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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形态在毛泽东思想文学批评和邓小平理论文学批评之中形成了雏形和轮廓。按照这个雏形和轮廓，我们可以构想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主要方面。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哲学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唯物主义，它不仅仅是认识论，而是包括实践本体论、实践认识论、实践辩证法、实践价值论的整体。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理论形态主要是：艺术生产论、艺术掌握论、审美意识形态论、生活源泉论。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实践形态主要是：为人民服务和为社会主义服务方向，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方针，艺术标准第一、政治标准第二操作程序。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哲学基础；理论形态；实践形态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372（2012）03-0027-05
从1923年和1928年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创造社、太阳社、茅盾、鲁迅等关于“革命文学”的争论开始，经过“左联”时期1930年、1931年、1934年关于“文艺大众化”和“普罗文学”争论的三次高潮，再加上1931年到1936年关于“自由人”、“第三种人”的论争，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和理论就在逐步形成。而在这个形成过程中，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及其理论基本上就是照搬俄苏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及其理论的那一套，除了列宁、斯大林、高尔基、卢那察尔斯基等人的文学批评和理论，甚至连“无产阶级文化派”、“拉普派”、波格丹诺夫等人的庸俗社会学观点也基本上全盘接受了。这样，中国传统文学批评的政治伦理特色得到了加强，从而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及其理论中国形态的初期特点：强调文学艺术从属于政治，为政治服务，突出文学艺术的阶级性，提倡无产阶级的革命文学艺术，要求文学艺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创作方法或者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这些基本特点的形成伴随着一系列论争和混乱，鱼龙混杂，真假难辨，正统马克思主义批评及其理论逐渐传入中国本土的解放区和国统区。1942年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就是针对当时解放区和国统区左翼作家之间的论争和某些混乱思想而举行的。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正是拨乱反正的理论表述，也是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及其理论的中国形态的基本定型，大致上规定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主要特点：文学艺术的反映论本质论，文学艺术的人民性，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文学艺术的政治化（文艺从属于政治，为政治服务）。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雏形—毛泽东思想的文学批评。这种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一直延续到新中国建立以后，在一系列批判运动之中得到强化和传播。批判电影《武训传》、《清宫秘史》，使得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渗透到文学批评理论之中；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和胡适唯心主义思想使得文学批评的政治化倾向更加浓烈；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使得唯物主义反映论以及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在文艺政治化过程中成为主流意识形态；批判人性、人道主义，批判“现实主义广阔论”、“中间人物论”、“黑八论”等等，把文艺的人民性、阶级性、党性和政治化逐步推向极端，直到“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把毛泽东思想文学批评的政治化倾向推向了最高点。毛泽东思想文学批评及其理论，虽然曾经起到了极大的拨乱反正的历史作用，却没有从根本上摆脱俄苏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及其理论的某些负面影响，没有做到正本清源，回归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根本。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文学艺术花园已经是百花凋零，文学批评已经沦为“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工具和武器。20世纪70年代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对“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做出了全盘否定的决议，以1979年10月30日第四次文代会为标志，逐步对前苏联“正统马克思主义批评”和新中国成立以来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化进行全面反思。以邓小平理论的“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精神，进入探索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新阶段。这一阶段主要是反对文学艺术的政治化倾向，不再提“文艺从属于政治”，“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方针，改为“文艺为社会主义服务”，“文艺为人民服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正确方针。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进行着正本清源的伟大事业，真正进入了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正轨，开始了真正建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康庄大道。
现在，我们可以根据毛泽东思想文学批评和邓小平理论文学批评的雏形和轮廓，构想一种能够正本清源，回到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它的哲学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唯物主义；它不仅仅是认识论，而是包括实践本体论、实践认识论、实践辩证法、实践价值论的整体。在实践唯物主义的哲学基础上，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理论形态主要是：艺术生产论、艺术掌握论、审美意识形态论、生活源泉论、艺术辩证法、艺术价值论。在实践唯物主义的哲学基础上，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实践形态主要是：“为人民服务和为社会主义服务”方向，“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方针，“艺术标准第一、政治标准第二”操作程序。
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毫无疑义应该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自己的哲学基础。但是，至今中国学术界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究竟包含哪些内容，仍然是没有达到共识，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而其中有一个非常流行的说法，那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或者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而马克思主义哲学之中根本就没有本体论。我国著名马克思主义美学家和文学理论批评家蔡仪就曾经在新时期解放思想、拨乱反正、正本清源10年以后大胆地宣称“马克思主义哲学根本就没有所谓本体论”，还说“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不止一次说明，他们的哲学就是认识论”［1］16。其实这个说法的根源来自前苏联“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在初版于1939年，罗森塔尔、尤金编写的《简明哲学词典》中，本体论就被排除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外，拱手让给了资产阶级哲学。“本体论（古希腊文—关于存在物的学说）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哲学中的一个名词，是指和认识论（关于认识的学说）不同的一种关于存在、关于存在物的学说。资产阶级哲学的特征就是把存在学说与认识学说对立起来，企图创立一种在存在、在思维形式所反映的客观实在之外，并且不以存在、客观实在为转移的思维形式的学说。‘本体论’这一名词的创造者克利斯提安?伏尔夫（1679—1754）就已经把存在学说和认识学说分割开了。往后在资产阶级哲学的发展过程中，本体论与认识论之间的这种区别变成了对立，滋长出各种怀疑论和不可知论的哲学派别，并在唯心主义的形式逻辑中开创了对范畴和形式的传统看法。”［2］105这种说法明显地是不符合历史发展进程实际的，是苏联正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偏见。它鼓吹哲学体系中的本体论与认识论的统一，实质上就是用认识论遮蔽或吞没了本体论。实际上，任何一种哲学不可能没有本体论这种关于存在的本原和方式的学说。马克思主义哲学，被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之中称为实践唯物主义，当然它的本体论就理所当然地是实践本体论。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统一性和整体性应该是“实践”这种以物质生产为中心包括物质生产、精神生产、话语生产的根基。对此笔者曾经在《必须澄清美学的哲学基础》之中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论证，不再赘述［3］。 我们认为，虽然马克思主义哲学可以被称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但是，由于苏联正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曾经对这个称谓进行了错误的诠释，把历史唯物主义当做是辩证唯物主义应用于人类社会和历史的产物，从而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拆分为两个部分。这种影响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大众化、通俗化的过程中曾经产生了一些观念上的混乱。实质上，不仅马克思、恩格斯本人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自称为“实践唯物主义者”，而且，“生活、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论的首先的和基本的观点”［4］269，因此，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指称为实践唯物主义，应该是顺理成章、名正言顺、提纲挈领、切中肯綮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当然也不像苏联正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所说的，没有本体论，只有认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包含着实践本体论、实践认识论、实践辩证法、实践价值论的完整整体。
实践本体论是一种以自然本体论为不言而喻的前提的社会本体论，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及其社会的存在本原和存在方式的哲学学问。它认为，人类和人类社会的存在本原就是以物质生产为中心的包括物质生产、精神生产、话语生产的整个社会实践，社会生活本质上是实践的，社会存在决定着社会意识。人们的存在方式在社会实践过程中分成为不同的阶层、阶级、群体。人类社会的存在依赖于经济基础，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存在着相应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在社会实践的历史过程中，社会存在的形态主要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必将发展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实践本体论也就是历史唯物主义或唯物史观。这样的实践本体论决定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理论形态的艺术生产论和审美意识形态论。换句话说，在实践唯物主义本体论的立场、观点来看，文学艺术的存在本原只能是社会实践以及实践之中的生活源泉和作家艺术家的审美意识的统一，因此文学艺术本身就是一种特殊的物质生产—话语生产—精神生产，文学艺术的创作及其作品的存在方式则是社会实践所决定的意识形态，而且是一种区别于科学、宗教、道德、法律等其他意识形态的“审美意识形态”。
正如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所说：“人的社会实践，不限于生产活动一种形式，还有许多其他的形式，阶级斗争，政治生活，科学和艺术的活动，总之社会实际生活的一切领域都是社会的人所参加的。”［4］260如果看不到实践和实践本体论对于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决定作用，就会漠视文学本体论而只关注文学认识论。没有本体论的文学批评理论就必定没有文学本体论。也许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开始于20世纪初期和中期，当时整个世界的哲学思潮正是“拒斥形而上学”的高潮时期，所以把本体论也一同反掉了，也就是认为所谓本体论就是一种形而上学，是应该摒弃的；同时实践唯物主义的历史文献，如《德意志意识形态》《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等都还刚刚发表，没有得到很好的研究，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并没有对这些文献进行专门研读；而且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哲学面临的挑战主要是唯心主义认识论，如马赫主义、经验批判主义、贝克莱感觉主义和主观唯心主义之类的认识论，这些主要反映在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等著作中。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学批评理论主要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出发，甚至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就是可以理解的了。不过，尽管如此，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却不能够缺失实践本体论的哲学基础。正如历史事实已经昭示的，没有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本体论，也就同时没有了马克思主义的艺术生产论和审美意识形态论。应该说，经过了对于苏联正统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理论的反思，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重新发掘出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艺术生产论和审美意识形态论，如本雅明、阿尔都塞、戈德曼等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艺术生产论和审美意识形态论进行了合乎欧洲文学艺术情势状况的研究和阐发。这对于我们建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是一个重要的启迪。
实践认识论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认识的根源、过程和掌握真理的哲学学问。它认为，人类认识的根源在于人类的社会实践，人类的认识是一个“实践—认识—实践”的不断反复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类的认识不断深化，由感性认识经过知性认识深化为理性认识，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样的实践认识论决定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理论形态的艺术掌握论，它认为，艺术是一种不同于科学和理论的掌握世界的方式，或者“实践—精神的”掌握世界的方式。换句话说，文学艺术是以实践（物质生产、话语生产、精神生产）为前提，并包含着实践要素的认识活动；或者说，文学艺术是一种实践性的认识，认识性的实践。尽管宗教也是一种类似的“实践—精神的”掌握世界的方式，但是文学艺术是现实性的，而宗教则是虚幻性的。
尽管列宁和毛泽东都十分重视实践，把实践作为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首要的、第一原理，但是，由于实践本体论的缺失，实践认识论也就不能产生。因此，列宁主义的认识论被命名为“能动反映论”，运用到文学批评之中就是列宁的“镜子说”，即“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镜子说”和“反映论”的文学批评理论当然是正确的，是从认识论的角度对文学艺术的本质所作的界定。然而，它忽略了人类社会实践在人类认识形成过程中的“建构”功能，从而把认识仅仅视为一种精神的或者理论的活动，没有看到认识形成过程中的实践活动的前提和构成的功能。这样一来，对于马克思关于艺术掌握论之中的“实践—精神的”掌握方式的理解就产生了偏差，把艺术掌握世界的方式与“实践—精神的”掌握世界的方式并列起来，形成了所谓的“四种掌握世界方式的理论”，并且在重新翻译马克思的相关著作时，把“实践—精神的”中的“—”这个重要的连接符号给取消了，于是文学艺术在这样的语境中就变成了单纯的认识活动，它的实践前提、实践要素、实践过程就被忽略了或者被遮蔽了。这样的忽视或者遮蔽，是必然产生的，就连匈牙利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美学家、文论家、批评家卢卡奇这样的大师级人物也在所难免。因此，卢卡奇的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的许多方面就被认识论美学和文论所限制住了，从而产生了一系列的批评偏见，比如对于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认识功能的强调而否定现代主义文学艺术的表现主观世界的作用，把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认识论化，在文学艺术本质论上的认识论规定，等等。正因为如此，在20世纪50年代前后的欧美和20世纪80年代前后的中国大陆也就必然地产生了一种由认识论美学观和文学观向本体论美学观和文学观的转型，艺术生产论和审美意识形态论重新引起关注，文学艺术的主体性在中国大陆引起一场争论，从而把文学艺术本质论从认识论的单一模式中解放出来，注入了一种多元化、多层累、开放性的文学艺术观。这样才可能回到马克思，回到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论关于文学艺术的多层次、多层累、开放性的本质论规定之上。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必须回到马克思主义实践唯物主义的这种多层次、多层累、开放性的完整哲学基础之上，才可能真正揭示出文学艺术的本质和本质特征。 实践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自然、社会、思维的变化发展和相互依存、相互转化、对立统一的哲学学问。它认为，自然、社会、思维都不是一成不变的、静止的，而是在社会实践中变化发展的、动态的，自然、社会、思维及其各种组成要素也不是孤立，互不相干的，而是在社会实践中相互依存、相辅相成、对立统一，并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的。这样的实践辩证法决定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理论形态的艺术辩证法。它认为，文学艺术是在社会实践中不断发展变化的，文学艺术的主体与客体、创作与生活、内容与形式、创作与接受、思想性与艺术性等等组成要素是在社会实践中相互依存、相辅相成、对立统一，并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的。
实践价值论是马克思主义关于自然和社会的对象对人类的需要的关系的哲学学问。它认为，自然和社会的对象在社会实践中与人类的不同需要必然发生各种不同的关系。它们与人的实用需要发生实用关系，而形成实用价值，即利；它们与人的认知需要发生认知关系，而形成认知价值，即真；它们与人的审美需要发生审美关系，而形成审美价值，即美；它们与人的伦理需要发生伦理关系，而形成伦理价值，即善；它们还可能与人的信仰需要发生非现实的宗教关系，而形成宗教价值，即圣。这样的实践价值论决定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理论形态的艺术价值论。它认为，文学艺术是在社会实践中人对现实的审美关系的表现，文学艺术是“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的审美价值活动，文学艺术实质上应该是一种真善美相统一的价值创造活动。
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唯物主义，不仅要认识世界，根本的是要改造世界。因此，它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哲学体系，它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指导包括审美实践和艺术实践在内的一切社会实践，从而形成了完整的实践形态，即实践的策略系统。这样的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策略系统决定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实践形态。它规定着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具体实施的路线、方针、政策，即“为人民服务和为社会主义服务”方向，“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方针，“艺术标准第一、政治标准第二”操作程序。 这种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理论形态，是经过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化历史进程的艰难曲折的发展，经历了成功和挫折、经验和教训的双重历史考验，是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当代文学艺术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繁荣发展中国当代文学艺术的方针政策保证。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哲学基础；理论形态；实践形态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372（2012）03-0027-05
从1923年和1928年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创造社、太阳社、茅盾、鲁迅等关于“革命文学”的争论开始，经过“左联”时期1930年、1931年、1934年关于“文艺大众化”和“普罗文学”争论的三次高潮，再加上1931年到1936年关于“自由人”、“第三种人”的论争，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和理论就在逐步形成。而在这个形成过程中，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及其理论基本上就是照搬俄苏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及其理论的那一套，除了列宁、斯大林、高尔基、卢那察尔斯基等人的文学批评和理论，甚至连“无产阶级文化派”、“拉普派”、波格丹诺夫等人的庸俗社会学观点也基本上全盘接受了。这样，中国传统文学批评的政治伦理特色得到了加强，从而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及其理论中国形态的初期特点：强调文学艺术从属于政治，为政治服务，突出文学艺术的阶级性，提倡无产阶级的革命文学艺术，要求文学艺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创作方法或者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这些基本特点的形成伴随着一系列论争和混乱，鱼龙混杂，真假难辨，正统马克思主义批评及其理论逐渐传入中国本土的解放区和国统区。1942年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就是针对当时解放区和国统区左翼作家之间的论争和某些混乱思想而举行的。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正是拨乱反正的理论表述，也是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及其理论的中国形态的基本定型，大致上规定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主要特点：文学艺术的反映论本质论，文学艺术的人民性，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文学艺术的政治化（文艺从属于政治，为政治服务）。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雏形—毛泽东思想的文学批评。这种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一直延续到新中国建立以后，在一系列批判运动之中得到强化和传播。批判电影《武训传》、《清宫秘史》，使得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渗透到文学批评理论之中；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和胡适唯心主义思想使得文学批评的政治化倾向更加浓烈；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使得唯物主义反映论以及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在文艺政治化过程中成为主流意识形态；批判人性、人道主义，批判“现实主义广阔论”、“中间人物论”、“黑八论”等等，把文艺的人民性、阶级性、党性和政治化逐步推向极端，直到“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把毛泽东思想文学批评的政治化倾向推向了最高点。毛泽东思想文学批评及其理论，虽然曾经起到了极大的拨乱反正的历史作用，却没有从根本上摆脱俄苏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及其理论的某些负面影响，没有做到正本清源，回归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根本。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文学艺术花园已经是百花凋零，文学批评已经沦为“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工具和武器。20世纪70年代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对“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做出了全盘否定的决议，以1979年10月30日第四次文代会为标志，逐步对前苏联“正统马克思主义批评”和新中国成立以来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化进行全面反思。以邓小平理论的“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精神，进入探索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新阶段。这一阶段主要是反对文学艺术的政治化倾向，不再提“文艺从属于政治”，“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方针，改为“文艺为社会主义服务”，“文艺为人民服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正确方针。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进行着正本清源的伟大事业，真正进入了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正轨，开始了真正建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康庄大道。
现在，我们可以根据毛泽东思想文学批评和邓小平理论文学批评的雏形和轮廓，构想一种能够正本清源，回到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它的哲学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唯物主义；它不仅仅是认识论，而是包括实践本体论、实践认识论、实践辩证法、实践价值论的整体。在实践唯物主义的哲学基础上，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理论形态主要是：艺术生产论、艺术掌握论、审美意识形态论、生活源泉论、艺术辩证法、艺术价值论。在实践唯物主义的哲学基础上，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实践形态主要是：“为人民服务和为社会主义服务”方向，“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方针，“艺术标准第一、政治标准第二”操作程序。
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毫无疑义应该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自己的哲学基础。但是，至今中国学术界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究竟包含哪些内容，仍然是没有达到共识，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而其中有一个非常流行的说法，那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或者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而马克思主义哲学之中根本就没有本体论。我国著名马克思主义美学家和文学理论批评家蔡仪就曾经在新时期解放思想、拨乱反正、正本清源10年以后大胆地宣称“马克思主义哲学根本就没有所谓本体论”，还说“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不止一次说明，他们的哲学就是认识论”［1］16。其实这个说法的根源来自前苏联“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在初版于1939年，罗森塔尔、尤金编写的《简明哲学词典》中，本体论就被排除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外，拱手让给了资产阶级哲学。“本体论（古希腊文—关于存在物的学说）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哲学中的一个名词，是指和认识论（关于认识的学说）不同的一种关于存在、关于存在物的学说。资产阶级哲学的特征就是把存在学说与认识学说对立起来，企图创立一种在存在、在思维形式所反映的客观实在之外，并且不以存在、客观实在为转移的思维形式的学说。‘本体论’这一名词的创造者克利斯提安?伏尔夫（1679—1754）就已经把存在学说和认识学说分割开了。往后在资产阶级哲学的发展过程中，本体论与认识论之间的这种区别变成了对立，滋长出各种怀疑论和不可知论的哲学派别，并在唯心主义的形式逻辑中开创了对范畴和形式的传统看法。”［2］105这种说法明显地是不符合历史发展进程实际的，是苏联正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偏见。它鼓吹哲学体系中的本体论与认识论的统一，实质上就是用认识论遮蔽或吞没了本体论。实际上，任何一种哲学不可能没有本体论这种关于存在的本原和方式的学说。马克思主义哲学，被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之中称为实践唯物主义，当然它的本体论就理所当然地是实践本体论。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统一性和整体性应该是“实践”这种以物质生产为中心包括物质生产、精神生产、话语生产的根基。对此笔者曾经在《必须澄清美学的哲学基础》之中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论证，不再赘述［3］。 我们认为，虽然马克思主义哲学可以被称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但是，由于苏联正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曾经对这个称谓进行了错误的诠释，把历史唯物主义当做是辩证唯物主义应用于人类社会和历史的产物，从而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拆分为两个部分。这种影响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大众化、通俗化的过程中曾经产生了一些观念上的混乱。实质上，不仅马克思、恩格斯本人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自称为“实践唯物主义者”，而且，“生活、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论的首先的和基本的观点”［4］269，因此，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指称为实践唯物主义，应该是顺理成章、名正言顺、提纲挈领、切中肯綮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当然也不像苏联正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所说的，没有本体论，只有认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包含着实践本体论、实践认识论、实践辩证法、实践价值论的完整整体。
实践本体论是一种以自然本体论为不言而喻的前提的社会本体论，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及其社会的存在本原和存在方式的哲学学问。它认为，人类和人类社会的存在本原就是以物质生产为中心的包括物质生产、精神生产、话语生产的整个社会实践，社会生活本质上是实践的，社会存在决定着社会意识。人们的存在方式在社会实践过程中分成为不同的阶层、阶级、群体。人类社会的存在依赖于经济基础，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存在着相应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在社会实践的历史过程中，社会存在的形态主要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必将发展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实践本体论也就是历史唯物主义或唯物史观。这样的实践本体论决定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理论形态的艺术生产论和审美意识形态论。换句话说，在实践唯物主义本体论的立场、观点来看，文学艺术的存在本原只能是社会实践以及实践之中的生活源泉和作家艺术家的审美意识的统一，因此文学艺术本身就是一种特殊的物质生产—话语生产—精神生产，文学艺术的创作及其作品的存在方式则是社会实践所决定的意识形态，而且是一种区别于科学、宗教、道德、法律等其他意识形态的“审美意识形态”。
正如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所说：“人的社会实践，不限于生产活动一种形式，还有许多其他的形式，阶级斗争，政治生活，科学和艺术的活动，总之社会实际生活的一切领域都是社会的人所参加的。”［4］260如果看不到实践和实践本体论对于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决定作用，就会漠视文学本体论而只关注文学认识论。没有本体论的文学批评理论就必定没有文学本体论。也许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开始于20世纪初期和中期，当时整个世界的哲学思潮正是“拒斥形而上学”的高潮时期，所以把本体论也一同反掉了，也就是认为所谓本体论就是一种形而上学，是应该摒弃的；同时实践唯物主义的历史文献，如《德意志意识形态》《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等都还刚刚发表，没有得到很好的研究，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并没有对这些文献进行专门研读；而且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哲学面临的挑战主要是唯心主义认识论，如马赫主义、经验批判主义、贝克莱感觉主义和主观唯心主义之类的认识论，这些主要反映在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等著作中。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学批评理论主要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出发，甚至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就是可以理解的了。不过，尽管如此，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却不能够缺失实践本体论的哲学基础。正如历史事实已经昭示的，没有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本体论，也就同时没有了马克思主义的艺术生产论和审美意识形态论。应该说，经过了对于苏联正统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理论的反思，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重新发掘出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艺术生产论和审美意识形态论，如本雅明、阿尔都塞、戈德曼等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艺术生产论和审美意识形态论进行了合乎欧洲文学艺术情势状况的研究和阐发。这对于我们建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是一个重要的启迪。
实践认识论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认识的根源、过程和掌握真理的哲学学问。它认为，人类认识的根源在于人类的社会实践，人类的认识是一个“实践—认识—实践”的不断反复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类的认识不断深化，由感性认识经过知性认识深化为理性认识，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样的实践认识论决定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理论形态的艺术掌握论，它认为，艺术是一种不同于科学和理论的掌握世界的方式，或者“实践—精神的”掌握世界的方式。换句话说，文学艺术是以实践（物质生产、话语生产、精神生产）为前提，并包含着实践要素的认识活动；或者说，文学艺术是一种实践性的认识，认识性的实践。尽管宗教也是一种类似的“实践—精神的”掌握世界的方式，但是文学艺术是现实性的，而宗教则是虚幻性的。
尽管列宁和毛泽东都十分重视实践，把实践作为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首要的、第一原理，但是，由于实践本体论的缺失，实践认识论也就不能产生。因此，列宁主义的认识论被命名为“能动反映论”，运用到文学批评之中就是列宁的“镜子说”，即“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镜子说”和“反映论”的文学批评理论当然是正确的，是从认识论的角度对文学艺术的本质所作的界定。然而，它忽略了人类社会实践在人类认识形成过程中的“建构”功能，从而把认识仅仅视为一种精神的或者理论的活动，没有看到认识形成过程中的实践活动的前提和构成的功能。这样一来，对于马克思关于艺术掌握论之中的“实践—精神的”掌握方式的理解就产生了偏差，把艺术掌握世界的方式与“实践—精神的”掌握世界的方式并列起来，形成了所谓的“四种掌握世界方式的理论”，并且在重新翻译马克思的相关著作时，把“实践—精神的”中的“—”这个重要的连接符号给取消了，于是文学艺术在这样的语境中就变成了单纯的认识活动，它的实践前提、实践要素、实践过程就被忽略了或者被遮蔽了。这样的忽视或者遮蔽，是必然产生的，就连匈牙利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美学家、文论家、批评家卢卡奇这样的大师级人物也在所难免。因此，卢卡奇的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的许多方面就被认识论美学和文论所限制住了，从而产生了一系列的批评偏见，比如对于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认识功能的强调而否定现代主义文学艺术的表现主观世界的作用，把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认识论化，在文学艺术本质论上的认识论规定，等等。正因为如此，在20世纪50年代前后的欧美和20世纪80年代前后的中国大陆也就必然地产生了一种由认识论美学观和文学观向本体论美学观和文学观的转型，艺术生产论和审美意识形态论重新引起关注，文学艺术的主体性在中国大陆引起一场争论，从而把文学艺术本质论从认识论的单一模式中解放出来，注入了一种多元化、多层累、开放性的文学艺术观。这样才可能回到马克思，回到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论关于文学艺术的多层次、多层累、开放性的本质论规定之上。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必须回到马克思主义实践唯物主义的这种多层次、多层累、开放性的完整哲学基础之上，才可能真正揭示出文学艺术的本质和本质特征。 实践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自然、社会、思维的变化发展和相互依存、相互转化、对立统一的哲学学问。它认为，自然、社会、思维都不是一成不变的、静止的，而是在社会实践中变化发展的、动态的，自然、社会、思维及其各种组成要素也不是孤立，互不相干的，而是在社会实践中相互依存、相辅相成、对立统一，并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的。这样的实践辩证法决定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理论形态的艺术辩证法。它认为，文学艺术是在社会实践中不断发展变化的，文学艺术的主体与客体、创作与生活、内容与形式、创作与接受、思想性与艺术性等等组成要素是在社会实践中相互依存、相辅相成、对立统一，并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的。
实践价值论是马克思主义关于自然和社会的对象对人类的需要的关系的哲学学问。它认为，自然和社会的对象在社会实践中与人类的不同需要必然发生各种不同的关系。它们与人的实用需要发生实用关系，而形成实用价值，即利；它们与人的认知需要发生认知关系，而形成认知价值，即真；它们与人的审美需要发生审美关系，而形成审美价值，即美；它们与人的伦理需要发生伦理关系，而形成伦理价值，即善；它们还可能与人的信仰需要发生非现实的宗教关系，而形成宗教价值，即圣。这样的实践价值论决定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理论形态的艺术价值论。它认为，文学艺术是在社会实践中人对现实的审美关系的表现，文学艺术是“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的审美价值活动，文学艺术实质上应该是一种真善美相统一的价值创造活动。
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唯物主义，不仅要认识世界，根本的是要改造世界。因此，它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哲学体系，它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指导包括审美实践和艺术实践在内的一切社会实践，从而形成了完整的实践形态，即实践的策略系统。这样的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策略系统决定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实践形态。它规定着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具体实施的路线、方针、政策，即“为人民服务和为社会主义服务”方向，“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方针，“艺术标准第一、政治标准第二”操作程序。 这种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理论形态，是经过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化历史进程的艰难曲折的发展，经历了成功和挫折、经验和教训的双重历史考验，是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当代文学艺术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繁荣发展中国当代文学艺术的方针政策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