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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服饰是人类最外在的身份标识物，常被喻为“第二皮肤”。客家服饰是汉族服饰，种类多样，工艺精湛，文化内涵丰富，融入了客家人独特的民俗风情、艺术智慧和审美情趣，但服饰特色却常与少数民族服饰相混淆。《客家服饰的艺术人类学研究》综合大量的文史资料，立足于田野调查，从艺术人类学的视角论述其文化内涵，解析其艺术魅力。试图建立客家服饰的识别系统。
[关键词]客家服饰；研究创新；艺术魅力；识别系统
服饰是人类最外在、最鲜明的身份标识物，常被喻为“人类的第二皮肤”，但穿着客家服饰盛装的客家人却往往被人误以为是南方的某个少数民族。之所以造成这种错觉，是因为客家服饰与南方的畲、瑶等少数民族服饰存在着承继、吸收、借鉴，甚至彼此融合的渊源关系。众所周知，客家人是一个比较特别的汉族支系，源自北方南迁的汉民，又融入了南方少数民族的血脉，形成了独特的客家文化。客家服饰文化即是其中的“独特”之一，但长久以来，客家人的独特，更多的是与“南迁汉人”、“客家围屋”、“客家二次葬”等发生联想，甚至被定义和标注，而客家服饰的外在身份标识性几乎被忽略掉了，以至于与少数民族服饰相混淆，没能像蒙古袍之于蒙古族，旗袍之于满族，藏袍之于藏族一样，使人一见即能联想到该人的族属身份。
那么，客家服饰特色何在？但假若将客家服饰置于汉族服饰百花园中，它肯定是一朵引人注目的奇葩，光鲜艳丽而又芬芳幽远。另外，客家服饰从何而来，其艺术特色、材质纹理、制造工艺、民俗文化，以及客家人的审美情趣等等又如何？围绕这些问题，周建新做了一系列的研究工作。周建新教授是文化人类学博士，既有在民族服饰博物馆工作的经历，又是客家文化研究的青年翘楚，长期运用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扎根于民间田野，在“客家大本营”赣闽粤交界区的赣南、粤东地区从事客家文化研究工作。2008年，他以“赣闽粤边区客家服饰的艺术人类学研究”为题申报了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2010年提前以“优秀”等次通过鉴定。他与另一位客家研究的青年学者，也是该课题组的核心成员张海华副教授，在课题结题报告的基础上不断补充、完善，合著了《客家服饰的艺术人类学研究》一书。该书系统地梳理了客家服饰的演变轨迹，论述了客家服饰艺术风格、材质工艺、民俗文化，并探讨了客家服饰特色形成的动因和客家人内在的审美情趣与情感世界，从视觉、行动、理念上试图建立客家服饰的识别系统，具有鲜明的开拓性和创新性，是一部集客家研究、服饰艺术研究和人类学研究于一体的力作。
一、补齐客家研究短板
尽管《客家服饰的艺术人类学研究》是一部纯粹以“服”和“饰”为研究对象的服饰艺术研究，但其首先是一部客家文化研究专著。客家研究源起于清朝末年的土客大械斗，当时的大械斗波及范围广，持续时间长，造成的伤亡很大，影响巨大。此后客家有识之士为反驳“土人”（先住民）强加在客家人身上的“不开化”、“野蛮部落”等标签，积极著书立说，为客家争辩，由此开启了客家研究的先河。20世纪30年代，一些对客家有成见的学者在编著广东乡土历史、地理教科书及某些报刊、志书時，称客家人“非汉种”，并将客字加上“犭”旁，从而引发了多次关于客家族属的大论争。1933年，著名的民族学家、历史学家罗香林先生出版专著《客家研究导论》，从客家人的历史源流、人口分布、语言、文教、民俗等方面科学地证明了“客家为汉族里头的一个支系”，而且是“富有新兴气象，特殊精神，极其活跃的民系”。50年代，他又出版了另一部著作《客家源流考》。这两部著作有力地论证了客家非“语言啁啾不甚开化”、“野蛮的部落，退化的人民”，从此客家人是迁自中原汉民的观点逐渐成为经典性结论。
改革开放以后，各种思潮相当活跃，学界对罗香林运用民间谱谍资料为主，结合正史记载为佐证，得出客家先民经过数次南迁形成客家人的研究路径和结论进行了反思。房学嘉运用差不多同样的研究方法，却得出“客家人的主体是华南的古越族”这样完全相反的结论。陈支平大量运用非客家人的民间谱谍资料发现非客家人的族谱也存在大量的祖先迁自中原的记载，对罗香林的结论进行了质疑。澳大利亚华人学者梁肇庭（Sow-Theng Leong）则运用族群理论和施坚雅的区域理论，对客家历史进行了全面解构，认为客家是在与别的群体冲突与交往中自我形成的群体。此后，福建师范大学的谢重光、华东师范大学的王东等学者对客家源流又提出了不同见解，形成了有方言群体说、文化认同说等等。客家人的历史问题是由于民间冲突提出的，正史几乎没有准确的记载，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客家的历史是模糊的。因此，在较长的一段时期内，客家研究即等同于客家源流研究。经过几次大论争，后来学界才逐渐形成比较中性而一致的看法：客家形成融合说，即客家人是北方南迁汉民与南方畲、瑶等少数民族融合而形成的。至此客家源流论争才告一段落，客家研究领域才得以拓展。
现今，在客家地区地方政府的大力推动和世界客家宗亲恳亲认同的需要等因素影响下，客家研究方兴未艾，研究领域迅速拓展到客家民间信仰、方言、经济、建筑、饮食、服饰、文学、艺术、民俗、体育、人物等等，相关成果迭出，大有成为显学之势。《客家服饰的艺术人类学研究》即是在此背景下产生的客家研究著作。与客家民居建筑、民间信仰、民俗文化等领域研究相比，客家服饰研究显然是客家研究的短板。正由于此，周建新教授敏锐地觉察到客家服饰研究既很重要，又有很大的研究空间。《客家服饰的艺术人类学研究》立足于田野调查，并综合了大量的文献资料，详细考察了客家服饰的发展史、制作材料、艺术风格、民情风俗等，是当前最全面、最系统的客家服饰研究成果。在客家研究越发深入、成熟而客家服饰研究却显得单薄的背景下，该书的意义在于将客家服饰研究系统化、专门化，补足了客家服饰研究的不足，使之成为与客家民居建筑、民间信仰、民俗文化等领域并驾齐驱的代表性著作。客家研究是以一个族群为研究对象的学问，客家族群的经济、文化、社会等方方面面都是客家研究的内容。客家服饰作为客家人衣食住行的重要内容之一，对其系统全面的研究，有助于深刻认识客家服饰的艺术魅力，有助于深化客家研究的内涵，有助于构建客家人外在的身份标识，并增加认同感。 二、开拓客家服饰研究新领域
客家服饰研究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初的台湾地区，20世纪90年代中期大陆地区也开始了客家服饰研究。客家服饰引起两岸学者的共同关注，一方面是客家研究深入的结果；另一方面则是近代以来，客家服饰和其它传统服饰一样，不断受到现代服饰时尚化、潮流化和世界化的冲击，逐渐被边缘化，甚至面临消失，从而引起了学界的重视。但21世纪以前，无论是台湾地区还是大陆地区都是个别零星的研究。2000年以后，客家服饰研究论文逐渐增多。学界广泛运用民俗学、服装学、历史学和艺术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去研究客家服饰的艺术特征.解构客家服饰实物，探讨客家服饰的制作工艺和传承创新等。综观这一时期客家服饰研究成果，客家服饰研究最初从作为客家人的风情习俗进行介绍，逐步延申扩展到服饰实物研究、形制、色彩、材质、工艺、传承创新等的研究。这些成果大都是使用单一学科的方法进行研究，缺乏多学科、系统的考察，主要集中于富有特色的客家妇女服饰、儿童服饰研究和日常服饰的研究，缺乏对礼服、戏服、宗教服饰等特殊服饰的研究。
因此，单纯从客家服饰研究角度看，《客家服饰的艺术人类学研究》的开拓性和创新性尤为明显：一是对客家服饰史的梳理与探讨。正因为客家的历史源流问题一直处于论争状态，至今学界依然存在“谁是客家”、“客家是谁”的疑问。对“客家人的历史源流”这一根本性问题尚且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客家服饰的形成发展史又当如何来梳理呢？因此之故，学界对客家服饰的发展史向来给予选择性地忽视。但避而不谈不等于能回避这个问题，而且不正面回答这个问题，客家服饰研究无疑又将陷入客家研究不能回答“谁是客家”一样的囿境。基于此，作者独辟蹊径，运用考古资料、地方文献资料与客家先民的移民史相结合，从客家地区的经济、文化、民俗以及相关的人物衣饰形象与中原汉民的服饰艺术形象相互比较印证，将客家服饰的形成发展史划分为孕育、特色凸显、特色成熟、特色失落和创新转变几个阶段。虽然是粗线条的划分，但基本上勾勒出了客家服饰的基本发展脉络。
二是开创了客家服饰材质研究向原材料研究的转变。客家服饰主要由棉布、苎布、葛布制作和用蓝靛染制而成，很少使用丝绸等名贵材料。客家人主要居于山区，生存环境相对恶劣，耕山种水是主要生计方式，苎麻、葛麻和蓝靛的种植相当普遍，逐渐发展成种植、纺织、布匹贸易一条龙的产业，形成了许多大市镇。方志中有大量的夏布交易记载，对客家人的生计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如道光《宁都直隶州志》载：“夏布墟，则安福乡之会同集、仁义乡之固厚集、怀德乡之璜溪集，在城则军山集。每月集期，土人及四方商贾如云。总计城乡所出夏布，除家用外，大约每年可卖银数十万两。女红之利，不为不普。”而当前学界对客家服饰材质的研究仅限于材质特色、工艺的探讨，对服饰的制作原材料的种植、贸易等情况缺乏最基本的考察。周建新教授早在2010年即发表了《赣南客家传统服饰原村料之历史考察》，此后不断补充材料，形成了比较系统、全面的客家服饰原材料研究，并作为了《客家服饰的艺术人类学研究》的一个得要章节。其从经济史和社会史相结合的视角来研究客家服饰，考察了客家服饰材料选择与客家地区的出产原料种植、布匹贸易和客家人的生计方式及由此带来的彼此影响之间的联系，甚至从蚕桑养殖、种植角度深入了分析了客家服饰很少使用丝绸等名贵材料的原因等等。这就将客家服饰置于社会群体生产生活整体环境中来考量，渗透了更多的人文关怀和历史文化内涵考察，使客家服饰研究不再是纯粹的服装和饰品的研究，显然开拓了客家服饰研究的广度。
三是从民间文学的角度考察客家服饰艺术。服饰是人类衣食住行日常生活内容之一，自然成为文学创作的重要表现题材，从古代的诗词、歌赋到现当代文学作品，无不有着大量的服饰描写，以营造意境、抒发情感和刻画形象。“源于生活，反映现实”是文学鲜明的个性，特别是由群众集体创作、口耳相传的民间文学，更是对劳动群众的生产、生活和内心情感的真实记录与直接反映。从文学的角度来研究服饰，学界已取得了一些成果，如颜湘君的《中国古代小说服饰描写研究》等。但具体到客家服饰研究，从民间文学的角度来审视客家服饰艺术，周建新、张海华两位学者无疑具有开创之功。生活在赣、闽、粤边区崇山峻岭中的客家人，由于独特的地理环境和风情习俗，民间文学也异常发达。形式有山歌、民谣、采茶戏、故事和俗语（谚语、歇后语）等，尤以客家山歌最为盛行。《客家服饰的艺术人类学研究》首次以客家山歌为分析文本，来考察客家服饰艺术与客家人的现实生活与情感世界。在客家山歌中，充斥着对客家服饰艺术的真情传唱，鞋、袜、荷包（香包）、鞋垫、布帕、围裙、褡裢、肚兜、衣衫、针线和金银首饰，以及洗衣、织布等生活、生产劳作场景都成为客家山歌传唱的重要内容。客家人运用大量而古老的赋、比、兴手法，将客家服饰艺术与现实生活和内在情感联结在一起。如赣南兴国山歌《绣荷包》运用赋的鋪陈手法，通过“十绣荷包”描绘了一位客家姑娘对情郎的隐秘爱情；广西客家山歌《梳妆纺纱织布歌》和闽西客家山歌《织布歌》分别描绘了客家妇女纺纱织布的劳作场景。从中反映出客家人的生存状态、劳作场景、时令节俗和婚恋观念。
四是开展了中央苏区时期的客家服饰研究。众所周知，客家人在中国近代史上有过两次著名的影响，一是太平天国运动，其主要领导及早期的参加者都是客家人；二是近代革命，许多杰出的领导人都是客家人，如孙中山、廖仲凯、朱德、叶剑英等，以及客家地区在中国红色革命史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1931-1934年中国共产党在赣南、闽西客家地区建立了中央苏区，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但遗憾的是，学界对客家服饰的研究仅停留在日常服饰的研究上，对特殊时期的客家服饰研究少之又少，或根本没有涉及。举凡重大的人文事象都会长久渗透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对人们的文化心理及性格产生深远的影响。如果说太平天国时期的客家服饰由于时间久远或战乱等原因而未留下多少实物或文献、画像资料，以致学界难以深入研究的话，那么中央苏区时期的客家服饰却保留了相对丰富的研究资料。由于赣南、闽西客家地区地处崇山峻岭之中，条件艰苦，加上国民党的经济封锁，中央苏区红军在物资装备、后勤供应上得到了当地客家人民的大力支持。当地百姓不仅为红军生产了大量的粮食，而且也生产了大量的服装、草鞋、绷带、米袋等物资。苏维埃政府提倡剪短发，树立革命妇女新风尚，客家妇女积极响应号召，将大量的金银首饰或赠或售给苏维埃政府，据《红色中华》记载“仅瑞金一地，即达两万两之多”。客家人喜唱山歌，在赣南各地到处传唱着有关客家妇女剪短发或制作衣物草鞋慰问红军的山歌。至今在中央苏区客家地区保留下来了大量的红军标语、漫画，其中就有一些是关乎客家服饰的，如上犹县石刻标语“实行妇女剪发”等。这些事象深刻影响了中央苏区客家人的生活，各县在修地方史志文献时，就记载了不少有关红军与客家服饰的故事。在当下的客家人的日常生活中，还可以见着深受苏区文化影响的客家服饰物品，如冬头帕花带依然出现“国”、“党”、“司”、“局”、“革”等文字，在绣花鞋垫上依然大量出现五角星等符号。据笔者所知，在中央苏区就有不少博物馆收藏或展出了一部分留下了中央苏区红色文化印记的服饰物品。这些服饰物品与中央红军和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建设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反映了军民鱼水情深的深厚情谊，也体现了客家人民对红军的支持与贡献。 对这一时期的客家服饰进行深入研究，不仅有助于深化客家服饰研究的文化内涵，更有助于弘扬传统革命精神和体现客家人的族群性格、树立客家人的形象。《客家服饰的艺术人类学研究》对该时期的客家服饰研究虽然未作专题研究，没有广泛收集相关的资料和深入挖掘其中的文化内涵，但作者将其纳入了客家服饰的研究范畴，并尽可能地深入开拓该领域，足见作者敏锐的学术眼光。
三、构建客家服饰识别系统
族群是一个与他者相对应的概念，客家族群意识的觉醒即产生于客家人与其他族群接触并发生磨擦的过程。族群之间的区别在于文化特质，客家文化与众不同的事象有：被称为古汉语活化石的客家方言、防御性极强的围屋、承继于原始社会时期的二次葬俗、衍化自北方饺子的酿豆腐和能充饥的擂茶等等。客家服饰文化也是客家人独特的文化之一，在与他者的交往与互动过程中，客家人的身份不断被他者和自我强化。一如客家人的称谓，最初由他者（《土著》）强加而来，尔后慢慢被客家人接受，再后来客家精英主动书写客家历史唤醒更多的客家认同意识，最后形成大众共识。
服饰的外观属性直接区别于他者，进而强化区别社会身份属性，促进阶级、职业的分化和种族、族群意识的觉醒。《客家服饰的艺术人类学研究》即试图通过勾勒、表现、揭示客家服饰的艺术特色和独特魅力，从而建构起客家人自我和他者一致认同的客家服饰识别系统。全书共七章，除第一章对客家服饰研究学术史进行回顾外，从第二章到第七章，分别从视觉、行为、理念来对应客家服饰的物质视觉文明、行为动态文明和理念精神文明，从而建构客家服饰“源自中原，又融入楚韵畲风”、“幽古神秘”、“实用典雅”、“平和吉祥”的识别系统。
视觉上，作者尽力挖掘、凸显、揭示客家服饰区别于其他族群服饰的独特艺术特色。一是古朴的形制——客家服饰保留了中原汉服的传统古风。由于南迁移民背景，客家人移居他乡后，依然说祖宗话（宁卖祖宗田，不忘祖宗言）、穿祖宗衣，尽量保持自己的文化特色。体现在服饰上，客家典型服饰大襟衫和大裆裤均以宽松肥大为美，以遮盖女性身体曲线为美，特别是大裆裤俗称“宽腰便裤”，其宽松程度要将裤头翻折多次才能穿用，明显承继了汉服唐装的古风。即使是一些形制变化较大的服饰也能寻到中原汉服的影子，如流行于赣州“三南地区”的冬头帕，据考证即由北方头巾衍化发展而来。在客家饰发展史章节中，作者运用考古出土资料、客家移民史料和中原汉服传播史料，对北方移民与客家人的形成、北方服饰文化传播与客家服饰特色突显进行了充分的比较论证，得出客家服饰具有移民色彩、中原古风和融入了赣、闽、粤地区当地特色。二是幽古的色调——客家服饰具有一种神秘色彩。中原汉服尚黄、红等色调，等级分明，少数民族服饰则五彩缤纷、灵异生动、洒脱自然，客家服饰承继了中原古风，又融入了畲、瑶族服饰因子，尚蓝、红、黑等色调，采用填充、反转、重复和二方连续构图等装饰搭配手法，既显古朴庄重，又不失活泼艳丽，幽古神秘，透着一股耐人寻味的色彩。三是精美的纹饰——客家服饰融入了楚韵畲风。客家服饰整体上简洁、朴素、大方，但部分服饰或服饰的某些部位却有着繁复的装饰。如头帕、绣花帽、绣花围裙、围嘴和领口、袖口等部位，装饰有大量的动植物纹样、文字纹样、人物纹样、物品纹样和几何图形纹样等纹样。作者在第四章“视觉文明”中，对客服饰色彩、装饰上的特色表现得淋漓尽致，特别是对儿童服饰装饰中的吉祥装饰、祈吉心理作了着重分析。四是自然环保的制作材料——客家服饰大量使用当地出产的原材料制作。客家服饰的制作材料主要是苎布、葛布、棉布和少量丝绸，染料主要是蓝靛。苎布和葛布具有良好的吸水性、易干性和透气性，沾汗不污，凉爽挺括，为上好衣料。染料蓝靛也是客家人采用土法浸染而成，对人体无任何伤害。与现代化工衣料、染料相比较，客家服饰的制作材料具有天然的环保特点。
行动上，作者着力表现客家服饰的动态形态和习俗文化。一是客家服饰生产的工艺流程，包括服饰材料的选择、织布制衣等的生产过程。运用田野调查资料、客家山歌记载内容等多角度，将客家服饰的生产技术、工艺流程、劳作场景等展现出来，从而传递出客家人勤劳朴素、心灵手巧、积极进取的形象。二是客家服饰的穿戴习俗、行为习俗。如客家人穿衣“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流行给着惊患病的婴儿用衣衫“喊惊”（喊魂），给逝世老人买水抹尸、穿法讲究“上三下三”（3件衣服，3条裤子）、“上五下三”、“上五下五”、“上七下八”，忌讳从女裤下钻过、反穿衣服、腰系草绳、父母健在不戴白帽等禁忌。通过表现服饰行为动态和习俗文化，充分展示客家服饰的“实用与伦理”、“实用与审美”、“实用与情感”等多层功能，从而强化客家人勤劳、节俭、生存艰难及独特的文化心理等形象。
理念上，作者努力将蕴含在客家服饰中的“祈吉心理”、“移民精神”、“崇尚自然”、“质朴自信”、“追求实用”等客家精神和审美情趣揭示出来。客家服饰质朴无华，采用自然环保的材料，以实用为美、自然为美，蕴含着客家人“在路上”的心理体验，“艰苦求变”的生存状态，“开拓进取”的精神态度，“崇尚自然”的审美情趣和“自信平和”的人生哲学。从服饰心理、精神、审美和文化哲学上构建客家服饰的内在识别形象。
视觉、行动、理念识别系统构成客家服饰识别的关键，从表层直入深层，分别指向客家服饰文化的不同层面和客家人的精神特质，正如作者所言“理念识别系统是视觉识别系统构成的内核，是行为识别系统实施的路标，视觉识别系统又是理念识别系统的物化，行为识别系统又是視觉识别系统和理念识别系统结合的纽带。”由此完成了客家服饰识别系统的构建。
四、结语
客家服饰是客家人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创造的一门艺术，其种类多样，工艺精湛，文化内涵丰富，融入了客家人的民俗风情、艺术智慧和审美情趣。对客家服饰进行客观、全方位的解析，最好的方法无疑是走进客家人的生活，去体验客家人对客家服饰的穿着习俗和真实感受。因此，作者立足于田野调查，深入赣闽粤客家地区参观博物馆、收集客家服饰实物、访谈民间手艺人、体验客家民俗活动、造访客家服饰民间收藏家等，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民族志是现代人类学的基本学术范式，经验叙述是民族志文本的基础和主体。《客家服饰的艺术人类学研究》并没有使用民族志的写法，而是按照服饰艺术研究自身的规律来进行解析，挖掘客家服饰的艺术魅力。但不容忽视的是，全书紧扣“服饰”和“艺术”两个关键词，图文并茂，大量运用服饰实物图片、访谈资料、考古资料、民间山歌和传说故事等田野调查资料来论述客家服饰的文化内涵和建构客家服饰的识别系统，融学术性、可读性和趣味性于一体，充满清新的田野风格。
应当指出，客家服饰艺术魅力独特，文化内涵相当丰富，还有许多值得进一步探讨和深入的空间。比如，客家服饰与畲族服饰、与客家族群周边族群服饰的比较研究，中央苏区时期的客家服饰研究，客家服饰传承与保护研究，客家服饰资源利用与文化产业发展研究，客家服饰现代化创新路径研究等等。这些领域该书或未涉及，或未深入，有待后人开拓。但由于服饰不易保存带来田野调查的困难，及受客家服饰研究内容的局限等原因，可以预见学界或许一时难以出现超越该书的著作。因此可以说，《客家服饰的艺术人类学研究》是当前客家服饰研究的最新力作，具有系统性和鲜明的创新性。
[关键词]客家服饰；研究创新；艺术魅力；识别系统
服饰是人类最外在、最鲜明的身份标识物，常被喻为“人类的第二皮肤”，但穿着客家服饰盛装的客家人却往往被人误以为是南方的某个少数民族。之所以造成这种错觉，是因为客家服饰与南方的畲、瑶等少数民族服饰存在着承继、吸收、借鉴，甚至彼此融合的渊源关系。众所周知，客家人是一个比较特别的汉族支系，源自北方南迁的汉民，又融入了南方少数民族的血脉，形成了独特的客家文化。客家服饰文化即是其中的“独特”之一，但长久以来，客家人的独特，更多的是与“南迁汉人”、“客家围屋”、“客家二次葬”等发生联想，甚至被定义和标注，而客家服饰的外在身份标识性几乎被忽略掉了，以至于与少数民族服饰相混淆，没能像蒙古袍之于蒙古族，旗袍之于满族，藏袍之于藏族一样，使人一见即能联想到该人的族属身份。
那么，客家服饰特色何在？但假若将客家服饰置于汉族服饰百花园中，它肯定是一朵引人注目的奇葩，光鲜艳丽而又芬芳幽远。另外，客家服饰从何而来，其艺术特色、材质纹理、制造工艺、民俗文化，以及客家人的审美情趣等等又如何？围绕这些问题，周建新做了一系列的研究工作。周建新教授是文化人类学博士，既有在民族服饰博物馆工作的经历，又是客家文化研究的青年翘楚，长期运用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扎根于民间田野，在“客家大本营”赣闽粤交界区的赣南、粤东地区从事客家文化研究工作。2008年，他以“赣闽粤边区客家服饰的艺术人类学研究”为题申报了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2010年提前以“优秀”等次通过鉴定。他与另一位客家研究的青年学者，也是该课题组的核心成员张海华副教授，在课题结题报告的基础上不断补充、完善，合著了《客家服饰的艺术人类学研究》一书。该书系统地梳理了客家服饰的演变轨迹，论述了客家服饰艺术风格、材质工艺、民俗文化，并探讨了客家服饰特色形成的动因和客家人内在的审美情趣与情感世界，从视觉、行动、理念上试图建立客家服饰的识别系统，具有鲜明的开拓性和创新性，是一部集客家研究、服饰艺术研究和人类学研究于一体的力作。
一、补齐客家研究短板
尽管《客家服饰的艺术人类学研究》是一部纯粹以“服”和“饰”为研究对象的服饰艺术研究，但其首先是一部客家文化研究专著。客家研究源起于清朝末年的土客大械斗，当时的大械斗波及范围广，持续时间长，造成的伤亡很大，影响巨大。此后客家有识之士为反驳“土人”（先住民）强加在客家人身上的“不开化”、“野蛮部落”等标签，积极著书立说，为客家争辩，由此开启了客家研究的先河。20世纪30年代，一些对客家有成见的学者在编著广东乡土历史、地理教科书及某些报刊、志书時，称客家人“非汉种”，并将客字加上“犭”旁，从而引发了多次关于客家族属的大论争。1933年，著名的民族学家、历史学家罗香林先生出版专著《客家研究导论》，从客家人的历史源流、人口分布、语言、文教、民俗等方面科学地证明了“客家为汉族里头的一个支系”，而且是“富有新兴气象，特殊精神，极其活跃的民系”。50年代，他又出版了另一部著作《客家源流考》。这两部著作有力地论证了客家非“语言啁啾不甚开化”、“野蛮的部落，退化的人民”，从此客家人是迁自中原汉民的观点逐渐成为经典性结论。
改革开放以后，各种思潮相当活跃，学界对罗香林运用民间谱谍资料为主，结合正史记载为佐证，得出客家先民经过数次南迁形成客家人的研究路径和结论进行了反思。房学嘉运用差不多同样的研究方法，却得出“客家人的主体是华南的古越族”这样完全相反的结论。陈支平大量运用非客家人的民间谱谍资料发现非客家人的族谱也存在大量的祖先迁自中原的记载，对罗香林的结论进行了质疑。澳大利亚华人学者梁肇庭（Sow-Theng Leong）则运用族群理论和施坚雅的区域理论，对客家历史进行了全面解构，认为客家是在与别的群体冲突与交往中自我形成的群体。此后，福建师范大学的谢重光、华东师范大学的王东等学者对客家源流又提出了不同见解，形成了有方言群体说、文化认同说等等。客家人的历史问题是由于民间冲突提出的，正史几乎没有准确的记载，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客家的历史是模糊的。因此，在较长的一段时期内，客家研究即等同于客家源流研究。经过几次大论争，后来学界才逐渐形成比较中性而一致的看法：客家形成融合说，即客家人是北方南迁汉民与南方畲、瑶等少数民族融合而形成的。至此客家源流论争才告一段落，客家研究领域才得以拓展。
现今，在客家地区地方政府的大力推动和世界客家宗亲恳亲认同的需要等因素影响下，客家研究方兴未艾，研究领域迅速拓展到客家民间信仰、方言、经济、建筑、饮食、服饰、文学、艺术、民俗、体育、人物等等，相关成果迭出，大有成为显学之势。《客家服饰的艺术人类学研究》即是在此背景下产生的客家研究著作。与客家民居建筑、民间信仰、民俗文化等领域研究相比，客家服饰研究显然是客家研究的短板。正由于此，周建新教授敏锐地觉察到客家服饰研究既很重要，又有很大的研究空间。《客家服饰的艺术人类学研究》立足于田野调查，并综合了大量的文献资料，详细考察了客家服饰的发展史、制作材料、艺术风格、民情风俗等，是当前最全面、最系统的客家服饰研究成果。在客家研究越发深入、成熟而客家服饰研究却显得单薄的背景下，该书的意义在于将客家服饰研究系统化、专门化，补足了客家服饰研究的不足，使之成为与客家民居建筑、民间信仰、民俗文化等领域并驾齐驱的代表性著作。客家研究是以一个族群为研究对象的学问，客家族群的经济、文化、社会等方方面面都是客家研究的内容。客家服饰作为客家人衣食住行的重要内容之一，对其系统全面的研究，有助于深刻认识客家服饰的艺术魅力，有助于深化客家研究的内涵，有助于构建客家人外在的身份标识，并增加认同感。 二、开拓客家服饰研究新领域
客家服饰研究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初的台湾地区，20世纪90年代中期大陆地区也开始了客家服饰研究。客家服饰引起两岸学者的共同关注，一方面是客家研究深入的结果；另一方面则是近代以来，客家服饰和其它传统服饰一样，不断受到现代服饰时尚化、潮流化和世界化的冲击，逐渐被边缘化，甚至面临消失，从而引起了学界的重视。但21世纪以前，无论是台湾地区还是大陆地区都是个别零星的研究。2000年以后，客家服饰研究论文逐渐增多。学界广泛运用民俗学、服装学、历史学和艺术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去研究客家服饰的艺术特征.解构客家服饰实物，探讨客家服饰的制作工艺和传承创新等。综观这一时期客家服饰研究成果，客家服饰研究最初从作为客家人的风情习俗进行介绍，逐步延申扩展到服饰实物研究、形制、色彩、材质、工艺、传承创新等的研究。这些成果大都是使用单一学科的方法进行研究，缺乏多学科、系统的考察，主要集中于富有特色的客家妇女服饰、儿童服饰研究和日常服饰的研究，缺乏对礼服、戏服、宗教服饰等特殊服饰的研究。
因此，单纯从客家服饰研究角度看，《客家服饰的艺术人类学研究》的开拓性和创新性尤为明显：一是对客家服饰史的梳理与探讨。正因为客家的历史源流问题一直处于论争状态，至今学界依然存在“谁是客家”、“客家是谁”的疑问。对“客家人的历史源流”这一根本性问题尚且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客家服饰的形成发展史又当如何来梳理呢？因此之故，学界对客家服饰的发展史向来给予选择性地忽视。但避而不谈不等于能回避这个问题，而且不正面回答这个问题，客家服饰研究无疑又将陷入客家研究不能回答“谁是客家”一样的囿境。基于此，作者独辟蹊径，运用考古资料、地方文献资料与客家先民的移民史相结合，从客家地区的经济、文化、民俗以及相关的人物衣饰形象与中原汉民的服饰艺术形象相互比较印证，将客家服饰的形成发展史划分为孕育、特色凸显、特色成熟、特色失落和创新转变几个阶段。虽然是粗线条的划分，但基本上勾勒出了客家服饰的基本发展脉络。
二是开创了客家服饰材质研究向原材料研究的转变。客家服饰主要由棉布、苎布、葛布制作和用蓝靛染制而成，很少使用丝绸等名贵材料。客家人主要居于山区，生存环境相对恶劣，耕山种水是主要生计方式，苎麻、葛麻和蓝靛的种植相当普遍，逐渐发展成种植、纺织、布匹贸易一条龙的产业，形成了许多大市镇。方志中有大量的夏布交易记载，对客家人的生计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如道光《宁都直隶州志》载：“夏布墟，则安福乡之会同集、仁义乡之固厚集、怀德乡之璜溪集，在城则军山集。每月集期，土人及四方商贾如云。总计城乡所出夏布，除家用外，大约每年可卖银数十万两。女红之利，不为不普。”而当前学界对客家服饰材质的研究仅限于材质特色、工艺的探讨，对服饰的制作原材料的种植、贸易等情况缺乏最基本的考察。周建新教授早在2010年即发表了《赣南客家传统服饰原村料之历史考察》，此后不断补充材料，形成了比较系统、全面的客家服饰原材料研究，并作为了《客家服饰的艺术人类学研究》的一个得要章节。其从经济史和社会史相结合的视角来研究客家服饰，考察了客家服饰材料选择与客家地区的出产原料种植、布匹贸易和客家人的生计方式及由此带来的彼此影响之间的联系，甚至从蚕桑养殖、种植角度深入了分析了客家服饰很少使用丝绸等名贵材料的原因等等。这就将客家服饰置于社会群体生产生活整体环境中来考量，渗透了更多的人文关怀和历史文化内涵考察，使客家服饰研究不再是纯粹的服装和饰品的研究，显然开拓了客家服饰研究的广度。
三是从民间文学的角度考察客家服饰艺术。服饰是人类衣食住行日常生活内容之一，自然成为文学创作的重要表现题材，从古代的诗词、歌赋到现当代文学作品，无不有着大量的服饰描写，以营造意境、抒发情感和刻画形象。“源于生活，反映现实”是文学鲜明的个性，特别是由群众集体创作、口耳相传的民间文学，更是对劳动群众的生产、生活和内心情感的真实记录与直接反映。从文学的角度来研究服饰，学界已取得了一些成果，如颜湘君的《中国古代小说服饰描写研究》等。但具体到客家服饰研究，从民间文学的角度来审视客家服饰艺术，周建新、张海华两位学者无疑具有开创之功。生活在赣、闽、粤边区崇山峻岭中的客家人，由于独特的地理环境和风情习俗，民间文学也异常发达。形式有山歌、民谣、采茶戏、故事和俗语（谚语、歇后语）等，尤以客家山歌最为盛行。《客家服饰的艺术人类学研究》首次以客家山歌为分析文本，来考察客家服饰艺术与客家人的现实生活与情感世界。在客家山歌中，充斥着对客家服饰艺术的真情传唱，鞋、袜、荷包（香包）、鞋垫、布帕、围裙、褡裢、肚兜、衣衫、针线和金银首饰，以及洗衣、织布等生活、生产劳作场景都成为客家山歌传唱的重要内容。客家人运用大量而古老的赋、比、兴手法，将客家服饰艺术与现实生活和内在情感联结在一起。如赣南兴国山歌《绣荷包》运用赋的鋪陈手法，通过“十绣荷包”描绘了一位客家姑娘对情郎的隐秘爱情；广西客家山歌《梳妆纺纱织布歌》和闽西客家山歌《织布歌》分别描绘了客家妇女纺纱织布的劳作场景。从中反映出客家人的生存状态、劳作场景、时令节俗和婚恋观念。
四是开展了中央苏区时期的客家服饰研究。众所周知，客家人在中国近代史上有过两次著名的影响，一是太平天国运动，其主要领导及早期的参加者都是客家人；二是近代革命，许多杰出的领导人都是客家人，如孙中山、廖仲凯、朱德、叶剑英等，以及客家地区在中国红色革命史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1931-1934年中国共产党在赣南、闽西客家地区建立了中央苏区，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但遗憾的是，学界对客家服饰的研究仅停留在日常服饰的研究上，对特殊时期的客家服饰研究少之又少，或根本没有涉及。举凡重大的人文事象都会长久渗透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对人们的文化心理及性格产生深远的影响。如果说太平天国时期的客家服饰由于时间久远或战乱等原因而未留下多少实物或文献、画像资料，以致学界难以深入研究的话，那么中央苏区时期的客家服饰却保留了相对丰富的研究资料。由于赣南、闽西客家地区地处崇山峻岭之中，条件艰苦，加上国民党的经济封锁，中央苏区红军在物资装备、后勤供应上得到了当地客家人民的大力支持。当地百姓不仅为红军生产了大量的粮食，而且也生产了大量的服装、草鞋、绷带、米袋等物资。苏维埃政府提倡剪短发，树立革命妇女新风尚，客家妇女积极响应号召，将大量的金银首饰或赠或售给苏维埃政府，据《红色中华》记载“仅瑞金一地，即达两万两之多”。客家人喜唱山歌，在赣南各地到处传唱着有关客家妇女剪短发或制作衣物草鞋慰问红军的山歌。至今在中央苏区客家地区保留下来了大量的红军标语、漫画，其中就有一些是关乎客家服饰的，如上犹县石刻标语“实行妇女剪发”等。这些事象深刻影响了中央苏区客家人的生活，各县在修地方史志文献时，就记载了不少有关红军与客家服饰的故事。在当下的客家人的日常生活中，还可以见着深受苏区文化影响的客家服饰物品，如冬头帕花带依然出现“国”、“党”、“司”、“局”、“革”等文字，在绣花鞋垫上依然大量出现五角星等符号。据笔者所知，在中央苏区就有不少博物馆收藏或展出了一部分留下了中央苏区红色文化印记的服饰物品。这些服饰物品与中央红军和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建设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反映了军民鱼水情深的深厚情谊，也体现了客家人民对红军的支持与贡献。 对这一时期的客家服饰进行深入研究，不仅有助于深化客家服饰研究的文化内涵，更有助于弘扬传统革命精神和体现客家人的族群性格、树立客家人的形象。《客家服饰的艺术人类学研究》对该时期的客家服饰研究虽然未作专题研究，没有广泛收集相关的资料和深入挖掘其中的文化内涵，但作者将其纳入了客家服饰的研究范畴，并尽可能地深入开拓该领域，足见作者敏锐的学术眼光。
三、构建客家服饰识别系统
族群是一个与他者相对应的概念，客家族群意识的觉醒即产生于客家人与其他族群接触并发生磨擦的过程。族群之间的区别在于文化特质，客家文化与众不同的事象有：被称为古汉语活化石的客家方言、防御性极强的围屋、承继于原始社会时期的二次葬俗、衍化自北方饺子的酿豆腐和能充饥的擂茶等等。客家服饰文化也是客家人独特的文化之一，在与他者的交往与互动过程中，客家人的身份不断被他者和自我强化。一如客家人的称谓，最初由他者（《土著》）强加而来，尔后慢慢被客家人接受，再后来客家精英主动书写客家历史唤醒更多的客家认同意识，最后形成大众共识。
服饰的外观属性直接区别于他者，进而强化区别社会身份属性，促进阶级、职业的分化和种族、族群意识的觉醒。《客家服饰的艺术人类学研究》即试图通过勾勒、表现、揭示客家服饰的艺术特色和独特魅力，从而建构起客家人自我和他者一致认同的客家服饰识别系统。全书共七章，除第一章对客家服饰研究学术史进行回顾外，从第二章到第七章，分别从视觉、行为、理念来对应客家服饰的物质视觉文明、行为动态文明和理念精神文明，从而建构客家服饰“源自中原，又融入楚韵畲风”、“幽古神秘”、“实用典雅”、“平和吉祥”的识别系统。
视觉上，作者尽力挖掘、凸显、揭示客家服饰区别于其他族群服饰的独特艺术特色。一是古朴的形制——客家服饰保留了中原汉服的传统古风。由于南迁移民背景，客家人移居他乡后，依然说祖宗话（宁卖祖宗田，不忘祖宗言）、穿祖宗衣，尽量保持自己的文化特色。体现在服饰上，客家典型服饰大襟衫和大裆裤均以宽松肥大为美，以遮盖女性身体曲线为美，特别是大裆裤俗称“宽腰便裤”，其宽松程度要将裤头翻折多次才能穿用，明显承继了汉服唐装的古风。即使是一些形制变化较大的服饰也能寻到中原汉服的影子，如流行于赣州“三南地区”的冬头帕，据考证即由北方头巾衍化发展而来。在客家饰发展史章节中，作者运用考古出土资料、客家移民史料和中原汉服传播史料，对北方移民与客家人的形成、北方服饰文化传播与客家服饰特色突显进行了充分的比较论证，得出客家服饰具有移民色彩、中原古风和融入了赣、闽、粤地区当地特色。二是幽古的色调——客家服饰具有一种神秘色彩。中原汉服尚黄、红等色调，等级分明，少数民族服饰则五彩缤纷、灵异生动、洒脱自然，客家服饰承继了中原古风，又融入了畲、瑶族服饰因子，尚蓝、红、黑等色调，采用填充、反转、重复和二方连续构图等装饰搭配手法，既显古朴庄重，又不失活泼艳丽，幽古神秘，透着一股耐人寻味的色彩。三是精美的纹饰——客家服饰融入了楚韵畲风。客家服饰整体上简洁、朴素、大方，但部分服饰或服饰的某些部位却有着繁复的装饰。如头帕、绣花帽、绣花围裙、围嘴和领口、袖口等部位，装饰有大量的动植物纹样、文字纹样、人物纹样、物品纹样和几何图形纹样等纹样。作者在第四章“视觉文明”中，对客服饰色彩、装饰上的特色表现得淋漓尽致，特别是对儿童服饰装饰中的吉祥装饰、祈吉心理作了着重分析。四是自然环保的制作材料——客家服饰大量使用当地出产的原材料制作。客家服饰的制作材料主要是苎布、葛布、棉布和少量丝绸，染料主要是蓝靛。苎布和葛布具有良好的吸水性、易干性和透气性，沾汗不污，凉爽挺括，为上好衣料。染料蓝靛也是客家人采用土法浸染而成，对人体无任何伤害。与现代化工衣料、染料相比较，客家服饰的制作材料具有天然的环保特点。
行动上，作者着力表现客家服饰的动态形态和习俗文化。一是客家服饰生产的工艺流程，包括服饰材料的选择、织布制衣等的生产过程。运用田野调查资料、客家山歌记载内容等多角度，将客家服饰的生产技术、工艺流程、劳作场景等展现出来，从而传递出客家人勤劳朴素、心灵手巧、积极进取的形象。二是客家服饰的穿戴习俗、行为习俗。如客家人穿衣“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流行给着惊患病的婴儿用衣衫“喊惊”（喊魂），给逝世老人买水抹尸、穿法讲究“上三下三”（3件衣服，3条裤子）、“上五下三”、“上五下五”、“上七下八”，忌讳从女裤下钻过、反穿衣服、腰系草绳、父母健在不戴白帽等禁忌。通过表现服饰行为动态和习俗文化，充分展示客家服饰的“实用与伦理”、“实用与审美”、“实用与情感”等多层功能，从而强化客家人勤劳、节俭、生存艰难及独特的文化心理等形象。
理念上，作者努力将蕴含在客家服饰中的“祈吉心理”、“移民精神”、“崇尚自然”、“质朴自信”、“追求实用”等客家精神和审美情趣揭示出来。客家服饰质朴无华，采用自然环保的材料，以实用为美、自然为美，蕴含着客家人“在路上”的心理体验，“艰苦求变”的生存状态，“开拓进取”的精神态度，“崇尚自然”的审美情趣和“自信平和”的人生哲学。从服饰心理、精神、审美和文化哲学上构建客家服饰的内在识别形象。
视觉、行动、理念识别系统构成客家服饰识别的关键，从表层直入深层，分别指向客家服饰文化的不同层面和客家人的精神特质，正如作者所言“理念识别系统是视觉识别系统构成的内核，是行为识别系统实施的路标，视觉识别系统又是理念识别系统的物化，行为识别系统又是視觉识别系统和理念识别系统结合的纽带。”由此完成了客家服饰识别系统的构建。
四、结语
客家服饰是客家人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创造的一门艺术，其种类多样，工艺精湛，文化内涵丰富，融入了客家人的民俗风情、艺术智慧和审美情趣。对客家服饰进行客观、全方位的解析，最好的方法无疑是走进客家人的生活，去体验客家人对客家服饰的穿着习俗和真实感受。因此，作者立足于田野调查，深入赣闽粤客家地区参观博物馆、收集客家服饰实物、访谈民间手艺人、体验客家民俗活动、造访客家服饰民间收藏家等，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民族志是现代人类学的基本学术范式，经验叙述是民族志文本的基础和主体。《客家服饰的艺术人类学研究》并没有使用民族志的写法，而是按照服饰艺术研究自身的规律来进行解析，挖掘客家服饰的艺术魅力。但不容忽视的是，全书紧扣“服饰”和“艺术”两个关键词，图文并茂，大量运用服饰实物图片、访谈资料、考古资料、民间山歌和传说故事等田野调查资料来论述客家服饰的文化内涵和建构客家服饰的识别系统，融学术性、可读性和趣味性于一体，充满清新的田野风格。
应当指出，客家服饰艺术魅力独特，文化内涵相当丰富，还有许多值得进一步探讨和深入的空间。比如，客家服饰与畲族服饰、与客家族群周边族群服饰的比较研究，中央苏区时期的客家服饰研究，客家服饰传承与保护研究，客家服饰资源利用与文化产业发展研究，客家服饰现代化创新路径研究等等。这些领域该书或未涉及，或未深入，有待后人开拓。但由于服饰不易保存带来田野调查的困难，及受客家服饰研究内容的局限等原因，可以预见学界或许一时难以出现超越该书的著作。因此可以说，《客家服饰的艺术人类学研究》是当前客家服饰研究的最新力作，具有系统性和鲜明的创新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