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嗅着纸墨的味道穿过厅堂，一位儒雅的老人正在案台前铺纸、研墨。老人的书房四面书架，墙上、地下全是书法作品，沙发上是满纸未干的墨迹。古色古香的书房对于习惯了现代化办公的人们来说，少了几分浮躁，多了几分沉淀的文化禅意。
一天，田家英让王文祥去东西琉璃厂买些书法碑拓和书帖，然后等待毛主席从外地回来时给送过去。王文祥心里很激动，跑遍北京大小书店，买了一大摞书法碑拓和书帖，与田家英一起去了毛主席的办公室。田家英人未到声先到：“主席啊，您要的字帖都找来了，我还给您带来一个小书童，南开大学高材生，他书法写得挺好啊！”这时主席正安静地坐在沙发上一边看书一边思考。
王文祥至今仍清楚地记得见到毛主席的每个场景和细节，“毛主席看到我们进来，就往前欠了欠身。主席的目光很犀利，眼里有种威严。他伸出他的大手，一边与我握着手，一边操着浓重的湖南口音问我话。毛主席说话的节奏很缓慢，声音很悠扬。”在向记者讲述这段故事时，王文祥神采飞扬，不自觉地加入了肢体动作，对毛主席问话时的表情、动作甚至毛主席的湖南话都模仿得惟妙惟肖。
毛主席问王文祥：“你叫什么名字啊？”
王文祥答道：“我叫王文祥。”
毛主席一边用手比划着，一边说：“三横王？文化的文？吉祥的祥？”
王文祥连忙称“是”，手激动得有些发抖。
毛主席似乎看出他很紧张，就打趣地说：“你的名字很好，搞文化一定吉祥。”
主席的这番话立即释解了王文祥的紧张情绪，说得田家英和王文祥都忍不住笑了。
田家英接着说：“小王书法写得挺好。”主席打量了一下王文祥，说：“你书法是学颜体？柳体？还是什么体？”王文祥回答：“我什么体都学，特别喜欢您老人家的书法。”主席笑着说：“不要学我的，学歪了，要学大家的。把字写规矩了，再写其他体。”王文祥对这段话印象特别深，这些话让他感受到了主席的宽容和大气。
这一面让王文祥终身难忘。他告诉记者，在走出主席办公室的一刹那，他激动得眼泪都掉下来了，每当回忆起这段经历时，他总是激动不已。
自此，“毛氏书童”成了他的另外一个名字，特别是在动荡时期，这个称号和这段经历一直鼓励着他成长、坚持，在和平年代也犹如一盏温暖的灯，照耀着他前进。
中南海秀才
正是在王文祥作为毛主席书童的这段日子里，他和胡乔木同志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而他们也是因为图书结缘的。
胡乔木时任毛主席的秘书，经常到各地出差，出差的同时也不忘买些珍贵的书籍给毛主席带回来。很多世界名画和很难找到的珍贵书籍都是胡乔木自费购买，空运回后楼的。胡乔木经常与王文祥一起在图书室工作。
王文祥回忆，胡乔木是很勤奋的一个人，在中南海周日起的最早的就是他。他总是一个人在图书馆静静地看书，有时来得比王文祥还要早，经他们二人之手整理的图书室总是很有条理，需要的、缺少的各种书目都会随时补充进来。众所周知，胡乔木是党内的“大秀才”，学识渊博，他写的众多诗词都曾是经王文祥之手先誉清后再送给毛主席审阅。比如，1965年第一期《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发表的胡乔木的古体诗词，就是经过毛主席的审阅和王文祥的誉清才刊登出来的。
文革期间，王文祥被打成“某某亲信”和“某某余党”在五七学校劳动改造10年。在这艰苦的10年中，唯一支撑王文祥的是“刚如壮士舞剑，柔若美女曼舞”的书法。回忆这段艰苦的日子，王文祥笑称：“看管我的人逼我写‘检查’，我就当成练习书法了。我给那些人唱《三岔口》，以此来缓解紧张气氛，那些人也就不怎么为难我了。书法在那个时候就是能帮我稀释苦难的忠实伙伴。”
文革后期，王文祥抱着巨大的勇气决定为真实的历史振臂一呼。他上书党中央，写了《中办冤案何其多》《中办五七学校怎样迫害革命老干部》等文章，为杨尚昆等领导同志呼吁平反。杨尚昆因此对王文祥大加称赞：“你这个中南海秀才，会写文章，你的文章为清算‘四人帮’罪行提供了炮弹，你为党立了一功！”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王文祥先后在人民大会堂、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全国人大常委会、中央统战部工作。在这期间，王文祥发表了很多实用性的著作：《经济特区》《台湾手册》《港澳手册》《香港澳门百科大典》《沿海开放城市和经济特区手册》《对外承包工程劳务合作》等，共出版图书1200多万字，编审图书200多本。
王文祥说：“每一本书的发表都是一部历史，那时很多人都不懂，接受不了外来的经济和文化。比如我写的对外劳务输出的书就辗转很多次才得以刊发。”
教育为重
王文祥的生活一直与书法紧密相连。他现任中国书画家联合会执行主席兼秘书长、世界书画艺术家联合会主席、世界收藏家协会副主席兼中国总会会长等。书法作品多次作为国礼赠给美国前总统老布什、克林顿，朝鲜领导人金正日，泰国前总理差信、颂差等，并被许多世界著名收藏馆加以收藏。
退休后王老仍然一直勤于练习书法，每日工作十五六个小时，写出了《十体毛泽东诗词》。据了解，一人写出10种书体，并用甲骨文写出《毛泽东诗词六十首》，这在书法史上还属首次。
王老还致力于书法理论的研读，他强调楷书是学习书法的基础，“行草书圣毛主席的字也是从楷书学起的”。“现在我心里只有一事不安，就是子孙后代的书法教育。如今有很多书法家太过浮华，擅于炒作，没有责任心甚至以丑陋病怪为荣，对真正热爱书法艺术的人造成了严重的影响，损坏了祖宗留下来的文化财富。”
王文祥忧虑的原因有二：其一，书法已经从中小学的课堂上淡出；其二，“以职论价”“送礼买官”等不正之风时有发生，改变了社会风气，使人们不再潜心钻研学问、研究书艺。更有一些缺少社会责任心和基本功、胡勾滥抹到处招摇的“名家”误人子弟。
在王文祥的心里，教育是一项任重道远的事，值得社会上的所有人来维护它的纯净和稳定。
即将离开的时候，王文祥泼墨挥毫写下墨宝作为对《记者观察》及记者的支持和鼓励。这个与伟大领袖毛主席有深厚渊源的老人，仿佛依旧是那个在中南海后楼图书馆中的青年，温文儒雅中是认真且坚持。
一天，田家英让王文祥去东西琉璃厂买些书法碑拓和书帖，然后等待毛主席从外地回来时给送过去。王文祥心里很激动，跑遍北京大小书店，买了一大摞书法碑拓和书帖，与田家英一起去了毛主席的办公室。田家英人未到声先到：“主席啊，您要的字帖都找来了，我还给您带来一个小书童，南开大学高材生，他书法写得挺好啊！”这时主席正安静地坐在沙发上一边看书一边思考。
王文祥至今仍清楚地记得见到毛主席的每个场景和细节，“毛主席看到我们进来，就往前欠了欠身。主席的目光很犀利，眼里有种威严。他伸出他的大手，一边与我握着手，一边操着浓重的湖南口音问我话。毛主席说话的节奏很缓慢，声音很悠扬。”在向记者讲述这段故事时，王文祥神采飞扬，不自觉地加入了肢体动作，对毛主席问话时的表情、动作甚至毛主席的湖南话都模仿得惟妙惟肖。
毛主席问王文祥：“你叫什么名字啊？”
王文祥答道：“我叫王文祥。”
毛主席一边用手比划着，一边说：“三横王？文化的文？吉祥的祥？”
王文祥连忙称“是”，手激动得有些发抖。
毛主席似乎看出他很紧张，就打趣地说：“你的名字很好，搞文化一定吉祥。”
主席的这番话立即释解了王文祥的紧张情绪，说得田家英和王文祥都忍不住笑了。
田家英接着说：“小王书法写得挺好。”主席打量了一下王文祥，说：“你书法是学颜体？柳体？还是什么体？”王文祥回答：“我什么体都学，特别喜欢您老人家的书法。”主席笑着说：“不要学我的，学歪了，要学大家的。把字写规矩了，再写其他体。”王文祥对这段话印象特别深，这些话让他感受到了主席的宽容和大气。
这一面让王文祥终身难忘。他告诉记者，在走出主席办公室的一刹那，他激动得眼泪都掉下来了，每当回忆起这段经历时，他总是激动不已。
自此，“毛氏书童”成了他的另外一个名字，特别是在动荡时期，这个称号和这段经历一直鼓励着他成长、坚持，在和平年代也犹如一盏温暖的灯，照耀着他前进。
中南海秀才
正是在王文祥作为毛主席书童的这段日子里，他和胡乔木同志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而他们也是因为图书结缘的。
胡乔木时任毛主席的秘书，经常到各地出差，出差的同时也不忘买些珍贵的书籍给毛主席带回来。很多世界名画和很难找到的珍贵书籍都是胡乔木自费购买，空运回后楼的。胡乔木经常与王文祥一起在图书室工作。
王文祥回忆，胡乔木是很勤奋的一个人，在中南海周日起的最早的就是他。他总是一个人在图书馆静静地看书，有时来得比王文祥还要早，经他们二人之手整理的图书室总是很有条理，需要的、缺少的各种书目都会随时补充进来。众所周知，胡乔木是党内的“大秀才”，学识渊博，他写的众多诗词都曾是经王文祥之手先誉清后再送给毛主席审阅。比如，1965年第一期《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发表的胡乔木的古体诗词，就是经过毛主席的审阅和王文祥的誉清才刊登出来的。
文革期间，王文祥被打成“某某亲信”和“某某余党”在五七学校劳动改造10年。在这艰苦的10年中，唯一支撑王文祥的是“刚如壮士舞剑，柔若美女曼舞”的书法。回忆这段艰苦的日子，王文祥笑称：“看管我的人逼我写‘检查’，我就当成练习书法了。我给那些人唱《三岔口》，以此来缓解紧张气氛，那些人也就不怎么为难我了。书法在那个时候就是能帮我稀释苦难的忠实伙伴。”
文革后期，王文祥抱着巨大的勇气决定为真实的历史振臂一呼。他上书党中央，写了《中办冤案何其多》《中办五七学校怎样迫害革命老干部》等文章，为杨尚昆等领导同志呼吁平反。杨尚昆因此对王文祥大加称赞：“你这个中南海秀才，会写文章，你的文章为清算‘四人帮’罪行提供了炮弹，你为党立了一功！”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王文祥先后在人民大会堂、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全国人大常委会、中央统战部工作。在这期间，王文祥发表了很多实用性的著作：《经济特区》《台湾手册》《港澳手册》《香港澳门百科大典》《沿海开放城市和经济特区手册》《对外承包工程劳务合作》等，共出版图书1200多万字，编审图书200多本。
王文祥说：“每一本书的发表都是一部历史，那时很多人都不懂，接受不了外来的经济和文化。比如我写的对外劳务输出的书就辗转很多次才得以刊发。”
教育为重
王文祥的生活一直与书法紧密相连。他现任中国书画家联合会执行主席兼秘书长、世界书画艺术家联合会主席、世界收藏家协会副主席兼中国总会会长等。书法作品多次作为国礼赠给美国前总统老布什、克林顿，朝鲜领导人金正日，泰国前总理差信、颂差等，并被许多世界著名收藏馆加以收藏。
退休后王老仍然一直勤于练习书法，每日工作十五六个小时，写出了《十体毛泽东诗词》。据了解，一人写出10种书体，并用甲骨文写出《毛泽东诗词六十首》，这在书法史上还属首次。
王老还致力于书法理论的研读，他强调楷书是学习书法的基础，“行草书圣毛主席的字也是从楷书学起的”。“现在我心里只有一事不安，就是子孙后代的书法教育。如今有很多书法家太过浮华，擅于炒作，没有责任心甚至以丑陋病怪为荣，对真正热爱书法艺术的人造成了严重的影响，损坏了祖宗留下来的文化财富。”
王文祥忧虑的原因有二：其一，书法已经从中小学的课堂上淡出；其二，“以职论价”“送礼买官”等不正之风时有发生，改变了社会风气，使人们不再潜心钻研学问、研究书艺。更有一些缺少社会责任心和基本功、胡勾滥抹到处招摇的“名家”误人子弟。
在王文祥的心里，教育是一项任重道远的事，值得社会上的所有人来维护它的纯净和稳定。
即将离开的时候，王文祥泼墨挥毫写下墨宝作为对《记者观察》及记者的支持和鼓励。这个与伟大领袖毛主席有深厚渊源的老人，仿佛依旧是那个在中南海后楼图书馆中的青年，温文儒雅中是认真且坚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