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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结合女性主义叙事学理论对伍尔夫和莱辛小说中的叙事声音进行了文本解读。从宏观上看，伍尔夫与莱辛采用了相同的叙事声音，即以隐含的叙述者声音和多元化的人物声音对抗男权社会和文学规约对女性声音的制约，从而取得了女性话语权威。从微观上看，伍尔夫在文本中采用融合的声音，莱辛采用分裂的声音，这既体现了这两位女作家在构建性别话语中不同的叙事风格，又彰显出她们女性主义思想的独到性与先驱性。
关键词：叙事声音 小说 比较研究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aoolf 1882-1941）与多丽丝·莱辛（Doris Lessing 1919 -）是英国20世纪最杰出的两位女作家。伍尔夫向往两性和谐统一的“双性同体”思想在她的文学创作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她塑造了不少融合两性特质的人物，表达出对双性同体理想境界的向往；莱辛通过女性的独特视角描述了女性的心理和生活，以及她们在与男性相处中获得的新的认知，诠释了一种不同于传统女权主义的两性和谐的新女性主义，具有新时代精神。综观以往的研究，对伍尔夫与莱辛的研究比较多地集中在她们的相似性上，而对她们的差异却很少提及，但正是她们的差异彰显出了20世纪英国女性文学历时性的嬗变轨迹以及女性主义思想与艺术的进步历程。本文将从女性主义叙事声音出发，探讨伍尔夫与莱辛小说女性主义叙事的异同，以深刻认识创作个体在建构性别话语、性别关系的叙述策略、修辞方式等文化实践中的艺术特色。
女性主义叙事学凭借其将叙事学研究的形式分析与女性主义批评的意识形态分析有机结合的优势，为我们分析作品中叙事话语的特殊性和叙事形式对性别的构建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持。苏姗·兰瑟（Susan Lanser）从女性主义叙事学角度出发，将作为形式的叙事声音置于社会地位和文学实践的交界处，总结了女性叙事声音实现话语权威的策略，以及女性叙事得以产生的社会、经济和文学条件，从而构建了女性主义叙事声音理论。叙事学中的“声音”本指叙述者的声音，但在巴赫金的影响下，叙事学者将这个概念扩大至包括叙事文本产生的所有声音，包括文本内声音（叙述者声音及人物声音）和文本外声音（指作者的声音）。
一
19世纪末20世纪初，逐渐兴起的现代派小说在叙事规范上发生了很大变化。在传统的第三人称叙述中，叙述者通常用自己的眼光来叙事，但在20世纪初以来的第三人称小说中，叙述者往往放弃自己的眼光而采用故事中主要人物的眼光来叙事。现代派小说要求剔除外在的作者权威，以小说人物的声音代替“作者”的声音。伍尔夫是现代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她全部的小说没有任何一部或部分章节采用第一人称叙事，甚至任何纯粹聚焦于单一视点的叙事也没有。她通过多位聚焦消解作者中心和叙述者单声。然而，在一片“作者引退”的呼声中，伍尔夫通过隐含的叙述者声音，建立了一种“没有消抹作者的距离”，有效地传达了自己的女性主义思想。贯穿文本的是小说人物的内心世界，“自由间接引语”则构成叙述者和人物声音争夺控制权的场所，伍尔夫在小说中充分利用了自由间接引语表达叙述者的声音，小说人物成为叙述声音的延伸。在《达洛卫夫人》中，皮特回忆起自己青年时对达洛卫夫人（他的克拉丽莎）的爱慕：“仿佛一片乌云遮住太阳，寂静笼罩伦敦，压抑人的心灵。……唯有僵硬的习俗和枯骨支撑着人体的骨架，里面却空空如也，……”。这是叙述者对“一战”后人们精神荒原的悲怆与无奈，反映了其渴望回归本我的愿望。随后作者又写道：“皮特·沃尔什喃喃自语；他感到身体被掏空，内部什么也没有。克拉丽莎拒绝了我，……”又回到了皮特的叙事视角。叙述者的表白隐藏于人物话语中，自由间接引语成为叙述者和人物之声的双声语。叙述者在小说人物内心世界自由穿梭，却隐而不见，从而获得了一个无所在却又无所不在的隐含型作者权威。
20世纪60年代，后现代主义文学的自由与开放扩展了女性文学的生存空间，但女性的主体位置在以男性为中心的话语秩序中仍难以实现。莱辛意识到要使女性主体得以自我表述，就必须建构起反传统的权威声音。而这不得不借助于隐含型作者权威。叙述者与小说人物保持了恰如其分的距离，叙事只是无足轻重的努力，以讲述简朴的故事再现平淡无奇的生活原生态。与伍尔夫不同的是，莱辛在小说中凸显了以女性为主体的叙述视角，表现了女性真实的感受和体验。而且，莱辛笔下的女性改变了传统作品中“被看”的历史，而变成了“看”的主体。在《野草在歌唱》中，白人妇女玛丽爱上了黑人雇工，这段违背所谓“社会道德”的恋情被白人们唾弃，也最终把玛丽推向死亡。作者一方面采用玛丽的眼光进行叙述聚焦，表现出女主人公非理性情感的合理存在；另一方面又通过叙述者的责备之声，用“社会上”的眼光来看这位女主人公。这种矛盾立场拉开了叙事者和小说人物的距离，产生了反讽的效果。表面文本读到的是叙述者对玛丽的嘲讽，但深层文本却是对殖民主义和男权社会的批判。在貌似自由的男权社会中，玛丽只能被动地接受环境和命运的摆布，而殖民主义背景加速了她走向悲剧的进程。小说把玛丽置于了文本的主体，突出了她的女性特质—一个性格上有缺陷但内心充满着幻想和期待的女人：
“她已经感觉到了这种不幸，她不是在这种不幸中生活了那么多年么？究竟多少年呢？……她做了些什么呢？那是怎么回事呢？”
而穿插于这种反讽性模仿语言的是叙述者独立于人物话语的描述和评论：
“她有自知之明的理智，可她在感情上又是那样天真无知——她的感情总是被一种她所无法理解的力量推动着——这两者之间的冲突毁灭了她那完美的幻想。”
叙述声音是“客观”的，而人物声音又是那么的“愚钝可笑”，以致读者们几乎在等待着他们的崩溃。莱辛在小说中以叙述者的无形之手掌控人物的话语和行为并建构起作者叙事权威，从而达到一种“无声胜有声”的叙事效果，这与伍尔夫的叙事策略是一脉相承的，具有隐蔽性。
在伍尔夫的小说中，叙述者有意在人物之间散播一种普遍意识，通过人物分散叙事权威；而且通过在不同身份的人物话语重复使用同一句法结构，获得结构上统一形成的“格言化表达”。这些评论式话语都是现在时态话语，也没有引号结构，因此，表面上是人物话语，实际上，这些不同声音并不构成复调小说的对话性和多声部叙事，而是由叙述者统筹着五花八门的人物声音，让它们达到了“异口同声”之效，从而建立了一种无可置疑的权威。
二
20世纪西方女权主义运动深入政治、文化各个领域，为女性平等、独立、自主而呐喊抗争。女性主义文学成为女权主义运动的前沿阵地和女性意识的重要载体。把伍尔夫和莱辛的小说置于英国文学史和整个人类文化发展史的大背景中，我们看到这两位女作家努力在写作与生存实践中“认识自我、成就自我与超越自我”，以女性独特的方式展示出女性主体的精神和美学价值。她们不高喊，不闺怨，以迂回、巧妙的叙事声音对抗意识形态、社会权力关系和文学规约等因素对女性声音的压制，从而取得了话语权威，展现了女性话语的独特魅力。
从宏观上看，伍尔夫和莱辛采用了相同的叙事策略，即通过拉开叙述者和人物的距离，用人物的眼光代替全知叙述者的眼光，叙述者暗中控制着叙事过程，从而获得隐含的权威；同时通过多元化的人物声音增强作者的权威性。从微观上看，伍尔夫与莱辛采用了不同的叙写风格来配合相应的叙事策略。
伍尔夫在文本中通过自由间接引语使叙述声音和人物声音模糊化，叙述声音分享多元化的人物声音和散布其中的普遍意识。看似叙述者得以窥见单个人物的内心世界，实则汲取普遍观念和景象，在多元化的人物声音中获得一种和谐的、整体的声音。由此可见，伍尔夫文本中的人物声音是为叙述声音服务的，叙述声音和人物声音是同一的、连贯的、稳定的。如果说，伍尔夫小说给我们呈现的是声音的融合的话；那么，莱辛的小说却让我们听到了分裂的声音。莱辛在文本中通过反讽使叙述声音与人物声音对立化，从中获得一种矛盾的张力。为了对抗非理性的人物声音就必须建立一种理性的叙述声音，然而，产生悖论的是原本理性的声音会变成非理性的声音，而非理性的声音又会变成理性的声音。通过对理性和非理性声音的模糊化，文本揭示出荒诞社会中的种种不公和现代文明的分裂本质。然而，叙述声音与人物声音或融合或对立，仍存在互为依存的关系，且两者的依存并不依赖于对方，而是依赖于作者。
伍尔夫与莱辛在叙事策略上的差异体现了她们女性主义思想和文学艺术的创作特色。她们不同的个人经历和她们所处的时代背景和环境构成了她们在发出自我声音和树立女性书写权威的主客观因素。伍尔夫在作品中融合的声音不但体现了她渴望在支离破碎的现实世界中寻找协调、秩序和稳定的美好愿望，也表现出其女性主义思想的超越之处。伍尔夫在其女性主义文论《一间自己的屋子》中提出了“女人的男人”和“男人的女人”，即“双性同体”的思想：两性之间虽然客观存在着差异，但两者并不应该简单地对立，而应该互相融合。有着“双性同体”思想的作家才能在男女融合中达到个性的平衡，获得一种完整感。在小说《奥兰多》中，伍尔夫构造出一个她理想中的双性同体的诗人——奥兰多（Orlando），他/她融合了男性的力量和女性的优雅，其性别变换直接展示了两性融合的主题。伍尔夫通过两种性别在生理上融于一体的幻想，向人们展示了一种性别超越的理想境界。
与伍尔夫相比，莱辛显得更为辛辣、尖锐，她以积极参与者的态度大胆正视和描写客观存在的现实生活，通过分裂的声音展示“碎片化”的世界，其女性主义意识的先锋之作《金色笔记》直指“人的分裂”主题。诺贝尔文学奖的授奖词称莱辛是：“女性经验的史诗写家，以怀疑、热情和想象的力量来审视一个分裂的文明。”莱辛经历坎坷，自学成才，以激进的政治性文学形式登上文坛。她的写作思想和创作手法受20世纪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潮的影响，例如解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和荣格的心理分析、伊斯兰苏菲主义哲学等，她的创作成为时代气候转变的记录。莱辛反对乌托邦，认为文明的反讽是对生活的反思。然而，莱辛对“分裂”的描绘并不是说她否认统一，恰恰相反，她孜孜以求的理想就是从分裂中走出来，重建健全人格和健全社会。莱辛所要描绘的是整个时代，妇女问题不过是其中的一个突出部分。因此，在备受女权主义者们推崇的同时，莱辛却与女权主义者们划清了界限。她公开反对“性别战争”，反对一味建构所谓的“女性话语”，主张把男人和女人的文学经验结合起来，产生一种新的、普遍性的文学。较之伍尔夫，莱辛更具现实主义批判性，她以分裂的形式再现了人们的精神危机，指引人们在现实的绝望中找寻找努力的方向。
参考文献：
[1] [美]苏珊·S·兰瑟，黄必康译：《虚构的权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2] 申丹：《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3] [英]弗吉尼亚·伍尔夫，孙梁、苏美译：《达洛卫夫人》，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版。
[4] [英] 多丽丝·莱辛，一蕾译：《野草在歌唱》，译林出版社，1999年版。
[5] 申丹等著：《英美小说叙事理论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6] Motoko Rich & Sarah Lyall.Doris Lessing Wins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N].The New York Times,2007-10-11.
作者简介：
邓琳娜，女，1979—，江西南昌人，上海外国语大学博士研究生，讲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西方文化，工作单位：南昌大学外国语学院。
马俊，女，1971—，江西九江人，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工作单位：南昌大学外国语学院。
关键词：叙事声音 小说 比较研究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aoolf 1882-1941）与多丽丝·莱辛（Doris Lessing 1919 -）是英国20世纪最杰出的两位女作家。伍尔夫向往两性和谐统一的“双性同体”思想在她的文学创作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她塑造了不少融合两性特质的人物，表达出对双性同体理想境界的向往；莱辛通过女性的独特视角描述了女性的心理和生活，以及她们在与男性相处中获得的新的认知，诠释了一种不同于传统女权主义的两性和谐的新女性主义，具有新时代精神。综观以往的研究，对伍尔夫与莱辛的研究比较多地集中在她们的相似性上，而对她们的差异却很少提及，但正是她们的差异彰显出了20世纪英国女性文学历时性的嬗变轨迹以及女性主义思想与艺术的进步历程。本文将从女性主义叙事声音出发，探讨伍尔夫与莱辛小说女性主义叙事的异同，以深刻认识创作个体在建构性别话语、性别关系的叙述策略、修辞方式等文化实践中的艺术特色。
女性主义叙事学凭借其将叙事学研究的形式分析与女性主义批评的意识形态分析有机结合的优势，为我们分析作品中叙事话语的特殊性和叙事形式对性别的构建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持。苏姗·兰瑟（Susan Lanser）从女性主义叙事学角度出发，将作为形式的叙事声音置于社会地位和文学实践的交界处，总结了女性叙事声音实现话语权威的策略，以及女性叙事得以产生的社会、经济和文学条件，从而构建了女性主义叙事声音理论。叙事学中的“声音”本指叙述者的声音，但在巴赫金的影响下，叙事学者将这个概念扩大至包括叙事文本产生的所有声音，包括文本内声音（叙述者声音及人物声音）和文本外声音（指作者的声音）。
一
19世纪末20世纪初，逐渐兴起的现代派小说在叙事规范上发生了很大变化。在传统的第三人称叙述中，叙述者通常用自己的眼光来叙事，但在20世纪初以来的第三人称小说中，叙述者往往放弃自己的眼光而采用故事中主要人物的眼光来叙事。现代派小说要求剔除外在的作者权威，以小说人物的声音代替“作者”的声音。伍尔夫是现代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她全部的小说没有任何一部或部分章节采用第一人称叙事，甚至任何纯粹聚焦于单一视点的叙事也没有。她通过多位聚焦消解作者中心和叙述者单声。然而，在一片“作者引退”的呼声中，伍尔夫通过隐含的叙述者声音，建立了一种“没有消抹作者的距离”，有效地传达了自己的女性主义思想。贯穿文本的是小说人物的内心世界，“自由间接引语”则构成叙述者和人物声音争夺控制权的场所，伍尔夫在小说中充分利用了自由间接引语表达叙述者的声音，小说人物成为叙述声音的延伸。在《达洛卫夫人》中，皮特回忆起自己青年时对达洛卫夫人（他的克拉丽莎）的爱慕：“仿佛一片乌云遮住太阳，寂静笼罩伦敦，压抑人的心灵。……唯有僵硬的习俗和枯骨支撑着人体的骨架，里面却空空如也，……”。这是叙述者对“一战”后人们精神荒原的悲怆与无奈，反映了其渴望回归本我的愿望。随后作者又写道：“皮特·沃尔什喃喃自语；他感到身体被掏空，内部什么也没有。克拉丽莎拒绝了我，……”又回到了皮特的叙事视角。叙述者的表白隐藏于人物话语中，自由间接引语成为叙述者和人物之声的双声语。叙述者在小说人物内心世界自由穿梭，却隐而不见，从而获得了一个无所在却又无所不在的隐含型作者权威。
20世纪60年代，后现代主义文学的自由与开放扩展了女性文学的生存空间，但女性的主体位置在以男性为中心的话语秩序中仍难以实现。莱辛意识到要使女性主体得以自我表述，就必须建构起反传统的权威声音。而这不得不借助于隐含型作者权威。叙述者与小说人物保持了恰如其分的距离，叙事只是无足轻重的努力，以讲述简朴的故事再现平淡无奇的生活原生态。与伍尔夫不同的是，莱辛在小说中凸显了以女性为主体的叙述视角，表现了女性真实的感受和体验。而且，莱辛笔下的女性改变了传统作品中“被看”的历史，而变成了“看”的主体。在《野草在歌唱》中，白人妇女玛丽爱上了黑人雇工，这段违背所谓“社会道德”的恋情被白人们唾弃，也最终把玛丽推向死亡。作者一方面采用玛丽的眼光进行叙述聚焦，表现出女主人公非理性情感的合理存在；另一方面又通过叙述者的责备之声，用“社会上”的眼光来看这位女主人公。这种矛盾立场拉开了叙事者和小说人物的距离，产生了反讽的效果。表面文本读到的是叙述者对玛丽的嘲讽，但深层文本却是对殖民主义和男权社会的批判。在貌似自由的男权社会中，玛丽只能被动地接受环境和命运的摆布，而殖民主义背景加速了她走向悲剧的进程。小说把玛丽置于了文本的主体，突出了她的女性特质—一个性格上有缺陷但内心充满着幻想和期待的女人：
“她已经感觉到了这种不幸，她不是在这种不幸中生活了那么多年么？究竟多少年呢？……她做了些什么呢？那是怎么回事呢？”
而穿插于这种反讽性模仿语言的是叙述者独立于人物话语的描述和评论：
“她有自知之明的理智，可她在感情上又是那样天真无知——她的感情总是被一种她所无法理解的力量推动着——这两者之间的冲突毁灭了她那完美的幻想。”
叙述声音是“客观”的，而人物声音又是那么的“愚钝可笑”，以致读者们几乎在等待着他们的崩溃。莱辛在小说中以叙述者的无形之手掌控人物的话语和行为并建构起作者叙事权威，从而达到一种“无声胜有声”的叙事效果，这与伍尔夫的叙事策略是一脉相承的，具有隐蔽性。
在伍尔夫的小说中，叙述者有意在人物之间散播一种普遍意识，通过人物分散叙事权威；而且通过在不同身份的人物话语重复使用同一句法结构，获得结构上统一形成的“格言化表达”。这些评论式话语都是现在时态话语，也没有引号结构，因此，表面上是人物话语，实际上，这些不同声音并不构成复调小说的对话性和多声部叙事，而是由叙述者统筹着五花八门的人物声音，让它们达到了“异口同声”之效，从而建立了一种无可置疑的权威。
二
20世纪西方女权主义运动深入政治、文化各个领域，为女性平等、独立、自主而呐喊抗争。女性主义文学成为女权主义运动的前沿阵地和女性意识的重要载体。把伍尔夫和莱辛的小说置于英国文学史和整个人类文化发展史的大背景中，我们看到这两位女作家努力在写作与生存实践中“认识自我、成就自我与超越自我”，以女性独特的方式展示出女性主体的精神和美学价值。她们不高喊，不闺怨，以迂回、巧妙的叙事声音对抗意识形态、社会权力关系和文学规约等因素对女性声音的压制，从而取得了话语权威，展现了女性话语的独特魅力。
从宏观上看，伍尔夫和莱辛采用了相同的叙事策略，即通过拉开叙述者和人物的距离，用人物的眼光代替全知叙述者的眼光，叙述者暗中控制着叙事过程，从而获得隐含的权威；同时通过多元化的人物声音增强作者的权威性。从微观上看，伍尔夫与莱辛采用了不同的叙写风格来配合相应的叙事策略。
伍尔夫在文本中通过自由间接引语使叙述声音和人物声音模糊化，叙述声音分享多元化的人物声音和散布其中的普遍意识。看似叙述者得以窥见单个人物的内心世界，实则汲取普遍观念和景象，在多元化的人物声音中获得一种和谐的、整体的声音。由此可见，伍尔夫文本中的人物声音是为叙述声音服务的，叙述声音和人物声音是同一的、连贯的、稳定的。如果说，伍尔夫小说给我们呈现的是声音的融合的话；那么，莱辛的小说却让我们听到了分裂的声音。莱辛在文本中通过反讽使叙述声音与人物声音对立化，从中获得一种矛盾的张力。为了对抗非理性的人物声音就必须建立一种理性的叙述声音，然而，产生悖论的是原本理性的声音会变成非理性的声音，而非理性的声音又会变成理性的声音。通过对理性和非理性声音的模糊化，文本揭示出荒诞社会中的种种不公和现代文明的分裂本质。然而，叙述声音与人物声音或融合或对立，仍存在互为依存的关系，且两者的依存并不依赖于对方，而是依赖于作者。
伍尔夫与莱辛在叙事策略上的差异体现了她们女性主义思想和文学艺术的创作特色。她们不同的个人经历和她们所处的时代背景和环境构成了她们在发出自我声音和树立女性书写权威的主客观因素。伍尔夫在作品中融合的声音不但体现了她渴望在支离破碎的现实世界中寻找协调、秩序和稳定的美好愿望，也表现出其女性主义思想的超越之处。伍尔夫在其女性主义文论《一间自己的屋子》中提出了“女人的男人”和“男人的女人”，即“双性同体”的思想：两性之间虽然客观存在着差异，但两者并不应该简单地对立，而应该互相融合。有着“双性同体”思想的作家才能在男女融合中达到个性的平衡，获得一种完整感。在小说《奥兰多》中，伍尔夫构造出一个她理想中的双性同体的诗人——奥兰多（Orlando），他/她融合了男性的力量和女性的优雅，其性别变换直接展示了两性融合的主题。伍尔夫通过两种性别在生理上融于一体的幻想，向人们展示了一种性别超越的理想境界。
与伍尔夫相比，莱辛显得更为辛辣、尖锐，她以积极参与者的态度大胆正视和描写客观存在的现实生活，通过分裂的声音展示“碎片化”的世界，其女性主义意识的先锋之作《金色笔记》直指“人的分裂”主题。诺贝尔文学奖的授奖词称莱辛是：“女性经验的史诗写家，以怀疑、热情和想象的力量来审视一个分裂的文明。”莱辛经历坎坷，自学成才，以激进的政治性文学形式登上文坛。她的写作思想和创作手法受20世纪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潮的影响，例如解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和荣格的心理分析、伊斯兰苏菲主义哲学等，她的创作成为时代气候转变的记录。莱辛反对乌托邦，认为文明的反讽是对生活的反思。然而，莱辛对“分裂”的描绘并不是说她否认统一，恰恰相反，她孜孜以求的理想就是从分裂中走出来，重建健全人格和健全社会。莱辛所要描绘的是整个时代，妇女问题不过是其中的一个突出部分。因此，在备受女权主义者们推崇的同时，莱辛却与女权主义者们划清了界限。她公开反对“性别战争”，反对一味建构所谓的“女性话语”，主张把男人和女人的文学经验结合起来，产生一种新的、普遍性的文学。较之伍尔夫，莱辛更具现实主义批判性，她以分裂的形式再现了人们的精神危机，指引人们在现实的绝望中找寻找努力的方向。
参考文献：
[1] [美]苏珊·S·兰瑟，黄必康译：《虚构的权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2] 申丹：《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3] [英]弗吉尼亚·伍尔夫，孙梁、苏美译：《达洛卫夫人》，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版。
[4] [英] 多丽丝·莱辛，一蕾译：《野草在歌唱》，译林出版社，1999年版。
[5] 申丹等著：《英美小说叙事理论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6] Motoko Rich & Sarah Lyall.Doris Lessing Wins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N].The New York Times,2007-10-11.
作者简介：
邓琳娜，女，1979—，江西南昌人，上海外国语大学博士研究生，讲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西方文化，工作单位：南昌大学外国语学院。
马俊，女，1971—，江西九江人，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工作单位：南昌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