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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5月下旬上海解放后，在半年多的时间里，曾经历了四次物价上涨风波，一次比一次猛烈，对上海民生以及经济恢复与建设，乃至对全国的物价稳定都产生了严重影响。然而，掌握政权不久的新中国政府，以国计民生为本，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便基本降服了自国民党统治以来愈演愈烈的恶性通货膨胀，经受住了历史性考验。六十年过去了，重温这一段历史，依然能感受到当年经济领域中那惊心动魄的气息。
位于南京东路南侧汉口路上的上海证券交易所大楼，是银元投机的大本营。当时大楼内已有2000多部自动内线电话，还专设有对外的直线电话，每天数千人聚集在那里，公开进行银元投机。1949年5月30日，银元每元尚折合人民币650元，6月4日猛涨至1100元。银元价格的波动，直接推动了物价全面上升，5月27日之后的十三天中，上海物价总水平竟上涨2.7倍以上。为此，《解放日报》发表社论《扰乱金融操纵银元的投机者赶快觉悟》，对银元投机者发出严厉的警告，银元价格一度回落。然而两三天后，银元投机者又大肆活跃起来，6月8日晚，银元价格已涨到2000元以上。除上海证券交易所是半公开的银元投机场所外，更多的银元小贩则散布在大街小巷，据估计到6月8日晚已达4万多人，叮叮咚咚的银元敲击声不绝于耳。猖獗的银元投机严重影响着各种交易的正常进行，人民币应有的唯一合法通货地位受到挑战。
从全国范围来看，稳定金融物价，是当时已经解放了的各大中城市社会经济生活中最突出的问题。上海是全国的经济和金融中心，稳定上海，恢复上海的经济，对全国经济和人民生活的安定有举足轻重的影响。6月4日和5日，华东财经委员会、上海市委先后向中央发电，汇报上海的严峻态势，并决定采取严厉打击银元投机的行动，获得批准。10日上午9点，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派遣公安部队一个营，迅速包围了上海证券交易所大楼，一千多人被堵在里面。投机分子猝不及防，仓皇之中甚至把金条金砖塞进沙发里、抽水马桶水箱里、天花板夹层内等。经过军管会派公安部队逐个房间排查和清点，共搜缴1800多两金条，逮捕为首的20多个投机操纵者以及100多个主要投机分子。同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司令部颁布《华东区金银管理暂行办法》，严禁金银计价行使流通与私相买卖，市民有储存者，须向中国人民银行按牌价兑换人民币。之后，为了稳定人民币的币值和保障人民生活的安定，由中国银行举办折实储蓄存款，市民不必再用购买银元的方式来保存币值。
经过此次金融秩序的初步整顿，困扰上海市民多年的货币投机活动基本匿迹，人民币作为唯一合法通货的地位得以初步确立，整个物价也获得了短时期的稳定。平定上海解放后的第一次物价风波，也被称为“银元之战”，为以后上海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创造了良好开端。
第二次物价风波
上海解放初期的市场物价状况，是多种因素交汇折中的结果。“银元之战”虽然取得了胜利，但是导致物价波动的基本因素并未消除，经过两周左右的稳定后，上海再次出现物价涨风。不同的是，这一次不法奸商投机的对象不是银元，而是转向了粮、棉等与人民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商品。
由于长期的战争破坏以及国民党溃退时的抢劫，上海解放时各种商品物资严重缺乏。据统计，上海被接管时，所存食米只够全市半月消费，煤只够一周消费，私营纱厂的存棉只够维持一个月的生产，其他各种生产原料和消费资料，存底也都非常有限。与此同时，上海港口受到美、蒋勾结下的军事和经济封锁，进出口严重受阻；城乡物资交流未畅，生活资料与生产资料运不进来，国内外贸易几乎断绝。在物资极为匮乏的情况下，纱布、粮食等转而成为投机商的主要投机对象。从6月23日至7月21日的近一个月内，纱价由32.5万元上涨到61.5万元，上升89%；粮价上涨得更凶猛，从6月23日至7月16日，米价由每石1.17万元涨到5.9万元，上涨了404%。其他各种主要商品的7月份平均价，比6月上升50%～200%。上海的情况非常严重，人民普遍担心经济状况进一步恶化乃至物价全面失控，各地财经工作人员也感到形势严峻，要求迅速采取有效措施。
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的邓小平回到北平后，谈到上海正面临着“煤粮两荒”的严峻局面，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刚刚走马上任的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陈云认为，上海仍然是全国最大的经济金融中心，上海物价若剧烈跳跃，其他地区绝不可能保持平稳，因而主张以全国可能的力量支持上海。7月27日，陈云受中央委托，在上海主持召开各解放区负责人参加的财政经济会议。他主张，从东北、华中、华东三个地区调粮到上海，并计划次年在常州、嘉兴一带集中6亿-8亿斤大米，随时应付上海之需；如果遇到严重水灾，则打算以东北的粮食为后盾。另外，陈云还致电中共中央华中局第一书记兼华中军区司令员林彪、华中局第三书记兼华中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邓子恢，为了使上海8、9月份的米价稳定，渡过秋季财政金融难关，打算由东北、华中全力运集大米应付上海，要求8月底运到5000吨，9月15日以前运到5000吨，9月底以前再运到1万吨。
在中财委的直接主持下，统筹调拨全国物资，华北、东北、华中等地的粮食、棉花、煤炭即所谓“二白一黑”陆续运到上海。华东局也相继采取各种管理市场物价的新措施，如制订各种交易规则，对几种主要商品禁止场外交易，统一交易时间，规定现款当日交割，禁止栈单买卖，禁止兼做业务生意，实行议价等，以限制私商的投機活动。同时，国营贸易单位根据市场情况，将其他各解放区援助的物资进行抛售，大米抛售量逐步增加，由占市场成交总量的5%上升到55%以上，价格均低于市价。为了保证职工和广大市民生活不受影响，在大量抛售物资、稳定市场物价的同时，还以机关、工厂、学校等为单位，低价配售粮食及其他日用生活必需品。在这些措施下，从7月下旬开始，物价涨势逐步缓和，上海解放后的第二次物价风波得以平息。
第三次物价风波
7月物价风波之后，政府加强对市场的管理和大量抛售物资，8、9两个月上海物价相对平稳。但与此相反，全国其他主要城市的物价却在普遍上涨，如杭州、济南、汉口等地的纱布价格上升较快，无锡、松江、嘉兴等地的米价也持续上涨，上海的物价处于盆地状态。这种态势必然导致大量游资向上海集中，迫使上海物价迅速上涨。9月中下旬，华北地区掀起物价波动，迅速引发了上海物价的第三次涨风。
正当此时，人民解放军迅速南进，福州、广州先后解放，交通、电讯次第恢复，当时的私营工商业不约而同地集中其全部资力投入市场，进行投机，利用全国电讯畅通的条件，掌握各大城市行情消息，遥相呼应，连成一气，汇合成为冲击市场物价的巨大力量。因而，这次涨风不仅是上海解放后涨势最猛、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一次，也是一次以上海为中心的全国性物价涨风。
为对付这次物价涨风，经过紧张协调与准备，上海国营贸易单位每天向市场抛售棉纱700多件，棉布7000多匹，食糖5000包左右。自10月中旬开始，一个月抛售棉纱达2万件，棉布达30万匹。大米的抛售量更大，11月7日这一天共抛售911万斤，相当于平时市场成交量的10倍以上。然而，如此大量的物资抛售，仍制止不住物价的继续上升，以11月16日为例，国营公司虽然以每石7.5万元至8万元的平价抛售大米750万斤，而私营米店零售价，每石仍在14万元至16万元高峰。
华东局在分析这次物价上涨风的原因时，认为虽有故意投机的成分，但基本原因是金融性的，如不急谋全国统一对策，其趋势将比6、7月更严重。在向中央并中财委报告中指出，虽然依靠不断抛出物资拖住物价，但这次涨风是全国性的，各地对平稳物价未能统一，此起彼伏，互相影响，并给投机者造成喘息机会。因此，仅上海单独作战已不能解决问题，迫切需要在全国范围内作统一部署。
11月1日和5日，中财委连续召开会议，认为选择行动的时机非常重要。尽管当时国家掌控的粮食有50亿斤，国营中纺公司掌握的棉纱和棉布大约占全国产量的一半左右，有如此之实力，足以削弱涨风。然而，如果抛售的时机不成熟或方式不适当，特别是在物价仍在猛涨时候抛售，则可能适得其反，促使大量游资涌入上海抢购。通过对市场上商品和货币的流通情况的分析，预计物价综合指数要比7月底上升2-2.2倍，才能使两者大体平衡。11月中旬，物价已涨2倍，涨势也渐趋稳定。陈云认为时机已到，立即发布包括通过收缩银根、调运粮棉、抛售物资等十二条指令，要求贸易公司、银行与财经委三方面协同作战，统一行动。各地遵照陈云指示，将粮食、纱布、煤炭等主要物资调运集中于指定地点，在11月25日这一天，全国各主要城市一齐大量抛售，连续抛售十天，同时加强金融管理与市场管理，对主要的投机者加以惩处。
当时，投机商对物价波动和通货膨胀程度估计过于乐观，普遍举债买货，一些厂主甚至举债给工人发工资，也不肯卖货，利息重到每借1元，月息达2元。11月25日起物价稳中有降，出乎他们意料，于是急于抛货还债，结果越抛越贱，许多投机者不得已举新债以还旧债。此时物价虽跌，但银根仍然是紧的，利息仍然是高的，许多厂商周转不灵，陷于困境。11月26日起，上海及全国各地的物价开始疲落，持续了50天的物价涨风，终于获得全面制止。这场建国初期的经济战役，也被称作“米棉之战”，毛泽东将其比作经济战线上的“淮海战役”。此次物价的平定，为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和金融事业的发展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第四次物价涨风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宣告成立。然而，解放战争仍在局部进行，残破的经济处于恢复之中，可谓百废待兴。中财委主任陈云在第三次物价涨风时曾分析说，财政赤字大是造成物价上涨的根本原因。事实正是如此，主要是因为军政费用逐月增加，1949年国家财政赤字占全部支出的三分之二。当时财政支出主要依靠发行钞票。1949年11月底物价平稳时，货币发行总数近2万億元；12月增发1万亿元；1950年1月份已开出支票大约1.4万亿元，至19日实支近1万亿元。也就是说50天中，共增发钞票一倍多。截至1950年1月下旬，发行累计已达4.1万亿元，因而1950年物价上涨在预料之中。
1949年12月和1950年1月间，上海物价水平持续上涨，其中以粮食类和副食品类指数上涨幅度最大。此时上海存粮太少，是导致上海物价涨得快的主要原因。据统计1月下旬，上海贸易公司存粮仅剩9000万斤。陈云认为，解决上海粮食的应急办法，须先调用沪宁、沪杭两线公粮，同时抓紧华中、东北、西南向上海运粮，无论如何设法在旧历年关前后，力争上海粮食公司的存米达到4亿斤。以后必须保证在秋粮上市前，上海存粮除日常出售外，常囤量要维持在4亿斤。
由于预作部署，华中、东北、四川之米相继支援上海，使国营粮食公司能在市场上大量抛售供应。此外，还选择了100家米店，作为国营粮食公司的特约代销店，按国营公司零售价格直接发售，避免米价涨风的蔓延。
1950年2月6日，即春节前的十一天，美蒋飞机轰炸上海杨树浦发电厂，致使大部分工厂停业，直接导致市场物价又起新波动。但此时，国营粮食公司因各地支援的粮食陆续调集，实力充足，尽量供应多种食米，使得这次物价波动没有全面蔓延。2月春节休假后开市，投机私商仍抱着“红盘”看涨的心理，跃跃欲试。然而国营公司在粮食、纱布、食油等市场上仍然大力供应，春节后一周内，国营公司在市场上抛售的比重，食米占97.5%，面粉占100%，棉布占60.5%，除棉布因价格偏低，主动提高8%以外，其余价格维持原有水平，投机商的企图没能得逞。这次物价风波，由于国营公司实力充足，控制得宜，带有很大局部性，未形成全面涨风。这次物价波动，也就成为十余年来上海物价不断上涨的尾声。
第四次物价风波平息后，陈云强调迅速统一全国财经工作的重要性。1950年3月3日，以政务院名义发布了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十条决定，奠定了以集中统一为基础的财经管理体制的雏形。随后，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全党保证实现《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自4月份开始，全国财政状况开始好转，收支接近平衡，上海物价也由波动走向基本稳定。据统计，上海批发物价总指数从1949年6月的100，上涨到1950年2月的2097.9，在8个月的时间里上涨了约20倍，逐月平均增长率达50%以上。而从1950年3月开始，物价总趋势虽仍然是上涨的，但上涨幅度已逐步缩小。1950年物价指数逐月平均增长率已降至6.8%，1951年仅为1.4%，1952年逐月平均指数则下降了0.6%。从1953年后，每月的涨落幅度均在1%以下，全年逐月平均涨落率已趋零，上海物价进入全面稳定阶段。国民党统治时期延续了十多年的通货膨胀局面终于得以遏制。■
编辑：韩铁马
位于南京东路南侧汉口路上的上海证券交易所大楼，是银元投机的大本营。当时大楼内已有2000多部自动内线电话，还专设有对外的直线电话，每天数千人聚集在那里，公开进行银元投机。1949年5月30日，银元每元尚折合人民币650元，6月4日猛涨至1100元。银元价格的波动，直接推动了物价全面上升，5月27日之后的十三天中，上海物价总水平竟上涨2.7倍以上。为此，《解放日报》发表社论《扰乱金融操纵银元的投机者赶快觉悟》，对银元投机者发出严厉的警告，银元价格一度回落。然而两三天后，银元投机者又大肆活跃起来，6月8日晚，银元价格已涨到2000元以上。除上海证券交易所是半公开的银元投机场所外，更多的银元小贩则散布在大街小巷，据估计到6月8日晚已达4万多人，叮叮咚咚的银元敲击声不绝于耳。猖獗的银元投机严重影响着各种交易的正常进行，人民币应有的唯一合法通货地位受到挑战。
从全国范围来看，稳定金融物价，是当时已经解放了的各大中城市社会经济生活中最突出的问题。上海是全国的经济和金融中心，稳定上海，恢复上海的经济，对全国经济和人民生活的安定有举足轻重的影响。6月4日和5日，华东财经委员会、上海市委先后向中央发电，汇报上海的严峻态势，并决定采取严厉打击银元投机的行动，获得批准。10日上午9点，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派遣公安部队一个营，迅速包围了上海证券交易所大楼，一千多人被堵在里面。投机分子猝不及防，仓皇之中甚至把金条金砖塞进沙发里、抽水马桶水箱里、天花板夹层内等。经过军管会派公安部队逐个房间排查和清点，共搜缴1800多两金条，逮捕为首的20多个投机操纵者以及100多个主要投机分子。同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司令部颁布《华东区金银管理暂行办法》，严禁金银计价行使流通与私相买卖，市民有储存者，须向中国人民银行按牌价兑换人民币。之后，为了稳定人民币的币值和保障人民生活的安定，由中国银行举办折实储蓄存款，市民不必再用购买银元的方式来保存币值。
经过此次金融秩序的初步整顿，困扰上海市民多年的货币投机活动基本匿迹，人民币作为唯一合法通货的地位得以初步确立，整个物价也获得了短时期的稳定。平定上海解放后的第一次物价风波，也被称为“银元之战”，为以后上海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创造了良好开端。
第二次物价风波
上海解放初期的市场物价状况，是多种因素交汇折中的结果。“银元之战”虽然取得了胜利，但是导致物价波动的基本因素并未消除，经过两周左右的稳定后，上海再次出现物价涨风。不同的是，这一次不法奸商投机的对象不是银元，而是转向了粮、棉等与人民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商品。
由于长期的战争破坏以及国民党溃退时的抢劫，上海解放时各种商品物资严重缺乏。据统计，上海被接管时，所存食米只够全市半月消费，煤只够一周消费，私营纱厂的存棉只够维持一个月的生产，其他各种生产原料和消费资料，存底也都非常有限。与此同时，上海港口受到美、蒋勾结下的军事和经济封锁，进出口严重受阻；城乡物资交流未畅，生活资料与生产资料运不进来，国内外贸易几乎断绝。在物资极为匮乏的情况下，纱布、粮食等转而成为投机商的主要投机对象。从6月23日至7月21日的近一个月内，纱价由32.5万元上涨到61.5万元，上升89%；粮价上涨得更凶猛，从6月23日至7月16日，米价由每石1.17万元涨到5.9万元，上涨了404%。其他各种主要商品的7月份平均价，比6月上升50%～200%。上海的情况非常严重，人民普遍担心经济状况进一步恶化乃至物价全面失控，各地财经工作人员也感到形势严峻，要求迅速采取有效措施。
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的邓小平回到北平后，谈到上海正面临着“煤粮两荒”的严峻局面，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刚刚走马上任的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陈云认为，上海仍然是全国最大的经济金融中心，上海物价若剧烈跳跃，其他地区绝不可能保持平稳，因而主张以全国可能的力量支持上海。7月27日，陈云受中央委托，在上海主持召开各解放区负责人参加的财政经济会议。他主张，从东北、华中、华东三个地区调粮到上海，并计划次年在常州、嘉兴一带集中6亿-8亿斤大米，随时应付上海之需；如果遇到严重水灾，则打算以东北的粮食为后盾。另外，陈云还致电中共中央华中局第一书记兼华中军区司令员林彪、华中局第三书记兼华中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邓子恢，为了使上海8、9月份的米价稳定，渡过秋季财政金融难关，打算由东北、华中全力运集大米应付上海，要求8月底运到5000吨，9月15日以前运到5000吨，9月底以前再运到1万吨。
在中财委的直接主持下，统筹调拨全国物资，华北、东北、华中等地的粮食、棉花、煤炭即所谓“二白一黑”陆续运到上海。华东局也相继采取各种管理市场物价的新措施，如制订各种交易规则，对几种主要商品禁止场外交易，统一交易时间，规定现款当日交割，禁止栈单买卖，禁止兼做业务生意，实行议价等，以限制私商的投機活动。同时，国营贸易单位根据市场情况，将其他各解放区援助的物资进行抛售，大米抛售量逐步增加，由占市场成交总量的5%上升到55%以上，价格均低于市价。为了保证职工和广大市民生活不受影响，在大量抛售物资、稳定市场物价的同时，还以机关、工厂、学校等为单位，低价配售粮食及其他日用生活必需品。在这些措施下，从7月下旬开始，物价涨势逐步缓和，上海解放后的第二次物价风波得以平息。
第三次物价风波
7月物价风波之后，政府加强对市场的管理和大量抛售物资，8、9两个月上海物价相对平稳。但与此相反，全国其他主要城市的物价却在普遍上涨，如杭州、济南、汉口等地的纱布价格上升较快，无锡、松江、嘉兴等地的米价也持续上涨，上海的物价处于盆地状态。这种态势必然导致大量游资向上海集中，迫使上海物价迅速上涨。9月中下旬，华北地区掀起物价波动，迅速引发了上海物价的第三次涨风。
正当此时，人民解放军迅速南进，福州、广州先后解放，交通、电讯次第恢复，当时的私营工商业不约而同地集中其全部资力投入市场，进行投机，利用全国电讯畅通的条件，掌握各大城市行情消息，遥相呼应，连成一气，汇合成为冲击市场物价的巨大力量。因而，这次涨风不仅是上海解放后涨势最猛、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一次，也是一次以上海为中心的全国性物价涨风。
为对付这次物价涨风，经过紧张协调与准备，上海国营贸易单位每天向市场抛售棉纱700多件，棉布7000多匹，食糖5000包左右。自10月中旬开始，一个月抛售棉纱达2万件，棉布达30万匹。大米的抛售量更大，11月7日这一天共抛售911万斤，相当于平时市场成交量的10倍以上。然而，如此大量的物资抛售，仍制止不住物价的继续上升，以11月16日为例，国营公司虽然以每石7.5万元至8万元的平价抛售大米750万斤，而私营米店零售价，每石仍在14万元至16万元高峰。
华东局在分析这次物价上涨风的原因时，认为虽有故意投机的成分，但基本原因是金融性的，如不急谋全国统一对策，其趋势将比6、7月更严重。在向中央并中财委报告中指出，虽然依靠不断抛出物资拖住物价，但这次涨风是全国性的，各地对平稳物价未能统一，此起彼伏，互相影响，并给投机者造成喘息机会。因此，仅上海单独作战已不能解决问题，迫切需要在全国范围内作统一部署。
11月1日和5日，中财委连续召开会议，认为选择行动的时机非常重要。尽管当时国家掌控的粮食有50亿斤，国营中纺公司掌握的棉纱和棉布大约占全国产量的一半左右，有如此之实力，足以削弱涨风。然而，如果抛售的时机不成熟或方式不适当，特别是在物价仍在猛涨时候抛售，则可能适得其反，促使大量游资涌入上海抢购。通过对市场上商品和货币的流通情况的分析，预计物价综合指数要比7月底上升2-2.2倍，才能使两者大体平衡。11月中旬，物价已涨2倍，涨势也渐趋稳定。陈云认为时机已到，立即发布包括通过收缩银根、调运粮棉、抛售物资等十二条指令，要求贸易公司、银行与财经委三方面协同作战，统一行动。各地遵照陈云指示，将粮食、纱布、煤炭等主要物资调运集中于指定地点，在11月25日这一天，全国各主要城市一齐大量抛售，连续抛售十天，同时加强金融管理与市场管理，对主要的投机者加以惩处。
当时，投机商对物价波动和通货膨胀程度估计过于乐观，普遍举债买货，一些厂主甚至举债给工人发工资，也不肯卖货，利息重到每借1元，月息达2元。11月25日起物价稳中有降，出乎他们意料，于是急于抛货还债，结果越抛越贱，许多投机者不得已举新债以还旧债。此时物价虽跌，但银根仍然是紧的，利息仍然是高的，许多厂商周转不灵，陷于困境。11月26日起，上海及全国各地的物价开始疲落，持续了50天的物价涨风，终于获得全面制止。这场建国初期的经济战役，也被称作“米棉之战”，毛泽东将其比作经济战线上的“淮海战役”。此次物价的平定，为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和金融事业的发展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第四次物价涨风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宣告成立。然而，解放战争仍在局部进行，残破的经济处于恢复之中，可谓百废待兴。中财委主任陈云在第三次物价涨风时曾分析说，财政赤字大是造成物价上涨的根本原因。事实正是如此，主要是因为军政费用逐月增加，1949年国家财政赤字占全部支出的三分之二。当时财政支出主要依靠发行钞票。1949年11月底物价平稳时，货币发行总数近2万億元；12月增发1万亿元；1950年1月份已开出支票大约1.4万亿元，至19日实支近1万亿元。也就是说50天中，共增发钞票一倍多。截至1950年1月下旬，发行累计已达4.1万亿元，因而1950年物价上涨在预料之中。
1949年12月和1950年1月间，上海物价水平持续上涨，其中以粮食类和副食品类指数上涨幅度最大。此时上海存粮太少，是导致上海物价涨得快的主要原因。据统计1月下旬，上海贸易公司存粮仅剩9000万斤。陈云认为，解决上海粮食的应急办法，须先调用沪宁、沪杭两线公粮，同时抓紧华中、东北、西南向上海运粮，无论如何设法在旧历年关前后，力争上海粮食公司的存米达到4亿斤。以后必须保证在秋粮上市前，上海存粮除日常出售外，常囤量要维持在4亿斤。
由于预作部署，华中、东北、四川之米相继支援上海，使国营粮食公司能在市场上大量抛售供应。此外，还选择了100家米店，作为国营粮食公司的特约代销店，按国营公司零售价格直接发售，避免米价涨风的蔓延。
1950年2月6日，即春节前的十一天，美蒋飞机轰炸上海杨树浦发电厂，致使大部分工厂停业，直接导致市场物价又起新波动。但此时，国营粮食公司因各地支援的粮食陆续调集，实力充足，尽量供应多种食米，使得这次物价波动没有全面蔓延。2月春节休假后开市，投机私商仍抱着“红盘”看涨的心理，跃跃欲试。然而国营公司在粮食、纱布、食油等市场上仍然大力供应，春节后一周内，国营公司在市场上抛售的比重，食米占97.5%，面粉占100%，棉布占60.5%，除棉布因价格偏低，主动提高8%以外，其余价格维持原有水平，投机商的企图没能得逞。这次物价风波，由于国营公司实力充足，控制得宜，带有很大局部性，未形成全面涨风。这次物价波动，也就成为十余年来上海物价不断上涨的尾声。
第四次物价风波平息后，陈云强调迅速统一全国财经工作的重要性。1950年3月3日，以政务院名义发布了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十条决定，奠定了以集中统一为基础的财经管理体制的雏形。随后，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全党保证实现《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自4月份开始，全国财政状况开始好转，收支接近平衡，上海物价也由波动走向基本稳定。据统计，上海批发物价总指数从1949年6月的100，上涨到1950年2月的2097.9，在8个月的时间里上涨了约20倍，逐月平均增长率达50%以上。而从1950年3月开始，物价总趋势虽仍然是上涨的，但上涨幅度已逐步缩小。1950年物价指数逐月平均增长率已降至6.8%，1951年仅为1.4%，1952年逐月平均指数则下降了0.6%。从1953年后，每月的涨落幅度均在1%以下，全年逐月平均涨落率已趋零，上海物价进入全面稳定阶段。国民党统治时期延续了十多年的通货膨胀局面终于得以遏制。■
编辑：韩铁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