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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过去的2007年，中国的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问题曾经成为国际舆论的焦点，并逐渐演化成一场所谓的“中国制造”危机。究其原因，既有西方国家对中国产品的偏见和歧视，又有某些国外媒体别有用心的炒作，还有国内个别企业确实授人以柄。对此，我们必须深刻反思，才有可能避免类似的事件重复发生。
内外双重标准是祸根
这场“中国制造”危机是从宠物饲料开始的，并迅速扩展至海产品、牙膏、药品、玩具、轮胎等。一时间，价廉物美的“中国制造”似乎成了“危险不可靠”的同义词。为应对这场国际危机，国务院成立了由副总理吴仪为首的产品质量与食品安全领导小组，2007年8月23日，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4个月的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专项整治。对外，商务部则发力为“中国制造”正名，指出相关国家实行贸易保护，表示中国欢迎客观评价，但坚决反对恶意炒作。与此同时，国家领导人在外交场合频频强调介绍中国政府加强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的政策举措，表明中国政府的诚意与信心。
平心而论，中国出口产品的质量和出口食品的安全指标，至少总体上处于中游水准，否则，在挑剔的国际市场上，“中国制造”也不可能如此畅销。但是，毋庸讳言，确实也有个别出口产品存在着某些质量和安全问题。如果查找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我们就不能不看到国内生产体制与市场监管方面存在的弊端。长期以来，我们在产品质量监控上，都实行出口与内销两种标准和两套监管制度，外紧内松，内外有别。标准与监管的“两张皮”，致使内销产品质量与安全隐患比比皆是，如广东“毒大米”事件、安徽阜阳“劣质奶粉”事件、“齐二药”事件等等。正是这些重大食品药品安全事件，使一些国外媒体对中国产品形成了一种笼统的、以偏概全的不信任印象，进而又把这种印象不正确地扩展到中国的出口产品上，当中国出口产品出现一些正常的质量瑕疵时，他们就借机加以夸大。
职能部门不作为
二十几年来，中国的GDP以年均9％以上的速度增长，但我们始终未能建立与经济发展相匹配的制度结构和独立的监管机构。社会急速转型导致道德上的滑落，法制建设(特别是执法)又严重滞后，因此制假售假、投机取巧的行为屡见不鲜，屡禁不止。而一些地方政府为了小团体利益、局部利益、地方利益，却往往对此采取包庇、纵容的态度，最终导致少数害群之马殃及整个“中国制造”的声誉与形象。
市场监管的缺失体现在多方面：体制上多头管理，但哪头管得都不到位，缺乏统一协调和力量整合：制定和更新标准的步伐，滞后于贸易增长和国外标准的变化；有法不依，执法不严，执法监督成本太高。由于相应的法规建设滞后，执法环境不尽如人意，所以无论什么产品，只要有利润空间，众多厂家就会一哄而上，结果是质优价高的产品难以生存，而价格低廉的劣质产品却充斥市场。
此次“中国制造”危机，也折射出我国质量标准和有关部门职能之缺失。以“中国出口牙膏含二甘醇遭退货”为例，我国牙膏生产标准没有明文规定禁止使用二甘醇，而在美国、日本、加拿大等国禁止含二甘醇牙膏的销售之后，我国绝大部分牙膏企业也停止以二甘醇作为原料。但是，由于国内标准缺位，能否做到这一点就只凭企业的自觉。倘若有关部门及时修订了标准，何至于今天出现牙膏事件?事实上，牙膏近年来一直是“绯闻”不断，先是“三氯生致癌”，接着是“含氟有害”，再接下来是“牙防组”被端掉，这些事件很大程度上是质量标准缺失所造成的。
所以，对中国而言，“中国制造”危机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警示。它促使我们思考如何进一步完善质量标准体系，强化产品安全监管，加大对肇事厂家和失职官员的惩处力度，并从根本上建立一种良性机制。只有我们真正从消费者的利益出发，才能够真正建立起“全天候、全方位”发挥作用的市场监管体系，从而彻底扭转“运动式”、“救火式”的管理方式。市场监管体系除了能够有效保护消费者利益外，也非常有利于维护“中国制造”的声誉和培育中国自己的民族品牌。
提升产品品质还得靠企业
当前，中国产品参与国际竞争的主要法宝仍然是低廉的价格。低价格的前提是低成本，但在缺乏有效约束机制的情况下，压缩成本的冲动往往就会成为“劣质”的源头。因此，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国内产业结构，促进制造业由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向高附加值的技术密集型转变，已成为我们的当务之急。
从整体来看，我国企业的生产水平和管理素质确实有待提升。对于产品质量与售后服务，完全寄希望于政府的监管是绝对不现实的。二战后的日本、韩国，也都曾遭遇质量危机。根据日本学者的看法，在“日本制造”由劣质产品的代名词转变为品质优秀的象征的过程中，政府监管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最根本的还在于企业的自觉。日韩两国的成功企业，大都为出口建立了一套完整的质量监控、市场销售和售后服务体系。而目前我国企业这样做的还不多，主要的出口方法是把产品交付给海外经销商，以求享受迅速走上海外市场的快感。然而，大多数国家的代理商都存在漠视监管的问题。以美国为例，来自中国的消费品数量自1997年以来增长了近三倍，但是在过去五年里，代理商的预算支出却只增长了12％。很明显，代理商关心的是自己的利益，不能指望他们把好质量关。
如果我们能把这次“中国制造”危机，转化为加强监督、完善机制、提升产品层次、优化产业结构，从而改善产品安全性能的契机，那么“中国制造”的品牌价值就一定会获得明显的提升。
内外双重标准是祸根
这场“中国制造”危机是从宠物饲料开始的，并迅速扩展至海产品、牙膏、药品、玩具、轮胎等。一时间，价廉物美的“中国制造”似乎成了“危险不可靠”的同义词。为应对这场国际危机，国务院成立了由副总理吴仪为首的产品质量与食品安全领导小组，2007年8月23日，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4个月的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专项整治。对外，商务部则发力为“中国制造”正名，指出相关国家实行贸易保护，表示中国欢迎客观评价，但坚决反对恶意炒作。与此同时，国家领导人在外交场合频频强调介绍中国政府加强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的政策举措，表明中国政府的诚意与信心。
平心而论，中国出口产品的质量和出口食品的安全指标，至少总体上处于中游水准，否则，在挑剔的国际市场上，“中国制造”也不可能如此畅销。但是，毋庸讳言，确实也有个别出口产品存在着某些质量和安全问题。如果查找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我们就不能不看到国内生产体制与市场监管方面存在的弊端。长期以来，我们在产品质量监控上，都实行出口与内销两种标准和两套监管制度，外紧内松，内外有别。标准与监管的“两张皮”，致使内销产品质量与安全隐患比比皆是，如广东“毒大米”事件、安徽阜阳“劣质奶粉”事件、“齐二药”事件等等。正是这些重大食品药品安全事件，使一些国外媒体对中国产品形成了一种笼统的、以偏概全的不信任印象，进而又把这种印象不正确地扩展到中国的出口产品上，当中国出口产品出现一些正常的质量瑕疵时，他们就借机加以夸大。
职能部门不作为
二十几年来，中国的GDP以年均9％以上的速度增长，但我们始终未能建立与经济发展相匹配的制度结构和独立的监管机构。社会急速转型导致道德上的滑落，法制建设(特别是执法)又严重滞后，因此制假售假、投机取巧的行为屡见不鲜，屡禁不止。而一些地方政府为了小团体利益、局部利益、地方利益，却往往对此采取包庇、纵容的态度，最终导致少数害群之马殃及整个“中国制造”的声誉与形象。
市场监管的缺失体现在多方面：体制上多头管理，但哪头管得都不到位，缺乏统一协调和力量整合：制定和更新标准的步伐，滞后于贸易增长和国外标准的变化；有法不依，执法不严，执法监督成本太高。由于相应的法规建设滞后，执法环境不尽如人意，所以无论什么产品，只要有利润空间，众多厂家就会一哄而上，结果是质优价高的产品难以生存，而价格低廉的劣质产品却充斥市场。
此次“中国制造”危机，也折射出我国质量标准和有关部门职能之缺失。以“中国出口牙膏含二甘醇遭退货”为例，我国牙膏生产标准没有明文规定禁止使用二甘醇，而在美国、日本、加拿大等国禁止含二甘醇牙膏的销售之后，我国绝大部分牙膏企业也停止以二甘醇作为原料。但是，由于国内标准缺位，能否做到这一点就只凭企业的自觉。倘若有关部门及时修订了标准，何至于今天出现牙膏事件?事实上，牙膏近年来一直是“绯闻”不断，先是“三氯生致癌”，接着是“含氟有害”，再接下来是“牙防组”被端掉，这些事件很大程度上是质量标准缺失所造成的。
所以，对中国而言，“中国制造”危机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警示。它促使我们思考如何进一步完善质量标准体系，强化产品安全监管，加大对肇事厂家和失职官员的惩处力度，并从根本上建立一种良性机制。只有我们真正从消费者的利益出发，才能够真正建立起“全天候、全方位”发挥作用的市场监管体系，从而彻底扭转“运动式”、“救火式”的管理方式。市场监管体系除了能够有效保护消费者利益外，也非常有利于维护“中国制造”的声誉和培育中国自己的民族品牌。
提升产品品质还得靠企业
当前，中国产品参与国际竞争的主要法宝仍然是低廉的价格。低价格的前提是低成本，但在缺乏有效约束机制的情况下，压缩成本的冲动往往就会成为“劣质”的源头。因此，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国内产业结构，促进制造业由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向高附加值的技术密集型转变，已成为我们的当务之急。
从整体来看，我国企业的生产水平和管理素质确实有待提升。对于产品质量与售后服务，完全寄希望于政府的监管是绝对不现实的。二战后的日本、韩国，也都曾遭遇质量危机。根据日本学者的看法，在“日本制造”由劣质产品的代名词转变为品质优秀的象征的过程中，政府监管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最根本的还在于企业的自觉。日韩两国的成功企业，大都为出口建立了一套完整的质量监控、市场销售和售后服务体系。而目前我国企业这样做的还不多，主要的出口方法是把产品交付给海外经销商，以求享受迅速走上海外市场的快感。然而，大多数国家的代理商都存在漠视监管的问题。以美国为例，来自中国的消费品数量自1997年以来增长了近三倍，但是在过去五年里，代理商的预算支出却只增长了12％。很明显，代理商关心的是自己的利益，不能指望他们把好质量关。
如果我们能把这次“中国制造”危机，转化为加强监督、完善机制、提升产品层次、优化产业结构，从而改善产品安全性能的契机，那么“中国制造”的品牌价值就一定会获得明显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