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认识一位老哥，开一面包房，整天抽烟喝酒，和他聊天，说您也该注意点儿，少抽点儿烟，锻炼锻炼。老哥说，现在的人啊，动不动就活到八十九十，是得注意点儿。老哥说的是反话，意思是，人都渴望长寿，但最后那几年生命质量较差，还不如抽烟喝酒得过且过呢。
　　 这位老哥的说法是科学的，人类历史上有几千年的时间，大多数人也就活到40岁。然而从19世纪开始，情况发生了变化。从1840年起，人的预期寿命平均每年都会增加三个月。1840年时，瑞典女性的平均预期寿命是45岁，而现在已经达到83岁。美国差不多也有这样的趋势。20世纪初，美国的平均预期寿命是47岁，现在则达到79岁。我们国家的平均寿命是76岁，也在延长中。
　　 《大西洋月刊》前不久发表一篇文章，叫“我们都活到100岁会怎么样”，文章说，寿命延长的趋势似乎与任何单一事件没有什么关系。其并未因抗生素和疫苗的普及而有显著增长，亦未因战争与疾病的爆发而有明显下降。全球预期寿命的图表看上去就像一个平稳上升的自动扶梯。在绝大多数年份里，这个趋势都保持稳定，无论是穷国还是富国——全世界都在乘坐这部电梯。人类寿命无尽延长的设想并不需要建立在神奇的医学发现上——其实这部电梯仅仅就是继续上升而已。如果人类在抗衰老药物或基因治疗法上有所突破，那么这部电梯上升速度就会加快。
　　 这篇文章介绍了巴克研究所，自1999年以来，这家研究所一直在研究如何能让有机生命体比自然状态下活得更长、更健康。他们已经将实验室蠕虫的寿命延长了五倍。密歇根大学、得克萨斯大学、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都在研究能够延缓衰老的方式。2013年底，谷歌也在这场角逐中投入巨资，成立了一个名为“加利福尼亚生命公司”（也称Calico）的子公司，专门从事长寿研究。
　　 2007年，英国记者布莱恩·阿普尔亚德出版了《如何永远活着，或者死于尝试？》，这本书很精确地抓住了21世纪初这场新的追求永生运动的狂热程度。财富、权力与知识的合作，使得新一代的永生主义者尤其乐观与自信。他们不仅相信自己能永远活下去，而且青春永驻，精力充沛，他们甚至想好了如何解决生之厌倦与无聊的问题。
　　 但是，这种乐观与我们大多数人无关。倒是有另一本书值得我们关注，美国印度裔医生、《纽约客》专栏作者阿图尔·葛文德新近出版的《生命的余韵——医学与临终要事》，讲述了他作为一个医生、陪伴同为医生的父亲从生病到就诊到最后死亡的过程。他对医学的局限性提出了冷峻的质疑，对于普遍的医护人员（包括他自己）对待病患的态度和他们对于生命意义及医学的理解，表示了强烈的不认同。这本充满感情和专业精神的书，结论說来简单且富有禅意——葛文德认为，只有停止努力活得更长久，才可能活得更长久。他认为，许多病人家属努力挽救垂危者的生命，实际上是徒增痛苦。这本书有两个概念很有意思，一是“生前预嘱”，指人老了之后，最好在清醒时有所嘱托——如果心脏停止跳动，你想进行心脏复苏抢救吗？你想要插管和机械通气这类治疗吗？你是否希望使用抗生素？如果不能自行饮食，你需要鼻饲或者静脉饲喂吗？另一个概念叫“艰难的谈话”，指医护人员和家属与危重病人就其生存目标、治疗目标以及在最坏的情况下愿意承受怎样的治疗选择的谈话。这种谈话令谈话者痛苦、尴尬，故名“艰难的谈话”。
　　 翻阅此书，总感叹美国养老社区、养老方式的多元化，他们努力让老人在家中或者类似于家庭的环境下安度生命的最后时光。继而陷入到一种焦虑与尴尬中：我们也许会乘着电梯活到90岁，结果会有生命质量很糟的一段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