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是敏锐一点的读者，必定可以读出《城市的忧郁》里所描述的各大城市。有的崇尚传统，向往古典，“我不在咖啡馆，便在往咖啡馆的路上”般的诗意，企图让人人都活在18世纪；或者是造桥铺路，深怕跟不上“现代化”这个行之有年的词汇，测量摩天大楼足不足够攀爬星星，使整座城市都落入阴影里。他们的历史已经太多了，现在正是抛弃换取新生的时刻；更或者，是活在当下的城市，每个人体内时钟仿佛快一倍，挤公交车追地铁，迈开腿在路上奔跑，一天才刚开始就即将结束。他们无暇理会未来的一切，只有提早下班才忽然感受生之喜悦；以及成为各大城市眼中模范，人人温和有礼、善良无害，总在午夜后才酒醉得像只野兽的未来之城。
　　“我猜，这是我为什么喜欢住在城市里的原因。因为城市生活的每一天，都是人面狮身的笑容，永远难以捉摸。”胡晴舫游走在这些城市中，因为工作，她经常迁徙；香港、台北、上海、北京、巴黎……住进新的房间又离开，却在生活中看见了城市人最真实的面貌。在新作《城市的忧郁》里，她以理性观察为刃，深入城市的筋血脉络，笔锋冷静且带点批判眼光，总能恰到好处地切中核心。城市已成为世界各地的共通点，当胡晴舫伸手抹去了边界的轮廓，究竟她笔下的忧郁指向何处？
　　
　　工作、生活与自我的拉锯战
　　谈到开始写作的理由，胡晴舫朝我比了比：“我年轻时就跟你一样，去采访别人、写写稿，几乎每天都在工作。我这种普通家庭出来的孩子，就是要为生活去赚钱、去努力，所以一开始的写作根本就是为了求生存。”文字犀利的她，讲起话来也连珠炮似的简洁明快，却多了份直率的热情。大学念外文，又在美国拿到戏剧硕士，当初也有写剧本的念头，却迟迟没有选择往文学这条路走。“没有一定要写作的原因是，像我们这种文学系出来的人，看过的好作品很多，有些题材或想法都已经被处理得很好了，作为一个读者已经是心怀喜悦。”胡晴舫说，“但后来决定动笔的原因是，我们的世界实在变动得太快了，人性在这样的环境里所造成的微妙变化，是我非常好奇的。”观看人性，仿佛是看一场电影，会忍不住想探看角色背后的动机，是什么导致了这样的行为？“你的行为和我的行为加起来，就叫做社会。”
　　胡晴舫坦言，因工作而“社会化”的过程很痛苦，但也加速了她对世界的观察：“要去学习和别人相处，去倾听别人的故事，你会发现你的‘自我’开始和外面的世界展开拉锯战，非常痛苦，生活真的不是这么容易的。”然而，工作本身的确也为她的写作磨出了一条道路，曾在剧场、广告界打过工，也参与编撰《Playboy》、《Esquire》等多本国际性的杂志，经常在世界各地飞来飞去的她，不同于被保护得很好的“学院型”作家，胡晴舫的工作性质太多样，逼迫她要不断地去冲撞、去接触世界，“我后来发现，这其实是一种非常‘对’的方式，当我必须要去和不同区域、不同文化的人交谈时，就会逐渐修正自己的观点或信仰。”是的，再靠近一点、再深入一点，看到的会更多，“每个作者其实都是一个观察者。”试着把自我收得再小些，便能更纯粹地去理解这个世界。
　　或许这便是胡晴舫书写当下的最大动力，文字风格冷静锐利，总在书写中将个人色彩压得极低的她，其实心很热：“我喜欢人群，也喜欢不纯粹的环境，道德不纯粹，生活秩序也不纯粹。”她笑着说，“生活可以充满各式不同的价值，不同性别也有不同情欲，我觉得世界真的非常美丽；当然这中间一定会有失落，会有挫折。可是我觉得就连这种挫折感，也是一种美好的收获。”
　　
　　现代人永远都在界定自己
　　不纯粹的环境，自然也有不纯粹的快乐；生活在城市里的现代人，包括你我，其实都拥有多重身份，“你面对我的时候是一种身份，但面对其他人，可能又是另一种样子。一个人可以同时是意大利人、女人、素食者；更或者你可能喜欢爵士乐，那就是个爵士乐迷，很多身份是其他人所不知道的。”
　　同时，胡晴舫也指出一般人在思考中常犯的错误，那就是刻板印象：“有一种很可怕的逻辑是，因为她是什么样的人，所以做什么样的事。因为年轻，所以想法很梦幻，你怎么知道？”说到这里，胡晴舫忍不住笑了起来。正是为了避免产生这种偏见，或犯所谓“政治正确”的毛病，所以她只书写自己所看见的事情、周围发生的每个当下，而不任意替他者发声或代言：“那是很危险的，其实会是种二次伤害。”胡晴舫举了电影《赛德克·巴莱》的例子，这是由台湾导演魏德圣所拍摄的、一部关于原住民的电影，描述雾社事件里，赛德克族、汉人、日本人之间的矛盾与对立。原本是想替赛德克族发声，部分族人却认为是在“消费原住民”，原本的善心可能成为他人眼中的恶意，那无疑是本末倒置的。
　　多重身份的拼贴，也是一种现代性的生活特质，“当一个现代人的乐趣，就是你每天都在界定你自己。”喜欢什么，就去成为什么样的人，不单单只是消费行为的选择，而是仿佛捏土似的，把自己的价值观和信仰一一捏成与众不同的样子，“这就是所谓的‘现代性’，一个文明的社会应该要保障人民有这样的权利，没有人可以干扰你成为你自己。”可以复杂、也可以理直气壮，“总归一句话，住在城市里只要不犯法、不杀人放火、记得缴税，想做什么都行！”胡晴舫俏皮地下了结论，又笑了。
　　
　　孤独及其所创造的
　　想做什么都行。多么美妙的一句话，每个人心底或许都藏着这样的自己，需索孤独、期待自由。城市将这种精神发扬光大，和刚认识的陌生人互道晚安之后转身，关起门来就变成一个怪胎，“我们每个人小时候都渴望长大，长大了就能替自己负责任，一旦拥有了自由，也必须去面对一个人下决定的孤独。”生而为人，是好是坏全由自己负责。如果走错了路，也只能摸摸鼻子，告诉自己：“就结束这场不愉快的旅行吧！”胡晴舫坦言，台湾人在看事情的时候很容易钻牛角尖，太悲观，把自己陷入死胡同里走不出去，“城市应该是一个，最可以忍受不同生活方式的空间。”是了，并不是每个人都要走同一条路，过同一种人生，于是在《城市的忧郁》里，胡晴舫写看不起中产阶级的流浪汉，写失业者的心境，她就是要翻转生活的刻板印象，替城市翻案。
　　城市的迷人之处，在于永远都有出人意料的面貌出现；如总爱描写纽约犯罪大街的小说家劳伦斯·卜洛克的《八百万种死法》，胡晴舫如是说：“城市里有八百万种死法，就有八百万种活法。”于是她写城市生活的种种切片，和陌生人之间的盲目信赖，酒吧里的坦白忏情每天上演，竟成为城市里一种独特的人情味，疏离又赤裸，天一亮就消失。谈到吃饭，可以选择单人落座，从原本的窘迫逐渐转为优雅；或和朋友挑剔餐厅与服务，城市人的教养比肚腹重要，很快以话语和品味喂饱了自己。这些细节可能隐藏在东京、上海、台北……那些被抹去姓名的城市翩然出现，他们的忧郁那么相像，他们的快乐有志一同，拆掉了现实的城墙，才能更利落解剖每一个城市人的病灶与心愿。城市的迷人和残忍共存，不单只有一线之隔，而是互为表里；所谓孤独及其所创造的自由，就存在于每个当下。
　　
　　破灭而后新生
　　写《城市的忧郁》时，胡晴舫原本想写的是波特莱尔的概念，从城市的小切片出发，从文学上展开生活哲思的反省；却遇上了2011年初的日本大地震，海啸、核电厂爆炸，辐射危机接踵而来。地震当时，胡晴舫就在东京：“我忽然发现，城市人都喜欢诅咒城市，可是那个城市不就是我们自己创造出来的吗？我们也以各种方式在糟蹋城市，它当然会毁灭。”像吴哥窟、像庞贝城，遭逢火山爆发，一切繁华都被深埋火山灰底下，如今成为观光客们一去再去的壮观废墟：“它原本不也是一个活生生的城市吗？”
　　正如首篇的标题“而未来在我眼前破灭”，这原本是胡晴舫写的最后一章，却提前来作为开头，借着篇章形式暗示了一个生死循环。整本书仿佛电影倒转，胡晴舫笔下的城市一开始就毁灭了，之后才开始把那些记忆的碎片拼凑起来，又看见那些人在街上悠悠荡荡，开始欲望一座理想的城市，建造一座座美术馆、咖啡店，细心保养自己美丽的身体，或者爱上陌生人，他们哭着笑着生活着，直到末日来临、永劫回归，却不是真正的结束。城市人擦干眼泪，又重新建造一座新的城市，“城市人，这种生物就跟蟑螂一样，将在城市消逝后存活很久很久。”这是全书的最后一段，或许这样的周而复始，也是一种城市的“忧郁”吧。
　　
　　旅人，仍在路上
　　胡晴舫除了写散文、小说，也写剧本以及时事评论；是作家，更是城市观察家。她写《旅人》的日常生活观察，《滥情者》里短篇集结的浮世群像，又在两岸往返中疑惑起《我这一代人》的身份认同，接着来到《城市的忧郁》，虽然在言谈中自谦“是个无聊的人”，但透过她的文字与视野，总让读者看见了不同的思考方式。谈起城市，或许胡晴舫仍有许多故事可讲，但接下来要写的作品则是保密，一丁点也不肯透露：“一旦说了，可能就写不出来了。”她笑着说。目前定居东京的她，认识一个城市的方法是散步，曾经从神乐阪徒步走到新宿站，边走边晃，花了两个多小时，来接她的朋友一见面就说她疯了，“其实真的不远啊！”胡晴舫耸耸肩，低头喝口茶。令人忍不住想象起，是否她走出店外，可能又即将与下一个不纯粹的故事相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