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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和孝，一为公理，一为私情。忠的对应物是国，孝的对应物是家。而治家的法宝，无非“孝悌”二字，对父母上辈虔敬是为孝，兄弟姐妹间相敬如宾，是为悌。应该说，这是取自民间智慧，日后通过检验，也是行之有效的。
壹
在中国人的道德领域中，人们最看重的两个字即忠与孝。《二十四孝图》中所宣扬的孝子故事以及二十四史中记述的忠臣列传，无不深入人心，成为民族楷模。尽管从汉代起就提倡“以孝治天下”，但是，真正把“孝”列为基本国策，以此为纲来教化子民，稳固社稷，则是明朝朱元璋的创意。
忠和孝，一为公理，一为私情。忠的对应物是国，孝的对应物是家。我们通常所说的国家，今天的理解是一个概念。其实。它包涵7国与家两个层面。国的最基本单位是家，家若治理不好，则国有乱象。而治家的法宝，无非“孝悌”二宇，对父母上辈虔敬是为孝，兄弟姐妹间相敬如宾，是为悌。朱元璋出身寒微，立国之初订立制度，便突出这个“孝”字。应该说，这是取自民间智慧，日后通过检验，也是行之有效的。
围绕“孝”宇，朱元璋制订了很多政策。比如说，家中若有八十岁的老人，则可减免赋税。县上的官员，每年的重阳节，要把全县八十岁以上的老人请到县衙来吃一顿酒席，照例也有一些赏赐。乡间间行孝表现特别突出者，可上报朝廷给予旌表。若何地立了一座孝子牌坊，则该地的乡亲脸上都有光彩。官员们服务于朝廷，著遇到父母中的任何一位去世，都必须立即报告吏部，离任回乡守制，为父母守孝三年。此举称为丁忧，是不可更易的制度。为父守制，前朝已有制度。但为母守制，是明朝的首创，当初讨论母丧该不该守制的问题，一些大臣认为母丧不必守，孔圣人说的“父为子纲”并不包括母。朱元璋不同意这种说法，他认为母子之间亦是人间至情，丧母之人，亦应斩衰(通“缞”)三年，并很强硬地说：“礼乐自天子出，为母守制自我始。”
由于朝廷的优恤与表彰制度向孝子倾斜，终明一朝，孝子层出不穷。客观地讲，此种提倡，对社会的稳定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但建国之初，行孝之风尚未蔚为大观，朱元璋为此推波助澜。当时应天府境内有一位农夫犯了国法，理当受杖。这位农夫的儿子请求代父受过，执法者不肯。朱元璋听说了，便对行刑官说：“父子之亲，天性也，然不亲不逊之徒，亲遭患难，有坐视而不顾者。今此人以身代父，出于至情，朕为孝子屈法，以劝励天下，其释之。”上有所倡，下有所随。朱元璋“为孝子屈法”的做法，对“孝”的推行于民间，功不可没。洪武二十年，经过较长时间的休养生息后，府库渐充，朱元璋又把礼部的官员找来，发布指示：“尚齿所以教敬而远之，事长所以教顺。虞、夏、商、周之世，莫不以齿为尚，而养老之礼未尝废。是以人兴于孝悌，风俗淳厚，治道隆平。朕召天下，行养老之礼。凡民年八十以上，乡党称善，贫无产业者，月给米五斗，酒三斗，肉五斤；九十以上，岁加帛一匹，棉一斤。若有田产能自赡者，止给酒肉絮帛。”
制订一项好的政策并不难，难的是持之以续地坚持并不断改善。朱元璋立国之初，就牢牢抓住“孝”这个牛鼻子，从未松懈。于是，市井之中，巷闻之间，尊老爱幼的风气逐渐形成。每年，全国各地都会组织“孝子”的典型呈报礼部，以求旌表。礼部有专门官员负责这件事。
但是，再好的政策，在其推行过程中，总会有变形走板之处。一些人为了当一个惊世骇俗的孝子而不惜花样翻新，结果弄巧成拙。
洪武二十六年，山东日照县的一个名叫江伯儿的人，便做出了一件极为残忍的事。他的母亲久病不愈，听说吃亲生儿子肋下的肉能治母病，他便把自己的肋肉割了一块炖烂喂给母亲。老母亲喝了这罐子“排骨汤”，病情仍没有减轻。于是，江伯儿便进庙求神，并许愿说，如果大神显灵，让他的母亲得以痊愈，他就杀一个儿子来感谢神灵。求神过后，老母的病体竟然康复。江伯儿言必信行必果，真的杀了自己一个三岁的亲生儿子供奉到神灵面前祷祝。这般“孝子”焉能不报?于是县令奏闻于上司，层层批语送至御前。朱元璋看到这份奏章，顿时大怒，对礼部官员痛斥：“父子天伦，百姓无知，乃杀其子，灭绝伦理，此等荒谬之事，焉能请表?”当即下令将江伯儿逮捕，杖一百，远谪海南，永不赦回，并责成礼部告示天下：“今后，凡割股卧冰者，不在旌表之列。”
尽管这样，明代因为在家尽孝而被朝廷拔擢为高官者，仍不在少数。洪武中易州涞水县农民李得成卧冰求母尸，乡里举为孝廉，被升为光禄寺大官署丞。后又升至山东布政使，这职位相当于今天的省长了。永乐中，金吾右卫总旗张法保割臂肉煲汤以喂祖母，擢为尚宝司丞。还有一个徐州人，叫权谨，自幼丧父，事母尽孝，由乡邻举荐，被有司拔为乐安县知县。他带着老母上任，就近赡养。九年考满，升为六品署丞，其时母病，权谨每日吁天以求身代。后母病逝，权谨守墓三年，朝夕哭奠，不吃酒肉，不与妻子同房，乡人皆称其孝，县衙将其孝行上报，刚刚登基的仁宗非常欣赏，竟破格升权谨为文华殿大学士。这可称为孝子升官的典型之最了。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由于朝廷的提倡，各府州县的长官都瞪大了眼睛到处找孝子。一州一县若出了孝子并受到礼部旌表，孝子本身光荣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州县长富有了可资晋升的政绩。所以，朱元璋在“孝”上做的文章与地方长官在“孝”上做的文章，恐怕是南辕北辙。
贰
“孝”字让老百姓增强了亲和力，同时对官员也产生了极强的约束力。前面说到的丁忧制，便是所有官员都必须遵守的大法。在明代，官员们寻花问柳并不算是问题，但不孝与贪墨却是大忌。任何官员摊上这两样中的一样，都会成为过街老鼠。无论奸臣良吏，还是昏官庸官，遇到父母去世，都必须回家守孝。上至首辅下至典吏，概莫能免。
也有一种例外，当某官员正在做一件别人无法替代的工作，著回家丁忧，就会对此工作造成极大的损失时，皇上就会下一道特旨，命令此官员坚守岗位，在职守制，此举称为“夺情”。
应该说，“夺情”是对执行丁忧制度的一种补偿。但是，几乎每一次夺情，都会造成一次骚动。天顺初年，南阳李文达任内阁首辅，任内遭父丧，理当回家守制，但皇上挽留他，要他“夺情”。李文达亦有眷念相位的嫌疑，于是遭到士林反对。有一位名叫罗伦的人，本是状元出身，时任翰林院修撰。他带头上疏皇上，反对李文达夺情，为此惹恼皇上，被贬谪到泉州市任船舶司提举。李文达死后，罗伦才平反复官，任南京翰林院修撰。时人写诗讥其事。后两句是“九原著见南阳李，为道罗某又复官”。
这位罗伦，是江西永丰县人，当时名气很大。状元出身的人，最后当到首辅位置的有不少，但一生都在厄运之中仕途不畅的却不太多，最出名的是两个，一个是四川人杨慎，另一个就是这个罗伦了。
读书人历来就有两种出路，一在庙 堂，一在江湖。自江湖而庙堂的人，受人讥刺的多；自庙堂而江湖的人，受人追捧的多。当世不容，当局不容，此人的身价，就会在江湖陡涨。罗伦就是这种人，由于反对李文达的夺情，他成了江湖派读书人的偶像。当官一贬再贬，最后干脆回家闲住。老了以后，他终于死下心来，不再玩复官贬官的游戏，于是写了一首七律以纪其志：
五柳先生归去来，芰荷衣上露濯淮。
不由天地不由我，无尽烟花无尽杯。
别样家风幽洞竹，一般春意隔墙梅。
老来只怕风涛险，懒下瞿塘滟灏堆。
可以说，罗伦一生的坎坷，就是因为反对李文达的夺情；他在读书人中赢得巨大的声誉，也是因为反对李文达的夺情。
李文达之后，成化朝的庚子年，内阁首辅刘吉又碰到了同样的问题。皇上宠信刘吉，亦让他夺情，去内阁当值，视事如故。刘吉接受李文达夺情遭士林指斥的教训，一方面给皇上一连上了三道疏请求回家守制，另一方面又买通贵戚万喜到皇上那里去做工作，坚持让他夺情。即便这样，士林仍不放过他。翰林院编修陈音上书劝刘吉回家，刘吉置之不理。在内阁中接待客人谈笑风生，没有一点哀戚。
七年后，新皇上登基。士林犹记当年刘吉夺情乏事，各路言官纷纷上疏，请求新皇上罢免刘吉。没想到新皇上对刘吉也十分欣赏，仍下旨慰留。刘吉也鬼，他指示吏部，对那些弹劾他的言官都破格提拔。这种“媚众”之术，让一批斗士变成了哑巴。第二年，皇陵所在的天寿山遭受一场风雹，砸物伤人，震惊朝野。弘治皇帝下旨戒谕群臣修省。翰林侍读张升觉得这是弹劾刘吉的一个绝佳时机，于是立即上疏，历数刘吉十大罪，第一条仍是不回家给死去的母亲守孝。这封疏文发出后，被刘吉收买的言官纷纷上书对张升痛加批驳。张升因此被贬谪到南京当一个工部员外郎的闲职。离京之日，张升的同乡何乔新深为不平，写诗赠张升：
乡邦交谊最相亲，忍向离筵劝酒频。
抗疏但求裨圣治，论思端不忝儒臣。
自怜石介非狂士，任诋西山是小人。
暂别銮坡非远谪，莫将词赋吊灵均。
张升继罗伦之后，是第二个成为反对夺情的牺牲品。
但是，在明代的历次“夺情”事件中，真正酿成一场大的政治风波的，则是发生在万历年间的首辅张居正身上。通过张居正的这一次“夺情风波”，明朝的丁忧制度实际上起了比较微妙的变化。
朱元璋以“孝”治国，作为基本国策的丁忧制，本是统治者收揽人心的手段之一。但发展到后来，坚决捍卫这一制度的却并不是执政者，而是以卫道士面目出现的清流。
中国历史上大部分的读书人，优点是讲求操守，坚持真理：缺点是不肯审时度势，从国家与朝廷的大政出发作出变通。忠与孝，是文人坚持的最重要的两个操守。用他们的推理，父母去世不丁忧，就是不尽孝。无孝道之人，就是衣冠禽兽，此等人秉持国事，难以让天下信服。
在张居正“夺情事件”中最后一个向皇帝上疏反对夺情的人，是刑部九品观政邹元标。他是一位二十多岁的新科进士，“观政”不算是官职，只是实属官职前的一种实习。这位年轻的读书人，便是典型的只讲原则性不讲灵活性，敢于坚持真理却又缺乏方向感的那种人。他在给万历皇帝的疏文中怒气冲冲，语言极为尖刻：
臣伏读敕谕：“朕学问未成，志尚未定，先生既去，必前功尽弃。”陛下言此，实乃宗社无疆之福也。但朝中弼成圣学辅翼圣志者，岂独居正?学问人品超过居正者，大有人在。观居正疏言：“世有非常之人，然后可办非常之事。”若以奔丧为常事，而不屑为者，人之五常之道岂不尽丧?于此亲生而不养，亲死而不奔，犹自号于世，曰“我为非常之才”，岂不令天下士人齿冷?由此推断，必定怀禽兽之心，方为非常人也……
在明代反对夺情的文章中，无论是罗伦、张升，还是与邹元标同时的官员艾穆、吴中行、沈思孝与赵用贤，其语言激烈的程度，都没有超过邹元标。时人称之为千古妙文，亦是向权贵挑战的檄文。当然，他受到的惩罚也最为严重，万历皇帝下令将他廷杖八十，谪至贵州边军充役，备尝艰难。
正是这个邹元标，后来成为东林党的五大领袖之首。在身历三朝，眼看吏治腐败，大明王朝日益衰败之际，他才痛切感到年轻时反对张居正夺情是一次草率的行为。挽救大明的颓局，的确需要张居正这样的“宰相之杰”。于是，他屡屡上书朝廷，恳求皇上为张居正平反。
叁
以上从民与官两个方面，粗略地勾勒出“孝治天下”对明代的风俗及政局产生的影响。应该说，朱元璋以“孝”治国，以“孝”驭民的策略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任何一项国策的提出，首先必须考虑到老百姓的接受程度以及贯彻实施的方法。朱元璋围绕“孝”字做文章，既顺应民意，又获得官心，这是以道德治国的典范，值得后世借鉴。
前面已经讲过，家是国的基本单位。倘使每一个家庭都生活在孝悌之中，则国家安能不稳?朱元璋让孝道从家中走向社会，也制订过一些有益的措施。洪武二十七年，有一位名叫隋吉的史官曾给他上疏建言：“农民中有一夫一妇者，当耕种时，或不幸夫病，而妇给汤药，农务既废，田亦随荒。及病且愈，则时已过矣。上无以供国赋，下无以养室家。请为小民或二十家或四五十家团为一社，每遇农时有疾病，则一社协力助其耕耘，庶田不荒芜，民无饥窘。”
朱元璋对隋吉的建言非常赏识，他立即对其疏文亲自作了批示，并找来户部、礼部有关官员，当面下谕：
古者风俗淳厚，民相亲睦，贫穷患难，亲戚相救；婚姻死丧，邻保相助。近世教化不行，风俗颓敞，乡邻亲戚不相周恤，甚者强凌弱，众暴寡，富吞贫，大失忠厚之道。朕今置民百户为里，一里之间，有贫有富，凡遇婚姻死丧疾病患难，富者助财，贫者助力，民岂有穷苦急迫之忧?又如春秋耕获之时，一家无力，百家贷之，推此以往，百姓安有不亲睦者乎?尔户部以此意论民，使其知之。
当初看到这段文字，我就笑言，朱元璋是十三世纪的马克思，他试图在中古社会中建立“人民公社”，依靠社会的力量来救助孤寡，提携弱者，这是真正的亲民政策。从中，也可以看出朱元璋的思想脉络，由家庭之孝悌，推及邻里和睦，再扩至民间的风俗淳厚，由此提升朝野之间的亲和力。应该说，这是朱元璋创建和谐社会的一种努力。
壹
在中国人的道德领域中，人们最看重的两个字即忠与孝。《二十四孝图》中所宣扬的孝子故事以及二十四史中记述的忠臣列传，无不深入人心，成为民族楷模。尽管从汉代起就提倡“以孝治天下”，但是，真正把“孝”列为基本国策，以此为纲来教化子民，稳固社稷，则是明朝朱元璋的创意。
忠和孝，一为公理，一为私情。忠的对应物是国，孝的对应物是家。我们通常所说的国家，今天的理解是一个概念。其实。它包涵7国与家两个层面。国的最基本单位是家，家若治理不好，则国有乱象。而治家的法宝，无非“孝悌”二宇，对父母上辈虔敬是为孝，兄弟姐妹间相敬如宾，是为悌。朱元璋出身寒微，立国之初订立制度，便突出这个“孝”字。应该说，这是取自民间智慧，日后通过检验，也是行之有效的。
围绕“孝”宇，朱元璋制订了很多政策。比如说，家中若有八十岁的老人，则可减免赋税。县上的官员，每年的重阳节，要把全县八十岁以上的老人请到县衙来吃一顿酒席，照例也有一些赏赐。乡间间行孝表现特别突出者，可上报朝廷给予旌表。若何地立了一座孝子牌坊，则该地的乡亲脸上都有光彩。官员们服务于朝廷，著遇到父母中的任何一位去世，都必须立即报告吏部，离任回乡守制，为父母守孝三年。此举称为丁忧，是不可更易的制度。为父守制，前朝已有制度。但为母守制，是明朝的首创，当初讨论母丧该不该守制的问题，一些大臣认为母丧不必守，孔圣人说的“父为子纲”并不包括母。朱元璋不同意这种说法，他认为母子之间亦是人间至情，丧母之人，亦应斩衰(通“缞”)三年，并很强硬地说：“礼乐自天子出，为母守制自我始。”
由于朝廷的优恤与表彰制度向孝子倾斜，终明一朝，孝子层出不穷。客观地讲，此种提倡，对社会的稳定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但建国之初，行孝之风尚未蔚为大观，朱元璋为此推波助澜。当时应天府境内有一位农夫犯了国法，理当受杖。这位农夫的儿子请求代父受过，执法者不肯。朱元璋听说了，便对行刑官说：“父子之亲，天性也，然不亲不逊之徒，亲遭患难，有坐视而不顾者。今此人以身代父，出于至情，朕为孝子屈法，以劝励天下，其释之。”上有所倡，下有所随。朱元璋“为孝子屈法”的做法，对“孝”的推行于民间，功不可没。洪武二十年，经过较长时间的休养生息后，府库渐充，朱元璋又把礼部的官员找来，发布指示：“尚齿所以教敬而远之，事长所以教顺。虞、夏、商、周之世，莫不以齿为尚，而养老之礼未尝废。是以人兴于孝悌，风俗淳厚，治道隆平。朕召天下，行养老之礼。凡民年八十以上，乡党称善，贫无产业者，月给米五斗，酒三斗，肉五斤；九十以上，岁加帛一匹，棉一斤。若有田产能自赡者，止给酒肉絮帛。”
制订一项好的政策并不难，难的是持之以续地坚持并不断改善。朱元璋立国之初，就牢牢抓住“孝”这个牛鼻子，从未松懈。于是，市井之中，巷闻之间，尊老爱幼的风气逐渐形成。每年，全国各地都会组织“孝子”的典型呈报礼部，以求旌表。礼部有专门官员负责这件事。
但是，再好的政策，在其推行过程中，总会有变形走板之处。一些人为了当一个惊世骇俗的孝子而不惜花样翻新，结果弄巧成拙。
洪武二十六年，山东日照县的一个名叫江伯儿的人，便做出了一件极为残忍的事。他的母亲久病不愈，听说吃亲生儿子肋下的肉能治母病，他便把自己的肋肉割了一块炖烂喂给母亲。老母亲喝了这罐子“排骨汤”，病情仍没有减轻。于是，江伯儿便进庙求神，并许愿说，如果大神显灵，让他的母亲得以痊愈，他就杀一个儿子来感谢神灵。求神过后，老母的病体竟然康复。江伯儿言必信行必果，真的杀了自己一个三岁的亲生儿子供奉到神灵面前祷祝。这般“孝子”焉能不报?于是县令奏闻于上司，层层批语送至御前。朱元璋看到这份奏章，顿时大怒，对礼部官员痛斥：“父子天伦，百姓无知，乃杀其子，灭绝伦理，此等荒谬之事，焉能请表?”当即下令将江伯儿逮捕，杖一百，远谪海南，永不赦回，并责成礼部告示天下：“今后，凡割股卧冰者，不在旌表之列。”
尽管这样，明代因为在家尽孝而被朝廷拔擢为高官者，仍不在少数。洪武中易州涞水县农民李得成卧冰求母尸，乡里举为孝廉，被升为光禄寺大官署丞。后又升至山东布政使，这职位相当于今天的省长了。永乐中，金吾右卫总旗张法保割臂肉煲汤以喂祖母，擢为尚宝司丞。还有一个徐州人，叫权谨，自幼丧父，事母尽孝，由乡邻举荐，被有司拔为乐安县知县。他带着老母上任，就近赡养。九年考满，升为六品署丞，其时母病，权谨每日吁天以求身代。后母病逝，权谨守墓三年，朝夕哭奠，不吃酒肉，不与妻子同房，乡人皆称其孝，县衙将其孝行上报，刚刚登基的仁宗非常欣赏，竟破格升权谨为文华殿大学士。这可称为孝子升官的典型之最了。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由于朝廷的提倡，各府州县的长官都瞪大了眼睛到处找孝子。一州一县若出了孝子并受到礼部旌表，孝子本身光荣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州县长富有了可资晋升的政绩。所以，朱元璋在“孝”上做的文章与地方长官在“孝”上做的文章，恐怕是南辕北辙。
贰
“孝”字让老百姓增强了亲和力，同时对官员也产生了极强的约束力。前面说到的丁忧制，便是所有官员都必须遵守的大法。在明代，官员们寻花问柳并不算是问题，但不孝与贪墨却是大忌。任何官员摊上这两样中的一样，都会成为过街老鼠。无论奸臣良吏，还是昏官庸官，遇到父母去世，都必须回家守孝。上至首辅下至典吏，概莫能免。
也有一种例外，当某官员正在做一件别人无法替代的工作，著回家丁忧，就会对此工作造成极大的损失时，皇上就会下一道特旨，命令此官员坚守岗位，在职守制，此举称为“夺情”。
应该说，“夺情”是对执行丁忧制度的一种补偿。但是，几乎每一次夺情，都会造成一次骚动。天顺初年，南阳李文达任内阁首辅，任内遭父丧，理当回家守制，但皇上挽留他，要他“夺情”。李文达亦有眷念相位的嫌疑，于是遭到士林反对。有一位名叫罗伦的人，本是状元出身，时任翰林院修撰。他带头上疏皇上，反对李文达夺情，为此惹恼皇上，被贬谪到泉州市任船舶司提举。李文达死后，罗伦才平反复官，任南京翰林院修撰。时人写诗讥其事。后两句是“九原著见南阳李，为道罗某又复官”。
这位罗伦，是江西永丰县人，当时名气很大。状元出身的人，最后当到首辅位置的有不少，但一生都在厄运之中仕途不畅的却不太多，最出名的是两个，一个是四川人杨慎，另一个就是这个罗伦了。
读书人历来就有两种出路，一在庙 堂，一在江湖。自江湖而庙堂的人，受人讥刺的多；自庙堂而江湖的人，受人追捧的多。当世不容，当局不容，此人的身价，就会在江湖陡涨。罗伦就是这种人，由于反对李文达的夺情，他成了江湖派读书人的偶像。当官一贬再贬，最后干脆回家闲住。老了以后，他终于死下心来，不再玩复官贬官的游戏，于是写了一首七律以纪其志：
五柳先生归去来，芰荷衣上露濯淮。
不由天地不由我，无尽烟花无尽杯。
别样家风幽洞竹，一般春意隔墙梅。
老来只怕风涛险，懒下瞿塘滟灏堆。
可以说，罗伦一生的坎坷，就是因为反对李文达的夺情；他在读书人中赢得巨大的声誉，也是因为反对李文达的夺情。
李文达之后，成化朝的庚子年，内阁首辅刘吉又碰到了同样的问题。皇上宠信刘吉，亦让他夺情，去内阁当值，视事如故。刘吉接受李文达夺情遭士林指斥的教训，一方面给皇上一连上了三道疏请求回家守制，另一方面又买通贵戚万喜到皇上那里去做工作，坚持让他夺情。即便这样，士林仍不放过他。翰林院编修陈音上书劝刘吉回家，刘吉置之不理。在内阁中接待客人谈笑风生，没有一点哀戚。
七年后，新皇上登基。士林犹记当年刘吉夺情乏事，各路言官纷纷上疏，请求新皇上罢免刘吉。没想到新皇上对刘吉也十分欣赏，仍下旨慰留。刘吉也鬼，他指示吏部，对那些弹劾他的言官都破格提拔。这种“媚众”之术，让一批斗士变成了哑巴。第二年，皇陵所在的天寿山遭受一场风雹，砸物伤人，震惊朝野。弘治皇帝下旨戒谕群臣修省。翰林侍读张升觉得这是弹劾刘吉的一个绝佳时机，于是立即上疏，历数刘吉十大罪，第一条仍是不回家给死去的母亲守孝。这封疏文发出后，被刘吉收买的言官纷纷上书对张升痛加批驳。张升因此被贬谪到南京当一个工部员外郎的闲职。离京之日，张升的同乡何乔新深为不平，写诗赠张升：
乡邦交谊最相亲，忍向离筵劝酒频。
抗疏但求裨圣治，论思端不忝儒臣。
自怜石介非狂士，任诋西山是小人。
暂别銮坡非远谪，莫将词赋吊灵均。
张升继罗伦之后，是第二个成为反对夺情的牺牲品。
但是，在明代的历次“夺情”事件中，真正酿成一场大的政治风波的，则是发生在万历年间的首辅张居正身上。通过张居正的这一次“夺情风波”，明朝的丁忧制度实际上起了比较微妙的变化。
朱元璋以“孝”治国，作为基本国策的丁忧制，本是统治者收揽人心的手段之一。但发展到后来，坚决捍卫这一制度的却并不是执政者，而是以卫道士面目出现的清流。
中国历史上大部分的读书人，优点是讲求操守，坚持真理：缺点是不肯审时度势，从国家与朝廷的大政出发作出变通。忠与孝，是文人坚持的最重要的两个操守。用他们的推理，父母去世不丁忧，就是不尽孝。无孝道之人，就是衣冠禽兽，此等人秉持国事，难以让天下信服。
在张居正“夺情事件”中最后一个向皇帝上疏反对夺情的人，是刑部九品观政邹元标。他是一位二十多岁的新科进士，“观政”不算是官职，只是实属官职前的一种实习。这位年轻的读书人，便是典型的只讲原则性不讲灵活性，敢于坚持真理却又缺乏方向感的那种人。他在给万历皇帝的疏文中怒气冲冲，语言极为尖刻：
臣伏读敕谕：“朕学问未成，志尚未定，先生既去，必前功尽弃。”陛下言此，实乃宗社无疆之福也。但朝中弼成圣学辅翼圣志者，岂独居正?学问人品超过居正者，大有人在。观居正疏言：“世有非常之人，然后可办非常之事。”若以奔丧为常事，而不屑为者，人之五常之道岂不尽丧?于此亲生而不养，亲死而不奔，犹自号于世，曰“我为非常之才”，岂不令天下士人齿冷?由此推断，必定怀禽兽之心，方为非常人也……
在明代反对夺情的文章中，无论是罗伦、张升，还是与邹元标同时的官员艾穆、吴中行、沈思孝与赵用贤，其语言激烈的程度，都没有超过邹元标。时人称之为千古妙文，亦是向权贵挑战的檄文。当然，他受到的惩罚也最为严重，万历皇帝下令将他廷杖八十，谪至贵州边军充役，备尝艰难。
正是这个邹元标，后来成为东林党的五大领袖之首。在身历三朝，眼看吏治腐败，大明王朝日益衰败之际，他才痛切感到年轻时反对张居正夺情是一次草率的行为。挽救大明的颓局，的确需要张居正这样的“宰相之杰”。于是，他屡屡上书朝廷，恳求皇上为张居正平反。
叁
以上从民与官两个方面，粗略地勾勒出“孝治天下”对明代的风俗及政局产生的影响。应该说，朱元璋以“孝”治国，以“孝”驭民的策略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任何一项国策的提出，首先必须考虑到老百姓的接受程度以及贯彻实施的方法。朱元璋围绕“孝”字做文章，既顺应民意，又获得官心，这是以道德治国的典范，值得后世借鉴。
前面已经讲过，家是国的基本单位。倘使每一个家庭都生活在孝悌之中，则国家安能不稳?朱元璋让孝道从家中走向社会，也制订过一些有益的措施。洪武二十七年，有一位名叫隋吉的史官曾给他上疏建言：“农民中有一夫一妇者，当耕种时，或不幸夫病，而妇给汤药，农务既废，田亦随荒。及病且愈，则时已过矣。上无以供国赋，下无以养室家。请为小民或二十家或四五十家团为一社，每遇农时有疾病，则一社协力助其耕耘，庶田不荒芜，民无饥窘。”
朱元璋对隋吉的建言非常赏识，他立即对其疏文亲自作了批示，并找来户部、礼部有关官员，当面下谕：
古者风俗淳厚，民相亲睦，贫穷患难，亲戚相救；婚姻死丧，邻保相助。近世教化不行，风俗颓敞，乡邻亲戚不相周恤，甚者强凌弱，众暴寡，富吞贫，大失忠厚之道。朕今置民百户为里，一里之间，有贫有富，凡遇婚姻死丧疾病患难，富者助财，贫者助力，民岂有穷苦急迫之忧?又如春秋耕获之时，一家无力，百家贷之，推此以往，百姓安有不亲睦者乎?尔户部以此意论民，使其知之。
当初看到这段文字，我就笑言，朱元璋是十三世纪的马克思，他试图在中古社会中建立“人民公社”，依靠社会的力量来救助孤寡，提携弱者，这是真正的亲民政策。从中，也可以看出朱元璋的思想脉络，由家庭之孝悌，推及邻里和睦，再扩至民间的风俗淳厚，由此提升朝野之间的亲和力。应该说，这是朱元璋创建和谐社会的一种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