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年轻时来往的书信，我也想称它们为情书，但是那个年代的人表达含蓄，你情我爱是不提的，所以它们更像是家书。一张张泛黄的纸张，大部分是母亲写的。内容不离生活琐事，偶有岔题的，就是盼着当海军艇长的丈夫早日归来。这些信之所以特别，是因为在我两岁时父母便离异，他们的相处方式我从来没有记忆，这些信自然成了点点滴滴的存证。
　　母亲是韩国华侨，中文程度自然及不上父亲于是我看到，每封母亲写的信上，都会有一个一个红笔圈着的错别字，那是父亲帮她挑出来的，然后又把信寄回给她。母亲收到信后，会在被订正的字旁写上一整行对的字，就像小学生被罚写生字。因此，每封母亲的信都要这样两度易手，家书除了讲讲家中事，也是国文教材，、父母如此不厌其烦，大约也是相互依靠的情意。及至想到他们的离异，让我不禁鼻酸；
　　据说，他们从未吵架。我好奇，每个人都好奇，他们从没吵过架，为何离婚?到了我自己谈恋爱，才有体会，不吵架的伴侣才是要命，父亲是一个过分幽默浪漫的人，天塌下来的事，他都可以一笑置之，以为有比他高的人先顶着。错了一个字会自行补写一行的母亲，却非常不一样。母亲不能说杞人忧天，但事事要求尽善尽美。她的每一个今天，可以说都是为了明天做准备。她要求自己面面俱到，有时到了让人难以理解的地步。据说我姐出水痘的那天，她跑去照顾亲戚家发烧的女儿，认为这样才是周到。这样的两个人。自然不能说是水乳交融。
　　据大阿姨形容，母亲私底下对父亲，还是那种一丝的周到。当时父亲的办公室离家只需要走路5分钟，他中午都会回家休息。如果母亲下午需要帮我们姐妹俩洗澡，她会把毛巾先垫在浴缸里，再用毛巾把水龙头包起来，这样，放水的声音就不会吵到睡午觉的父亲。但是，午间无聊的小孩终究会吵，母亲就只好带我们去台湾疗养院旁的公园玩一个小时，这样父亲才能完全清静。这种周到发挥到极致，就是两人的压力了。父亲回家进门不愿意脱鞋，对有洁癣的母亲来说是很大的威胁，但是她又不忍心改变丈夫的习惯，于是下班时间一到，她会沿着父亲从门口到房间的路线铺上毛巾，以防地板弄脏。
　　父亲的不羁性格，让他在还很年轻时就放弃了当大好前程的海军，拿了10万元退役金开了间“作家咖啡屋”。“作家咖啡屋”，顾名思义，来的不是作家就是文学爱好者，父亲遇见了这些人，转身就跟母亲说“不能收钱。”这样的生意，自然是不得善终的。可能赔了咖啡厅还不够快意，父亲又开了一家电影公司。母亲怀着我的时候，顶着大肚子在电影街穿梭，自动化身为“制片”之类的角色。父亲自己写了剧本，投资了据说很前卫的电影《邛敢跟你讲》，女主角是归亚蕾。1970年的金马奖，片中的小孩(俞健生)得了最佳童星奖：但片子上演前，因為内容涉及师生恋而被禁演，可见当时的电影检查对良善风俗的标准定得很严格。拍了一部不能上映的电影，自然相当于把钱丢进水里。这些点滴小事不见得让父母离异，但毕竟一步步考验着两人不同的价值观。
　　离开对方之后，父母各自都有婚姻，这也合理，那么年轻、那么时髦的两个人，应该再追求幸福。只是遗憾，他们的姻缘无法甜美收场。个中的微妙处不是我可以了解的。但这么多年来，我倒是没有在父母口里听到他们彼此有任何恶言，甚至每一年父亲的生日快到了，都是母亲提醒我们的。
　　老家的房子被收回后，父亲只得独自搬出去住。公寓我帮他找到了，靠近老家，环境是他熟悉的。但对一个老男人来说，生活上的琐碎事打理起来较费周章。我打了求救电话给母亲，20分钟内，她穿着短裤，带着一堆工具。出现在父亲的新家。母亲戴上老花眼镜，没什么台词，动手洗冰箱、刷地板……父亲站在旁边，突然说了一句：“树兰，谢谢你。”母亲头也没抬：“都是为了我女儿啊!”母亲的矜持是容易理解的，但那坚持“周到”的底下，也许还有“曾经同船渡”的情分。
　　过后，有一次父亲打电话给我，问我平常送去的蔬菜色拉是在哪里买的，他找遍了各个超级市场都找不到。我有点得意地说：“那当然买不到，因为是我妈做的爱心色拉，但我妈出国了，暂不供应!”我把此事转告了母亲。从此她每做色拉都做两份。
　　就这样，父母开始有了交往，母亲不在台湾时，父亲会搜集关于我的剪报；我若是出现在电视里，他们会互相通电话提醒对方收看。我出国时。家里的除湿机要倒水，母亲会叫父亲去处理。回来后，我在茶几上看到即将出国的母亲留给父亲的字条，要他记得帮我开窗，买点杂物什么的。同一张字条上也有父亲的字迹，记载着他何时来何时走，完成了什么……当然，母亲依然偶有错字，父亲不订正了，只是私底下跟我偷偷笑。
　　有天，我在路上突然看见他们两个，我停下车说：“哦，约会被我抓到!”他们急忙澄清说要找新的公车路线。方便去我家……
　　我远远地看着他们两个，有种时光倒错之感。两个人因热恋而结合，生了一对女儿，然后了解多了，不得不分手。他们没有太多怨恨，他们始终爱着孩子，孩子也爱他们。如果不是太贪心，这样的人生应该是可以了。
　　只是……想起我自己的感情归宿，百感交集中，一时茫然无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