给一个白俄女人看时，她耸了耸肩，不屑一顾地说：那又怎么样？不就是个中国人嘛！” 有史沫特莱这样的朋友与老师，生活又赋予魏璐诗新的意义。她形容：“我可以成为转动的历史车轮上的一颗螺丝钉，做一些力所能及工作。因为，比起中国进步人士来说，外国人开展各种活动时，享有更自由的空间。比如，我可以成为传递各地消息的‘问询员’。这一过程中，我了解到有关长征的一些情况，见到一些胸怀国家命运、而非只求享乐的中国人。”
经人介绍，魏璐诗结识了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并与她保持了终生的友谊。魏璐诗还遇到作家鲁迅，对他深感敬佩。鲁迅将德国艺术家凯绥·珂勒惠支（Kaethe Kollwitz）的木刻作品介绍到中国，借此传播其革命观点。鲁迅于1936年10月16日辞世。之前十几天，魏璐诗在上海举办一次木刻作品展览会上，最后一次见到他。送别鲁迅日子里，魏璐诗看到，数万人冒着风险围着灵柩缓步前行，向这位无畏英雄致以最后敬意。
与中国并肩抗战
1937年末，魏璐诗得到一份在四川成都的工作，这份新工作带来难得机会，使她在中国可以继续待下去。
就在魏璐诗乘坐客轮离开上海的当晚，日本侵略者开始大规模轰炸。整个城市顿时陷入一片火海之中，一栋栋楼房瞬间化为瓦砾。人们四处狂奔，躲避从天而降的炸弹。
此后，魏璐诗亲历八年抗战，其中六年在成都，两年在重庆。在成都，她与一位中国工程师结了婚。魏璐诗得到一份教书兼做秘书的工作，这使她有更多机会接触中国人，尤其是学生。
魏璐诗写道：“战争让我们都投身到各项社会服务之中，尽管国民党当局从狭隘的观点出发，不允许我们做更多的事情。因此，我们成立战时服务团，救护那些在轰炸中受伤的士兵和平民。”
“经过深思熟虑，我决定申请中国国籍，因为中国一直与反纳粹的国家站在一起。我感觉就像生活在‘同一世界’（One World），就像美国政治家威尔基·温德尔（他曾在战时访华）所著书名一样。在成都，你可以见到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如：英国斯坦福·克里普斯爵士、印度贾瓦哈拉尔·尼赫鲁、爱德尔博士率领的印度援华医疗队、菲律宾红十字会、居里夫妇小女儿以及众多记者。”
1943年，魏璐诗从成都搬到重庆。在重庆两年间，她分别在“外交使團”办公室、加拿大驻华使馆、联合国图片新闻办公室，做了三份秘书工作。同时，她协助宋庆龄重建保卫中国同盟，并担任中央委员会委员。抗战胜利后，1945年11月，她踏上驶往上海的客轮，开始在上海中国福利会工作。
投身新中国建设
1943年，魏璐诗的丈夫赴美留学，在马萨诸塞州麻省理工学院攻读博士学位。1946年3月一天，她也登上驶往美国的一艘货轮。经过努力，魏璐诗在联合国得到一个秘书职位，一干就是五年。由于护照是国民党政府签发，每两年有一次回家探亲机会。工作三年后，1949年夏，她回到中国。那时北京、上海已经解放，但南方部分省份还未解放，想回国的人必须从香港乘船北上。魏璐诗费了好大力气，才买到一张从香港驶往天津的英国轮船船票。此船谎称开往仁川，以避开国民党军队的轰炸。
魏璐诗来到北京，见到许多朋友，看到为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所做的各项准备。会议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就要宣告成立了。她还得到许诺，那就是她与丈夫、还有孩子，无论什么时候想回来都可以，安排工作没有问题。1949年9月中旬，她离开北京回到纽约，继续为联合国工作。
魏璐诗回忆说：“第一次来北京，给我留下一个景象始终在脑海里萦绕，那就是二战结束后，用人拉的人力车已经在街头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脚踏的人力车，人不再被当作牲畜一样对待。1949年我来北京时，有一天，婆婆带我去看望几位朋友，她坐在人力三轮车前面，我则坐在后座上。走着走着，车夫突然高声唱起《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我下意识地对他嘘了一声，意思是让他小点声唱。因为我在1946年离开中国，那时正是国民党统治时期。没有老百姓敢公开提共产党三个字，更不用说公开大声唱这种歌了！当我缓过神来，才感受到北京是真正解放了。人民当家作主，车夫有权利放声高歌。”
1951年秋，魏璐诗任职合同期满，决定重返中国。她的丈夫不愿回国，国民党驻美使馆也没收了她的护照。但她决心已定，终于排除重重障碍，于这年底带着两个幼子回到北京。此后，她一直活跃在中国对外宣传战线上。自1964年起，担任人民画报社德文专家，负责审定德文版全部稿件。
1955年，魏璐诗第二次取得了中国国籍，她的命运与始终中国紧密相连。“文革”期间，尽管受到不公正待遇，也没有动摇她对中国的忠贞。每天，她挤公共汽车上班，一天也没停止过工作，并单独完成每期《斯特朗通讯》的德文校译工作。
十年动乱结束，更激发了魏璐诗的工作热情。她为海外一些报刊撰写文章，热情讴歌中国人民的胜利。她出国旅行时，在美国、加拿大、奥地利、联邦德国，做了许多介绍中国的演讲。
魏璐诗七十多岁时仍然关心《人民画报》的工作，通读每期德文版稿件。她认为，一个人在晚年还能继续为社会、为人民做有益的事，是一种幸福。
年逾九旬时，魏璐诗已无法行走，只能卧床。然而，她依然乐观，保持有规律的作息。每当朋友来看望，给她带巧克力时，她都会迫不及待地打开包装，将巧克力迅速“消灭”。2006年3月，魏璐诗以97岁高龄辞世，被安葬在上海宋庆龄陵园，好友黄华为她题写了墓碑。
漫长人生道路上，魏璐诗实践了自我心愿。她曾深情地说：“我感到自己是属于中国的”，“中国就是我的家”。这也正应和了一句中国古诗：“此心安处是吾乡”。
那年5月10日傍晚，全国对外友协礼堂洋溢着热烈的气氛，向韩素音颁发“人民友好使者”称号的仪式即将在这里举行。
有一位上年纪的外国女士坐在我前面，她身穿桔黄色外衣，满头银丝烫成波浪形，嘴唇抹成鲜红色，映衬出白皙、光滑的皮肤。她的身体有些发福，手里拄着一根拐杖。
我叫了一声“老奶奶”，她转过脸来开始同我用流利的中文交谈。我问她：“您叫什么名字？”她接过我手中笔记本，认真地写下“魏璐诗”三个汉字，又写下Ruth F. Weiss，还留下寓所电话。她用一双湛蓝的眼睛真诚地望着我：“我住北京友谊宾馆，你可以打电话给我。”
第一次来到上海
早在1940年，魏璐诗与韩素音就是好朋友。她们在四川成都一个传教士家里，参加每周一次“圣经研究”讨论会。其实，讨论的都是当时禁谈的题目，比如农村经济、法西斯主义的意义，或延安那边发生了什么事情等等。
《韩素音自传》有一段描述：“还有魏璐诗，一个勇气十足的人。她是奥地利人，嫁给一个比她年轻的中国人，生了两个儿子。几年后，不是她，而是她丈夫去了美国，尽管两人中，他一直表现得更‘进步’一些。魏璐诗留了下来。……她在中国，并一直留在中国。她说，她的两个孩子是中国人，因此一定要留在中国。开始时，她的日子过得很艰难，没有人知道她经历了什么样的苦难。她总是笑眯眯的，具有一种很特殊的幽默感。我在北京又见到她。她脸上没有一丝皱纹，非常平滑，就像25年前在成都、在她丈夫身边，生活愉快、充满生气时那样。她请我吃饭。”
“音乐之乡”维也纳，是魏璐诗的故乡。她在文章中回忆：“每年10月1日，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欢天喜地庆祝她的生日的时候，我的思绪禁不住来到了10月的第二天，那是我一生中十分重要的日子。1933年10月2日，我第一次来到中国上海。”
“离开故乡维也纳，我从威尼斯乘船直奔上海。出发前，我一边安慰自己，一边劝慰送行的家人，让他们不必担心，我此行只是作为《维也纳报》的自由专栏作家，到上海进行为期半年的修学旅行。一年前，我毕业于维也纳大学的语言系，颁发博士学位的仪式又臭又长，负责此事的哲学系主任抱怨道：你们拿个博士学位，就像工厂里生产香肠一样繁琐！”
魏璐诗来中国修学的想法由来已久。在维也纳，有不少机会与这个遥远的国度发生某种联系。比如，奥地利作曲家马勒（Gustav Mahler）的一首交响曲，就是在中国唐代诗人李白与王维诗歌基础上创作而成；奥地利作家克莱班德的话剧《粉笔圈》，描写发生在中国的一次庭审情节，演出使观众们对中国产生无限遐想。
1929年，魏璐诗在大学第三个年头开始学习中文。在维也纳，她遇到不少中国政府派来的留学生或办事人员。与他们接触中，她隐约感到，在中国会有一席生存之地。因为希特勒称霸中欧，像她这样出身犹太家庭的女孩，将会没有落脚之处。就这样，她抱着美好愿望，只身来到中国。
如同许多人一样，最初计划往往不能如愿。魏璐诗所写的反映中国社会、经济与政治的文章，遭到日本驻上海总领事的反对，为《维也纳报》撰写自由专栏文章的工作无法继续下去了。她只好另谋生计，在上海犹太人学校，实际上是一个慈善机构，找到了一份工作。
见证旧中国苦难
在上海期间，魏璐诗结识了一位传奇式人物，新西兰人路易·艾黎，中国“工合”运动的发起人。
她回忆说：“1933年秋天，路易·艾黎给予了我特别的帮助，他带我参观工人居住的贫民窟和简陋的车间。工人工資低得可怜，做工的大多是童工，他们吃住在机器旁或阁楼储物间里。由于连年不断的洪水、干旱与饥荒，加上蒋介石政府的无情压迫，大批人从农村涌入城市。包工头们趁机发大财，甜言蜜语地诱惑这些人来城市，之后突然翻脸，推翻最初的承诺。劳动人民成为统治阶级与外国投资者们压榨的对象。”
“如果说当我乘坐客船经苏伊士运河塞得港时，对帝国主义与白种人如何剥削贫穷国家人民略知一二的话，那么，今天在上海对这些工厂的实地考察，给我上了一堂深刻的阶级和阶级斗争教育课，认识到了资本主义剥削方式带给封建社会劳动人民的苦难。”
与此同时，魏璐诗在上海犹太学校对‘慈善’的所见所闻，让她看清外国等级制度在中国的体现。英国人、美国人等处于顶级位置，白俄稍次，印度人更次，而悲惨的中国人则处于最底层。除此之外，他们还受到中国统治阶级压迫。这种情景，好比处在同一地理环境中，两个截然不同世界。
上海犹太人学校，由阿拉伯籍英国人开办。他们靠土地投机生意大发其财，同时还做鸦片与其他肮脏交易。他们靠挣来的不义之财，才能对白俄犹太孩子施舍“慈善”，那些孩子的父亲大多是出租车司机、夜间看门的值守等，母亲则大多在夜总会当舞女，或在商店里做售货员。魏璐诗班里的孩子，经常早晨饿着肚子来到学校。学校免费提供的午餐，或许是他们一天所能吃到的全部食物。
当了六个月的试用教员后，魏璐诗被解雇了，此举正合她意。“因为，对他们要求我在宗教仪式活动中表现出的虚伪，以及要求孩子们对所提供的一点教育与食物真心感恩的嘴脸，实在令我作呕。这种经历，使小说中描写的英国19世纪孤儿院情景更加可信，令人憎恨！”
也就在这时，魏璐诗认识了美国记者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她是继埃德加·斯诺之后，第二位向世界报道“红区”见闻的人。此时的魏璐诗已阅读了一些有关中国的书籍，并接触到马克思主义。
她写道：“当时中国处于半殖民地状态，军阀们在其帝国主义主子的支持下，相互厮杀，争夺势力范围。劳动人民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我整天看到，大街上穷苦人拉着装载沉重货物的独轮车飞奔，被当作牲畜使用；骨瘦如柴的人力车夫，载着富婆阔少东跑西颠、汗流浃背；警察们非但不是保护者，反而骄横跋扈，挥舞棍棒驱赶穷人与乞丐，他们完全不顾劳动人民应有的基本人权。记得有一次，我指着一个睡在商店屋檐下的男孩，给一个白俄女人看时，她耸了耸肩，不屑一顾地说：那又怎么样？不就是个中国人嘛！” 有史沫特莱这样的朋友与老师，生活又赋予魏璐诗新的意义。她形容：“我可以成为转动的历史车轮上的一颗螺丝钉，做一些力所能及工作。因为，比起中国进步人士来说，外国人开展各种活动时，享有更自由的空间。比如，我可以成为传递各地消息的‘问询员’。这一过程中，我了解到有关长征的一些情况，见到一些胸怀国家命运、而非只求享乐的中国人。”
经人介绍，魏璐诗结识了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并与她保持了终生的友谊。魏璐诗还遇到作家鲁迅，对他深感敬佩。鲁迅将德国艺术家凯绥·珂勒惠支（Kaethe Kollwitz）的木刻作品介绍到中国，借此传播其革命观点。鲁迅于1936年10月16日辞世。之前十几天，魏璐诗在上海举办一次木刻作品展览会上，最后一次见到他。送别鲁迅日子里，魏璐诗看到，数万人冒着风险围着灵柩缓步前行，向这位无畏英雄致以最后敬意。
与中国并肩抗战
1937年末，魏璐诗得到一份在四川成都的工作，这份新工作带来难得机会，使她在中国可以继续待下去。
就在魏璐诗乘坐客轮离开上海的当晚，日本侵略者开始大规模轰炸。整个城市顿时陷入一片火海之中，一栋栋楼房瞬间化为瓦砾。人们四处狂奔，躲避从天而降的炸弹。
此后，魏璐诗亲历八年抗战，其中六年在成都，两年在重庆。在成都，她与一位中国工程师结了婚。魏璐诗得到一份教书兼做秘书的工作，这使她有更多机会接触中国人，尤其是学生。
魏璐诗写道：“战争让我们都投身到各项社会服务之中，尽管国民党当局从狭隘的观点出发，不允许我们做更多的事情。因此，我们成立战时服务团，救护那些在轰炸中受伤的士兵和平民。”
“经过深思熟虑，我决定申请中国国籍，因为中国一直与反纳粹的国家站在一起。我感觉就像生活在‘同一世界’（One World），就像美国政治家威尔基·温德尔（他曾在战时访华）所著书名一样。在成都，你可以见到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如：英国斯坦福·克里普斯爵士、印度贾瓦哈拉尔·尼赫鲁、爱德尔博士率领的印度援华医疗队、菲律宾红十字会、居里夫妇小女儿以及众多记者。”
1943年，魏璐诗从成都搬到重庆。在重庆两年间，她分别在“外交使團”办公室、加拿大驻华使馆、联合国图片新闻办公室，做了三份秘书工作。同时，她协助宋庆龄重建保卫中国同盟，并担任中央委员会委员。抗战胜利后，1945年11月，她踏上驶往上海的客轮，开始在上海中国福利会工作。
投身新中国建设
1943年，魏璐诗的丈夫赴美留学，在马萨诸塞州麻省理工学院攻读博士学位。1946年3月一天，她也登上驶往美国的一艘货轮。经过努力，魏璐诗在联合国得到一个秘书职位，一干就是五年。由于护照是国民党政府签发，每两年有一次回家探亲机会。工作三年后，1949年夏，她回到中国。那时北京、上海已经解放，但南方部分省份还未解放，想回国的人必须从香港乘船北上。魏璐诗费了好大力气，才买到一张从香港驶往天津的英国轮船船票。此船谎称开往仁川，以避开国民党军队的轰炸。
魏璐诗来到北京，见到许多朋友，看到为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所做的各项准备。会议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就要宣告成立了。她还得到许诺，那就是她与丈夫、还有孩子，无论什么时候想回来都可以，安排工作没有问题。1949年9月中旬，她离开北京回到纽约，继续为联合国工作。
魏璐诗回忆说：“第一次来北京，给我留下一个景象始终在脑海里萦绕，那就是二战结束后，用人拉的人力车已经在街头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脚踏的人力车，人不再被当作牲畜一样对待。1949年我来北京时，有一天，婆婆带我去看望几位朋友，她坐在人力三轮车前面，我则坐在后座上。走着走着，车夫突然高声唱起《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我下意识地对他嘘了一声，意思是让他小点声唱。因为我在1946年离开中国，那时正是国民党统治时期。没有老百姓敢公开提共产党三个字，更不用说公开大声唱这种歌了！当我缓过神来，才感受到北京是真正解放了。人民当家作主，车夫有权利放声高歌。”
1951年秋，魏璐诗任职合同期满，决定重返中国。她的丈夫不愿回国，国民党驻美使馆也没收了她的护照。但她决心已定，终于排除重重障碍，于这年底带着两个幼子回到北京。此后，她一直活跃在中国对外宣传战线上。自1964年起，担任人民画报社德文专家，负责审定德文版全部稿件。
1955年，魏璐诗第二次取得了中国国籍，她的命运与始终中国紧密相连。“文革”期间，尽管受到不公正待遇，也没有动摇她对中国的忠贞。每天，她挤公共汽车上班，一天也没停止过工作，并单独完成每期《斯特朗通讯》的德文校译工作。
十年动乱结束，更激发了魏璐诗的工作热情。她为海外一些报刊撰写文章，热情讴歌中国人民的胜利。她出国旅行时，在美国、加拿大、奥地利、联邦德国，做了许多介绍中国的演讲。
魏璐诗七十多岁时仍然关心《人民画报》的工作，通读每期德文版稿件。她认为，一个人在晚年还能继续为社会、为人民做有益的事，是一种幸福。
年逾九旬时，魏璐诗已无法行走，只能卧床。然而，她依然乐观，保持有规律的作息。每当朋友来看望，给她带巧克力时，她都会迫不及待地打开包装，将巧克力迅速“消灭”。2006年3月，魏璐诗以97岁高龄辞世，被安葬在上海宋庆龄陵园，好友黄华为她题写了墓碑。
漫长人生道路上，魏璐诗实践了自我心愿。她曾深情地说：“我感到自己是属于中国的”，“中国就是我的家”。这也正应和了一句中国古诗：“此心安处是吾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