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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要实现未来可持续性发展，我们尚需解决很多结构性难题。作者认为，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市场化、社会保障以及金融自由化与国际化等四大问题上，战后日本的经验与教训值得中国认真借鉴。
二战后，日本经济在1946年至1951年10月间先后经历了重建、占领军改革、“特需景气”①等三个阶段后，开始步入正常的增长轨道。从1951年10月第一次景气循环开始直至1973年11月第七次景气循环的顶峰结束，日本经济曾以年均9.1%的高速增长率持续了22年。这是日本经济超长周期的第一阶段，即高速增长阶段。从1973年第七次景气循环进入衰退算起，至1991年4月第十一次景气循环达到顶峰周期结束，日本经济也以年均增长4%的速度持续了18年。然而，从1991年4月日本经济泡沫出现破灭到以“平成景气”结束，日本却陷入了以衰退、低迷为主基调的长期徘徊，期间虽出现过短暂复苏，但其经济年均增长率仅为0.8%。在经历了2011年3月东北大地震、大海啸和福岛核泄漏等灾难后，日本经济状况更是不好。 战后日本在以下四个问题上的经验与教训值得中国认真借鉴。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问题
2007年底，党的十七大最早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着重指出要实现三个转变：一是把经济增长从主要依赖投资、出口牵引转变为对消费、投资、出口的协调性牵引；二是从主要依赖第二产业的牵引转变为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协调性牵引；三是从主要依赖物资、资源的消费增加转变为对科学技术进步、提高个人素质、管理革新的依赖。然而，由于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中国政府出台了4万亿元投资刺激计划，反而加大了对经济增长的投资、对第二产业大量投资的依赖程度。其结果造成生产能力过剩、房价高涨、地方政府债务增加、通货膨胀等问题，中国经济状况不容乐观。
2010年2月3日，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党校发表重要讲话时强调，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4月10日，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上发表主旨演讲，重申“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刻不容缓”。“十二五”规划将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视为主要任务，必须要在发展中促转变、在转变中谋发展。
虽然我国早在“九五”规划中就已把“转变增长方式”定为主要目标，要把以往粗放型增长方式转变为集约型增长方式，然而由于1997年亚洲经济危机和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转变发展方式问题先后两次被搁置，代之以大规模投资、工业化大量投入等确保增长的政策。全球性经济危机今后还会反复出现，我们必须彻底转变增长方式，妥善应对。
直到20世纪50年代，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也同样依赖于投资，其贸易收支或是均衡，或是出超，外需并未能有助于日本经济的增长。60年代后，由于农村年轻劳动力出现枯竭，城市的工资出现上涨趋势。劳资双方因交涉上调工资而出现了“春斗”③方式，曾导致整个日本无论企业规模大小都在要求稳定地调涨工资，最后迫使日本政府不得不提高工人收入，而后又扩展到农村，于是日本全国国民收入出现增加，经济增长主力开始从投资转向消费。随着个人消费的扩大，不仅带动了对日本财政方面需求的增长，同时也带动了对各项需求的增长，并引导服务业快速发展。
60年代的日本与中国目前所遇到的问题极其类似，都经历了经济萧条和证券危机，但日本却能在短时期内走出困境。部分原因是日本短周期内出现的财政效果，但更重要的是由于中周期技术革新的影响、出口竞争力加强以及劳动生产性与农业生产性提高等因素的带动所致。
市场化问题
当前中国经济的主要矛盾是经济差距悬殊扩大，这主要是因为在1992年至1993年间决定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的各项政策中，并没有明确市场的界限，对市场与政府的职能分工也不明晰。从中我们可以得到如下启示：
首先，应明确认识到保障义务教育、最低水平医疗及住宅是政府的首要职能。然而这些却被推给市场，造成了极大的民生问题，嚴重影响了社会和谐稳定；其次，应懂得市场无法解决经济差距问题，需要政府加强并合理处理二次分配问题。具体表现在提高劳动分配率、累积和综合性的个人所得税的整顿与强化执行、引进累积式遗产税和赠与税、整顿社会保障等方面；第三，应了解市场经济的法制环境整顿须由政府率先执行。具体表现为《物权法》与《反垄断法》的制定，然而，它们在中国尚未健全，仍处落后状态。应保护私有财产，优化投资环境；第四，应明白政府不该干涉市场微观经济活动，参与市场者应该信息共享。然而目前中国尚残留着指令性经济，仍有干预企业投资和银行融资决定的倾向。
日本早在战前就高度重视义务教育，公立小、中学教育费全免。在经济高速增长期，曾整顿过提供低廉医疗服务和低廉公共住宅的供给体制，期间个人所得税、遗产税的最高税率高达75%，税收执行也管控严格，故高速增长期居民收入差距并没有扩大。日本战前就已有《物权法》，1947年制订并实施《反垄断法》。随着《日本禁止垄断法》的成立，18家超大型财团被分割，不再存在格列佛④的寡占型企业，保持了中坚企业之间的激烈竞争，并使之成为战后日本经济的基本倾向，创造了良好的市场环境。日本经济因此得以强大，也更有力量反对政府过度干预，加之媒体及在野党的严格监督，政府很难做到信息垄断。
社会保障问题
中国政府计划尽快实现城市与农村养老金保险制度的全面覆盖，但是问题重重。据2012年7月23日《经济参考消息》报道，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保障研究中心郑秉文主任试算出，2011年城市基本养老金保险个人账户的“空账”达到2.2万亿元。中国银行经济学家曹远征推算，2013年养老金会缺口18.3万亿元，不改变体制，如以每年GDP增长率为6%来计算，2033年养老金的缺口会高达68.2万亿元，占当年GDP的比例将达38.7%。为消除百姓对未来的不安，政府应尽快出台养老金财政的预算。
自1950年起，日本社会保障制度就得以建立健全，1961年已实现国民养老金和保险的全覆盖。在实施改善医疗保险补偿率、提高养老金水平等社会保障制度后，日本政府又把1973年定设为福利元年，对社会保障制度进行大幅扩充，包括创立70岁以上老人医疗免费制度、提高对健康保险被抚养人的补偿率、引进高额疗养制度、大幅度增加养老金补助水准，以及引进与物价指数和工资变动相适应的制度等。值得注意的是，日本这种制度的大幅扩充极大损害了社会保障制度的可持续性。1973年的日本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存有以下两大设计缺陷：一是以经济高速增长为前提，认为持续高速增长可以支撑对老龄人口的高额补助而不会造成财源不足；二是未能设想少子化和老龄化问题，认为今后持续增加的年轻人可支撑老龄人口，现在对老龄人口的高额补助不会造成财源不足。 中国也即将迎来中度增长期，但少子化和老龄化的速度将远超日本，并且劳动适龄人口自2013年后也将会逐渐减少。为不重蹈日本覆辙，中国应谨慎设计社会保障制度。
金融自由化与国际化问题
中国人民银行最近在其内部报告中发布试行方案，即2020年之前要加快资本项目的自由化。中国在2012年扩大了人民币汇率的变动幅度，在利息市场化、人民币国际化等方面也有很大进展，此外还构想在2020年以前要将上海建设为国际金融中心。随着经济转向中度增长期，预计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在2015年将减至8%左右，2020年将减至7%左右，这意味着2010年代后半期将出现增长减速、金融自由化、金融国际化与上海国际金融化等趋势。这酷似日本1980年代后半期，届时如果中国出现政策失误，极易带来严重的资产泡沫，而一旦泡沫破裂又极易引发一场新的大规模世界金融危机，这对中国乃至世界经济都将造成巨大冲击。
80年代后半期，经济泡沫的最后破裂给日本造成了严重冲击。按照经济规律，经济结构本应从高速增长型向稳定增长型转换，但由于日本曾出现过剩债务、过剩设备、过剩雇佣等现象，使得经济结构调整极其艰难，其根本原因则是大多数日本人心里常缅怀高速的增长期，对持续出现的超出潜在增长率的非正常增长抱有一种“高速增长复活”的幻想。
日本在高速增长期曾严格控制金融，实施行业限制、利息限制、资本项目限制以及固定汇率等规定，产生过很大作用。进入80年代后，随着利息自由化、国际化、金融自由化等方面的快速发展，日本国内投机现象突出，其中尤以房地产为甚，最后代价惨重。目前，中国在金融自由化国际化问题上应仔细研究日本80年代的相关政策，避免产生泡沫经济，重蹈日本式失败。长久以来，东亚地区一直把区域合作的重点放在金融领域，然而此次世界金融危机告诉我们，世界各国的财政问题极易演变成区域性的金融危机，在全球性经济中分别论及财政和金融将十分困难。
（作者为天津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中日关系研究所所长、中华日本学会理事）
注释
①指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军事订货推动日本经济繁荣。
②指日本自1954年开始的“春季争取提高工资的斗争”。
③格列佛（Gulliver）是英国作家乔纳森·斯威夫特《格列佛游記》里的主人公。格列佛的寡占型企业寓意像小人国里的格利佛一样的小企业群对超大型企业的寡头垄断。
二战后，日本经济在1946年至1951年10月间先后经历了重建、占领军改革、“特需景气”①等三个阶段后，开始步入正常的增长轨道。从1951年10月第一次景气循环开始直至1973年11月第七次景气循环的顶峰结束，日本经济曾以年均9.1%的高速增长率持续了22年。这是日本经济超长周期的第一阶段，即高速增长阶段。从1973年第七次景气循环进入衰退算起，至1991年4月第十一次景气循环达到顶峰周期结束，日本经济也以年均增长4%的速度持续了18年。然而，从1991年4月日本经济泡沫出现破灭到以“平成景气”结束，日本却陷入了以衰退、低迷为主基调的长期徘徊，期间虽出现过短暂复苏，但其经济年均增长率仅为0.8%。在经历了2011年3月东北大地震、大海啸和福岛核泄漏等灾难后，日本经济状况更是不好。 战后日本在以下四个问题上的经验与教训值得中国认真借鉴。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问题
2007年底，党的十七大最早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着重指出要实现三个转变：一是把经济增长从主要依赖投资、出口牵引转变为对消费、投资、出口的协调性牵引；二是从主要依赖第二产业的牵引转变为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协调性牵引；三是从主要依赖物资、资源的消费增加转变为对科学技术进步、提高个人素质、管理革新的依赖。然而，由于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中国政府出台了4万亿元投资刺激计划，反而加大了对经济增长的投资、对第二产业大量投资的依赖程度。其结果造成生产能力过剩、房价高涨、地方政府债务增加、通货膨胀等问题，中国经济状况不容乐观。
2010年2月3日，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党校发表重要讲话时强调，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4月10日，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上发表主旨演讲，重申“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刻不容缓”。“十二五”规划将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视为主要任务，必须要在发展中促转变、在转变中谋发展。
虽然我国早在“九五”规划中就已把“转变增长方式”定为主要目标，要把以往粗放型增长方式转变为集约型增长方式，然而由于1997年亚洲经济危机和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转变发展方式问题先后两次被搁置，代之以大规模投资、工业化大量投入等确保增长的政策。全球性经济危机今后还会反复出现，我们必须彻底转变增长方式，妥善应对。
直到20世纪50年代，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也同样依赖于投资，其贸易收支或是均衡，或是出超，外需并未能有助于日本经济的增长。60年代后，由于农村年轻劳动力出现枯竭，城市的工资出现上涨趋势。劳资双方因交涉上调工资而出现了“春斗”③方式，曾导致整个日本无论企业规模大小都在要求稳定地调涨工资，最后迫使日本政府不得不提高工人收入，而后又扩展到农村，于是日本全国国民收入出现增加，经济增长主力开始从投资转向消费。随着个人消费的扩大，不仅带动了对日本财政方面需求的增长，同时也带动了对各项需求的增长，并引导服务业快速发展。
60年代的日本与中国目前所遇到的问题极其类似，都经历了经济萧条和证券危机，但日本却能在短时期内走出困境。部分原因是日本短周期内出现的财政效果，但更重要的是由于中周期技术革新的影响、出口竞争力加强以及劳动生产性与农业生产性提高等因素的带动所致。
市场化问题
当前中国经济的主要矛盾是经济差距悬殊扩大，这主要是因为在1992年至1993年间决定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的各项政策中，并没有明确市场的界限，对市场与政府的职能分工也不明晰。从中我们可以得到如下启示：
首先，应明确认识到保障义务教育、最低水平医疗及住宅是政府的首要职能。然而这些却被推给市场，造成了极大的民生问题，嚴重影响了社会和谐稳定；其次，应懂得市场无法解决经济差距问题，需要政府加强并合理处理二次分配问题。具体表现在提高劳动分配率、累积和综合性的个人所得税的整顿与强化执行、引进累积式遗产税和赠与税、整顿社会保障等方面；第三，应了解市场经济的法制环境整顿须由政府率先执行。具体表现为《物权法》与《反垄断法》的制定，然而，它们在中国尚未健全，仍处落后状态。应保护私有财产，优化投资环境；第四，应明白政府不该干涉市场微观经济活动，参与市场者应该信息共享。然而目前中国尚残留着指令性经济，仍有干预企业投资和银行融资决定的倾向。
日本早在战前就高度重视义务教育，公立小、中学教育费全免。在经济高速增长期，曾整顿过提供低廉医疗服务和低廉公共住宅的供给体制，期间个人所得税、遗产税的最高税率高达75%，税收执行也管控严格，故高速增长期居民收入差距并没有扩大。日本战前就已有《物权法》，1947年制订并实施《反垄断法》。随着《日本禁止垄断法》的成立，18家超大型财团被分割，不再存在格列佛④的寡占型企业，保持了中坚企业之间的激烈竞争，并使之成为战后日本经济的基本倾向，创造了良好的市场环境。日本经济因此得以强大，也更有力量反对政府过度干预，加之媒体及在野党的严格监督，政府很难做到信息垄断。
社会保障问题
中国政府计划尽快实现城市与农村养老金保险制度的全面覆盖，但是问题重重。据2012年7月23日《经济参考消息》报道，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保障研究中心郑秉文主任试算出，2011年城市基本养老金保险个人账户的“空账”达到2.2万亿元。中国银行经济学家曹远征推算，2013年养老金会缺口18.3万亿元，不改变体制，如以每年GDP增长率为6%来计算，2033年养老金的缺口会高达68.2万亿元，占当年GDP的比例将达38.7%。为消除百姓对未来的不安，政府应尽快出台养老金财政的预算。
自1950年起，日本社会保障制度就得以建立健全，1961年已实现国民养老金和保险的全覆盖。在实施改善医疗保险补偿率、提高养老金水平等社会保障制度后，日本政府又把1973年定设为福利元年，对社会保障制度进行大幅扩充，包括创立70岁以上老人医疗免费制度、提高对健康保险被抚养人的补偿率、引进高额疗养制度、大幅度增加养老金补助水准，以及引进与物价指数和工资变动相适应的制度等。值得注意的是，日本这种制度的大幅扩充极大损害了社会保障制度的可持续性。1973年的日本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存有以下两大设计缺陷：一是以经济高速增长为前提，认为持续高速增长可以支撑对老龄人口的高额补助而不会造成财源不足；二是未能设想少子化和老龄化问题，认为今后持续增加的年轻人可支撑老龄人口，现在对老龄人口的高额补助不会造成财源不足。 中国也即将迎来中度增长期，但少子化和老龄化的速度将远超日本，并且劳动适龄人口自2013年后也将会逐渐减少。为不重蹈日本覆辙，中国应谨慎设计社会保障制度。
金融自由化与国际化问题
中国人民银行最近在其内部报告中发布试行方案，即2020年之前要加快资本项目的自由化。中国在2012年扩大了人民币汇率的变动幅度，在利息市场化、人民币国际化等方面也有很大进展，此外还构想在2020年以前要将上海建设为国际金融中心。随着经济转向中度增长期，预计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在2015年将减至8%左右，2020年将减至7%左右，这意味着2010年代后半期将出现增长减速、金融自由化、金融国际化与上海国际金融化等趋势。这酷似日本1980年代后半期，届时如果中国出现政策失误，极易带来严重的资产泡沫，而一旦泡沫破裂又极易引发一场新的大规模世界金融危机，这对中国乃至世界经济都将造成巨大冲击。
80年代后半期，经济泡沫的最后破裂给日本造成了严重冲击。按照经济规律，经济结构本应从高速增长型向稳定增长型转换，但由于日本曾出现过剩债务、过剩设备、过剩雇佣等现象，使得经济结构调整极其艰难，其根本原因则是大多数日本人心里常缅怀高速的增长期，对持续出现的超出潜在增长率的非正常增长抱有一种“高速增长复活”的幻想。
日本在高速增长期曾严格控制金融，实施行业限制、利息限制、资本项目限制以及固定汇率等规定，产生过很大作用。进入80年代后，随着利息自由化、国际化、金融自由化等方面的快速发展，日本国内投机现象突出，其中尤以房地产为甚，最后代价惨重。目前，中国在金融自由化国际化问题上应仔细研究日本80年代的相关政策，避免产生泡沫经济，重蹈日本式失败。长久以来，东亚地区一直把区域合作的重点放在金融领域，然而此次世界金融危机告诉我们，世界各国的财政问题极易演变成区域性的金融危机，在全球性经济中分别论及财政和金融将十分困难。
（作者为天津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中日关系研究所所长、中华日本学会理事）
注释
①指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军事订货推动日本经济繁荣。
②指日本自1954年开始的“春季争取提高工资的斗争”。
③格列佛（Gulliver）是英国作家乔纳森·斯威夫特《格列佛游記》里的主人公。格列佛的寡占型企业寓意像小人国里的格利佛一样的小企业群对超大型企业的寡头垄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