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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吴起镇，宁夏马鸿逵、马鸿宾的骑兵跟了上来，毛泽东主张给马家骑兵以沉重打击，以防把敌人带进根据地。这次战役由彭德怀指挥，大获全胜。战后，毛泽东兴高采烈，为彭德怀赋诗道：“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此后，在华北敌后战时经济工作方面，彭德怀提出克服困难的办法同样得到了毛泽东的首肯，为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身体力行倡导节俭
1937年8月，八路军出师华北，彭德怀除负责军事外，还受朱德总司令之托，负责八路军的经费供给和抗日根据地的财政经济工作。八路军在华北建立根据地后，力量不断壮大，需要的军费也大幅度增加，这可成了彭德怀心中的一件大事。旅途中，行军中，他常常思考八路军的经费问题。他喜欢向老农打听，收成如何，群众的负担怎样，物价是高还是低，冀南票是否受群众的欢迎等等，了解到的情况，他都一一记在心中。
彭德怀是一个对自己要求极为严格的人。他最清楚，与日伪作战，不仅要拼人力，还要拼消耗，拼物力。他这个八路军总部的当家人，应尽量多省下点钱和物资。他首先从节约口粮开始。他下部队，谁要给他做了特殊的饭菜，他不吃，还要骂人。有时单位首长听说彭德怀要来视察，让炊事班多做了几个菜，可是等彭德怀真的来了，谁也不敢给他端去，搞得很尴尬。他痛恨用公家的钱互相请客，大吃大喝，经常在不同的场合痛斥贪污浪费。一个偶然的场合，他无意中听到有的干部说：“我又不贪污，不过是多吃喝了一些罢了。”他在干部会议上对这种错误思想进行了严肃的批评。
但有人把彭德怀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说成是苦行僧，这也是误解。刘伯承、邓小平曾用自己的津贴做了四川菜，请彭德怀过来品尝，他就愉快地接受了邀请。还有一次，陈赓等人实在是馋了，旅里几个干部凑钱买了一些猪肉。听说彭德怀就在附近，但这几个干部怕挨骂，谁也不敢去叫他来吃。说来也巧，就在他们把肉煮熟吃兴正浓的时候，彭德怀到了，众人正不知所措时，他幽默地指着陈赓说：“好啊，你陈赓吃肉也不叫我老彭啊!”一下子把这紧张的气氛给缓和了，陈赓边吃边笑着说：“有众人为证，我们都想去喊你来吃肉，有的说，彭总见着吃肉就要骂娘，我们怕你骂娘啊!”彭德怀拿起筷子哈哈大笑：“谁说我彭德怀不晓得肉好吃啊?”说着，大口吃起肉来，旅里的几位领导和彭德怀一起度过了这段欢乐的时光。在彭德怀的戎马生涯中，这种场合实在是太少了。这次凑份子的活动结束后，彭德怀对在场的人说，即使是自己掏腰包，这种打牙祭的事儿也不能多干，因为这样会使人迷上吃喝。他常常苦口婆心地劝说下属：“谁个不愿意吃好的呢，问题是还有人在饿饭，在吃糠!问题是群众是否都有好吃的了!”“同志们一定要了解，一粒米，一文钱，都是人民的血汗和脂膏换来的啊!”
彭德怀总是劝诫下属，不要惊扰百姓，不要加重乡亲们的负担，遇到困难我们能自己解决的不要向群众伸手。
1943年春天，从敌占区和国统区拥入太行、太岳区的灾民达到25万之多，加重了根据地的粮荒，彭德怀对下属说，这说明群众向往和信任我们八路军啊，我们要想方设法帮助群众度过饥荒。4月1日，彭德怀指示八路军总部直属各单位，从即日起，每人每日节约l两小米救济饥民。4月27日，彭德怀下令总部直属队全体指战员，每人每日节约2两小米救灾，各村公所可用公粮煮粥，救济过往灾民。这样，总部直属队的干部每日口粮只有7两，战士每日的口粮也不足1斤。为了使总部的干部不至于挨饿，彭德怀决定，八路军总部和北方局的干部每天要采摘一斤半树叶、野菜，交炊事班与粮食掺着做。他亲自带领总部和直属队的同志攀崖越岭，到仙人峰、南洞山一带去寻找树叶和野菜，把附近平坦的和便于采摘的地方留给群众，避免与民众争食，群众为之感动。
从1943年4月直到秋收前，彭德怀等每天两餐野菜粥、榆叶面条，或吃玉茭芯、黑豆皮做的饽饽，吃得个个面有菜色，彭德怀痔疮还不时发作。即使如此，他仍然和同志们共同与饥荒做斗争。在他的带领下，太行、太岳、冀南等重灾区的领导机关和部队也开始了节食运动，与当地群众共同与饥荒作斗争。
整顿货币市场推行财经改革
为使根据地的经济工作局面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彭德怀还着力整顿根据地货币市场，实行民众合理负担的政策，严肃军内财经纪律等。
货币战是对敌经济斗争的最高形式。在领导华北根据地经济工作的过程中，彭德怀发现敌后根据地的货币市场十分混乱。这里，除国民党四大家族发行的法币外，还有国民党山西、河北两省银行发行的省钞，县银行的县钞，还有一些地方银号、商号，连一些普通的当铺，也发行纸票，这些货币纸质低劣，普遍公信度低。有的发行人早已远走他乡，根本无信用可言，群众不敢使用。不仅如此，华北的汉奸银行“中国联合准备银行”也在发行伪币“联营券”，日寇一面用伪币吸收国民党的法币，套取外汇，一面用伪币吸收根据地的山货土产、粮食棉花，国民党中央军也利用法币经过太行山区大量走私日伪货物，危害根据地军民的生存和发展。
针对这种情形，彭德怀于1939年2月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建议成立冀南银行，发行冀南票，作为冀南和太行地区敌后根据地的本位币。他还请求中央派内行的干部来八路军总部策划冀南银行的筹建工作，立即得到了毛泽东的同意和支持。于是，党中央给八路军总部派未了曹菊如等业内人士负责具体的筹建事宜。10月，冀南银行正式成立，开始发行冀南票。这一重大金融举措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不满，根据地内的一些人也不理解。彭德怀解释说，我们敌后抗日根据地货币政策的基本要求是，逐步发行与巩固边币，肃清土杂钞，打击伪钞，建立独立自主的、统一的货币市场体系。这是我们在研究了晋察冀区发行地方流通券和山西第三、第五专署发行上党票的经验后作出的决策。因为我们发行的地方本位币不和外汇挂钩，不与其进行兑换，敌人不能利用它套取外汇，这样可以保护根据地的贸易。……既可以严格控制货币发行的数量，平抑物价，还可以用本位币发放工农商业的低息贷款，扶持根据地民众发展生产。
彭德怀经过与多方反复研究，决定把冀南票的流通量限制在不超过根据地人口人均3元的范围内。当时，根据地人口为3000多万，冀南票就发行了10000万元，严格控制并最终制止了根据地内的通货膨胀，并使冀南票保持了长期稳定。太行山物价之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为其他区所不及，与国统区和日寇占领区物价飞涨，形成了鲜明 的对比。
彭德怀和八路军总部后勤部部长杨立三等人还算了一笔账，发现八路军每个士兵，每年约470元(包括武器消耗)，以这时民众的负担能力计算，每人每年能够负担10元左右，约每50个农民才能负担一个兵员。这时，抗日根据地的人口约为3000多万。根据这个计算结果，彭德怀在八路军总部和北方局高干会议上阐述了根据地实行合理负担的基本政策，他说，八路军主力和地方部队的总人数，应当不超过根据地总人口的2％，党政人员不超过1％，即根据地全部脱产人员的总人数不得超过全部人口的3％。根据地既要保持夺取抗战胜利的足够的兵力，又不能使民众的负担过重。1941年末，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精兵简政”的号召，其中就采用了彭德怀在华北提出的这一合理负担方案。
在合理负担政策的基础上，彭德怀采取了一项重大措施——改革田赋制。他发现，田赋按亩派摊，从表面上看似公平，实际上土地由地主富豪把持，他们把很大一部分负担转嫁到了那些租种他们土地的穷苦农民身上。彭德怀要求各抗日根据地的民主政府，严格实行减租减息政策，地主必须按照其收租的实际情况多交税，他认为，这样才能充分体现合理负担的原则。
彭德怀还强调指出，合理负担讲的负担包括人力、物力、财力负担和村款交纳4个方面，其中物力、财力负担是最主要的，必须充分体现合理的原则，地主收的租多，就要多负担一些，不能把负担都转嫁到无地或少地的农民身上，这是不合理的。彭德怀指出，各边区的民主政府成立后，要在村里普遍实施合理负担政策，使社会各阶层明确税收的对象、范围、标准和税率等，并采取严格的检查和监督措施。这样，人民负担逐步走上了比较合理的轨道。根据实行合理负担政策积累的经验，彭德怀和杨立三等进行反复研究，从1942年秋季开始，在华北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开始实行统一累进税，以土地财产和收入累进计算征税，进而使各地区负担实现了基本平衡，各阶层负担更加合理，纳税人口占到根据地总人口的80％以上。
但仅对民众负担作出合理调整是不够的，还需对八路军供给标准作出统一明确规定，并严格执行，严肃军队内的财经纪律。
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按4.5万兵员，由国民政府每月拨给军饷50万元，全部开支包括伙食被服等等，平均每个兵员为11元。八路军挺进敌后，不断壮大，蒋介石想以军费限制八路军的发展，非但不给增加经费，还总是克扣。朱德、彭德怀常因经费不济而犯愁。
1937年秋，为解决八路军的供给问题，彭德怀长途跋涉，在同蒲路、正太路、平汉路、恒山与太行山之间，对八路军各部进行广泛调查，探索既能维持官兵基本的生存需求，又能节省军费开支的科学合理的供应标准。1938年1月，在他的主持下，整个八路军首次统一了供应标准，伙食标准按战时生活的最低需要，每人每天为小米1斤半，油3钱(按16两称计，合市斤每人每月肉、油、盐各为5．6两)，菜1斤；津贴费大体(困难时酌减)为，师旅级5元，团营级4元，连级3元，排级2元，上士1.5元。朱德总司令坚持和彭德怀、左权一样，只拿和师旅长一样的5元津贴费。此后，1939年3月，华北敌后根据地发生了巨大的财政困难，八路军总部决定当月对全军只发给每人鞋袜费5角。到了5月，每人只发给鞋袜费1元，彭德怀带头严格执行这样的标准。
彭德怀还首先统一号令，严明八路军的财经纪律。他提议并主持成立了以晋东南为中心的华北财政经济委员会，实行量入为出和量出为入相结合的财政经济政策，既要使部队和抗日民主政府的各种费用得到适度保证，又要尽量节约民力民财。为了贯彻统筹统支的方针，在彭德怀主持下，八路军总部建立了金库制度和预决算制度，各种收入统入总部的金库。八路军总部成立了后勤部，逐步建立起全军的后勤工作系统和后勤工作制度。八路军供给机关成立了由主要首长和部门领导组成的预决算审核委员会，集中对各部队的大笔开支进行逐项研究，统一决定。大笔经费的开支，未经部队首长和八路军总部领导签字，任何人不得随意报销。
1938年2月，一一五师直属队和三四三旅开支稍大了些，立即引起了朱德和彭德怀的注意。两位首长给一一五师的电报中直截了当地说：“山西我军已达90000人，每月经费仅30万元；一二O师已达32000人，每月经费仅8万元，你们师直及三四三旅，不足12000人，在一个月内就用去10万元，请你们说说你们的经费是如何开支的?3月份仅能给你们3万元。”可以看出，朱、彭在电报中要求一一五师彻底检讨该师的财经工作，还要将检查结果交给即将赴太行的北方局书记杨尚昆带给总部，并且对他们以后的经费进行了大幅度的削减。实际上，受到批评的一一五师直机关及三四三旅，在2月份所用经费，按人平均不过8.3元，尚不及当时国民党中央军士兵月饷钱20元的一半。这说明，彭德怀对八路军各师的有限经费的管理是极为严格的。
带领军民发展生产和贸易
1941年初，敌后抗日根据地形势越来越严峻，日伪军在军事上反复“扫荡”，并实行“三光”政策，大肆烧杀抢掠。同时，还实行堡垒政策，到处筑路、修建据点，使各抗日根据地处于被包围、被分割的境地。恰在这时，一场持续的干旱又袭击了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面临着空前
为了战胜困难，党中央和毛泽东向八路军、新四军等我党领导的抗日部队，发出了大生产运动的指示。彭德怀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奔走于晋察冀、晋冀鲁豫、晋西北等根据地，全力动员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使边区经济建设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保障了军需民用的供给，为抗日战争的反攻奠定了物质基础。
在彭德怀的具体指导下，1941年—1944年太行区部队和群众即开荒33万亩，仅此一项，就增产细粮1200余万公斤。大生产运动带来大丰收，1944年夏秋两季，太行区共收获粮食6.15亿公斤，是抗战以来最大的丰收年。棉花产量也创抗战以来最高记录，据太行区24个县的统计，种棉9.1万余亩，产棉花75万公斤。
针对日伪军与根据地军民展开疯狂的粮食掠夺，彭德怀果断地提出，八路军必须对粮食实行统一管理和经营，使粮食这一主要农产品成为支持抗战的源源不断的最重要资源，成为八路军冀南票的最为有力的物质支撑。彭德怀在各种场合，向部队讲述我军在抗战时期的基本粮食政策：要充分调动各社会阶层的积极性，让根据地的土地生长出尽可能多的粮食。彭德怀想方设法告诉广大八路军指战员，日寇劫掠，国民党政府军征索，伪军破坏，使百姓的当年收成和原有窖藏消耗殆尽，根据地内人民群众生活水平骤降，生产情绪低落。 彭德怀反复强调，要千方百计地恢复民气，实行合理负担。在目前，我们不是要从肉体上消灭地主阶级，而是要实行减租减息政策，多生产粮食支援抗战。
1942年秋，日伪军计划在面临饥荒的华北地区征收2000万石粮食，以供其侵略战争的需要。10月起，敌人又开始了“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以夺取华北敌后根据地民众的粮食为主要目标，在其统治区内实行全面的物资统制和粮食配给，强买强征；对根据地内人民群众种的粮食，则采取抢劫性收购的办法。11月29日，彭德怀向毛泽东、朱德报告：“根据地粮食大成问题”，目前敌人在对太行山的“扫荡”中，表现最毒辣的为抢粮、抓壮丁、赶牲口、杀弱小，华北敌后根据地相当普遍地遭受了旱灾，秋季收成不及平常年份的1／4，太行山区的人民有30万人生活难以为继。太岳等地收成只有正常年份的六七成，即使这样，敌人仍然对这些地区进行反复的“扫荡”与掠夺。彭德怀向党中央报告说，在华北敌后，敌我之间展开了一场特殊的战役：粮食争夺战。他在一次会议上指出，八路军总部、北方局和各根据地要积极响应党的号召，迅速地行动起来，把保卫粮食作为根据地建设的头等大事来抓。
1943年秋季，太行山西部产粮区收成较好，敌人在敌占区以低价强购粮食，彭德怀率领八路军总部对敌人的这一动向进行了认真的研究，最后，彭德怀下了决心，暂用军费以高于敌人的价格，从太行山西部购进大量的粮食，组织力量运到平汉路东销售，既帮助了产粮区的农民，也帮助了灾区的农民，从经济上打击了日伪军。敌人发现八路军总部组织力量进行收粮，也提高了敌占区的粮价，但是为时已晚。八路军在根据地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持下，已经超额完成了收购计划。1943年底，彭德怀给党中央写了关于太行区农业和粮食状况的报告。他写道，1944年65万军民及退伍者、残废军人的粮食问题已得到解决。彭德怀领导敌后根据地军民开展的与敌人的粮食战取得了重大胜利。
彭德怀明白，要想冲破国民党的限制和封锁，必须发展根据地的工业生产，繁荣经济。他认为，在战时，手工业是根据地工业建设的基础，要千方百计地促进农副业生产，促进小工业、手工业生产，要克服困难，建设根据地的军事工业。在他的鼓励和支持下，各抗日根据地军队和民主政府就地取材，因陋就简，自力更生，办起了被服厂、印刷厂、造纸厂、卷烟厂、毛巾厂、化工厂、炼油厂、皮鞋厂等，这些工厂的产品主要是解决军需和民用，部分产品出口外销。至1945年，华北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已有纺织、造纸、卷烟、采矿、染料、熬盐、文具、肥皂等日用工业，同时建立起来了制造枪弹、火药、手榴弹、地雷等军工工业，基本实行了边区日用必需品自给。在人力方面，彭德怀经过与各方协调，先后从延安、晋察冀根据地等地抽调了1000多名技术人员、干部战士和工人支援晋冀豫根据地的军工建设。在没有专门厂房的情况下，彭德怀指示，利用民房或庙宇进行生产，职工借宿在老百姓家里。军工生产原料严重不足，材料奇缺，根据地人民就在抗日民主政府的号召下，纷纷开展献铁、献铜、熬硝等运动，积极行动起来，解决军工生产的原料困难。为防止日伪军窜扰根据地军民的军工厂，一些青年民兵主动站岗、放哨，在劳力缺乏的军工厂，农民也时常顶替工人，随叫随到，成为不穿军装的工人。根据地的军事工业从无到有，不断发展及至壮大，较好地解决了在持久抗战中部队的枪支弹药供给问题。这其中凝结着彭德怀的心血。
此外，彭德怀还提出在根据地边境建立关税制，实行对外统制贸易和对内贸易自由。他制定了具体的执行办法：货物对我利大者，对敌人利小者，课以轻税；对敌我均有利者，斟酌需要及缓急，收比较重的税；对敌人利大，对我利小者，则课以50％～100％的重税，直到禁止入口。彭德怀还指出，在根据地内实行贸易自由，保障商品所有者的财产权；同时要反对一切对敌人有利的行为，如走私、贩毒、套取外汇、黑市活动等等。
对敌贸易斗争是根据地商业贸易的重要内容。根据彭德怀的指示，八路军后勤部通过地下党秘密组织从敌占区秘密购运军需用品，采用低税或免税的方式鼓励民众做根据地急需物资的生意。晋西北和八路军第二办事处于1941年3月共同建立了两条从晋西北通往晋察冀根据地的秘密贸易网，专门承担物资的秘密运输工作。八路军总部后勤部还在边缘区设立“灰色”商店，以双重身份开展八路军急需物资的筹集业务。此外，还组织敌占区为我控制的商人来根据地做买卖；组织根据地商人化整为零，到敌占区采购物资等。在彭德怀的领导下，华北各根据地对外贸易快速发展，逐步增强了战场军需物资的供应能力，为华北敌后根据地度过抗日最困难、最艰苦的时期做出了重要贡献。
身体力行倡导节俭
1937年8月，八路军出师华北，彭德怀除负责军事外，还受朱德总司令之托，负责八路军的经费供给和抗日根据地的财政经济工作。八路军在华北建立根据地后，力量不断壮大，需要的军费也大幅度增加，这可成了彭德怀心中的一件大事。旅途中，行军中，他常常思考八路军的经费问题。他喜欢向老农打听，收成如何，群众的负担怎样，物价是高还是低，冀南票是否受群众的欢迎等等，了解到的情况，他都一一记在心中。
彭德怀是一个对自己要求极为严格的人。他最清楚，与日伪作战，不仅要拼人力，还要拼消耗，拼物力。他这个八路军总部的当家人，应尽量多省下点钱和物资。他首先从节约口粮开始。他下部队，谁要给他做了特殊的饭菜，他不吃，还要骂人。有时单位首长听说彭德怀要来视察，让炊事班多做了几个菜，可是等彭德怀真的来了，谁也不敢给他端去，搞得很尴尬。他痛恨用公家的钱互相请客，大吃大喝，经常在不同的场合痛斥贪污浪费。一个偶然的场合，他无意中听到有的干部说：“我又不贪污，不过是多吃喝了一些罢了。”他在干部会议上对这种错误思想进行了严肃的批评。
但有人把彭德怀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说成是苦行僧，这也是误解。刘伯承、邓小平曾用自己的津贴做了四川菜，请彭德怀过来品尝，他就愉快地接受了邀请。还有一次，陈赓等人实在是馋了，旅里几个干部凑钱买了一些猪肉。听说彭德怀就在附近，但这几个干部怕挨骂，谁也不敢去叫他来吃。说来也巧，就在他们把肉煮熟吃兴正浓的时候，彭德怀到了，众人正不知所措时，他幽默地指着陈赓说：“好啊，你陈赓吃肉也不叫我老彭啊!”一下子把这紧张的气氛给缓和了，陈赓边吃边笑着说：“有众人为证，我们都想去喊你来吃肉，有的说，彭总见着吃肉就要骂娘，我们怕你骂娘啊!”彭德怀拿起筷子哈哈大笑：“谁说我彭德怀不晓得肉好吃啊?”说着，大口吃起肉来，旅里的几位领导和彭德怀一起度过了这段欢乐的时光。在彭德怀的戎马生涯中，这种场合实在是太少了。这次凑份子的活动结束后，彭德怀对在场的人说，即使是自己掏腰包，这种打牙祭的事儿也不能多干，因为这样会使人迷上吃喝。他常常苦口婆心地劝说下属：“谁个不愿意吃好的呢，问题是还有人在饿饭，在吃糠!问题是群众是否都有好吃的了!”“同志们一定要了解，一粒米，一文钱，都是人民的血汗和脂膏换来的啊!”
彭德怀总是劝诫下属，不要惊扰百姓，不要加重乡亲们的负担，遇到困难我们能自己解决的不要向群众伸手。
1943年春天，从敌占区和国统区拥入太行、太岳区的灾民达到25万之多，加重了根据地的粮荒，彭德怀对下属说，这说明群众向往和信任我们八路军啊，我们要想方设法帮助群众度过饥荒。4月1日，彭德怀指示八路军总部直属各单位，从即日起，每人每日节约l两小米救济饥民。4月27日，彭德怀下令总部直属队全体指战员，每人每日节约2两小米救灾，各村公所可用公粮煮粥，救济过往灾民。这样，总部直属队的干部每日口粮只有7两，战士每日的口粮也不足1斤。为了使总部的干部不至于挨饿，彭德怀决定，八路军总部和北方局的干部每天要采摘一斤半树叶、野菜，交炊事班与粮食掺着做。他亲自带领总部和直属队的同志攀崖越岭，到仙人峰、南洞山一带去寻找树叶和野菜，把附近平坦的和便于采摘的地方留给群众，避免与民众争食，群众为之感动。
从1943年4月直到秋收前，彭德怀等每天两餐野菜粥、榆叶面条，或吃玉茭芯、黑豆皮做的饽饽，吃得个个面有菜色，彭德怀痔疮还不时发作。即使如此，他仍然和同志们共同与饥荒做斗争。在他的带领下，太行、太岳、冀南等重灾区的领导机关和部队也开始了节食运动，与当地群众共同与饥荒作斗争。
整顿货币市场推行财经改革
为使根据地的经济工作局面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彭德怀还着力整顿根据地货币市场，实行民众合理负担的政策，严肃军内财经纪律等。
货币战是对敌经济斗争的最高形式。在领导华北根据地经济工作的过程中，彭德怀发现敌后根据地的货币市场十分混乱。这里，除国民党四大家族发行的法币外，还有国民党山西、河北两省银行发行的省钞，县银行的县钞，还有一些地方银号、商号，连一些普通的当铺，也发行纸票，这些货币纸质低劣，普遍公信度低。有的发行人早已远走他乡，根本无信用可言，群众不敢使用。不仅如此，华北的汉奸银行“中国联合准备银行”也在发行伪币“联营券”，日寇一面用伪币吸收国民党的法币，套取外汇，一面用伪币吸收根据地的山货土产、粮食棉花，国民党中央军也利用法币经过太行山区大量走私日伪货物，危害根据地军民的生存和发展。
针对这种情形，彭德怀于1939年2月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建议成立冀南银行，发行冀南票，作为冀南和太行地区敌后根据地的本位币。他还请求中央派内行的干部来八路军总部策划冀南银行的筹建工作，立即得到了毛泽东的同意和支持。于是，党中央给八路军总部派未了曹菊如等业内人士负责具体的筹建事宜。10月，冀南银行正式成立，开始发行冀南票。这一重大金融举措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不满，根据地内的一些人也不理解。彭德怀解释说，我们敌后抗日根据地货币政策的基本要求是，逐步发行与巩固边币，肃清土杂钞，打击伪钞，建立独立自主的、统一的货币市场体系。这是我们在研究了晋察冀区发行地方流通券和山西第三、第五专署发行上党票的经验后作出的决策。因为我们发行的地方本位币不和外汇挂钩，不与其进行兑换，敌人不能利用它套取外汇，这样可以保护根据地的贸易。……既可以严格控制货币发行的数量，平抑物价，还可以用本位币发放工农商业的低息贷款，扶持根据地民众发展生产。
彭德怀经过与多方反复研究，决定把冀南票的流通量限制在不超过根据地人口人均3元的范围内。当时，根据地人口为3000多万，冀南票就发行了10000万元，严格控制并最终制止了根据地内的通货膨胀，并使冀南票保持了长期稳定。太行山物价之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为其他区所不及，与国统区和日寇占领区物价飞涨，形成了鲜明 的对比。
彭德怀和八路军总部后勤部部长杨立三等人还算了一笔账，发现八路军每个士兵，每年约470元(包括武器消耗)，以这时民众的负担能力计算，每人每年能够负担10元左右，约每50个农民才能负担一个兵员。这时，抗日根据地的人口约为3000多万。根据这个计算结果，彭德怀在八路军总部和北方局高干会议上阐述了根据地实行合理负担的基本政策，他说，八路军主力和地方部队的总人数，应当不超过根据地总人口的2％，党政人员不超过1％，即根据地全部脱产人员的总人数不得超过全部人口的3％。根据地既要保持夺取抗战胜利的足够的兵力，又不能使民众的负担过重。1941年末，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精兵简政”的号召，其中就采用了彭德怀在华北提出的这一合理负担方案。
在合理负担政策的基础上，彭德怀采取了一项重大措施——改革田赋制。他发现，田赋按亩派摊，从表面上看似公平，实际上土地由地主富豪把持，他们把很大一部分负担转嫁到了那些租种他们土地的穷苦农民身上。彭德怀要求各抗日根据地的民主政府，严格实行减租减息政策，地主必须按照其收租的实际情况多交税，他认为，这样才能充分体现合理负担的原则。
彭德怀还强调指出，合理负担讲的负担包括人力、物力、财力负担和村款交纳4个方面，其中物力、财力负担是最主要的，必须充分体现合理的原则，地主收的租多，就要多负担一些，不能把负担都转嫁到无地或少地的农民身上，这是不合理的。彭德怀指出，各边区的民主政府成立后，要在村里普遍实施合理负担政策，使社会各阶层明确税收的对象、范围、标准和税率等，并采取严格的检查和监督措施。这样，人民负担逐步走上了比较合理的轨道。根据实行合理负担政策积累的经验，彭德怀和杨立三等进行反复研究，从1942年秋季开始，在华北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开始实行统一累进税，以土地财产和收入累进计算征税，进而使各地区负担实现了基本平衡，各阶层负担更加合理，纳税人口占到根据地总人口的80％以上。
但仅对民众负担作出合理调整是不够的，还需对八路军供给标准作出统一明确规定，并严格执行，严肃军队内的财经纪律。
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按4.5万兵员，由国民政府每月拨给军饷50万元，全部开支包括伙食被服等等，平均每个兵员为11元。八路军挺进敌后，不断壮大，蒋介石想以军费限制八路军的发展，非但不给增加经费，还总是克扣。朱德、彭德怀常因经费不济而犯愁。
1937年秋，为解决八路军的供给问题，彭德怀长途跋涉，在同蒲路、正太路、平汉路、恒山与太行山之间，对八路军各部进行广泛调查，探索既能维持官兵基本的生存需求，又能节省军费开支的科学合理的供应标准。1938年1月，在他的主持下，整个八路军首次统一了供应标准，伙食标准按战时生活的最低需要，每人每天为小米1斤半，油3钱(按16两称计，合市斤每人每月肉、油、盐各为5．6两)，菜1斤；津贴费大体(困难时酌减)为，师旅级5元，团营级4元，连级3元，排级2元，上士1.5元。朱德总司令坚持和彭德怀、左权一样，只拿和师旅长一样的5元津贴费。此后，1939年3月，华北敌后根据地发生了巨大的财政困难，八路军总部决定当月对全军只发给每人鞋袜费5角。到了5月，每人只发给鞋袜费1元，彭德怀带头严格执行这样的标准。
彭德怀还首先统一号令，严明八路军的财经纪律。他提议并主持成立了以晋东南为中心的华北财政经济委员会，实行量入为出和量出为入相结合的财政经济政策，既要使部队和抗日民主政府的各种费用得到适度保证，又要尽量节约民力民财。为了贯彻统筹统支的方针，在彭德怀主持下，八路军总部建立了金库制度和预决算制度，各种收入统入总部的金库。八路军总部成立了后勤部，逐步建立起全军的后勤工作系统和后勤工作制度。八路军供给机关成立了由主要首长和部门领导组成的预决算审核委员会，集中对各部队的大笔开支进行逐项研究，统一决定。大笔经费的开支，未经部队首长和八路军总部领导签字，任何人不得随意报销。
1938年2月，一一五师直属队和三四三旅开支稍大了些，立即引起了朱德和彭德怀的注意。两位首长给一一五师的电报中直截了当地说：“山西我军已达90000人，每月经费仅30万元；一二O师已达32000人，每月经费仅8万元，你们师直及三四三旅，不足12000人，在一个月内就用去10万元，请你们说说你们的经费是如何开支的?3月份仅能给你们3万元。”可以看出，朱、彭在电报中要求一一五师彻底检讨该师的财经工作，还要将检查结果交给即将赴太行的北方局书记杨尚昆带给总部，并且对他们以后的经费进行了大幅度的削减。实际上，受到批评的一一五师直机关及三四三旅，在2月份所用经费，按人平均不过8.3元，尚不及当时国民党中央军士兵月饷钱20元的一半。这说明，彭德怀对八路军各师的有限经费的管理是极为严格的。
带领军民发展生产和贸易
1941年初，敌后抗日根据地形势越来越严峻，日伪军在军事上反复“扫荡”，并实行“三光”政策，大肆烧杀抢掠。同时，还实行堡垒政策，到处筑路、修建据点，使各抗日根据地处于被包围、被分割的境地。恰在这时，一场持续的干旱又袭击了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面临着空前
为了战胜困难，党中央和毛泽东向八路军、新四军等我党领导的抗日部队，发出了大生产运动的指示。彭德怀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奔走于晋察冀、晋冀鲁豫、晋西北等根据地，全力动员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使边区经济建设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保障了军需民用的供给，为抗日战争的反攻奠定了物质基础。
在彭德怀的具体指导下，1941年—1944年太行区部队和群众即开荒33万亩，仅此一项，就增产细粮1200余万公斤。大生产运动带来大丰收，1944年夏秋两季，太行区共收获粮食6.15亿公斤，是抗战以来最大的丰收年。棉花产量也创抗战以来最高记录，据太行区24个县的统计，种棉9.1万余亩，产棉花75万公斤。
针对日伪军与根据地军民展开疯狂的粮食掠夺，彭德怀果断地提出，八路军必须对粮食实行统一管理和经营，使粮食这一主要农产品成为支持抗战的源源不断的最重要资源，成为八路军冀南票的最为有力的物质支撑。彭德怀在各种场合，向部队讲述我军在抗战时期的基本粮食政策：要充分调动各社会阶层的积极性，让根据地的土地生长出尽可能多的粮食。彭德怀想方设法告诉广大八路军指战员，日寇劫掠，国民党政府军征索，伪军破坏，使百姓的当年收成和原有窖藏消耗殆尽，根据地内人民群众生活水平骤降，生产情绪低落。 彭德怀反复强调，要千方百计地恢复民气，实行合理负担。在目前，我们不是要从肉体上消灭地主阶级，而是要实行减租减息政策，多生产粮食支援抗战。
1942年秋，日伪军计划在面临饥荒的华北地区征收2000万石粮食，以供其侵略战争的需要。10月起，敌人又开始了“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以夺取华北敌后根据地民众的粮食为主要目标，在其统治区内实行全面的物资统制和粮食配给，强买强征；对根据地内人民群众种的粮食，则采取抢劫性收购的办法。11月29日，彭德怀向毛泽东、朱德报告：“根据地粮食大成问题”，目前敌人在对太行山的“扫荡”中，表现最毒辣的为抢粮、抓壮丁、赶牲口、杀弱小，华北敌后根据地相当普遍地遭受了旱灾，秋季收成不及平常年份的1／4，太行山区的人民有30万人生活难以为继。太岳等地收成只有正常年份的六七成，即使这样，敌人仍然对这些地区进行反复的“扫荡”与掠夺。彭德怀向党中央报告说，在华北敌后，敌我之间展开了一场特殊的战役：粮食争夺战。他在一次会议上指出，八路军总部、北方局和各根据地要积极响应党的号召，迅速地行动起来，把保卫粮食作为根据地建设的头等大事来抓。
1943年秋季，太行山西部产粮区收成较好，敌人在敌占区以低价强购粮食，彭德怀率领八路军总部对敌人的这一动向进行了认真的研究，最后，彭德怀下了决心，暂用军费以高于敌人的价格，从太行山西部购进大量的粮食，组织力量运到平汉路东销售，既帮助了产粮区的农民，也帮助了灾区的农民，从经济上打击了日伪军。敌人发现八路军总部组织力量进行收粮，也提高了敌占区的粮价，但是为时已晚。八路军在根据地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持下，已经超额完成了收购计划。1943年底，彭德怀给党中央写了关于太行区农业和粮食状况的报告。他写道，1944年65万军民及退伍者、残废军人的粮食问题已得到解决。彭德怀领导敌后根据地军民开展的与敌人的粮食战取得了重大胜利。
彭德怀明白，要想冲破国民党的限制和封锁，必须发展根据地的工业生产，繁荣经济。他认为，在战时，手工业是根据地工业建设的基础，要千方百计地促进农副业生产，促进小工业、手工业生产，要克服困难，建设根据地的军事工业。在他的鼓励和支持下，各抗日根据地军队和民主政府就地取材，因陋就简，自力更生，办起了被服厂、印刷厂、造纸厂、卷烟厂、毛巾厂、化工厂、炼油厂、皮鞋厂等，这些工厂的产品主要是解决军需和民用，部分产品出口外销。至1945年，华北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已有纺织、造纸、卷烟、采矿、染料、熬盐、文具、肥皂等日用工业，同时建立起来了制造枪弹、火药、手榴弹、地雷等军工工业，基本实行了边区日用必需品自给。在人力方面，彭德怀经过与各方协调，先后从延安、晋察冀根据地等地抽调了1000多名技术人员、干部战士和工人支援晋冀豫根据地的军工建设。在没有专门厂房的情况下，彭德怀指示，利用民房或庙宇进行生产，职工借宿在老百姓家里。军工生产原料严重不足，材料奇缺，根据地人民就在抗日民主政府的号召下，纷纷开展献铁、献铜、熬硝等运动，积极行动起来，解决军工生产的原料困难。为防止日伪军窜扰根据地军民的军工厂，一些青年民兵主动站岗、放哨，在劳力缺乏的军工厂，农民也时常顶替工人，随叫随到，成为不穿军装的工人。根据地的军事工业从无到有，不断发展及至壮大，较好地解决了在持久抗战中部队的枪支弹药供给问题。这其中凝结着彭德怀的心血。
此外，彭德怀还提出在根据地边境建立关税制，实行对外统制贸易和对内贸易自由。他制定了具体的执行办法：货物对我利大者，对敌人利小者，课以轻税；对敌我均有利者，斟酌需要及缓急，收比较重的税；对敌人利大，对我利小者，则课以50％～100％的重税，直到禁止入口。彭德怀还指出，在根据地内实行贸易自由，保障商品所有者的财产权；同时要反对一切对敌人有利的行为，如走私、贩毒、套取外汇、黑市活动等等。
对敌贸易斗争是根据地商业贸易的重要内容。根据彭德怀的指示，八路军后勤部通过地下党秘密组织从敌占区秘密购运军需用品，采用低税或免税的方式鼓励民众做根据地急需物资的生意。晋西北和八路军第二办事处于1941年3月共同建立了两条从晋西北通往晋察冀根据地的秘密贸易网，专门承担物资的秘密运输工作。八路军总部后勤部还在边缘区设立“灰色”商店，以双重身份开展八路军急需物资的筹集业务。此外，还组织敌占区为我控制的商人来根据地做买卖；组织根据地商人化整为零，到敌占区采购物资等。在彭德怀的领导下，华北各根据地对外贸易快速发展，逐步增强了战场军需物资的供应能力，为华北敌后根据地度过抗日最困难、最艰苦的时期做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