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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闳（1828—1912）是中国最早的留美毕业生，又被誉为“中国留学生之父”。其自传在大陆共印行过四次：第一次是1915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第二次已是改革开放的1981年，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书名皆为《西学东渐记》；第三次是中华书局1991年出版的《我在美国和在中国生活的追忆》；第四次是由石霓女士译注、百家出版社2003年的《容闳自传——我在中国和美国的生活》。惜每版印数不多。
1854年，26岁的容闳从美国耶鲁大学毕业，次年回到国内。由于容闳，曾国藩成为兴办洋务的第一人。由于曾国藩，容闳成为“中国留学生之父”。之后，容闳又结识了洋务运动的重要人物李鸿章、张之洞，还接触到盛宣怀，与他们都有交往。容闳在自传中对这四位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都有描述与记载。
容闳对曾国藩评价最高，认为曾国藩是一位了不起的英雄人物：“他无疑是他同龄中以及他那个时代最为卓越的人物之一，作为一名最高军事将领，他是靠个人奋斗而成功的。他凭着不屈不挠的顽强毅力，从具有高级学术成就的翰林升为进攻太平军的清军最高统帅。”
在容闳眼中，曾国藩还是一个廉洁奉公的好官员。容闳说：“七八个省的财政收入全由他自行处理，这些省份的行政大权和地方官员的晋升任免，也全由他控制。权力之大，几若王权。所以不夸张地说，曾国藩是当时中国真正的最有权威最具实力的人。然而，合乎他内在的崇高品质，从未听说过他滥用置于他手掌中的几乎是无限的权力，也从未听说过他乘机利用他支配的巨大财富使自己富裕起来，或肥其家庭、亲戚和朋友。他不像其僚属和后继人李鸿章那样给子孙后代留下四千万银两的遗产。曾国藩身后萧条，他在自己的政绩簿上没有留下污点，而留下了受人崇敬的品格和为世人颂扬的正直、爱国、廉洁的美名。”
在容闳笔下，曾国藩还是一位思想开明的谦谦君子：“他非常有才干，但又很谦逊；他思想开明，又稳健节制。”容闳对曾国藩是由衷敬佩，说“他是一位真正的君子，一个高尚的人，是一个典范人物”。 他甚至为自己能认识这样一位正直君子感到幸运。
在容闳笔下，曾国藩还是一位善于用人和爱才的封疆大吏。在曾国藩的总督府中，大大小小的官员有200来位，除了其中100位是幕僚、还有少量的候补官员外，余下的七八十位，都是学识渊博的学者、专家：有法学家、数学家、天文学家、机械师等。这些人都被曾国藩网罗到府中，“总之， 中国出类拔萃和著名的人物都被他那富有磁性般魅力的品德和声望吸引到这里。对于那些学识高深和有才能的杰出人物，他总是极为敬佩，喜欢与他们交往和共事。”
容闳对曾国藩佩服得五体投地：“曾国藩的伟大不是任何传统意义上的高贵爵位能够衡量的。他的伟大不在于战胜太平军，更不在于收复南京，他的伟大在于他伟大的德行——他纯洁和无私的爱国心，他深刻和有远见的治国之才，以及他政治生涯的清正廉洁。他被认为是‘正直的人’而载入史册。”
谈及曾国藩的去世，容闳认为这“给中国带来不可弥补的损失”。他说：“作为一位政治家，一位爱国者，就他个人的品德而言，超过同时代的人，正如高耸于喜马拉雅山脉的珠穆拉玛峰，其峰巅为无穷尽的皑皑白雪覆盖着，在纯净洁白和宁静无扰的环抱中，永远那样的泰然安谧。”
也许容闳有溢美之词，但历史上的曾国藩作为“同治中兴”第一名臣，大节不亏，小节可敬，“每日三省吾身”，善于用人，有容人之量，甚至被左宗棠斥责、李鸿章上奏攻击，他都不计较而善待之，甚至以德报怨。这是很难得的一种品质。毛泽东曾说过这样一段话：我们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不仅要团结那些与我们意见相同的同志，还要团结那些意见不同，甚至反对自己并被实践证明反对错了的人。毛泽东的确是一位了不起的大师，说得再好也没有了。胡适说“容忍”，其程度未及毛泽东，而鲁迅则毫不讳言：“我是一个都不宽容。”曾国藩做到了毛泽东说的这点，他对自己的政敌也不攻讦，而且采取团结态度。这都是事实。否则，毛泽东又缘何敬佩他呢？
在容闳笔下，李鸿章比曾国藩就大为逊色了。容闳说：“李鸿章的性情品格与他的杰出前任和恩师（指曾国藩）完全不同。他是个容易激动、神经质的人，行事反复无常，无定见，感情用事；易于接受奉承和赞扬，或者用中国的一句精炼的话说，就是喜欢戴高帽子。就外表看，他举止神情似甚鲁莽，但其内心还是很仁慈的。作为国务大臣，其经国之才，远不及曾国藩；就一位爱国者和政治家而言，他的品格不能经受起客观公正的历史检验。”容闳认为李鸿章胆小怯懦，“行事反复无常，无定见，感情用事”。容闳这样说也是有他的原因，主要是针对出国留洋的这批学生最后半途而废，他认为李鸿章有相当责任。幼童出国留学是一件对中国历史发展进程将会产生重大积极影响的史无前例的壮举，可是随着曾国藩的去世，李鸿章独力支持，孤掌难鸣，终不敌朝廷中的顽固势力。1881年，容闳以前半生精力促成的中国幼童出洋留学事业在中国的守旧势力反对下半途而废，让人扼腕叹息。近百名即将在美国各著名大学毕业的留学生不得不挥手告别那些代表人类社会进步方向的大学，洒泪登船，只有詹天佑和欧阳庚获得耶鲁学位。中国幼童出洋留学计划的废止，容闳伤心至极，也让容闳对清政府仅存的一点希望化为泡影。容闳始终认为李鸿章没有能坚持抵制顽固派，是胆小怯懦。
对李鸿章向西方学习，尽可能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积极促成中国幼童出国留学而组建“中国幼童出洋肄业局”，容闳认为他同曾国藩一样是不遗余力的，李鸿章功不可没。中国幼童留美动议于容闳，并竭尽全力推动和促成此事，他被称之为“中国留学生之父”乃当之无愧。如没有曾国藩、李鸿章，容闳的建议能否为清政府所接受并实行之，也许就另当别论了。这件事对中国近代化进程影响至大。
对张之洞，容闳评价不高，容闳说：在我与他“谈话的整个过程中，对我所谈及的问题，张之洞概不表示自己的意见。他始终保持沉默，像一块干燥的海绵一样能吸水而不能向外吐水”。 容闳说张之洞“根本就没有形成应为中国做什么的计划”，而且“冷漠傲慢目空一切”。对张之洞的这种评价来源于张之洞对容闳提出的推进现代化的问题竟然一无所知。所以，容闳认为他并不真正关心自己的国家。
1896年，容闳在总理衙门大臣兼户部左侍郎张荫桓与两代帝师、户部尚书翁同龢的支持下，奏准朝廷，拟开办中国国家银行，并由朝廷提供1000万两白银作为开办经费。事情正在紧张进行之中，盛宣怀突然插上一杠子，导致这一符合当时国际先进经济理念的事情泡汤。容闳认为这是事先没有邀请由盛宣怀来主持创立国家银行，引起他的不满所致。所以容闳语带讽刺地说：“这位被称作盛道台的高官，是众所周知的大富翁，无论何种大实业或特许权，若没有他参与其中，那就难以办成。这项国家银行计划的命运就是如此。”容闳指责盛宣怀在北京到处安插耳目，“这些人非常及时地向他提供京城的消息，所以他虽置身京外，但京都的一举一动，同样是了如指掌。北京最有权势的王公大臣们，无不接纳他，他甚至巴结上了慈禧太后，通过贿赂她宠信的太监即那个声名狼藉的李莲英”。
所以，容闳对盛宣怀评价最低，说：“盛氏是中国政界的有名人物，正是他以贿赂方式，使国家银行计划失败。据说他携带白银30万两来到北京作为礼物赠送给两三位亲贵及其他官阶显要有实力的人物，而筹办国家银行的1000万两拨款则被他攫去，以用于他自己的企业。”虽然容闳怪罪盛宣怀，但对开办国家银行的失败，容闳认为根子不是盛宣怀而是国家体制。容闳总结说：“国家银行计划之所以失败，其原因就在于中国行政体系的极端腐败。在这个帝国中，上自慈禧太后下至最低微卑贱的差役，无不与贿赂有染，整个国家政治结构因此被弄得千疮百孔。”对晚清官场的贿赂公行，容闳深恶痛绝，他说：“正像美国人所刻画的那样，把贿赂行为比作一种政治藤壶——所谓‘藤壶’，它是一种附在岩石、船底上的甲壳动物。如果也允许我这样比喻的话，那么这类寄生物一旦附着在国家这个船体上，它们则牢牢地钉住不放，必然对国家造成严重破坏，甚至使其毁灭。换句话说，在中国，金钱是无所不能的，一个人能用金钱达到任何目的。一切都是交易，谁出价最高，谁就能得到他想要的东西。”
晚清的几位洋务大员都对中国近代社会产生过至关重要的影响。容闳对他们的评说虽有些感情色彩，但基本符合他们本人的实际，还算较为客观中肯。用胡适的话说：论人总要持平才好。容闳做到了。
注：本文引文全部采自《容闳自传——我在中国和美国的生活》，石霓译注，百家出版社2003年。
作者：江苏省工运研究所（南京）研究员、教授
1854年，26岁的容闳从美国耶鲁大学毕业，次年回到国内。由于容闳，曾国藩成为兴办洋务的第一人。由于曾国藩，容闳成为“中国留学生之父”。之后，容闳又结识了洋务运动的重要人物李鸿章、张之洞，还接触到盛宣怀，与他们都有交往。容闳在自传中对这四位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都有描述与记载。
容闳对曾国藩评价最高，认为曾国藩是一位了不起的英雄人物：“他无疑是他同龄中以及他那个时代最为卓越的人物之一，作为一名最高军事将领，他是靠个人奋斗而成功的。他凭着不屈不挠的顽强毅力，从具有高级学术成就的翰林升为进攻太平军的清军最高统帅。”
在容闳眼中，曾国藩还是一个廉洁奉公的好官员。容闳说：“七八个省的财政收入全由他自行处理，这些省份的行政大权和地方官员的晋升任免，也全由他控制。权力之大，几若王权。所以不夸张地说，曾国藩是当时中国真正的最有权威最具实力的人。然而，合乎他内在的崇高品质，从未听说过他滥用置于他手掌中的几乎是无限的权力，也从未听说过他乘机利用他支配的巨大财富使自己富裕起来，或肥其家庭、亲戚和朋友。他不像其僚属和后继人李鸿章那样给子孙后代留下四千万银两的遗产。曾国藩身后萧条，他在自己的政绩簿上没有留下污点，而留下了受人崇敬的品格和为世人颂扬的正直、爱国、廉洁的美名。”
在容闳笔下，曾国藩还是一位思想开明的谦谦君子：“他非常有才干，但又很谦逊；他思想开明，又稳健节制。”容闳对曾国藩是由衷敬佩，说“他是一位真正的君子，一个高尚的人，是一个典范人物”。 他甚至为自己能认识这样一位正直君子感到幸运。
在容闳笔下，曾国藩还是一位善于用人和爱才的封疆大吏。在曾国藩的总督府中，大大小小的官员有200来位，除了其中100位是幕僚、还有少量的候补官员外，余下的七八十位，都是学识渊博的学者、专家：有法学家、数学家、天文学家、机械师等。这些人都被曾国藩网罗到府中，“总之， 中国出类拔萃和著名的人物都被他那富有磁性般魅力的品德和声望吸引到这里。对于那些学识高深和有才能的杰出人物，他总是极为敬佩，喜欢与他们交往和共事。”
容闳对曾国藩佩服得五体投地：“曾国藩的伟大不是任何传统意义上的高贵爵位能够衡量的。他的伟大不在于战胜太平军，更不在于收复南京，他的伟大在于他伟大的德行——他纯洁和无私的爱国心，他深刻和有远见的治国之才，以及他政治生涯的清正廉洁。他被认为是‘正直的人’而载入史册。”
谈及曾国藩的去世，容闳认为这“给中国带来不可弥补的损失”。他说：“作为一位政治家，一位爱国者，就他个人的品德而言，超过同时代的人，正如高耸于喜马拉雅山脉的珠穆拉玛峰，其峰巅为无穷尽的皑皑白雪覆盖着，在纯净洁白和宁静无扰的环抱中，永远那样的泰然安谧。”
也许容闳有溢美之词，但历史上的曾国藩作为“同治中兴”第一名臣，大节不亏，小节可敬，“每日三省吾身”，善于用人，有容人之量，甚至被左宗棠斥责、李鸿章上奏攻击，他都不计较而善待之，甚至以德报怨。这是很难得的一种品质。毛泽东曾说过这样一段话：我们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不仅要团结那些与我们意见相同的同志，还要团结那些意见不同，甚至反对自己并被实践证明反对错了的人。毛泽东的确是一位了不起的大师，说得再好也没有了。胡适说“容忍”，其程度未及毛泽东，而鲁迅则毫不讳言：“我是一个都不宽容。”曾国藩做到了毛泽东说的这点，他对自己的政敌也不攻讦，而且采取团结态度。这都是事实。否则，毛泽东又缘何敬佩他呢？
在容闳笔下，李鸿章比曾国藩就大为逊色了。容闳说：“李鸿章的性情品格与他的杰出前任和恩师（指曾国藩）完全不同。他是个容易激动、神经质的人，行事反复无常，无定见，感情用事；易于接受奉承和赞扬，或者用中国的一句精炼的话说，就是喜欢戴高帽子。就外表看，他举止神情似甚鲁莽，但其内心还是很仁慈的。作为国务大臣，其经国之才，远不及曾国藩；就一位爱国者和政治家而言，他的品格不能经受起客观公正的历史检验。”容闳认为李鸿章胆小怯懦，“行事反复无常，无定见，感情用事”。容闳这样说也是有他的原因，主要是针对出国留洋的这批学生最后半途而废，他认为李鸿章有相当责任。幼童出国留学是一件对中国历史发展进程将会产生重大积极影响的史无前例的壮举，可是随着曾国藩的去世，李鸿章独力支持，孤掌难鸣，终不敌朝廷中的顽固势力。1881年，容闳以前半生精力促成的中国幼童出洋留学事业在中国的守旧势力反对下半途而废，让人扼腕叹息。近百名即将在美国各著名大学毕业的留学生不得不挥手告别那些代表人类社会进步方向的大学，洒泪登船，只有詹天佑和欧阳庚获得耶鲁学位。中国幼童出洋留学计划的废止，容闳伤心至极，也让容闳对清政府仅存的一点希望化为泡影。容闳始终认为李鸿章没有能坚持抵制顽固派，是胆小怯懦。
对李鸿章向西方学习，尽可能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积极促成中国幼童出国留学而组建“中国幼童出洋肄业局”，容闳认为他同曾国藩一样是不遗余力的，李鸿章功不可没。中国幼童留美动议于容闳，并竭尽全力推动和促成此事，他被称之为“中国留学生之父”乃当之无愧。如没有曾国藩、李鸿章，容闳的建议能否为清政府所接受并实行之，也许就另当别论了。这件事对中国近代化进程影响至大。
对张之洞，容闳评价不高，容闳说：在我与他“谈话的整个过程中，对我所谈及的问题，张之洞概不表示自己的意见。他始终保持沉默，像一块干燥的海绵一样能吸水而不能向外吐水”。 容闳说张之洞“根本就没有形成应为中国做什么的计划”，而且“冷漠傲慢目空一切”。对张之洞的这种评价来源于张之洞对容闳提出的推进现代化的问题竟然一无所知。所以，容闳认为他并不真正关心自己的国家。
1896年，容闳在总理衙门大臣兼户部左侍郎张荫桓与两代帝师、户部尚书翁同龢的支持下，奏准朝廷，拟开办中国国家银行，并由朝廷提供1000万两白银作为开办经费。事情正在紧张进行之中，盛宣怀突然插上一杠子，导致这一符合当时国际先进经济理念的事情泡汤。容闳认为这是事先没有邀请由盛宣怀来主持创立国家银行，引起他的不满所致。所以容闳语带讽刺地说：“这位被称作盛道台的高官，是众所周知的大富翁，无论何种大实业或特许权，若没有他参与其中，那就难以办成。这项国家银行计划的命运就是如此。”容闳指责盛宣怀在北京到处安插耳目，“这些人非常及时地向他提供京城的消息，所以他虽置身京外，但京都的一举一动，同样是了如指掌。北京最有权势的王公大臣们，无不接纳他，他甚至巴结上了慈禧太后，通过贿赂她宠信的太监即那个声名狼藉的李莲英”。
所以，容闳对盛宣怀评价最低，说：“盛氏是中国政界的有名人物，正是他以贿赂方式，使国家银行计划失败。据说他携带白银30万两来到北京作为礼物赠送给两三位亲贵及其他官阶显要有实力的人物，而筹办国家银行的1000万两拨款则被他攫去，以用于他自己的企业。”虽然容闳怪罪盛宣怀，但对开办国家银行的失败，容闳认为根子不是盛宣怀而是国家体制。容闳总结说：“国家银行计划之所以失败，其原因就在于中国行政体系的极端腐败。在这个帝国中，上自慈禧太后下至最低微卑贱的差役，无不与贿赂有染，整个国家政治结构因此被弄得千疮百孔。”对晚清官场的贿赂公行，容闳深恶痛绝，他说：“正像美国人所刻画的那样，把贿赂行为比作一种政治藤壶——所谓‘藤壶’，它是一种附在岩石、船底上的甲壳动物。如果也允许我这样比喻的话，那么这类寄生物一旦附着在国家这个船体上，它们则牢牢地钉住不放，必然对国家造成严重破坏，甚至使其毁灭。换句话说，在中国，金钱是无所不能的，一个人能用金钱达到任何目的。一切都是交易，谁出价最高，谁就能得到他想要的东西。”
晚清的几位洋务大员都对中国近代社会产生过至关重要的影响。容闳对他们的评说虽有些感情色彩，但基本符合他们本人的实际，还算较为客观中肯。用胡适的话说：论人总要持平才好。容闳做到了。
注：本文引文全部采自《容闳自传——我在中国和美国的生活》，石霓译注，百家出版社2003年。
作者：江苏省工运研究所（南京）研究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