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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2月8日，一篇题为《每对母子都是生死之交，我要陪他向校园霸凌说NO！》的网络文章将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二小学推向了舆论的风口浪尖。其实，社会关注的焦点不仅仅是中关村第二小学所发生的“校园欺凌”事件，更是频发的“校园欺凌”事件令学校管理棘手之处。
此后，围绕“校园欺凌”，专家学者和普通民众都纷纷支招，从不同角度频发高见。笔者认为，“校园欺凌”的事发地虽然在学校，但其诱因也可能在校外，在家庭，在社会。何况，“欺凌”远不止发生在学校，在社会上每天发生的“欺凌”“伤害”又何止万千。之所以发生“欺凌”事件，就在于那些“熊孩子”没有教育好；而“熊孩子”的教育问题，学校固然难辞其咎，但家庭、社会，乃至政府都应该承担责任。所以，我们必须开阔管理视野，从社会与家庭、教育行政、学校管理多方面共同发力，防范、杜绝校园欺凌发生。
使家庭成为美德的基本生成场，从源头上杜绝“欺凌”事件的发生
针对“欺凌”事件，有的教育专家认为，“熊孩子”之所以“熊”，很大程度上就在于家庭教育出了问题。而家庭教育的问题又可归结为两个方面：
一是家庭教育的缺失——主要表现为父爱、母爱的缺失。家庭教育缺失的解决途径常常超出了家庭所能操作的范围，因为对孤儿、单亲儿童和留守儿童来说，不是家庭不想给予爱，而是给予不了。这就需要学校、社会和政府在这方面多想办法，尽量给孩子提供家庭般的温暖，保证孩子成长所需要的养料：如解决随迁子女的就读问题，用制度保障留守儿童父母一方必须随子女共同生活等。这其实更加凸显了多方联动，共同发力的重要性。
二是家庭教育的错误。改变家庭教育的不明智问题更是需要智慧，家庭教育也是一门艺术，要讲究方法和策略。 而这些家教的艺术不是每一位家长都懂得的，这就需要“家长教育学”，需要教育专家、学校、社会和政府在这方面多做努力，多进行家长培训，把科学的家教艺术传授给广大家长，并使之得到普及。
在教育内容方面，家庭教育不仅涉及知识与技能方面的教育，还包括情感、态度与价值取向方面的教育，而且后者更应该是家庭教育的重点。苏霍姆林斯基分析了情感教育的缺失所造成严重后果：“这种孩子就会处在精神空虚、贫乏的气氛中。他生活在人们之中而又不了解人们，是这种家庭最可怕的现象。儿童的心灵不认识和得不到人对人的细腻情感，其中首先是爱抚、体贴、同情和仁慈……”这样就难免会变得冷漠、冷酷。也就是说，只有把好家庭教育这一关，才能在孩子“美德的储蓄银行里”多存“善款”，积善累德，从源头上杜绝“欺凌”事件的发生。
净化社会环境，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
社会在孩子的成长中所起的作用不容忽视。很多家长和老师都有这样的体会：有时候家长和老师千方百计，苦口婆心地对孩子教育半天，还不如孩子在街头结识的青年一小时（或者上网半小时）对其影响得快，影响得深远。为此，许多教育者感到无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呢？这其实就是社会环境的影响力。社会对孩子成长的影响主要就是通过社会环境的影响力来实现的。正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社会环境对孩子成长的影响往往都是潜移默化的。可是这种作用不容忽视，很多“熊孩子”“欺凌者”就是在不知不觉中受社会环境的负面影响，心理错位，人格扭曲，从而做出令人难以想象的欺凌行为。
要实现“环境育人”，发挥社会环境在孩子成长中的积极作用，就必须净化社会环境（包括网络环境），努力营造健康向上的社会氛围，这需要通过社会文化的宣传教化才能实现。荀子认为，人的成长过程就是一个不断“化性起伪”的教育过程，而这个教化过程离不开优雅的社会文化的熏陶和洗礼。这也说明社会文化其实是有方向性的，只有“仁爱、包容、公平、正义、自由、民主、崇真、尚善”这些“人类共有价值”成为社会文化的基本元素时，才有可能真正塑造一个远离“邪恶、凶杀、仇恨、冷酷、欺凌、冷漠、無情”的社会环境。而这当然是需要每个社会成员、社会组织和社会共同体为之共同努力的。
另外，发挥社会环境在反“欺凌”行动中的影响力，还可以通过成立一些反“欺凌”的社会援助机构来实施。许多国家都有类似的反“欺凌”社会援助组织。建立这些“草根”组织的意义和作用在于对“受凌者”及其家人声援和力挺，能让他们感觉到不是一个人、一个家庭在抗争，从而也有助于“受凌者”的心灵调适和恢复。
对“欺凌”说“不”，更需要政府从制度、法律层面予以规范
“校园欺凌”作为“人性”阴暗面的一种放大，并不是一个新的社会现象，这种现象古已有之，只不过随着社会公众对人权诉求的渐趋强烈，在近几年来引起了我国社会的广泛关注而已。而当这种“霸凌”行为发生在儿童身上、发生在校园当中的时候，就愈加能够凸显出其危害性。拒绝“霸凌”，有时也不是一句简单的教育就能解决的事。我们知道，教育也不是万能的，再高明的教育家的教育行为也有失灵的时候。原因是人的成长过程非常复杂，正如苏霍姆林斯基所说的“受多种教育因素的影响”，甚至即使这些外在的教育因素都没有问题，某些个体在成长中仍然可能出现偏差，这就在于这些教育行为在不同个体身上产生的反应并不相同。有鉴于此，对“欺凌”“霸凌”说“不”，就不能仅仅局限于教育的视野中，它还需要有“刚性”的制度、法律来做进一步的规范、保障。
环顾世界各国在反“校园欺凌”方面的举措，在一些发达国家，在一些教育比较先进的国家，往往都有比较规范、完备的预防和惩治“校园欺凌”的制度及立法规定。如德国柏林市的议会在2016年推出了一项决议，要求每所教育机构都要制定应对校园暴力的规章条款。而我们国家在应对“校园欺凌”方面的制度和立法规定还是比较欠缺和滞后的。在“熊孩子”的教育问题上，有些新出台的规章、政策与以往的教育法规相比也没有给教师、学校提供更为有力的“权杖”，教师们还存在着“不敢管”“不敢下实管”的顾虑。如此的政策、制度，就很难保证下级主管部门及涉事学校不瞒上欺下、采取一些息事宁人的做法。再说，我国目前还没有一部专门针对“校园欺凌”的法律法规。这就需要政府进一步研究制定更具指导性、规范性和约束力的规章制度，也需要国家层面尽快出台针对“校园欺凌”的立法规定，明确界定“受凌者”和“施凌者”及其家长各自的权责，从而对“施凌者”及其家长能有所约束，有所震慑，对“受凌者”及其家长也能有所慰藉，有所支持。
当然，这样说并不是要淡化或弱化学校在反“欺凌”行动中的责任和职能。学校作为专门的育人机构，在“熊孩子”的教育问题上更应该发挥其专业的教育功能，要通过管理育人、德育育人、文化育人，并辅以心理咨询和辅导，来剔除“欺凌”滋生的土壤，使得不良行为、“欺凌”行为无机可乘、无缝可钻。退一步讲，即使“欺凌”事件发生了，学校也必须有担当意识，决不能采取息事宁人的作法来推脱责任，这样无异于助纣为虐，会助长欺凌者的嚣张气焰。学校须在权责范围之内对“施凌者”及其家长进行批评教育甚至惩罚，对“受凌者”进行心理援助和安抚，帮助其摆脱阴影，走出困境。◆（作者单位：甘肃省庆阳市第五中学）
此后，围绕“校园欺凌”，专家学者和普通民众都纷纷支招，从不同角度频发高见。笔者认为，“校园欺凌”的事发地虽然在学校，但其诱因也可能在校外，在家庭，在社会。何况，“欺凌”远不止发生在学校，在社会上每天发生的“欺凌”“伤害”又何止万千。之所以发生“欺凌”事件，就在于那些“熊孩子”没有教育好；而“熊孩子”的教育问题，学校固然难辞其咎，但家庭、社会，乃至政府都应该承担责任。所以，我们必须开阔管理视野，从社会与家庭、教育行政、学校管理多方面共同发力，防范、杜绝校园欺凌发生。
使家庭成为美德的基本生成场，从源头上杜绝“欺凌”事件的发生
针对“欺凌”事件，有的教育专家认为，“熊孩子”之所以“熊”，很大程度上就在于家庭教育出了问题。而家庭教育的问题又可归结为两个方面：
一是家庭教育的缺失——主要表现为父爱、母爱的缺失。家庭教育缺失的解决途径常常超出了家庭所能操作的范围，因为对孤儿、单亲儿童和留守儿童来说，不是家庭不想给予爱，而是给予不了。这就需要学校、社会和政府在这方面多想办法，尽量给孩子提供家庭般的温暖，保证孩子成长所需要的养料：如解决随迁子女的就读问题，用制度保障留守儿童父母一方必须随子女共同生活等。这其实更加凸显了多方联动，共同发力的重要性。
二是家庭教育的错误。改变家庭教育的不明智问题更是需要智慧，家庭教育也是一门艺术，要讲究方法和策略。 而这些家教的艺术不是每一位家长都懂得的，这就需要“家长教育学”，需要教育专家、学校、社会和政府在这方面多做努力，多进行家长培训，把科学的家教艺术传授给广大家长，并使之得到普及。
在教育内容方面，家庭教育不仅涉及知识与技能方面的教育，还包括情感、态度与价值取向方面的教育，而且后者更应该是家庭教育的重点。苏霍姆林斯基分析了情感教育的缺失所造成严重后果：“这种孩子就会处在精神空虚、贫乏的气氛中。他生活在人们之中而又不了解人们，是这种家庭最可怕的现象。儿童的心灵不认识和得不到人对人的细腻情感，其中首先是爱抚、体贴、同情和仁慈……”这样就难免会变得冷漠、冷酷。也就是说，只有把好家庭教育这一关，才能在孩子“美德的储蓄银行里”多存“善款”，积善累德，从源头上杜绝“欺凌”事件的发生。
净化社会环境，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
社会在孩子的成长中所起的作用不容忽视。很多家长和老师都有这样的体会：有时候家长和老师千方百计，苦口婆心地对孩子教育半天，还不如孩子在街头结识的青年一小时（或者上网半小时）对其影响得快，影响得深远。为此，许多教育者感到无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呢？这其实就是社会环境的影响力。社会对孩子成长的影响主要就是通过社会环境的影响力来实现的。正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社会环境对孩子成长的影响往往都是潜移默化的。可是这种作用不容忽视，很多“熊孩子”“欺凌者”就是在不知不觉中受社会环境的负面影响，心理错位，人格扭曲，从而做出令人难以想象的欺凌行为。
要实现“环境育人”，发挥社会环境在孩子成长中的积极作用，就必须净化社会环境（包括网络环境），努力营造健康向上的社会氛围，这需要通过社会文化的宣传教化才能实现。荀子认为，人的成长过程就是一个不断“化性起伪”的教育过程，而这个教化过程离不开优雅的社会文化的熏陶和洗礼。这也说明社会文化其实是有方向性的，只有“仁爱、包容、公平、正义、自由、民主、崇真、尚善”这些“人类共有价值”成为社会文化的基本元素时，才有可能真正塑造一个远离“邪恶、凶杀、仇恨、冷酷、欺凌、冷漠、無情”的社会环境。而这当然是需要每个社会成员、社会组织和社会共同体为之共同努力的。
另外，发挥社会环境在反“欺凌”行动中的影响力，还可以通过成立一些反“欺凌”的社会援助机构来实施。许多国家都有类似的反“欺凌”社会援助组织。建立这些“草根”组织的意义和作用在于对“受凌者”及其家人声援和力挺，能让他们感觉到不是一个人、一个家庭在抗争，从而也有助于“受凌者”的心灵调适和恢复。
对“欺凌”说“不”，更需要政府从制度、法律层面予以规范
“校园欺凌”作为“人性”阴暗面的一种放大，并不是一个新的社会现象，这种现象古已有之，只不过随着社会公众对人权诉求的渐趋强烈，在近几年来引起了我国社会的广泛关注而已。而当这种“霸凌”行为发生在儿童身上、发生在校园当中的时候，就愈加能够凸显出其危害性。拒绝“霸凌”，有时也不是一句简单的教育就能解决的事。我们知道，教育也不是万能的，再高明的教育家的教育行为也有失灵的时候。原因是人的成长过程非常复杂，正如苏霍姆林斯基所说的“受多种教育因素的影响”，甚至即使这些外在的教育因素都没有问题，某些个体在成长中仍然可能出现偏差，这就在于这些教育行为在不同个体身上产生的反应并不相同。有鉴于此，对“欺凌”“霸凌”说“不”，就不能仅仅局限于教育的视野中，它还需要有“刚性”的制度、法律来做进一步的规范、保障。
环顾世界各国在反“校园欺凌”方面的举措，在一些发达国家，在一些教育比较先进的国家，往往都有比较规范、完备的预防和惩治“校园欺凌”的制度及立法规定。如德国柏林市的议会在2016年推出了一项决议，要求每所教育机构都要制定应对校园暴力的规章条款。而我们国家在应对“校园欺凌”方面的制度和立法规定还是比较欠缺和滞后的。在“熊孩子”的教育问题上，有些新出台的规章、政策与以往的教育法规相比也没有给教师、学校提供更为有力的“权杖”，教师们还存在着“不敢管”“不敢下实管”的顾虑。如此的政策、制度，就很难保证下级主管部门及涉事学校不瞒上欺下、采取一些息事宁人的做法。再说，我国目前还没有一部专门针对“校园欺凌”的法律法规。这就需要政府进一步研究制定更具指导性、规范性和约束力的规章制度，也需要国家层面尽快出台针对“校园欺凌”的立法规定，明确界定“受凌者”和“施凌者”及其家长各自的权责，从而对“施凌者”及其家长能有所约束，有所震慑，对“受凌者”及其家长也能有所慰藉，有所支持。
当然，这样说并不是要淡化或弱化学校在反“欺凌”行动中的责任和职能。学校作为专门的育人机构，在“熊孩子”的教育问题上更应该发挥其专业的教育功能，要通过管理育人、德育育人、文化育人，并辅以心理咨询和辅导，来剔除“欺凌”滋生的土壤，使得不良行为、“欺凌”行为无机可乘、无缝可钻。退一步讲，即使“欺凌”事件发生了，学校也必须有担当意识，决不能采取息事宁人的作法来推脱责任，这样无异于助纣为虐，会助长欺凌者的嚣张气焰。学校须在权责范围之内对“施凌者”及其家长进行批评教育甚至惩罚，对“受凌者”进行心理援助和安抚，帮助其摆脱阴影，走出困境。◆（作者单位：甘肃省庆阳市第五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