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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初，在国民政府的陪都重庆发生了特务田凯枪杀重庆电力公司工人胡世合的一桩惨案。特务的暴行激起了全市工人和广大群众的义愤，一致要求严惩凶手，保障人权。以这场惨案为导火线，掀起了一场以重庆工人为主，社会各界纷纷参与的反特抗暴运动。在中共南方局的秘密领导下，迫使国民党当局枪毙了杀人凶犯，举办了公祭和声势浩大的送葬游行，赢得了斗争的胜利。
“胡世合事件”的发生
20世纪40年代，由于重庆成为战时陪都后工矿企业迅速发展，加上人口的急剧膨胀和日机轰炸对电力设施的破坏，出现了电力供应相当紧张的局面，再加上政府部门、军警宪特等依仗特殊地位，肆意窃电，因而被迫停电和突然断电的事故经常发生，电荒现象严重。
1945年1月24日，安装在重庆大梁子的变压器因负荷过重被烧坏，原来经由这台变压器供电的邹容路中韩文化协会饮食部，竞把电源线私自移接在都邮街的变压器上强行用电，以致这台变压器也超负荷，也有被烧坏的危险。
2月19日，重庆电力公司派人前往取缔，却遭到该饮食部的阻挠和反对。22日上午，公司又派工人刘振基、张光荣、胡世合等前去剪火，该饮食部再次进行阻挠和破坏。工人们遭受辱骂和毒打后，反被扭送保安总队问罪，沿途并继续遭到拳打脚踢。行至民国路口时，该饮食部的交际经理、国民党特务田凯竟冲上前去，开枪向工人射击，胡世合小腹中弹，不幸逝世。
群众反特抗暴与中共南方局的秘密介入
胡世合的惨死，是国统区特务横行、草菅人命的血腥罪行之一。那时的重庆，不但有“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有中统、军统两大特务组织的局本部及其所属的庞大的秘密组织，还有由他们掌握、控制的大批公开机构，致使整个重庆特务横行。不仅共产党员惨遭迫害，一般的爱国分子和无辜群众也常常被加以“异党分子”的罪名被绑入狱。国民党特务的罪恶行径，早已弄得天怒人怨。胡世合的惨死，一下点燃了山城人民的反特抗暴斗争怒火。
据记载，噩耗传至电力公司后， “第一厂立即开3辆卡车二百余工人到都邮街，会合用户股工人约共三百余名，前往中韩餐厅打毁一切用具”，以示抗议。弹子石、鹅公岩等电厂工人和沙坪坝化龙桥等地的外线工人以及一部分工人家属也都纷纷赶往特务肇事地点，要为无辜死者申冤。工人们将胡世合的尸体陈放在中韩文化协会饮食部楼上，准备设立灵堂，举行公祭。他们强烈要求国民党严惩凶手，并表示：不枪毙特务，不让死者人棺。全市工人和一切善良人民莫不对特务的暴行含恨在心，对受害者深表同情。
当年的重庆既是国民政府的陪都，是国民党中央所在地，但它同时又是中共中央南方局所在地。周恩来和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王若飞、叶剑英、邓颖超等同志长期住在重庆，为贯彻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原则，执行“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工作方针，进行了艰苦的工作。南方局各部门都直接深入群众，发现和培养积极分子。川东地下党也做了许多深入细致的群众工作，有效地促进了革命力量的积聚和发展。 《新华日报》更是起了“一个方面军”的作用，在工人中的影响尤为深刻。
当时中国共产党联系积极分子的主要方式之一，是建立“据点”或“堆” （注：前者规模较大，人数较多，后者人数较少，一个地方有三五个骨干就算一个“堆”）。到胡世合惨案发生前， “据点”或“堆”已较普遍，工厂、学校以及银行、交通、邮电、航空等系统中，都建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秘密组织，甚至在国民党的政府机关和军队中，也都有地下党员和进步群众开展活动。在重庆电力公司内部，除有地下党员外，南方局青年组和川东地下党也分别和一些同志保持着联系，并且已经有了一个三人中心小组，受他们影响的进步青年有10余人。这个小组在职业青年据点领导下积极进行活动。
“胡世合事件”发生后，南方局立即进行研究，确定了开展群众运动，进行反特抗暴斗争的基本方针。当时主持南方局工作的王若飞同志及时发报，向不久前刚返回延安的周恩来同志请示。周恩来当即指示：要当机立断，抓住已经激起公愤的“胡世合事件”，发动一场胜利的斗争，打击国民党的嚣张气焰，促进大后方民主运动的发展。
为了加强对运动的领导，南方局成立了专门的指挥机构，由王若飞根据周恩来的统一部署，指挥全局。青年组在王若飞指挥下直接从事组织发动工作，南方局的其他各部门都以此为中心任务，积极配合。川东地下党也做了相应的布置。因此，运动开始后，全市的中共党组织和党领导下的各种秘密组织系统都围繞这次事件进行工作，发动和组织全市工人以及广大群众，掀起了反特抗暴怒涛。
中共斗争策略与反动当局的阴谋破产
中共中央南方局自始至终紧紧抓住了充分发动群众这个中心环节。首先是重庆电力公司的地下党员和积极分子行动起来，利用该公司的产业工会，召开全体职工紧急会议，并组织了“胡世合事件申冤后援会”，推动工会理事会举行记者招待会，报告惨案经过，并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了立即将凶手田凯在肇事地点枪决，以帮凶罪惩处伙同行凶的警察局保安队员，保障公司职工今后工作的自由和生命的安全，受害工人胡世合的善后和抚恤问题应由中韩文化协会饮食部完全负责等合理要求。并要求有关当局于两天内答复，同时呼吁社会各界人士和各地工人予以声援。
与此同时，重庆电力公司全体职工还发出了《为中韩文化协会饮食部非法接电，并公然聚众暴行，枪击本公司执行业务人员致死，敬向社会人士吁请主持正义启事》，呼吁社会人士“一致声援，主持正义，务达维护人权及保障事业，严惩首凶，优恤遗族之目的”。
惨案发生的第二天， 《国民公报》《商务日报》等几种报纸同时报道了有关消息，表示了对特务凶手的愤慨和对工人的声援。
可是中韩文化协会饮食部却百般歪曲事实真相，甚至在《扫荡报》上刊登启事，说工人“勒索未遂，恼羞成怒”;对特务的暴行只字不提，却反诬工人“挟嫌捣毁、移尸盘踞，目无法纪”，妄图混淆视听。当时，重庆市警察局长唐毅也胡说惨案的发生是由于“着米色中山服者前往查询，出枪示威，失火误伤”，并要工人“静候”解决，公开包庇特务的罪行，曲解事实，压制人民的反抗，企图很快平息众怒。 于是，南方局率领群众用全力揭露事实真相，支持电力工人的合理要求，粉碎国民党妄图“和平”了结的阴谋。
1945年2月2日， 《新华日报》以《特务横行越来越凶，偷了电还枪杀工人》为题，详细报道了惨案经过和工人们的迫切要求，并在头版显著位置刊登了重庆电力公司职工的有关启事。2月24日，又发表了题为《不能忽视的一件惨案》的社论，指出国民党特务“这种无法无天摧残人权的暴行” “是一件与全市人民生命安全有关的大事件，谁也不能默尔而息”，号召全市人民“都睁着大眼睛”，注视“这次凶杀工人的罪行的最后的清算”，并坚定地表示：在广大人民援助下，工人们的斗争“是一定要得到胜利的”。当唐毅一面替田凯出主意，叫他到侦缉队自首，承认是“手枪走火”，以便以“过失杀人”减轻罪责，一面公开发表包庇杀人凶手的谈话后， 《新华日报》又以《这场人命》为题发表短评，对上述谈话进行驳斥，明确指出唐毅的目的，就是妄图把肆意行凶的杀人犯田凯说成是既不知道姓名，更无官衔可考的“着米色中山服者”，为杀人犯开脱;把一场偷电行凶、击毙人命的惨案，说成是“失火误伤”，以便一笔勾销。该短评一针见血地道出了问题的实质，使唐毅之流的阴谋未能得逞。
这段时期， 《新华日报》还多次发表通讯报道、特写和评论，极大地鼓舞了工人的斗争热情，指引着运动的胜利发展。
中共南方局青年组还帮助重庆电力公司职工进一步提出八项最低要求，并用“通俗的鼓动文字”，写成向各业工友和各界同胞的控诉书，呼吁各业工友、各界同胞“一洒同情之泪”，帮助工人们达到最低限度的八条要求：用七种不同的油印版将上述要求印成传单，散发到重庆南岸、江北、小龙坎、沙坪坝等地的工厂、学校、机关和市民中去。其余各单位印发的传单更难以计数。
通过中共南方局青年组等系统的秘密发动和《新华日报》的公开宣传，惨案真相和中共秘密提供的方针政策得以迅速传遍山城。在短短几天内， “胡世合事件”就成了重庆街头巷尾、茶余饭后谈论的中心题材。严惩凶手，保障人权成了全市人民的一致要求和共同奋斗目标，其动员面之广，其声势之浩大，都出乎国民党特务的预料之外。国民党警察当局企图蒙混过关的阴谋遭到彻底粉碎。
唐毅之流的上述阴谋破产后，当时的重庆市长贺耀祖一面发表谈话，承认所谓“过失杀人” “自卫走火”等“当属臆测，自非定案”，并宣布“将中韩文化协会饮食部予以封闭”，又亲往灵堂致祭，还把“严惩凶手”的调子叫得特别响亮，企图以“空头支票”平息众怒，同时又胁迫工人“照常工作，静候政府处置”，又以“有碍国际观瞻” “有碍交通”为由，迫使电力公司将胡世合灵柩移到比较偏僻的长安寺，以便迅速缩小事件的影响。但是，中共南方局领导下的广大工人和市民始终坚持“枪毙田凯，杀人偿命”的基本要求。
反特抗暴斗争的最终胜利
为了扩大影响，争取实现最低要求，重庆电力公司举行了盛大的追悼会。
大会的第一阶段在中韩餐厅举行，到会场的吊客达3万余人。2月25日移灵后，尽管国民党派了很多特务、警察在灵堂内外监视，但吊丧的工人和市民依然络绎不绝，仅重庆自来水公司和四川水泥厂的工人就乘了10辆大卡车：南岸谷华纱厂的女工也渡船前来吊唁：远在北碚的复旦大学等院校学生也冲破阻挠，分批来到灵堂，对受害工人表示哀悼。未能親临致祭的工人、学生、职业青年和市民，也都纷纷写信，表示对电力工人的声援和对受害者家属的慰问。还有不少工人和学生捐款援助胡世合遗族。陕甘宁边区总工会及其他各敌后根据地的工会都来电抗议特务的暴行，谴责国民党的法西斯独裁统治，并寄来大批捐款，对胡世合家属表示亲切慰问。来电指出： “今后唯有取消一党独裁，废止特务统治，建立民主联合政府，抗战方能获胜，人民生命始有保障。”呼吁大后方职工加紧团结，以一致的步伐来争取民主与自由。广大人民的反特抗暴斗争，汇成了一股不可抗拒的革命洪流。
与此同时，中共南方局还在民主党派及其他上层人士中积极开展工作，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惨案发生后，王若飞曾在“民主之家”特园召开的一次会上，对民主党派人士发表了谈话，争取同情和支持。中共南方局的文化组、经济组等，也通过不同渠道，向自己所联系的上层人士传达了南方局的指示精神。 《新华日报》记者也在新闻界做了大量工作，不但把进步记者团结在自己周围，就连国民党报社中同情共产党的记者都动员起来了。 《新蜀报》 《新民报》《商务日报》《国民公报》以及《大公报》等都和《新华日报》相配合，或者披露事件经过，或者发表评论，支持工人的正义斗争，有的还多次刊登态度鲜明、笔锋犀利的小品文，矛头直指国民党的法西斯特务统治。因此，产业界人士对工友胡世合惨遭杀害均表愤慨，有的还公开发表谈话要求严惩凶手：法律界进步人士也通过法律手续对工人表示声援。特务田凯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面对着汹涌澎湃的群众怒潮，国民党不得不牺牲一个特务来了结这一件事。2月26日，国民党重庆卫戍司令部宣布： “重庆电力公司与中韩文化协会饮食部因剪线斗殴伤毙胡世合一案，业经侦讯明确，凶犯田凯因‘杀人罪’被‘处以死刑’。”特务田凯终于受到了应得的惩罚。
在人民群众的强大压力下，国民政府还被迫同意为胡世合举行公祭。由贺耀祖“主祭”，在胡世合遗体前“脱帽致哀”，并赠挽联一副，还给死者家属发放了10万元抚恤金。各界群众前往致祭者川流不息，成都等地的工人代表也赶来参加，出现了长安寺内人如潮涌， “长安道上，行人塞途”的情况。突破特务阻挠送至灵堂的挽联多达400余幅。
“胡世合事件”虽仅持续了10余天，但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沉重打击了国民党的特务统治，鼓舞了民众的必胜信心，培养和锻炼了中国共产党的干部和工人骨干，使他们在斗争中增长了才干。这次运动也是中共中央南方局贯彻党中央“隐蔽精干”方针以来直接领导的第一次大规模的群众运动。
“胡世合事件”的发生
20世纪40年代，由于重庆成为战时陪都后工矿企业迅速发展，加上人口的急剧膨胀和日机轰炸对电力设施的破坏，出现了电力供应相当紧张的局面，再加上政府部门、军警宪特等依仗特殊地位，肆意窃电，因而被迫停电和突然断电的事故经常发生，电荒现象严重。
1945年1月24日，安装在重庆大梁子的变压器因负荷过重被烧坏，原来经由这台变压器供电的邹容路中韩文化协会饮食部，竞把电源线私自移接在都邮街的变压器上强行用电，以致这台变压器也超负荷，也有被烧坏的危险。
2月19日，重庆电力公司派人前往取缔，却遭到该饮食部的阻挠和反对。22日上午，公司又派工人刘振基、张光荣、胡世合等前去剪火，该饮食部再次进行阻挠和破坏。工人们遭受辱骂和毒打后，反被扭送保安总队问罪，沿途并继续遭到拳打脚踢。行至民国路口时，该饮食部的交际经理、国民党特务田凯竟冲上前去，开枪向工人射击，胡世合小腹中弹，不幸逝世。
群众反特抗暴与中共南方局的秘密介入
胡世合的惨死，是国统区特务横行、草菅人命的血腥罪行之一。那时的重庆，不但有“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有中统、军统两大特务组织的局本部及其所属的庞大的秘密组织，还有由他们掌握、控制的大批公开机构，致使整个重庆特务横行。不仅共产党员惨遭迫害，一般的爱国分子和无辜群众也常常被加以“异党分子”的罪名被绑入狱。国民党特务的罪恶行径，早已弄得天怒人怨。胡世合的惨死，一下点燃了山城人民的反特抗暴斗争怒火。
据记载，噩耗传至电力公司后， “第一厂立即开3辆卡车二百余工人到都邮街，会合用户股工人约共三百余名，前往中韩餐厅打毁一切用具”，以示抗议。弹子石、鹅公岩等电厂工人和沙坪坝化龙桥等地的外线工人以及一部分工人家属也都纷纷赶往特务肇事地点，要为无辜死者申冤。工人们将胡世合的尸体陈放在中韩文化协会饮食部楼上，准备设立灵堂，举行公祭。他们强烈要求国民党严惩凶手，并表示：不枪毙特务，不让死者人棺。全市工人和一切善良人民莫不对特务的暴行含恨在心，对受害者深表同情。
当年的重庆既是国民政府的陪都，是国民党中央所在地，但它同时又是中共中央南方局所在地。周恩来和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王若飞、叶剑英、邓颖超等同志长期住在重庆，为贯彻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原则，执行“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工作方针，进行了艰苦的工作。南方局各部门都直接深入群众，发现和培养积极分子。川东地下党也做了许多深入细致的群众工作，有效地促进了革命力量的积聚和发展。 《新华日报》更是起了“一个方面军”的作用，在工人中的影响尤为深刻。
当时中国共产党联系积极分子的主要方式之一，是建立“据点”或“堆” （注：前者规模较大，人数较多，后者人数较少，一个地方有三五个骨干就算一个“堆”）。到胡世合惨案发生前， “据点”或“堆”已较普遍，工厂、学校以及银行、交通、邮电、航空等系统中，都建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秘密组织，甚至在国民党的政府机关和军队中，也都有地下党员和进步群众开展活动。在重庆电力公司内部，除有地下党员外，南方局青年组和川东地下党也分别和一些同志保持着联系，并且已经有了一个三人中心小组，受他们影响的进步青年有10余人。这个小组在职业青年据点领导下积极进行活动。
“胡世合事件”发生后，南方局立即进行研究，确定了开展群众运动，进行反特抗暴斗争的基本方针。当时主持南方局工作的王若飞同志及时发报，向不久前刚返回延安的周恩来同志请示。周恩来当即指示：要当机立断，抓住已经激起公愤的“胡世合事件”，发动一场胜利的斗争，打击国民党的嚣张气焰，促进大后方民主运动的发展。
为了加强对运动的领导，南方局成立了专门的指挥机构，由王若飞根据周恩来的统一部署，指挥全局。青年组在王若飞指挥下直接从事组织发动工作，南方局的其他各部门都以此为中心任务，积极配合。川东地下党也做了相应的布置。因此，运动开始后，全市的中共党组织和党领导下的各种秘密组织系统都围繞这次事件进行工作，发动和组织全市工人以及广大群众，掀起了反特抗暴怒涛。
中共斗争策略与反动当局的阴谋破产
中共中央南方局自始至终紧紧抓住了充分发动群众这个中心环节。首先是重庆电力公司的地下党员和积极分子行动起来，利用该公司的产业工会，召开全体职工紧急会议，并组织了“胡世合事件申冤后援会”，推动工会理事会举行记者招待会，报告惨案经过，并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了立即将凶手田凯在肇事地点枪决，以帮凶罪惩处伙同行凶的警察局保安队员，保障公司职工今后工作的自由和生命的安全，受害工人胡世合的善后和抚恤问题应由中韩文化协会饮食部完全负责等合理要求。并要求有关当局于两天内答复，同时呼吁社会各界人士和各地工人予以声援。
与此同时，重庆电力公司全体职工还发出了《为中韩文化协会饮食部非法接电，并公然聚众暴行，枪击本公司执行业务人员致死，敬向社会人士吁请主持正义启事》，呼吁社会人士“一致声援，主持正义，务达维护人权及保障事业，严惩首凶，优恤遗族之目的”。
惨案发生的第二天， 《国民公报》《商务日报》等几种报纸同时报道了有关消息，表示了对特务凶手的愤慨和对工人的声援。
可是中韩文化协会饮食部却百般歪曲事实真相，甚至在《扫荡报》上刊登启事，说工人“勒索未遂，恼羞成怒”;对特务的暴行只字不提，却反诬工人“挟嫌捣毁、移尸盘踞，目无法纪”，妄图混淆视听。当时，重庆市警察局长唐毅也胡说惨案的发生是由于“着米色中山服者前往查询，出枪示威，失火误伤”，并要工人“静候”解决，公开包庇特务的罪行，曲解事实，压制人民的反抗，企图很快平息众怒。 于是，南方局率领群众用全力揭露事实真相，支持电力工人的合理要求，粉碎国民党妄图“和平”了结的阴谋。
1945年2月2日， 《新华日报》以《特务横行越来越凶，偷了电还枪杀工人》为题，详细报道了惨案经过和工人们的迫切要求，并在头版显著位置刊登了重庆电力公司职工的有关启事。2月24日，又发表了题为《不能忽视的一件惨案》的社论，指出国民党特务“这种无法无天摧残人权的暴行” “是一件与全市人民生命安全有关的大事件，谁也不能默尔而息”，号召全市人民“都睁着大眼睛”，注视“这次凶杀工人的罪行的最后的清算”，并坚定地表示：在广大人民援助下，工人们的斗争“是一定要得到胜利的”。当唐毅一面替田凯出主意，叫他到侦缉队自首，承认是“手枪走火”，以便以“过失杀人”减轻罪责，一面公开发表包庇杀人凶手的谈话后， 《新华日报》又以《这场人命》为题发表短评，对上述谈话进行驳斥，明确指出唐毅的目的，就是妄图把肆意行凶的杀人犯田凯说成是既不知道姓名，更无官衔可考的“着米色中山服者”，为杀人犯开脱;把一场偷电行凶、击毙人命的惨案，说成是“失火误伤”，以便一笔勾销。该短评一针见血地道出了问题的实质，使唐毅之流的阴谋未能得逞。
这段时期， 《新华日报》还多次发表通讯报道、特写和评论，极大地鼓舞了工人的斗争热情，指引着运动的胜利发展。
中共南方局青年组还帮助重庆电力公司职工进一步提出八项最低要求，并用“通俗的鼓动文字”，写成向各业工友和各界同胞的控诉书，呼吁各业工友、各界同胞“一洒同情之泪”，帮助工人们达到最低限度的八条要求：用七种不同的油印版将上述要求印成传单，散发到重庆南岸、江北、小龙坎、沙坪坝等地的工厂、学校、机关和市民中去。其余各单位印发的传单更难以计数。
通过中共南方局青年组等系统的秘密发动和《新华日报》的公开宣传，惨案真相和中共秘密提供的方针政策得以迅速传遍山城。在短短几天内， “胡世合事件”就成了重庆街头巷尾、茶余饭后谈论的中心题材。严惩凶手，保障人权成了全市人民的一致要求和共同奋斗目标，其动员面之广，其声势之浩大，都出乎国民党特务的预料之外。国民党警察当局企图蒙混过关的阴谋遭到彻底粉碎。
唐毅之流的上述阴谋破产后，当时的重庆市长贺耀祖一面发表谈话，承认所谓“过失杀人” “自卫走火”等“当属臆测，自非定案”，并宣布“将中韩文化协会饮食部予以封闭”，又亲往灵堂致祭，还把“严惩凶手”的调子叫得特别响亮，企图以“空头支票”平息众怒，同时又胁迫工人“照常工作，静候政府处置”，又以“有碍国际观瞻” “有碍交通”为由，迫使电力公司将胡世合灵柩移到比较偏僻的长安寺，以便迅速缩小事件的影响。但是，中共南方局领导下的广大工人和市民始终坚持“枪毙田凯，杀人偿命”的基本要求。
反特抗暴斗争的最终胜利
为了扩大影响，争取实现最低要求，重庆电力公司举行了盛大的追悼会。
大会的第一阶段在中韩餐厅举行，到会场的吊客达3万余人。2月25日移灵后，尽管国民党派了很多特务、警察在灵堂内外监视，但吊丧的工人和市民依然络绎不绝，仅重庆自来水公司和四川水泥厂的工人就乘了10辆大卡车：南岸谷华纱厂的女工也渡船前来吊唁：远在北碚的复旦大学等院校学生也冲破阻挠，分批来到灵堂，对受害工人表示哀悼。未能親临致祭的工人、学生、职业青年和市民，也都纷纷写信，表示对电力工人的声援和对受害者家属的慰问。还有不少工人和学生捐款援助胡世合遗族。陕甘宁边区总工会及其他各敌后根据地的工会都来电抗议特务的暴行，谴责国民党的法西斯独裁统治，并寄来大批捐款，对胡世合家属表示亲切慰问。来电指出： “今后唯有取消一党独裁，废止特务统治，建立民主联合政府，抗战方能获胜，人民生命始有保障。”呼吁大后方职工加紧团结，以一致的步伐来争取民主与自由。广大人民的反特抗暴斗争，汇成了一股不可抗拒的革命洪流。
与此同时，中共南方局还在民主党派及其他上层人士中积极开展工作，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惨案发生后，王若飞曾在“民主之家”特园召开的一次会上，对民主党派人士发表了谈话，争取同情和支持。中共南方局的文化组、经济组等，也通过不同渠道，向自己所联系的上层人士传达了南方局的指示精神。 《新华日报》记者也在新闻界做了大量工作，不但把进步记者团结在自己周围，就连国民党报社中同情共产党的记者都动员起来了。 《新蜀报》 《新民报》《商务日报》《国民公报》以及《大公报》等都和《新华日报》相配合，或者披露事件经过，或者发表评论，支持工人的正义斗争，有的还多次刊登态度鲜明、笔锋犀利的小品文，矛头直指国民党的法西斯特务统治。因此，产业界人士对工友胡世合惨遭杀害均表愤慨，有的还公开发表谈话要求严惩凶手：法律界进步人士也通过法律手续对工人表示声援。特务田凯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面对着汹涌澎湃的群众怒潮，国民党不得不牺牲一个特务来了结这一件事。2月26日，国民党重庆卫戍司令部宣布： “重庆电力公司与中韩文化协会饮食部因剪线斗殴伤毙胡世合一案，业经侦讯明确，凶犯田凯因‘杀人罪’被‘处以死刑’。”特务田凯终于受到了应得的惩罚。
在人民群众的强大压力下，国民政府还被迫同意为胡世合举行公祭。由贺耀祖“主祭”，在胡世合遗体前“脱帽致哀”，并赠挽联一副，还给死者家属发放了10万元抚恤金。各界群众前往致祭者川流不息，成都等地的工人代表也赶来参加，出现了长安寺内人如潮涌， “长安道上，行人塞途”的情况。突破特务阻挠送至灵堂的挽联多达400余幅。
“胡世合事件”虽仅持续了10余天，但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沉重打击了国民党的特务统治，鼓舞了民众的必胜信心，培养和锻炼了中国共产党的干部和工人骨干，使他们在斗争中增长了才干。这次运动也是中共中央南方局贯彻党中央“隐蔽精干”方针以来直接领导的第一次大规模的群众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