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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从后殖民主义角度，利用萨义德“他者”概念和霍米·巴巴“第三空间”理论，解读《喜福会》中“他者”的身份重建问题，并指出小说中的女儿们既不是东方人也不是西方人，而是属于“第三空间”。
关键词：“他者” “第三空间” 身份重建
《喜福会》是美国著名华裔女作家谭恩美的第一部小说，主要描写了四位中国女性移居美国，以及她们各自在美国出生、成长的女儿们的生活经历。
在《喜福会》中，谭恩美抛出了一个重要主题——即第二代美籍华裔的身份困扰的问题。谭恩美通过对家庭生活场景的描述，展示了美国华人经历的变迁，强调了第二代美籍华裔与其前辈之间对美国生活的不同看法。她试图通过讲述中国母亲和她们各自在美国出生、成长的女儿之间的种种冲突来探索身份定位的问题。这种隔代冲突凸显了女儿们经历身份丢失，继而又重建身份的问题。女儿们重新构造了所谓的“第三空间”的身份，既不属于东方也不属于西方。
一 理论背景
东方主义一语出自美国的巴勒斯坦籍学者爱得华·萨义德的同名著作。所谓东方主义，是“一种以本体论和认识论的观点划分东西方关系的思维方式”，它旨在“对东方实行主宰，重新建构和行使权力”。西方的东方主义学家人为地在东西方之间建构了一种权力关系，东方和东方人被边缘化、被降低到一种劣等地位，即所谓的“西上东下”的权力关系。他们居高临下地以西方认识传统定义东方，鼓吹所谓的“中心文化”对“边缘文化”的主宰。西方文学作品中处处渗透着西方的文明与进步，东方的愚昧和落后。西方始终把中国放在“他者”或“异类”的位置上。这种东方主义学家描绘出来的所谓的“东方”不是真正的东方。实际上是一种文化霸权的体现，是其文化自我为中心的表现。
霍米·巴巴的“第三空间”理论着眼于主体形成过程中“自我”与“他者”之间相互依存、相互扭结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对它来说，杂合性的重要程度远高于差异性。在后殖民主义理论中，杂合性理论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概念。霍米·巴巴在其代表性著作《文化的定位》中具体阐述了杂合性（hybridity）、第三空间（the Third Space）这两个重要理论。“杂合化”指的是“不同种族、种群、意识形态、文化和语言互相混杂的过程”。而第三空间的产物就是一种文化杂合体。杂合体具有双重文化的特质。移民的少数族裔在本族文化和社会主流文化这两种文化中产生了矛盾性和双重性，对身份模糊感到困惑，对认同艰难感到痛苦。自我的本族文化完整性已不复存在，而又不被主流文化所接纳。两种文化在冲突中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形成了“第三空间”。这种“第三空间”不是两种对立文化之外的第三者，而是两种文化相互渗透的状态。在“第三空间”中，形成了多元结构下的新的产物，即新的身份认定。
二 作为“他者”的母亲
上世纪40年代，四位中国母亲来到美国寻求新的生活。不幸的是，在这片“充满希望的土地上”，这些母亲们发现她们失去了自我及价值。母亲们一踏上这片新大陆便受到了充满敌意的对待。小说第一部分序言就描述了一个生动的场景，这个场景的意象贯穿了整部小说。
“这位老太太至今记得，多年前，她在上海，曾傻乎乎地出了个大价钱，在菜市场上买下一只天鹅。这只给小贩吹得天花乱坠的家禽，曾是像丑小鸭般拼命伸着脖子，企图能成为一只真正的天鹅。而后来，它果真变得那么优雅、动人，简直舍不得宰了吃。”（3）
在这段中，这只美丽的天鹅和母亲漂洋过海，一直将它的脖子伸向美国。天鹅象征母亲在中国的经历及在美国的新生命，也暗示着中国移民在美国的遭遇。然而，当这位母亲刚一踏上美国的土地，美国移民局便强令她与天鹅分手。这不但切断了她和本土文化的纽带，也带给她无法治愈的创伤。“就好像有人撕裂了我的胳膊，没有给我缝上。”在这个童话故事的外表下，谭恩美写出了母亲们在1949年来到美国的痛苦历程及遇到的新的困境。这个故事展示了她们到达美国后所遇到的种种困境：歧视、孤独、害怕、愤怒。
对于所有喜福会的母亲来说，在美国意味着艰难的生存。种族歧视、文化障碍使她们被主流社会边缘化，不得不终其一生生活在唐人街里。她们的生存是如此艰难，但更痛苦的是精神上的折磨。生活在都是“洋鬼子”的社会里，母亲们感到危机四伏，势单力薄。因此，母亲们固守着她们的文化传统，因为这是她们在异国他乡获得精神慰籍与支持的唯一源泉。
三 作为“他者”的女儿们
对于第一代移民，他们与母国有着密切联系，当他们在美国遭到排斥时，他们梦想有一天能荣归故里，安度余生；同时也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寻求精神慰籍。而第二代美国土生土长的华裔，其思想和行为均与父辈迥异，在对待中国和美国的态度方面，差别尤为突出。第二代华裔不愿回到中国，也不会想到从中华文明里汲取精神力量。他们在这里出生长大，美国就是他们唯一的家园。他们了解并接受了美国主流社会的文化价值观，重自我，有个性，所以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对他们的影响微乎其微。其结果是，尽管他们也感受到美国社会排斥他们，但他们不想接受中国文化，对于在中国寻求发展的想法感到彷徨。面对种族歧视，他们唯有加倍努力去同化，使主流民族接受自己，有时甚至不惜抛弃自己的华人文化传统。在这种种族歧视和压迫的环境下，第二代华裔美国人表现了他们希望归属主流文化的强烈愿望和对华人社会的疏离。
喜福会的女儿们看到或听到妈妈们作为“他者”所遭受的拒绝、排斥，她们害怕成为妈妈那样。女儿们为了融入主流社会，从小就为自己的权利同母亲们抗争着，她们事事不愿母亲来干涉。当女儿们长大成人后，她们离开唐人街，从事着和母亲们不一样的工作，甚至还和美国白人结了婚。然而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女儿们的这些努力都是毫无价值的。她们并没有被美国主流社会所接纳。她们是无助的“他者”。更糟糕的是，这加剧了妈妈和女儿之间冲突，也让女儿们陷入了身份的困扰中。
在《喜福会》这部小说中，谭恩美通过许露丝见她未来婆婆的遭遇阐述了上述观点。乔顿太太详细解释了为什么露丝不能嫁给特德。乔顿太太保证，“她对少数民族，一丁点都没有任何偏见。他们对公司里的一些东方人、西班牙人甚至黑人，印象都很好，私交也不错。但是特德将来所持的专业，注定有其特定的局限与准则。”（108）当乔顿太太指出她认识很多“很好”的少数民族时，她不经意地透露出她的偏见是多么根深蒂固，以至于她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些人的存在。而她对越南战争的评论更显示出她的麻木不仁。 在近二十年后，美国人似乎对移民及外来文化很包容、很大度，但这些并不能消除美国人心中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喜福会的女儿们，作为在美国土生土长的华裔还是被美国主流社会边缘化。
四 “他者”之间的冲突
在《喜福会》这部小说中，母女之间既有浓浓亲情，又有隔膜怨恨。事实上，母女之间这种冲突体现了东西方不同文化价值观的激烈碰撞。
素云认为她的女儿精美能够成为中国版的秀兰·邓波儿，或是钢琴家。因此，她替同楼一位退休的钢琴教师做清洁工作，而作为回报，老师给女儿上钢琴课并免费让女儿练习。相反，精美认为她有权拒绝为母亲来弹钢琴，也没有义务去实现母亲的钢琴梦。甚至为了制止母亲“令人可笑的攀比”（130），她故意在联谊会上出丑。然而，素云并没有被打败，她仍让精美继续练习。相同地，女儿也不妥协，“我成不了你希望的那样的女儿。”（134）
中国传统文化重视家庭以及社会责任。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父母对孩子有绝对的权威，而且父母和孩子之间是相互依存的关系。与之相反，美国文化崇尚个人主义，强调人们的自我奋斗及自我实现。在《喜福会》这部小说中，母女关系就体现了中国“相互依存”和美国“个人主义”两种不同价值观的碰撞。喜福会的母亲们想在女儿的生活中寻找自我价值，希望用女儿们的成功来弥补自己失去的东西。然而，女儿们相信“我就是我自己”，拒绝母亲们的干涉。
在薇弗莱象棋的成功之路上，她的母亲琳达自认为和女儿“同在一条船上”，是女儿的“同盟者”。妈妈为女儿的胜利感到骄傲。当妈妈得意洋洋地挽着女儿在街上走，并不失时机地向路人介绍：这就是薇弗莱·龚，我女儿。女儿忍无可忍，“为什么你非要拿我出风头？如果你自己想出风头，那么你为啥不学下棋呢？”（87）此时她们的矛盾达到了顶点。
五 “他者”之间的联合
喜福会的母亲们和女儿们都是被主流社会排斥在外的“他者”。“他者”之间试图联和起来走出困扰，重建迷失的自我。
随着时间的流逝，母亲们逐渐认识到，女儿们有自己的生活。吴素云意识到她的女儿不会成为“最优秀”的，她只希望做她自己，永远保持原来的自己。最终，素云告诉她的女儿精美，“你自管走你自己的路”（207）。
相同地，女儿们也试图理解母亲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她们头脑中固有的“他者”形象阻碍了她们对于母亲生活的真实理解。在这部小说中，母亲们和女儿们最终相互重新审视，彼此架构了沟通的新桥梁。
喜福会的阿姨们希望精美去上海看望她失散多年的姐姐们，告诉姐姐们有关母亲的一切。然而，精美的回答是：她对妈妈实在了解不多，她对母亲的过去和母亲的人生观、价值观知之甚少。阿姨们告诉精美，她要给姐姐们讲讲母亲教给她的做人的道理，为人处世之道。这让精美意识到她有责任去深入了解母亲。精美开始用母亲的视角，而不是女儿的视角，来理解母亲们的困境。
精美见证了母亲在美国的生活；她的姐姐们是另一面镜子，映照了母亲遗留在中国大陆的自己。精美从未认识到中国人意味着什么，但她慢慢开始认同她的中国人身份。很久以来，她忽略了对她家庭历史的了解，忽略了妈妈的故事。随着妈妈的去世，精美不断问自己母亲是怎样掩盖她多年的遗憾和隐痛，又怎样说服自己，女儿是在意自己的。她开始迫切希望能够了解母亲的故事。当精美和她的姐姐们在上海团聚时，她似乎看到了她从未忘记的妈妈，她们紧紧拥抱在一起。精美从西方到东方的回国之路，象征着素云的精神归属，象征着母女之间的相互理解，象征着中美两种文化的逐渐融合。这次旅行也预示着喜福会的其他成员也能够在母女关系上架构沟通新桥梁，在她们过去和现在的生活，在两种文化之间找到平衡点。
六 结语
在《喜福会》这部小说中，女儿们在中国传统文化和美国主流文化间徘徊，在个人自由主义和家庭责任感之间游离，女儿们不得不亲身承受两种文化与价值观的冲撞。她们不认同中国文化，亦不被美国主流社会所接受。女儿们陷入到身份困扰中：“我到底是谁？”这个问题触及第二代华裔心头最为敏感之处。
幸运的是，母亲和女儿们互相联合，身份危机得到解决，丢失的身份得以重建。她们在误解、冲突到理解、交流的过程中，发现了两种文化的转化。“所有文化都是互相交织在一起。没有一种是独立的，纯粹的。所有的都是杂合的，异类的。”女儿们开始将两种文化混杂，建立中国化的美国文化，即汲取两种文化的精华，而不是简单的混合。这就是霍米·巴巴的“第三空间”：他们既不是东方人也不是西方人，而是属于“第三空间”。
参考文献：
[1] [澳]欧阳昱：《表现他者澳大利亚小说中的中国人》，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
[2] [美]谭恩美，程乃珊、贺培华、严映薇译：《喜福会》，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版。
[3] 尹晓煌：《美国华裔文学史》，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巩玉环，北京市东城区职业大学讲师）
关键词：“他者” “第三空间” 身份重建
《喜福会》是美国著名华裔女作家谭恩美的第一部小说，主要描写了四位中国女性移居美国，以及她们各自在美国出生、成长的女儿们的生活经历。
在《喜福会》中，谭恩美抛出了一个重要主题——即第二代美籍华裔的身份困扰的问题。谭恩美通过对家庭生活场景的描述，展示了美国华人经历的变迁，强调了第二代美籍华裔与其前辈之间对美国生活的不同看法。她试图通过讲述中国母亲和她们各自在美国出生、成长的女儿之间的种种冲突来探索身份定位的问题。这种隔代冲突凸显了女儿们经历身份丢失，继而又重建身份的问题。女儿们重新构造了所谓的“第三空间”的身份，既不属于东方也不属于西方。
一 理论背景
东方主义一语出自美国的巴勒斯坦籍学者爱得华·萨义德的同名著作。所谓东方主义，是“一种以本体论和认识论的观点划分东西方关系的思维方式”，它旨在“对东方实行主宰，重新建构和行使权力”。西方的东方主义学家人为地在东西方之间建构了一种权力关系，东方和东方人被边缘化、被降低到一种劣等地位，即所谓的“西上东下”的权力关系。他们居高临下地以西方认识传统定义东方，鼓吹所谓的“中心文化”对“边缘文化”的主宰。西方文学作品中处处渗透着西方的文明与进步，东方的愚昧和落后。西方始终把中国放在“他者”或“异类”的位置上。这种东方主义学家描绘出来的所谓的“东方”不是真正的东方。实际上是一种文化霸权的体现，是其文化自我为中心的表现。
霍米·巴巴的“第三空间”理论着眼于主体形成过程中“自我”与“他者”之间相互依存、相互扭结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对它来说，杂合性的重要程度远高于差异性。在后殖民主义理论中，杂合性理论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概念。霍米·巴巴在其代表性著作《文化的定位》中具体阐述了杂合性（hybridity）、第三空间（the Third Space）这两个重要理论。“杂合化”指的是“不同种族、种群、意识形态、文化和语言互相混杂的过程”。而第三空间的产物就是一种文化杂合体。杂合体具有双重文化的特质。移民的少数族裔在本族文化和社会主流文化这两种文化中产生了矛盾性和双重性，对身份模糊感到困惑，对认同艰难感到痛苦。自我的本族文化完整性已不复存在，而又不被主流文化所接纳。两种文化在冲突中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形成了“第三空间”。这种“第三空间”不是两种对立文化之外的第三者，而是两种文化相互渗透的状态。在“第三空间”中，形成了多元结构下的新的产物，即新的身份认定。
二 作为“他者”的母亲
上世纪40年代，四位中国母亲来到美国寻求新的生活。不幸的是，在这片“充满希望的土地上”，这些母亲们发现她们失去了自我及价值。母亲们一踏上这片新大陆便受到了充满敌意的对待。小说第一部分序言就描述了一个生动的场景，这个场景的意象贯穿了整部小说。
“这位老太太至今记得，多年前，她在上海，曾傻乎乎地出了个大价钱，在菜市场上买下一只天鹅。这只给小贩吹得天花乱坠的家禽，曾是像丑小鸭般拼命伸着脖子，企图能成为一只真正的天鹅。而后来，它果真变得那么优雅、动人，简直舍不得宰了吃。”（3）
在这段中，这只美丽的天鹅和母亲漂洋过海，一直将它的脖子伸向美国。天鹅象征母亲在中国的经历及在美国的新生命，也暗示着中国移民在美国的遭遇。然而，当这位母亲刚一踏上美国的土地，美国移民局便强令她与天鹅分手。这不但切断了她和本土文化的纽带，也带给她无法治愈的创伤。“就好像有人撕裂了我的胳膊，没有给我缝上。”在这个童话故事的外表下，谭恩美写出了母亲们在1949年来到美国的痛苦历程及遇到的新的困境。这个故事展示了她们到达美国后所遇到的种种困境：歧视、孤独、害怕、愤怒。
对于所有喜福会的母亲来说，在美国意味着艰难的生存。种族歧视、文化障碍使她们被主流社会边缘化，不得不终其一生生活在唐人街里。她们的生存是如此艰难，但更痛苦的是精神上的折磨。生活在都是“洋鬼子”的社会里，母亲们感到危机四伏，势单力薄。因此，母亲们固守着她们的文化传统，因为这是她们在异国他乡获得精神慰籍与支持的唯一源泉。
三 作为“他者”的女儿们
对于第一代移民，他们与母国有着密切联系，当他们在美国遭到排斥时，他们梦想有一天能荣归故里，安度余生；同时也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寻求精神慰籍。而第二代美国土生土长的华裔，其思想和行为均与父辈迥异，在对待中国和美国的态度方面，差别尤为突出。第二代华裔不愿回到中国，也不会想到从中华文明里汲取精神力量。他们在这里出生长大，美国就是他们唯一的家园。他们了解并接受了美国主流社会的文化价值观，重自我，有个性，所以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对他们的影响微乎其微。其结果是，尽管他们也感受到美国社会排斥他们，但他们不想接受中国文化，对于在中国寻求发展的想法感到彷徨。面对种族歧视，他们唯有加倍努力去同化，使主流民族接受自己，有时甚至不惜抛弃自己的华人文化传统。在这种种族歧视和压迫的环境下，第二代华裔美国人表现了他们希望归属主流文化的强烈愿望和对华人社会的疏离。
喜福会的女儿们看到或听到妈妈们作为“他者”所遭受的拒绝、排斥，她们害怕成为妈妈那样。女儿们为了融入主流社会，从小就为自己的权利同母亲们抗争着，她们事事不愿母亲来干涉。当女儿们长大成人后，她们离开唐人街，从事着和母亲们不一样的工作，甚至还和美国白人结了婚。然而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女儿们的这些努力都是毫无价值的。她们并没有被美国主流社会所接纳。她们是无助的“他者”。更糟糕的是，这加剧了妈妈和女儿之间冲突，也让女儿们陷入了身份的困扰中。
在《喜福会》这部小说中，谭恩美通过许露丝见她未来婆婆的遭遇阐述了上述观点。乔顿太太详细解释了为什么露丝不能嫁给特德。乔顿太太保证，“她对少数民族，一丁点都没有任何偏见。他们对公司里的一些东方人、西班牙人甚至黑人，印象都很好，私交也不错。但是特德将来所持的专业，注定有其特定的局限与准则。”（108）当乔顿太太指出她认识很多“很好”的少数民族时，她不经意地透露出她的偏见是多么根深蒂固，以至于她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些人的存在。而她对越南战争的评论更显示出她的麻木不仁。 在近二十年后，美国人似乎对移民及外来文化很包容、很大度，但这些并不能消除美国人心中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喜福会的女儿们，作为在美国土生土长的华裔还是被美国主流社会边缘化。
四 “他者”之间的冲突
在《喜福会》这部小说中，母女之间既有浓浓亲情，又有隔膜怨恨。事实上，母女之间这种冲突体现了东西方不同文化价值观的激烈碰撞。
素云认为她的女儿精美能够成为中国版的秀兰·邓波儿，或是钢琴家。因此，她替同楼一位退休的钢琴教师做清洁工作，而作为回报，老师给女儿上钢琴课并免费让女儿练习。相反，精美认为她有权拒绝为母亲来弹钢琴，也没有义务去实现母亲的钢琴梦。甚至为了制止母亲“令人可笑的攀比”（130），她故意在联谊会上出丑。然而，素云并没有被打败，她仍让精美继续练习。相同地，女儿也不妥协，“我成不了你希望的那样的女儿。”（134）
中国传统文化重视家庭以及社会责任。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父母对孩子有绝对的权威，而且父母和孩子之间是相互依存的关系。与之相反，美国文化崇尚个人主义，强调人们的自我奋斗及自我实现。在《喜福会》这部小说中，母女关系就体现了中国“相互依存”和美国“个人主义”两种不同价值观的碰撞。喜福会的母亲们想在女儿的生活中寻找自我价值，希望用女儿们的成功来弥补自己失去的东西。然而，女儿们相信“我就是我自己”，拒绝母亲们的干涉。
在薇弗莱象棋的成功之路上，她的母亲琳达自认为和女儿“同在一条船上”，是女儿的“同盟者”。妈妈为女儿的胜利感到骄傲。当妈妈得意洋洋地挽着女儿在街上走，并不失时机地向路人介绍：这就是薇弗莱·龚，我女儿。女儿忍无可忍，“为什么你非要拿我出风头？如果你自己想出风头，那么你为啥不学下棋呢？”（87）此时她们的矛盾达到了顶点。
五 “他者”之间的联合
喜福会的母亲们和女儿们都是被主流社会排斥在外的“他者”。“他者”之间试图联和起来走出困扰，重建迷失的自我。
随着时间的流逝，母亲们逐渐认识到，女儿们有自己的生活。吴素云意识到她的女儿不会成为“最优秀”的，她只希望做她自己，永远保持原来的自己。最终，素云告诉她的女儿精美，“你自管走你自己的路”（207）。
相同地，女儿们也试图理解母亲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她们头脑中固有的“他者”形象阻碍了她们对于母亲生活的真实理解。在这部小说中，母亲们和女儿们最终相互重新审视，彼此架构了沟通的新桥梁。
喜福会的阿姨们希望精美去上海看望她失散多年的姐姐们，告诉姐姐们有关母亲的一切。然而，精美的回答是：她对妈妈实在了解不多，她对母亲的过去和母亲的人生观、价值观知之甚少。阿姨们告诉精美，她要给姐姐们讲讲母亲教给她的做人的道理，为人处世之道。这让精美意识到她有责任去深入了解母亲。精美开始用母亲的视角，而不是女儿的视角，来理解母亲们的困境。
精美见证了母亲在美国的生活；她的姐姐们是另一面镜子，映照了母亲遗留在中国大陆的自己。精美从未认识到中国人意味着什么，但她慢慢开始认同她的中国人身份。很久以来，她忽略了对她家庭历史的了解，忽略了妈妈的故事。随着妈妈的去世，精美不断问自己母亲是怎样掩盖她多年的遗憾和隐痛，又怎样说服自己，女儿是在意自己的。她开始迫切希望能够了解母亲的故事。当精美和她的姐姐们在上海团聚时，她似乎看到了她从未忘记的妈妈，她们紧紧拥抱在一起。精美从西方到东方的回国之路，象征着素云的精神归属，象征着母女之间的相互理解，象征着中美两种文化的逐渐融合。这次旅行也预示着喜福会的其他成员也能够在母女关系上架构沟通新桥梁，在她们过去和现在的生活，在两种文化之间找到平衡点。
六 结语
在《喜福会》这部小说中，女儿们在中国传统文化和美国主流文化间徘徊，在个人自由主义和家庭责任感之间游离，女儿们不得不亲身承受两种文化与价值观的冲撞。她们不认同中国文化，亦不被美国主流社会所接受。女儿们陷入到身份困扰中：“我到底是谁？”这个问题触及第二代华裔心头最为敏感之处。
幸运的是，母亲和女儿们互相联合，身份危机得到解决，丢失的身份得以重建。她们在误解、冲突到理解、交流的过程中，发现了两种文化的转化。“所有文化都是互相交织在一起。没有一种是独立的，纯粹的。所有的都是杂合的，异类的。”女儿们开始将两种文化混杂，建立中国化的美国文化，即汲取两种文化的精华，而不是简单的混合。这就是霍米·巴巴的“第三空间”：他们既不是东方人也不是西方人，而是属于“第三空间”。
参考文献：
[1] [澳]欧阳昱：《表现他者澳大利亚小说中的中国人》，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
[2] [美]谭恩美，程乃珊、贺培华、严映薇译：《喜福会》，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版。
[3] 尹晓煌：《美国华裔文学史》，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巩玉环，北京市东城区职业大学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