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娜（安娜利泽），1907年生于德国，曾在柏林大学攻读历史和语言，并以优异成绩获得哲学博士学位。从1931年起，她参加了反对希特勒法西斯主义的斗争，为此曾两次被捕入狱。1935年，她和在德国从事革命活动的中国共产党人王炳南结婚。1936年2月，随王炳南来到中国。此后，她在中国度过了漫长的20个春秋，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做出了自己很大的努力。1955年，王安娜离开中国返回民主德国，1961年移居联邦德国，1989年10月病逝。
　　1937年春，王安娜在延安进行了两个多月的参观访问，在窑洞里同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国革命领袖亲切交谈，对中国革命历史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有了详细的了解，她在回忆录《中国——我的第二故乡》中写道： “在延安的日子，我是永远难忘的。”同时，她写了许多延安之行的见闻，及时客观的宣传报道了延安共产党人，为了抗击日本侵略、挽救民族危机所做出的努力，有力地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对红军的封锁和“围剿”。
　　对红军充满好奇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正在上海的王安娜聞讯后，带着出生才两个月的儿子王黎明，冒险赶回西安。当时，西安“三位一体” （西安事变期间东北军、十七路军与红军所结成的军事同盟，对外公开其名为“西北抗日援绥联军”）为澄清外界对兵谏真相的认识，加强了报纸和电台的宣传工作。王安娜慨然应邀到广播电台播音，担负起对外英语广播进行国际宣传的重任。她还和美国进步作家艾格妮丝·史沫特莱一起访问了刚被释放的红军俘虏。这些红军有300名，几乎全都是四川的农民，躺在冷冰的茅草棚里，地上只铺着一些稻草。令王安娜吃惊的是，这些释俘中竞有约50名妇女和30名孩子。他们用红肿的眼睛注视着这两个来访的外国人。王安娜对几个年轻的女战士说： “希望你们好好保重，尽早回到延安去。”这时候，她们那充满疑惑的目光才消失，浮现出羞涩的微笑。
　　1937年元旦过后，史沫特莱访问了驻在渭北云阳镇的红军部队。她抵达后不久便给王安娜写了一封充满激情的信，邀请她尽早到云阳去。当时，红军被一方骂为“土匪”，而被另一方赞为“为新中国战斗的战士”。他们究竟是一支什么样的军队呢？带着疑问，王安娜兴致勃勃地来到云阳镇，这期间的所见所闻，使她对红军有了初步了解。一间破旧的大房子，凛冽的寒风不住地往里刮，石板地上铺着稻草，这就是红军战士的宿营地。由于好奇，她怔怔地看着这些戴着缀有红星军帽的战士。他们的制服和中国西部农民穿的一样，是用硬梆梆的黑棉布做成的。由于长期行军，多数战士的脸上仍然流露出疲乏的神色，营养不良使他们的眼睛溃烂红肿，肺结核也在蔓延，到处都可以听到重浊而严重的咳嗽声。但是，在红军战士的脸上却看不到中国其他军队里常见的那种空虚、绝望的表情。他们满脸笑容地欢迎王安娜和史沫特莱，向她俩提出一连串的问题。一位红军指挥员对王安娜说： “我们呆在这地方时间还不长，不过，我相信你不会听到本地居民对我们部队有什么抱怨。相反，有许多年轻人要求参加红军。我们对他们说，现在军服和枪都不够，这些年轻人还是要求参军。我们的生活很艰苦，他们也是知道的。我军战士，每月只发一元零用钱，部队经济困难的时候甚至连零用钱也不发。但我国农民是不怕艰苦生活的，他们确信，参加红军，就能走上幸福生活之途。”此后不久，已到达延安的史沫特莱托人捎信给王安娜，告诉她进入陕北红军的控制地区并不太难，信中还劝说在上海的所有美国记者、朋友务必到延安来，希望他们亲自和“红色分子”交朋友。随后《纽约先驱论坛报》记者维克多·基恩经西安访问了陕北红军。读了他发表的一系列访问记后，王安娜去延安的愿望越来越强烈。这时，她又接到史沫特莱的信： “请你尽快来，我房间的炕很宽，够你睡的。”王安娜终于下定了去延安的决心： “我也一定去看看‘中国的红星’。”
　　1937年3月初，终于有了去延安的良机。经国民党官方许可，美国著名摄影师、美联社的合作者厄尔-列夫到达西安，准备访问陕西北部的“红色麦加”。王安娜和列夫及一群爽朗活泼的青年学生，乘卡车向延安迸发了。
　　访问窑洞里的人们
　　从西安出发后的第二天傍晚，王安娜一行抵达延安。只见夕阳的余晖映照着黄土崖的绝壁，反射出淡淡的光，与蓝天交相辉映：黄色的宝塔屹立在黄土山上，色彩非常调和，构成奇丽的风光。穿着蓝色服装的男女从四面八方赶来，欢迎这位外国友人的采访。红军战士仍然穿着冬天的黑军服，他们所戴的军帽上红星闪闪。 “欢迎你到延安来！”史沫特莱高兴地拉着王安娜的手，她那被阳光晒黑的脸上露出微笑。王安娜的心情格外激动，她高兴地笑了。
　　“你好！”王安娜抵达的当天，一个穿着满是皱褶的棉制服的男子用德语向她问候。经史沫特介绍，王安娜得知他原来就是赫赫有名的红军总司令朱德。他看起来显得苍老，长征中艰难困苦的生活在他微黑的脸上刻下深深的皱纹。但王安娜感到：“平平无奇的外表，淳朴的态度，毫不矫揉造作的谦逊，这些都不能证明朱德是一个平平庸庸的人。他的军事和政治才能，是连外国的专家们也深信不疑的。”
　　朱德曾在德国生活过4年，在那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经周恩来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他在柏林参加革命活动时，曾被德国政府逮捕。 “我在德国走过不少地方哩！”朱德自豪地对王安娜说， “沿着莱茵河，然后到哈尔茨。不过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在体育馆的集会。当然我也忘不了在德国监狱里的那段生活经历，尽管呆了很短的日子。”他那布满皱纹的脸上，浮现出舒展的笑容，他又说， “安娜，我和你可以说是同窗哩！因为你也在亚历山大广场的拘留所呆过，那也是人生教育的一部分啊！”在之后的日子里，朱德向她描述了红军无数次的战斗，分析了如何突袭、如何退却的战例，介绍了战斗中逐步形成的游击战原则和共产党军队的纪律。周恩来曾连续多次向王安娜谈起了红军长征的情况。
　　王安娜对周恩来的印象是：所有的部下，从周恩来身边的干部到被称为“小鬼”的少年战士，都尊敬他，敬仰他。他的出身、教养、地位，是谁都清楚的，但她从没有见过他轻视别人，也从没有见过他采取自尊自大的态度。不论是对普普通通的农民、战士，还是对中央政府的高级官员、外国的大使，他都一样用充满热情的态度对待他们。 　　王安娜到延安时，国共内战第一阶段实际上已经结束。为了研究新情况的变化，几乎所有的红军指挥员和大部分共产党高级干部都奉召到延安。經朱德和史沫特莱介绍，王安娜结识了彭德怀、贺龙这些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徐特立向她介绍了陕北根据地扫除文盲的情况，廖承志请她捎一封信给住在上海的母亲何香凝。3位参加过长征的红军战士引起了王安娜很大的兴趣，她们是毛泽东的夫人贺子珍、朱德的夫人康克清、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
　　贺子珍的脸色苍白，体弱多病，身上还带着10多处榴霰弹造成的伤。这位身材纤细、性格温和的女红军告诉王安娜，在长征途中她把两个孩子交给农民代为抚养。 “把他们留在身边，实在是不可能的。这样做的话，我想他们会死的。”她声音一沉，忧郁地继续说， “我不知道还能不能和他们再见面，我简直说不清楚，究竟把他们寄养在什么地方了！”康克清身穿红军制服，剪短了的黑发上戴着红军帽。她有着刚毅不屈的性格，即使长征那么艰难，也坦然自若。朱德曾以赞扬的口吻对王安娜说： “康同志像中国的‘苦力’一样强壮哩！”王安娜和康克清见面时，康克清为了取得红军指挥员的资格，正在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决心致力于军事科学研究。她向王安娜解释说： “我想证明不管在任何方面，中国的妇女具有和男子同样的能力。我还想证明，我们农民出身的人的才能，并不比其他出身的人差，甚至胜过他们。我的丈夫朱德一直支持我这个想法。他尽力帮助我，教给我许多东西。他对谁都是那样的。”长征对邓颖超的健康损害很大。 “在西北部空气干燥的地方居住可能会治好我的结核病。”她对王安娜这样说，因为咳嗽的缘故，她说话常常中断， “我们的女战友中，多数都得了病。肺结核、胃病、长征中妊娠后遗症等等。多得很哩！”
　　紧张的工作之余，王安娜和史沫特莱常到李德和马海德的窑洞里娱乐。那里有一架轻便的留声机，一个柔和的女声唱着： “让我听听爱的话语……”这首歌反复不停地在窑洞里回响，因为李德只有那么一张唱片，之后的岁月，不论在什么地方，每当王安娜听到这首歌时，眼前就会浮现出这样的图景：在延安黄色的土窑洞里，在油灯暗淡的灯光下，4个穿着蓝色制服的人……
　　和毛泽东在一起
　　访问毛泽东，是王安娜在延安活动的重点计划。她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是在剧场里，当时，王安娜时而看看舞台，时而望望观众席。史沫特莱问她： “喂，你看见那位宽额、长头发的男人了吗？那个，就是那个坐在农民堆的人。他就是毛泽东，他经常来剧场看戏。”“毛泽东坐的位置离我不远。他的前额很宽，颧骨并不显露。嘴唇就像一弯新月，很女性化。”王安娜后来回忆道， “他的面部表情丰富，不住地变化。看着他笑嘻嘻的，忽然之间又若有所思，很严肃地不知在说些什么。他柔和、几乎没有皱纹的脸孔，像孩子一样的笑声，以及那和蔼可亲的样子，当你和他接近时，就会觉得，一般把他形容为‘钢铁般的布尔什维克’或‘冷酷的匪首，无论如何都是不合适的。”
　　王安娜初次和毛泽东会见，是她到延安后不久的一天。那天，毛泽东循例只带着一名警卫员，慢悠悠地踱到王安娜、史沫特莱的院子里，和她们一起坐在桌子旁边。那张破旧摇晃的桌子上，放着已盛上咖啡的杯子。毛泽东用他那柔和的声音，轻声地与王安娜她们交谈，内容包括陕西的社会状态、德国农民的状况、中国现代文学，王安娜经苏联到中国的旅途见闻、以辣椒粉做调味品的菜的特色等等，各种话题都谈到了。当史沫特莱谈到王安娜的儿子时，毛泽东马上问道：“你儿子的头发是金色还是黄色？眼睛像妈妈一样吗？是蓝色还是黑色的呢？”王安娜想不到毛泽东对这个问题有兴趣，稍微有些吃惊地回答说： “我儿子是黑头发、黑眼睛。”毛泽东余兴未尽地问： “皮肤是白色的，还是接近中国人的颜色？”“接近中国人的颜色。”王安娜答道。“这真有趣！”毛泽东说， “一般说来，你们德国人总以德国的强大为自豪：可是，似乎怎么也敌不过我们中国人！我们的人种好像比你们强呢？”王安娜感到：毛泽东的言谈是农民与学者，普通常识与高度智慧的结合。他的讲话对我充满魅力。他们在院子分手时，毛泽东希望王安娜第二天傍晚去看他，继续他们的谈话。第二天傍晚，王安娜来到毛泽东的窑洞时，只见桌上点着几支蜡烛，烛光照在圆形的屋顶和四周白色的墙壁上，形成奇怪的投影，在另一张桌子和木箱上，放着书籍、杂志和文件夹。毛泽东喜欢抽的“老刀牌”香烟的盒子，在房间里散乱地放着。他们就统一战线政策、取得统一战线的应变措施各个问题，作了长时间的谈话。 “要是统一战线成功的话，延安会发生什么变化呢？”王安娜问毛泽东。 “我们必须适应这一新的状况。”毛泽东回答说， “中共现行的许多政策，大概会放弃吧。比如，停止没收地主的土地，只是要求减租。对我们来说，蒋介石如果真的抗日，我们甚至准备将红军交给他指挥，边区的领导权也可协商。我们的目标暂时可以搁下，以对付共同的敌人。为此，必须让国民的各个阶层加入我们的战线。”毛泽东接着说， “你要是到我们在延安的大学和学校去看看，就会明白。现在，教学计划也有所改变，马克思主义的课程也减少了。现在的中心课题是：学习游击战的经验，如何组织人民大众以完成将来的解放战争。”接着，毛泽东对她说， “请你好好看看延安！如果有时间的话，请你看看我们的边区。我们这个地区的面积和英国本土同样大小，不过可以说是非常贫困的地方。为了提高这个地区的人民的生活水平，我们必须不断地艰苦努力。”王安娜离开毛泽东的窑洞时，已是晚上12时了，毛泽东让警卫员送她回去。
　　春天的阳光普照大地，正是远足和骑马的好季节。王安娜应毛泽东之请，参观了延安及其附近地区。特别引她注目的是，延安城内有许多书店，学生和红军战士正挤在柜台前购买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普及版。广大农民对红军从心底里感到满意。
　　离开眷恋的延安
　　1937年5月的一天早上，王安娜突然接到丈夫王炳南的电报，要她立即返回西安同去上海。原来杨虎城将军受蒋介石之命被迫“出国考察”，王炳南夫妇得去上海为他送行。要向延安告别了，王安娜的心里很是难受。她后来回忆说： “我来中国之前，像延安这样能够令人安居的地方，别处是找不到的：像延安的人那样爽朗的中国人，别的地方是见不到的。建设新社会的高度热情，延安全体居民的意气风发，使我深为感动，真想在延安这个城市多住一些时候。这里是中国的其他地方所不能比拟的。离开延安的眷恋惜别之情，我过去还不曾体验过。”周恩来和众多朋友们为她饯行，大家不住地干杯，反复用德语说“后会有期”这样的告别话语。王安娜连声向大家表示谢意。当天王安娜在史沫特莱陪同下，再次穿过延安的街道时，朱德、周恩来和许多人同她握手、告别。朱德用德语频频说： “再见，安娜！”几个红军小战士大声喊道： “欢迎你早日再来！”王安娜用中国话和他们交谈，他们非常高兴。小雨淅淅沥沥地下着，王安娜登上了归途的卡车。她含泪向大家挥手告别，朦胧地看着送行的人越来越小……
　　王安娜到达上海不久，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在此后的岁月里，作为一名为正义事业而不倦战斗的战士——王安娜参加了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在大后方积极为八路军筹运药品和补给物资。为了活动方便，周恩来曾任命她为八路军少校。新中国成立后，王安娜为增进中德两国人民的友谊，作出了很大的贡献。1979年5月，王安娜重访延安。她站在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的旧居前，回忆着当年访问延安的情景，久久不愿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