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88年春开始，常清开始了一生为之奋斗的期货研究。无论是参与创办期货市场，还是后来“下海”创办期货公司，担任中国期货业协会副会长等，他的一生都与期货紧密相连。近日，这位已年过花甲的“期货之父”向记者讲述了关于期货市场的那些往事。
　　成立期货研究小组
　　 1985年，常清从吉林大学研究生毕业，被分配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工作。此时恰逢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期间，由于生产力低下，商品供应不足，价格改革放开部分商品价格后，滋生了一系列始料未及的问题。面对双轨制价格信号的紊乱和流通秩序的混乱，价格改革面临“进”与“退”的选择，而中国期货市场正是在这场价格改革困局中应运而生。
　　 常清表示，当时的时间节点大概在1987年，他们发现期货市场形成了大宗商品的时间序列价格，这些商品都是最基础的产品，只要理顺了大宗商品的价格，其后续各种各类加工制成品的价格自然就理顺了。
　　 之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与国家体改委联合成立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國家体改委期货市场研究工作小组”（以下简称“期货研究小组”）。常清任期货小组秘书长，负责主要的研究任务。后来商业部也参与进来，团队成员进一步扩容。
　　开展试点工作
　　 试点工作伊始，期货研究小组就遇到了很多阻碍，处处碰壁。常清回忆道，当时他们考虑先从金融期货开始，搞股指期货和外汇期货，但央行认为金融是国民经济的命脉，与普通商品不同，不可以放开管制搞自由的期货市场，于是拒绝了期货研究小组的建议。之后，国家物资总局（后改为物资部）和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也相继否决了研究小组的提议。
　　 当时在座谈会上物资总局一位司长的一句话，常清一辈子也忘不了——“现在已经是一片混乱，投机倒把横行，国家要是再支持期货，也就是认可了投机，那整个物资供应将会紊乱，国民经济要崩溃了。”对方坚决不同意开办期货市场，并提议“应该多增加物资系统的干部编制，将物资送到工厂农村、田间地头，从厂家到消费者，没有中间环节，这样国民经济就理顺了。”因为观点对立，那场会议最终没有顺利开下去。
　　 这样的“冷遇”让期货研究小组的工作一筹莫展。直到后来和商务部座谈，由于农产品经常出现买卖粮食困难且价格总是暴涨暴跌，很多难题难以解决，商务部转而求助期货市场，试点工作出现重大转机，最终期货研究小组率先确定了粮食期货试点。
　　 但寻找试点城市也同样出现了问题。常清称，当时他带了一个三人小组分三路去全国各地进行交流座谈。广东和上海是当时商品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他亲自带队去游说，但看似最有希望的两地都没有表示出很大的积极性。最大的困难是你见了谁都得花时间去解释什么是期货，它有什么作用，往往讲了半天，对方还是迷迷糊糊。此外，因为试点没有资金支持，只能靠当地的政府，没有人愿意出这个钱。
　　 “后来我们就另辟蹊径，发动自己的‘关系’，组长田源是河南人，他就跑到河南去。我在吉林上的大学，我就去吉林游说。”常清回忆称，当时期货研究小组费了很大的劲，最终初步框定了四省一市，即主张粮食期货的河南省、生猪期货的四川省、稻谷期货的湖北省、玉米期货的吉林省和钢材期货的石家庄市。
　　 1990年，我国期货市场的第一个试点——中国郑州粮食批发市场（现为“郑州商品交易所”）诞生，成为中国期货市场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期货试点打响头枪。随后，全国各地和部委都开始踊跃地响应改革者们的建议，积极试办交易所，试点的成功被认为是建成中国期货市场的关键一步。常清表示，期货市场试点的成功进行解决了价格改革双轨过渡的问题，形成了国内统一的商品市场价格体系，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摘自《经济观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