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我们是怎么过的呢？没有电视、电脑，没有收音机……记忆中，外界传来的声音，挂在一个黑匣子里，我们叫它“广播”。广播挂在墙角，有时候就着昏黄的电灯，有时候还点着煤油灯，我奶奶会说：“都别吭气儿，听广播！”时隔多年我还能依稀记得“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后来，广播里老是咔咔咔地发出巨大的摩擦声，噪音比广播里的说话声更大，我奶奶只得拽了广播线。
　　一天是那么漫长，我们等天黑，又在天黑时等天亮。每当我回忆童年，总是看到我们围着奶奶坐在火笼坑旁，即便是夏天，火笼坑被砖块填上了，我们依然围着它，坐出冬天烤火时的秩序来。
　　现在，我回想那时的时光，感到在那个年代，在那么漫长的童年里，如果没有奶奶，真是残酷得无望。那个满头银丝的老人，从清晨开始就指挥着我们，用她的威严和学识带领我们打发时光。
　　大清早起床，早饭后，奶奶给我和妹妹一人分一块破抹布，擦灰。门正对着小街，人来人往，也有大汽车从门前经过，腾起的灰尘，落在堂屋里的条案上，落在八仙桌和椅子上，旮旮旯旯，缝缝隙隙，每一点都必须擦得让奶奶满意，即便第二天还得擦，奶奶照旧检查得一丝不苟。
　　然后，奶奶泡上一盖碗茶，上午的课程就开始了。《三字经》《百家姓》《增广贤文》，奶奶反反复复地口述，我们反反复复地背诵。接下来是讲故事的时间，《三国演义》《聊斋》和《西游记》断断续续都讲完了，只剩下民间故事。待我长大后，才猜出那些民间故事，大部分并不是来自民间，而是我奶奶编的，她是一个优秀的会编书的说书人。
　　故事时间总是过得很快，我们不得不在大约上午9点钟的光景进入奶奶指定的“看街”时间。那是最难熬的一段时光，从上午9点得持续到差不多午饭前。
　　木门打开，我们将椅子挪到门旁边，盯着门外的街看。奶奶不许我和妹妹跨出门去，我们只得百无聊赖地坐着。“看街”这一项，尤其痛苦。街上走过街坊、卖菜的、赶鸭的……下雪时看雪，下雨时看雨……每天一样的门框外的风景，走过的都是一条街上的旧邻……日复一日，可是我奶奶看得兴致勃勃。每每门外头走过一个人，看见奶奶，打个招呼，说上几句家常，走过，我们继续看；又来一个人，搬个小凳子坐下，和奶奶诉苦，奶奶三言两语安慰一番，来人还了凳子，道了谢，走掉；我们继续看……奶奶说，不看街你们做啥子？打成一片？出去疯野？两个小女子，不安安静静地看街，出去猴踢马跳地野跑，哪儿来的家教？
　　这一番理论，我到现在都没懂。隐隐推测，奶奶那一双小脚，只能管得住门框里规规矩矩坐着的我们，却管不住放出门外飞跑的我们吧。所以她将“看街”修炼成了一种本事和一种战略，只要我们不疯跑出门，不磕破膝盖，到了爸爸妈妈晚上下班时还完好无恙，奶奶一天的任务就功德圆满了。
　　简单的午饭后，我们的活动内容是剥花生米，挑米里的谷粒和拣出霉坏的绿豆，偶尔也砸核桃、择豆芽……这些活动得根据晚饭的内容，或是下一天的生活由奶奶临时安排。然而，这些劳动也经不起做，不一会儿就完工了，我们只得再次进入“看街”项目。
　　石子铺就的街面，对门邻居家黑褐色的木板门和窗棂，房檐上几棵胖乎乎的瓦松，檐下残破的一张蜘蛛网，走过的人，偶尔路过的汽车，卖菜转来的农民，下河洗衣裳回转来的女人……在我们一再央求下，看街的项目却迟迟不结束，直看到暮色降临，天要黑下来时，奶奶才抿一口淡了的茶水，悠悠地说道：“那就再讲一个故事吧，再讲个什么呢？故事都讲空了，再有几箩筐，也给你们讲得空。”
　　“从前，有个财主，姓万……”
　　“姓万的讲过了，他请了个长工……”我和妹妹抗议道。
　　“我今儿说的这个财主，也姓万，但他没请长工……”接下来，奶奶信口胡编，我们每指出一点雷同，她便随机修改一次，直到修改出一个全新的故事。
　　自行车铃铛响起，我们雀跃起来，爸爸妈妈下班了。奶奶终于长舒了一口气，道：“又是一天。”于是，我们解放了。“看了一天街了，我们出去玩会儿吧。”得到妈妈的应允，我们急切地跨出门去，就像出笼的小鸟，朝着街东头大呼小叫地奔去……
　　多年后，蓦然回首，忽然发觉，在那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单调和枯燥里，有一种东西慢慢长出来，又有另一些悄然丢失了。成长的背景里，一个满头银丝的老人，那个曾让我们又爱又想挣脱的老人，俨然成了一尊活在我和妹妹心底的神。她仅有的学识和智慧，已经将她的慈祥、爱和禅意的静，发挥得淋漓尽致。只是我们浑然不觉，直到她的墓碑长出青苔，直到许多年后，当我也长成了一个大人，在漫长的黄昏，拿起抹布又放下，翻开书本又合上，打开电视又关上，惶惶然不知道该做点什么的时候，我想起了幼时那恒古不变的项目——看街。
　　那再不能看到的黑褐色的窗棂和胖乎乎的瓦松，那再也遇不到的卖菜的农人挑着菜筐蹒跚而行的身影和洗衣妇吃力地挎在身侧滴着水珠的竹篮子……如果我早些懂得看街的意义，我一定能早些看出趣味来。
　　发稿/赵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