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人们多年后回忆起雾霾笼罩的日子，估计会对这种记忆报以微笑，处之淡然了。作为中国人，我们已经对雾霾习以为常。在这些年里，雾霾也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大范围讨论的热题——雾霾治理、生态危机，以及更大范围内对人类生存状态的担忧。然而，对雾霾这个令人忧心的话题，其焦点不仅局限于生活在如此环境里的每一个个体，更是牵涉到生态文明与科技的关系。
　　因此，如果谈到雾霾，我们便不能绕开一个论题，生态与科技这两者到底是处于怎样的对立与统一中。简单来讲，也正如外界所言，科技是一把双刃剑，其一侧象征着文明的进步与技术的革新，从而能够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而另一侧则是对自然的破坏与资源的无尽掠夺，使得回归自然变得越发困难。
　　站在历史的角度来看，从工业文明开始，对自然的破坏便逐渐显现。由于资源采集工具与思维的落后，人类无法对自然有一种更具象的保护，简陋、高消耗的生产方式在当时也是一种常态化的经济发展模式。让人欣慰的是，人类文明的进步逐渐使人意识到，资源是有限的，身边的自然可能一去不复返，而到了20世纪60年代，“信息化”的提出则为产业变革提供了新的技术支持，到这时，人类文明才敢于正视生态环境与技术发展的关系。
　　1972年，《增长的极限》一书作者德内拉·梅都斯就指出，如果资源消耗持续增长，那么地球的资源只够人类开采93年。而同样也是在上世纪70年代，《世界是平的》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的观点却与其不同，他在书中写道：“增长的极限在20世纪70年代被技术进步打破。”他认为，“我们比以前更聪明，我们的设备更有效率，平均到每个人的能源消耗量低了。”
　　两者的观点尽管不同，但是在40年后的今天，随着生产工具的进步，资源枯竭的危害与工业化的影响确实在日渐减弱，生态也能在新技术的进程中得以休养生息，甚至各国政府也已日趋理性，在全球化问题中能够有所克制。
　　然而，对发展中国家来说，环境问题依旧存在，并在走发达国家曾经走过的老路。某种程度上，雾霾仅是自然对人类错误行为进行“惩罚”的其中一个维度而已，除此之外，则涉及更多领域的环境危机，尤其是对当下的中国，水资源匮乏、森林草原的沙漠化、食品安全等问题已到了迫在眉睫需要治理的关口。
　　而在治理这些顽疾的时候，除了依靠政府监管、法治制约、企业自觉以外，科技创新的力量正被逐渐重视，其能够起到的作用也逐渐清晰，并且应对雾霾治理等相应环境问题时，倚靠科技已成为当下各界的共识。因而，科技创新正向引领的作用也日益显著。
　　以上海为例，在建设生态城市的过程中，则有着崇明生态岛的范例。其不仅被政府视为新城镇化建设的一个模板，也被联合国作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一个范例。
　　科技部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赵刚就表示，包括产业转型、经济结构调整、生态文明建设在内的决策都需要科技创新来支撑，同时也需要科技来解决长期存在的症结——如何使空气更清新、怎样让食品更安全、如何让城市更适宜人们的居住。而反过来，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当下，生态文明建设之路对科技创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总体来看，当科技与生态在21世纪逐渐交汇的背景之下，两者已紧紧地捆绑在一起，环境治理離不开科技创新，科技创新则为环境治理提供更多的选择，更高效的服务。进而也可以这么说，当科技在维护生态的前提之下造福人类，那么在过去百年里人类对自然环境所犯下的错误也许能够渐渐被弥补。
　　所以，当我们多年后回忆雾霾笼城的日子，会更多地报以善意。因为雾霾及其所创造的，不仅会让人类心怀更多对自然的眷恋与依赖，也使人类对环境的自觉随着科技的进步渐渐苏醒，意识到自然对我们有多重要，生态对我们有多宝贵。不过在当下，人们更多地会像电影《私人定制》里最后所表达的，对自然多一份悔恨与痛心：“阳光，我是来向你道歉的，虽然我们之间隔着厚厚的霾，但我还是想对你说，你是公平的，是我们犯了错，让自己陷进了深深的混沌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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