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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庞大、门类齐全的中国制造业，其竞争力在全球究竟处于什么位置？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工信部原部长苗圩在今年中国“两会”的发言中提到，在全球制造业四级梯队格局中，中国处于第三梯队，实现制造强国目标至少还需30年。
这可算当前较为清醒的判断，而不只是外部环境大变后的屈身委婉用辞。中国制造业在经历短缺时代的简单模仿阶段后，多数产品现处于产业链的中下游，企业面临升级或转型的阵痛，而中国经济的增长潜力释放和未来形态，也较大程度取决于转型如何完成。
在总量意义上，中国制造业早在2010年就重登世界第一座位，当年制造业产出占世界比重为19.8%，以后占比继续攀升，2019达到28.1%。而且，中国是全世界唯一拥有最齐全工业门类的国家，220多种工业品产量居全球第一。
中国已在核电、高铁、航天等领域有了技术突破，但中国制造整体落后30年这一说法也不是凭空臆想。其实苗圩在5年前就作出了“中国制造业处于第三梯队”的评判，他当时公开表示，中国已成为制造业大国，但还不是制造业强国，与先进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这次他延续了这个结论。
中国工程院战略咨询中心等单位对几个制造业大国作过比较研究，去年底发布的《中国制造强国发展指数报告》显示，美国以168.71的指数值处于第一梯队；德国、日本分别以125.65和117.16的指数值位居第二梯队；中国处于第三梯队之首，指数值110.84，韩国、法国和英国同属这个阵营。与上一年相比，各国的队列分布没有发生变化，中国整体提升最快。
这份追踪报告发现，中国除规模占优势外，质量、结构、可持续发展等指标都与前两个梯队存明显差距，如制造业增加值率、全员劳动生产率、世界知名品牌拥有量、研发投入强度等。以效益为例，中国仅为美国、日本的1/4-1/5，中国制造业增加值率多年在20%左右，而美国、德国长期达30%以上，而且中国能耗高，产品成本仍在上升。
这些为苗圩所述观点提供了注解，而刚刚发布的中国“十四五”规划将实施制造强国战略作为单独一章列入，也隐含了此意。
出于保住制造业基本盘及就业等考虑，不少人对近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过快下降表示担忧。2019年占比降到27.1%，为2012年（31.5%）以来的最低水平。苗圩对此提出：“这不仅拖累当期经济增长，影响城镇就业，还将带来产业安全隐患，削弱我国经济抗风险能力和国际竞争力”。
而观察发达国家产业发展历程会发现，第三产业、服务业占比抬高，第二产业、制造业占比下降是其规律之一，在不过多人为干预的情况下，中国制造业预计也将走出这样的趋势。真正的关切点不得不转向质量、效益和由此体现的竞争力。
当快速工业化的浪潮过去，中国制造的状况是：一方面大量产品都能制造，但往往产能过剩、供给老化，而制造不出来的，通常技术含量和附加值极高，属高精尖，其背后是长期的科研攻关。
因此，更值得担心的是自身研发投入的不足或停滞。2019年中国制造业研发投入强度（研发经费与GDP比值）從上年的2.32%下降到1.45%，下滑明显，而同期全国总体的研发投入强度是上升的。
上届美国政府在2018年开启对中国关键技术和科技企业的制裁、禁售，芯片断供，华为等公司首先遭受严重打击，加之新冠疫情突袭，中国国内对制造业“缺芯”、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卡脖子”“掉链子”风险的担心骤增，中国制造在门类齐全之外的软肋凸显。
芯片不仅是华为之痛，也是中国信息通信产业和制造业的“卡脖子”之处。中国每年进口芯片3000多亿美元，即使在美国制裁下的2020年，中国仍进口集成电路约3600亿美元。中国制造不只缺乏高性能芯片，还缺高端数控机床、传感器、光刻机、大型主机、高精度机械手、操作系统……甚至数码相机、抗癌药、基因检测仪等，也主要依靠进口。
回看这一轮信息技术革命的兴起，因特网、移动电话等新技术、新产品都是发源于美国。美国、日本等通常处在这些技术的源头，而在纵向产业链下游的中国，遇地缘政治和国际环境大变，则有受制于人的感受。对中国制造的各类担忧，实际上显露出它生存发展所依赖的基础研究和机制环境等突出问题。
基础研究是技术创新和应用的源头。中国基础研究投入少，基础研究占全社会研发投入比重较长时间徘徊在5%左右，近两年才有改观，2019年首次达到6%，2020年为6.16%。美国基础研究投入总额和产出均是世界第一，其投入比重一般在15%～17%，而且，经费来源上美国是联邦政府、地方政府、企业及社会力量都在投，而中国来自中央财政的比例超过80%，地方和企业投入微乎其微，企业投入甚至不到日本、韩国的1/10。基础研究投入如此，也就谈不上原创性和颠覆式创新。
企业不愿投入基础研究或研发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客观上讲，研发投入如同风险投资，成功概率低，结果很不确定，大部分投入注定是“无效投入”。能否接受研发创意的无效投入，成为企业转型的首要一关，因为它决定着产品的功能、性能等各方面。保证研发投入一定的数量或比例是起步，像华为、谷歌、苹果公司那样提高研发的有效性是更上一步。
特斯拉汽车、iPhone手机等已经让中国企业看到，先进的制造业正变得越来越“软”。如果我们还把特斯拉与福特、通用这类传统车企相比，就很难理解其股票市值在一年半时间增长16倍这样的事实。在制造和装配的背后，最终决定特斯拉、蔚来们谁能胜出的，将是智能驾驶、物联网、数据和软件。
这里所说的“软”，就是产品进入市场的整个过程中，纯粹制造环节所占价值量日渐变小，而由研发、创意、设计、品牌、技术、消费场景创设、消费者体验等创造的价值量占比越来越大。万博新经济研究院院长滕泰在其新著《创造新需求》中所说的“软价值”，就是对此比较全面的分析。
研发、创意的产生都是不确定的，它来自于人的创造性思维，有时是异想天开，有时是偶然所得，因此，企业和社会要解决的，如何吸引、聚集更多的研发人才，并创造相应的环境。
关键技术“卡脖子”，似乎表现为企业和政府财力投入多少、技术攻关难易这类问题，本质上却关涉基础科学研究、教育体制等，过度强调自力更生、加大投入，对少数产品可能有效，多数时候并不能产生期望的结果。历史经验也提示，进一步对外开放，改革科教体制，完善产权保护是更可行的路径。
短缺经济时代，中外资企业利用中国人口、土地等资源优势，引进先进技术，实现了中国制造的从小到大，从少到多。不少学者认为，这个过程靠的是学习模仿，靠的是企业家的套利活动，而中国要成为制造业强国，唯有依靠创新企业家的创新活动。
英、美、德、日等国成为制造业强國，靠的是一批创新企业家的引领，他们创造了新的产品、新的原材料、新的组织方式、生产方式，甚至创造了新的产业。而“中国企业家到目前没有创造出真正的新产业”，这是北京大学国发院教授张维迎的观察结论。
在5G领域保持全球领先的华为公司，对研究人才和颠覆式创新有切身感受，年度研发支出超过中国多数省份。其创始人任正非去年访问国内多所名校时，所强调的正是基础研究、前沿学术研究、关键技术领域等。
这类企业研发和创新活动，对制度环境提出了比学习模仿的工业化早期阶段更高的要求。企业家、创业者只有在具备长远打算的前提下，才会专注技术突破，以恒心经营企业，这就需要形成保护私有产权和人身权利的制度基础、法治社会，放松管制，让人才等要素自由流动，让民营资本能够平等获得各类资源要素。
软性价值在中国传统制造业和其他产业中占比上升，以研发、设计、品牌、流量、体验来满足人们追求高品质生活的精神需求，这样的新供给源自企业创新活动，实践并完成这个创造新供给的进程，中国制造和中国经济才可能跨入新阶段。
这可算当前较为清醒的判断，而不只是外部环境大变后的屈身委婉用辞。中国制造业在经历短缺时代的简单模仿阶段后，多数产品现处于产业链的中下游，企业面临升级或转型的阵痛，而中国经济的增长潜力释放和未来形态，也较大程度取决于转型如何完成。
01“落后30年”的注解，质量效益
在总量意义上，中国制造业早在2010年就重登世界第一座位，当年制造业产出占世界比重为19.8%，以后占比继续攀升，2019达到28.1%。而且，中国是全世界唯一拥有最齐全工业门类的国家，220多种工业品产量居全球第一。
中国已在核电、高铁、航天等领域有了技术突破，但中国制造整体落后30年这一说法也不是凭空臆想。其实苗圩在5年前就作出了“中国制造业处于第三梯队”的评判，他当时公开表示，中国已成为制造业大国，但还不是制造业强国，与先进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这次他延续了这个结论。
中国工程院战略咨询中心等单位对几个制造业大国作过比较研究，去年底发布的《中国制造强国发展指数报告》显示，美国以168.71的指数值处于第一梯队；德国、日本分别以125.65和117.16的指数值位居第二梯队；中国处于第三梯队之首，指数值110.84，韩国、法国和英国同属这个阵营。与上一年相比，各国的队列分布没有发生变化，中国整体提升最快。
这份追踪报告发现，中国除规模占优势外，质量、结构、可持续发展等指标都与前两个梯队存明显差距，如制造业增加值率、全员劳动生产率、世界知名品牌拥有量、研发投入强度等。以效益为例，中国仅为美国、日本的1/4-1/5，中国制造业增加值率多年在20%左右，而美国、德国长期达30%以上，而且中国能耗高，产品成本仍在上升。
这些为苗圩所述观点提供了注解，而刚刚发布的中国“十四五”规划将实施制造强国战略作为单独一章列入，也隐含了此意。
02不只是缺芯，门类齐全之外仍有软肋
出于保住制造业基本盘及就业等考虑，不少人对近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过快下降表示担忧。2019年占比降到27.1%，为2012年（31.5%）以来的最低水平。苗圩对此提出：“这不仅拖累当期经济增长，影响城镇就业，还将带来产业安全隐患，削弱我国经济抗风险能力和国际竞争力”。
而观察发达国家产业发展历程会发现，第三产业、服务业占比抬高，第二产业、制造业占比下降是其规律之一，在不过多人为干预的情况下，中国制造业预计也将走出这样的趋势。真正的关切点不得不转向质量、效益和由此体现的竞争力。
当快速工业化的浪潮过去，中国制造的状况是：一方面大量产品都能制造，但往往产能过剩、供给老化，而制造不出来的，通常技术含量和附加值极高，属高精尖，其背后是长期的科研攻关。
因此，更值得担心的是自身研发投入的不足或停滞。2019年中国制造业研发投入强度（研发经费与GDP比值）從上年的2.32%下降到1.45%，下滑明显，而同期全国总体的研发投入强度是上升的。
上届美国政府在2018年开启对中国关键技术和科技企业的制裁、禁售，芯片断供，华为等公司首先遭受严重打击，加之新冠疫情突袭，中国国内对制造业“缺芯”、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卡脖子”“掉链子”风险的担心骤增，中国制造在门类齐全之外的软肋凸显。
芯片不仅是华为之痛，也是中国信息通信产业和制造业的“卡脖子”之处。中国每年进口芯片3000多亿美元，即使在美国制裁下的2020年，中国仍进口集成电路约3600亿美元。中国制造不只缺乏高性能芯片，还缺高端数控机床、传感器、光刻机、大型主机、高精度机械手、操作系统……甚至数码相机、抗癌药、基因检测仪等，也主要依靠进口。
回看这一轮信息技术革命的兴起，因特网、移动电话等新技术、新产品都是发源于美国。美国、日本等通常处在这些技术的源头，而在纵向产业链下游的中国，遇地缘政治和国际环境大变，则有受制于人的感受。对中国制造的各类担忧，实际上显露出它生存发展所依赖的基础研究和机制环境等突出问题。
基础研究是技术创新和应用的源头。中国基础研究投入少，基础研究占全社会研发投入比重较长时间徘徊在5%左右，近两年才有改观，2019年首次达到6%，2020年为6.16%。美国基础研究投入总额和产出均是世界第一，其投入比重一般在15%～17%，而且，经费来源上美国是联邦政府、地方政府、企业及社会力量都在投，而中国来自中央财政的比例超过80%，地方和企业投入微乎其微，企业投入甚至不到日本、韩国的1/10。基础研究投入如此，也就谈不上原创性和颠覆式创新。
03研发投入如同风险投资
企业不愿投入基础研究或研发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客观上讲，研发投入如同风险投资，成功概率低，结果很不确定，大部分投入注定是“无效投入”。能否接受研发创意的无效投入，成为企业转型的首要一关，因为它决定着产品的功能、性能等各方面。保证研发投入一定的数量或比例是起步，像华为、谷歌、苹果公司那样提高研发的有效性是更上一步。
这里所说的“软”，就是产品进入市场的整个过程中，纯粹制造环节所占价值量日渐变小，而由研发、创意、设计、品牌、技术、消费场景创设、消费者体验等创造的价值量占比越来越大。万博新经济研究院院长滕泰在其新著《创造新需求》中所说的“软价值”，就是对此比较全面的分析。
研发、创意的产生都是不确定的，它来自于人的创造性思维，有时是异想天开，有时是偶然所得，因此，企业和社会要解决的，如何吸引、聚集更多的研发人才，并创造相应的环境。
04创新需要不一样的制度环境
关键技术“卡脖子”，似乎表现为企业和政府财力投入多少、技术攻关难易这类问题，本质上却关涉基础科学研究、教育体制等，过度强调自力更生、加大投入，对少数产品可能有效，多数时候并不能产生期望的结果。历史经验也提示，进一步对外开放，改革科教体制，完善产权保护是更可行的路径。
短缺经济时代，中外资企业利用中国人口、土地等资源优势，引进先进技术，实现了中国制造的从小到大，从少到多。不少学者认为，这个过程靠的是学习模仿，靠的是企业家的套利活动，而中国要成为制造业强国，唯有依靠创新企业家的创新活动。
英、美、德、日等国成为制造业强國，靠的是一批创新企业家的引领，他们创造了新的产品、新的原材料、新的组织方式、生产方式，甚至创造了新的产业。而“中国企业家到目前没有创造出真正的新产业”，这是北京大学国发院教授张维迎的观察结论。
在5G领域保持全球领先的华为公司，对研究人才和颠覆式创新有切身感受，年度研发支出超过中国多数省份。其创始人任正非去年访问国内多所名校时，所强调的正是基础研究、前沿学术研究、关键技术领域等。
这类企业研发和创新活动，对制度环境提出了比学习模仿的工业化早期阶段更高的要求。企业家、创业者只有在具备长远打算的前提下，才会专注技术突破，以恒心经营企业，这就需要形成保护私有产权和人身权利的制度基础、法治社会，放松管制，让人才等要素自由流动，让民营资本能够平等获得各类资源要素。
软性价值在中国传统制造业和其他产业中占比上升，以研发、设计、品牌、流量、体验来满足人们追求高品质生活的精神需求，这样的新供给源自企业创新活动，实践并完成这个创造新供给的进程，中国制造和中国经济才可能跨入新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