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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孟子说：“食色性也”。
今人南怀谨先生进一步解释说：“孔子在《礼记》里讲‘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的确是孔子对人生的看法……凡是人的生命，不离两件大事：饮食、男女。一个性的问题，一个生活问题。所谓饮食，等于民生问题。男女属于康乐问题，人生就离不开这两件事。”
以我个人的观点，这大约并不是一种科学的归纳方法。饮食是人和物之间的关系，男女则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将“饮食男女”综合成一个命题，还突出强调这是人生离不开的”两件大事”，看起来仿佛表现了东方人的概括能力，其实是将人的感情问题，精神问题，统统贬低为生理问题，身体问题，这也就是旅居美国的华人学者孙隆基所说的中国文化的“身体化”倾向。这种文化的“身体化”倾向，使中国人特别重视”身体化”的快乐。
尽管许多中国的圣人、哲人，名人们喜欢在饮食与男女、食与色之间划等号，但在社会现实当中，我们则看到了这样的中国式矛盾：“民以食为天”，于是这个“饮食”就成了天大的事，可以堂而皇之地张扬，鼓吹，甚至可以发挥成引为自豪的“文化”；”饱暖思淫欲”，而且“万恶淫为首”，于是这个“男女”就成了隐讳、暧昧，甚至苟且的问题。
吃，中国人最普遍的痛苦和快乐
法国人说：一个民族的命运，要看他们吃的是什么和怎么吃。
中国人说：一个人活得好不好，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活得好不好，胃口是很关键的问题。
其实，历史早就告诉我们，一个国家的人民吃不吃得饱，也直接影响着这个国家政权的稳定。
在中国，吃喝一直是个很让人头痛的问题。连绵不绝的战乱与灾荒，使饥饿成了这个民族最强烈的集体记忆。即使是今天，“成功解决了十几亿人口的吃饭问题”也被当成改革开放的一项重要成就而反复强调。
王者以民为天，而民以食为天。吃，不仅关系到一个国家政权的成败，也是这个饥饿民族最普遍的快乐追求。为此，中国人还专门创造了一个词汇，叫做“口腹之乐”。
中国人长期生活在贫困当中，因此，如何正当地获取财富、如何从容地面对财富，至今仍然是一个让人们深受困扰的难题。事实上，中国人不仅是贫困的，而且是常常感到饥饿的，是以吃饱肚子为首要生存目标的。史学家邓拓先生早年曾经出版过一部揭示历史真相的专著——《中国救荒史》。他在这本书的一开篇就说：“我国灾荒之多，世罕其匹，就文献所可征者言，则自西历纪元前十八世纪，直至纪元后二十世纪之今日，此三千数百余年间，几于无年无灾，从亦无年不荒；西欧学者，甚有称我国为‘饥荒之国度’者，诚非过言。：’(《中国救荒史》1页 邓云特 著商务印书馆出版 1937年11月第1版1 993年7月影印第1版)
饥饿，是人们最普遍的遗传记忆；饥饿恐惧，是最具典型性的民族心理特征。它不仅直接影响了人们的思想方法，也左右着上自帝王，下至平民百姓的行为方式。
台湾唐史学者赖瑞和在分析唐代东都洛阳的历史地位时曾经这样写道：
一千多年前，唐代的皇帝来洛阳，不外是两个目的。一是像武则天皇后那样，喜欢洛阳，索性把国都搬到洛阳来，一住就住上十几年，不想回长安了。不过，在她死后，她还是被送回到长安去埋葬。
另一个目的，就很现实了，为了吃饭也。关中和长安虽号称“秦中自古帝王州”，其实在唐初一段很长的时间里，每遇荒年，则连皇帝也是没有饭吃的。所以唐初的几位皇帝，都曾经在饥荒的年代，率领文武百官来洛阳就食，等饥荒过了再回长安。洛阳没有三门峡一带水运的艰险，从江南大运河运来的租税粮比较充足也。于是，唐初的皇帝，还得了个雅号，叫“逐粮天子”。这点连《旧唐书》、《新唐书》和《通鉴》都不忌讳的。(《杜甫的五城：一位唐史学者的寻踪壮游》139页赖瑞和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年9月第1版)
所谓“逐粮天子”，说白了就是“逃荒”的皇帝。为了迎候皇帝和他的大臣们来洛阳“就食”，隋唐两代还在此修建了一个占地面积十分庞大的含嘉仓，一共挖了四百多个地窖用来储藏从江南运来的租税粮。含嘉仓外修筑高墙，严加保护，因此又称含嘉城。
逃荒的皇帝，饥饿的人民，共同写就了一部漫长的民族饥饿史。
实际上，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以前出生的人，绝大多数都有“饥饿记忆”，年岁越大，记忆越深，而且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记忆反应。我在上大学时，一位从农村来的同学见到红薯就皱眉头。一次，我们俩一组去安徽全椒县搞社会调查，在老乡家里搭伙。为了减少老乡家做饭的麻烦，我就让他们煮红薯。我来自城市，红薯对我来说是一种喜欢的食物，可我的这位同学见到红薯就生气，不但不吃红薯，连萝卜也不吃。当时我很不理解。后来我们谈心时，他告诉我，他的老家在淮北农村，粮食紧张，自小就是吃红薯就盐水萝卜干长大的。他说，在他的记忆里，顿顿都是红薯就盐水萝卜干，当时淮北平原烧饭的柴禾紧张，所以家里锅里煮的是红薯，锅下烧的柴禾就是红薯干。以至于他，一生见到红薯萝卜，胃里就反酸水。
历史性的、全民性的饥饿恐惧，使中华民族对于饮食，对于吃这种行为产生了极为丰富的心理感受。林语堂在《吾国与吾民》中说：“人世间倘若有任何事情值得吾们的慎重将事者，那不是宗教。也不是学问，而是‘吃’。”吃。在中国确实有着宗教般神圣的地位，它绝不仅仅是为了延续生命那么简单。往大了说，它是政治，是文化，甚至是这个民族的精神核心；往小了说，它既可以是天下老饕们满足口腹之欲、实现口腹之乐的感官享受，也可以是得意或失意文人们排遣寂寞，品味生活的闲情雅趣。总之，吃，包含了中国人最普遍的痛苦和快乐。
在中国，吃就是国计民生
在文明的萌发时期，世界许多民族的先贤古哲都曾设想过人类最理想的生活状态，也就是所谓“理想国”。这些关于“理想国”的设想与描绘不仅代表了一个民族的终极追求，往往也决定了这个民族的发展走向。
老子曾经给中国人勾画的理想国是这样一番景象：
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徒。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解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老子新译》232页任继愈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5月第2版)
对于这个理想，林语堂、胡适、冯友兰这三位国学大家都曾在自己的著作里谈及，各有褒贬。林语堂是在其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的《老子的智慧》中基本是原文翻译，只在文字中略做说明，不加评论：
理想的国家是这样的：国土很小，百姓不多，但他们有用不完的器具，并且重视生命而不随便迁徙。这样，虽有舟车却无可用之地；虽有武器也没有机会陈列。使人民回复到不用文字，不求知识的结绳记事时代。有甘美的饮食， 美观的衣服，安逸的居所，欢乐的习俗，大家无争无隙。
因为都是小国，所以各国的人民都可以看得到，鸡鸣狗吠的声音也可以听见，虽然如此，但因生活的安定，彼此之间的人民却到老死，也不会离开自己的国家，与邻国的人互相往来。
胡适在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中则指称这种理想其实是反对文明，回归上古：
这种学说，是要把一切交通的利器，守卫的甲兵，代工人的机械，行远传久的文字，……等等制度文物，全行毁除。要使人类依旧回到那无知无欲老死不相往来的乌托邦。
冯友兰也写过中国哲学史，其中，对老子的这段话又有不同的评论：
此即老子之理想的社会也。此非只是原始社会之野蛮境界；此乃有包含野蛮之文明境界也。非无舟舆也，而无所乘而已。非无甲兵也，而无所陈之而已。“甘其食，美其服”，岂原始社会中所能有者?可套老子之言：“大文明若野蛮。”野蛮的文明，乃最能持久之文明也。
不管老子的这个理想国是“野蛮的文明”，还是“文明的野蛮”，可以肯定的是，他的“理想国”与柏拉图的“理想国”截然不同。正义与邪恶、专制与民主、宗教与信仰、政府与国民、婚姻与爱情等等许多文明社会必须正视的问题全然不在他的视野之内，而且还要“全行毁除”科学与技术、文化与交流、政治与军事等等“制度文物”，那么最后剩下的就只有”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这些肉体与感官的追求了，而“甘其食”又是这其中的头等大事，“吃”是核心价值，“吃好”是最高理想。
老子一本正经，煞费苦心为中国人规划的“理想国”实际上是一种对人民实行“圈养”的社会。不要科技，不要文化，不要精神信仰……只有饱食终日，老死不相往来的封闭社会。数千年来，这种理想也确实在中国渐渐深入人心，用俗语来表述就是：人生在世，吃穿二字，仅此而已。每一次天灾都几乎包含着人祸
老子提出了“甘其食”这个理想，让大家吃好。如何才算吃好呢？孔子则把它细致化，礼教化了：
食不厌精，脍不厌细。食饐而餲，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臭恶，不食。失饪，不食。不时，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酱，不食。肉虽多，不使胜食气。惟酒无量，不及乱。沽酒，市脯，不食。不撤姜食，不多食。祭于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论语·乡党》)
对这段文字，通行的翻译是：
粮米不嫌舂得精，鱼肉不嫌切得细。饭食变质馊臭，鱼烂了，肉腐了，不吃。颜色难看，不吃。气味难闻，不吃。煮的火候不当，不吃。在不当的时间(或可理解为不合时令)，不吃。切割不合正规的，不吃。调味品不合适的，不吃。案上肉品虽多，不使吃的分量胜过五谷。只有酒不加限制，不及醉而止。外面街市上卖的酒、肉，不吃。吃完了，姜碟仍留着不撤，但亦不多吃。若赴公家助祭，所得祭肉不过夜，便分颁于人。自己家里的祭肉，不出三天，也必吃完分完，过了三天，不能吃了。
今天在社会上流传最广，对其理解也最具争议性的大概是开头那句“食不厌精，脍不厌细。”有人把它作为追求口腹之乐的依据和标准，既然圣人有言在先，那么无论吃得如何奢华都不过分，这是中国的文化。也有人对这句话另作别解，试图以正视听。最典型的就是钱穆在《论语新解》中对这句话的注释：“食不厌精，脍不厌细：食，饭也。牛羊鱼肉细切日脍。厌，餍足义。不厌，不饱食也……
于是，就把这句话翻译成了：吃饭不因是精米便多吃了，食肉不因脍的细便多食了。如，此说来，孔子又仿佛成了提倡节食的人了。可钱先生的解释好像影响不大，并不被人普遍接受。
其实，无论“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这句话怎样翻译，就整个这段文字来看，它都可以说是一套完整的“吃经”。从选料到烹饪，甚至连切割鱼、肉的刀法、调味品的搭配都是那么讲究，那么合乎“礼数”，那么追求色香味俱佳。
当老子把“甘其食，美其服”设定为理想生活，当孔子对”食不厌精，脍不厌细”津津乐道，让人听得垂涎欲滴的时候，绝大多数中国人正在饥寒与温饱之间挣扎。几千年来，中国的所谓“国计”，实际就是“民生”。《孟子》的主要内容都是在谈论如何施一“仁政”、“王道”，-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民生”。
当我们在，今天审视历史的时候，总会产生这样的疑问：无论是国土面积，还是自然资源，或者是人民的智力水平、勤俭品性，它都不应该是一个必然遭受贫穷，饥饿的民族。那么，为什么我们始终在贫困线上，在饥寒交迫与勉强温饱之间痛苦地挣扎？为什么我们的关注焦点始终滞留在吃饱肚子这样的“民生”水准上，不能上升到改变社会的“民权”和”民主”？历史已经无数次地证明，即使天灾不断，即使饥荒连绵，只要有短暂的社会稳定，只要有一个略微宽松的社会环境，中国人就能迅速走出贫困，走向富裕，至少也可以丰衣足食。但是，无论丰年荒年，由这个民族的人祸导致的乱象却始终不断，它始终在一乱一治之间无休止地循环，始终跳不出那个“历史周期律”。
对一个又一个祸国殃民的独夫民贼，中国的贤人智者们除了规劝、企盼他们施仁政、行王道之外，似乎别无他求，别无办法。现在，让我们来看看来孟子的仁政、王道以及民生到底是什么内容：
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湾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
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章句上》)
从根本上说，这两段文字与老子的”六字真言”是一样的——还是要“甘其食，美其服。”值得注意的是，孟子在反复强调”时”的概念，“不违农时”、“无失其时”，“勿夺其时”；另外，就是在“养生”之外，他还提出了“丧死”。
中国历史上各种灾难不断，其中人祸尤甚。古代的战争、苛政、变乱，以至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政治运动，都是因为有违“农时”，因为“失其时”、“夺其时”，才造成生产停顿，经济落后的。时，对任何一个民族来说都关系到她的兴衰存亡，用今天的话说，“时”就是机遇。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已经不知道错失了多少发展的良机。
酒池肉林，食与色的疯狂宣泄
中国人总喜欢把自己称作龙的传人。龙生九子，饕餮也是其中之一，或许，一些人原本就是这种贪吃魔怪的传人。据说，7000多年前神农族的族徽就是这个有首无身，有口无心的饕餮。最近，在电视和网络上，饕餮这个词语和它的丑恶形象突然间又流行起来，诸如“娱乐饕餮盛宴”、“视觉饕餮大餐”之类的宣传词随处可闻，不绝于耳。看来，这个远古的图腾确实已经深入到中国人的 潜意识了，作为饥民的后代，一有机会便幻想着饕餮的狂欢。
从古至今，中国历来不缺少疯狂的食家饮者。有的人，是吃得疯狂，如商纣王、齐桓公等王侯将相；有的人，是为吃疯狂，如暴动造反的饥民以及跑到梁山泊上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的众豪杰；还有的人，是借酒发狂，如李白、白居易，苏东坡等文人雅士。其中那些吃得疯狂、以吃为至乐的，肯定是饕餮的传人。
商纣王是历史上一个著名的帝王，他的著名不是因为他有什么雄才大略、丰功伟业，而由于是一句成语——酒池肉林，由于他吃得疯狂。司马迁在《史记》中说：
帝纣资辨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知足以距诔，言足以饰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声，以为皆出己之下。好酒淫乐，嬖于妇人。爱妲己，妲已之言是从。于是使师涓作新淫声，北里之舞，靡靡之乐。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而盈钜桥之粟。益收狗马奇物，充仞宫室。益广沙丘苑台，多取野兽蜚鸟置其中。慢于鬼神。大取乐戏于沙丘，以酒为池，县肉为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史记》第91页 中华书局1959年9月第1版)
按司马迁的说法，这纣王也算个人才。他天资聪颖，能言善辩，接受能力强，思维敏捷，而且气力过人，能徒手与猛兽格斗。他的小聪明足以对付臣下的谏劝，他的口才足以掩饰自己的过错。他在大臣面前自我夸耀，到处抬高自己，认为天下所有的人都比不上他——这是帝王的特权，别说有点天分，就是一个十足的傻瓜，他也可以号称天下第一智者。
纣王向人展示了一种令人沉迷的帝王生活。他拥有最高权力，他拥有天下财富，他拥有最富风情的女人，他拥有自己的乐师……他已经拥有了当时社会条件下所能拥有的一切，可是，他还觉得不够，还要加重赋税，把要自己的钱库塞满，把自己的粮库填满。一个拥有天下的帝王何以如这般贪得无厌？这种偏执的行为大概只有一种合理的解释：饥饿恐惧造成的饥饿人格。
在那些常规欲望都满足之后，他又开始求新、求奇：扩建亭台楼阁，搜集“狗马奇物”，甚至“野兽蜚乌”。在饮食和男女方面更是花样百出，用酒灌满水池，把肉悬挂起来作树林状，男男女女赤身裸体穿梭其问，追逐戏闹，狂吃狂喝狂玩——这是一场食欲与色欲的疯狂宣泄。
如何对待欲望，是人类一直试图解决的问题，也标志着社会的文明程度。欲望是有益的，也是有害的；它是使人积极进取的动力，也是引人堕入罪恶渊薮的诱惑；它能让人感受到追求与满足的快乐，也能把人变成欲望的奴隶。如何将它控制在一个适度的范围内，真正做到趋利避害，乐而不淫，既考验一个人的才能，也考验他的修养。纣王虽然略有才能，却毫无修养，身为帝王，没人能控制住他，他也就控制不住自己的欲望了，于是，欲壑难填，永无止境。无限的感官欲望，在给他带来些许满足的同时，也将他扭曲成一个骄横残忍的暴君。
社会财富永远是有限的，纣王这种荒淫无度的奢靡，只有靠横征暴敛才能得以维持，这就必然导致民怨沸腾，诸侯谋反。对此，纣王采取的对策不是纾解民困，化解危机，而是加重处罚，强化威权统治。他发明了一种叫“炮格“的酷刑，让人在涂满油脂的铜柱上爬行，下面点燃炭火，当然没人能爬上去，最后只能掉在炭火里。他还把胆敢忤逆他的人施以醢(hai)刑——剁成肉酱，施以脯刑——被制成肉干。从荒淫，到暴虐，再到不得善终，这是许多中国帝王、权贵共同的生命轨迹。商王朝很快就被纣王的酒池肉林淹没了，在他自焚而死之后，周武王将他的头颅砍下来，挂到太白旗竿上枭首示众。
引人深思的是，纣王吃垮了一个王朝，他所使用过的酷刑却流传了下来，而这些酷刑竟然都是烹饪方法，“炮格”即炮烙、烤肉，“醢”即肉酱，“脯”即肉干，这大概是中国所谓食文化的又一“发展”与延伸。纣王这个贪吃的老饕，就连惩罚人、折磨人，没能离开口腔化思维。
节选自《我们为什么不快乐？》，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今人南怀谨先生进一步解释说：“孔子在《礼记》里讲‘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的确是孔子对人生的看法……凡是人的生命，不离两件大事：饮食、男女。一个性的问题，一个生活问题。所谓饮食，等于民生问题。男女属于康乐问题，人生就离不开这两件事。”
以我个人的观点，这大约并不是一种科学的归纳方法。饮食是人和物之间的关系，男女则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将“饮食男女”综合成一个命题，还突出强调这是人生离不开的”两件大事”，看起来仿佛表现了东方人的概括能力，其实是将人的感情问题，精神问题，统统贬低为生理问题，身体问题，这也就是旅居美国的华人学者孙隆基所说的中国文化的“身体化”倾向。这种文化的“身体化”倾向，使中国人特别重视”身体化”的快乐。
尽管许多中国的圣人、哲人，名人们喜欢在饮食与男女、食与色之间划等号，但在社会现实当中，我们则看到了这样的中国式矛盾：“民以食为天”，于是这个“饮食”就成了天大的事，可以堂而皇之地张扬，鼓吹，甚至可以发挥成引为自豪的“文化”；”饱暖思淫欲”，而且“万恶淫为首”，于是这个“男女”就成了隐讳、暧昧，甚至苟且的问题。
吃，中国人最普遍的痛苦和快乐
法国人说：一个民族的命运，要看他们吃的是什么和怎么吃。
中国人说：一个人活得好不好，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活得好不好，胃口是很关键的问题。
其实，历史早就告诉我们，一个国家的人民吃不吃得饱，也直接影响着这个国家政权的稳定。
在中国，吃喝一直是个很让人头痛的问题。连绵不绝的战乱与灾荒，使饥饿成了这个民族最强烈的集体记忆。即使是今天，“成功解决了十几亿人口的吃饭问题”也被当成改革开放的一项重要成就而反复强调。
王者以民为天，而民以食为天。吃，不仅关系到一个国家政权的成败，也是这个饥饿民族最普遍的快乐追求。为此，中国人还专门创造了一个词汇，叫做“口腹之乐”。
中国人长期生活在贫困当中，因此，如何正当地获取财富、如何从容地面对财富，至今仍然是一个让人们深受困扰的难题。事实上，中国人不仅是贫困的，而且是常常感到饥饿的，是以吃饱肚子为首要生存目标的。史学家邓拓先生早年曾经出版过一部揭示历史真相的专著——《中国救荒史》。他在这本书的一开篇就说：“我国灾荒之多，世罕其匹，就文献所可征者言，则自西历纪元前十八世纪，直至纪元后二十世纪之今日，此三千数百余年间，几于无年无灾，从亦无年不荒；西欧学者，甚有称我国为‘饥荒之国度’者，诚非过言。：’(《中国救荒史》1页 邓云特 著商务印书馆出版 1937年11月第1版1 993年7月影印第1版)
饥饿，是人们最普遍的遗传记忆；饥饿恐惧，是最具典型性的民族心理特征。它不仅直接影响了人们的思想方法，也左右着上自帝王，下至平民百姓的行为方式。
台湾唐史学者赖瑞和在分析唐代东都洛阳的历史地位时曾经这样写道：
一千多年前，唐代的皇帝来洛阳，不外是两个目的。一是像武则天皇后那样，喜欢洛阳，索性把国都搬到洛阳来，一住就住上十几年，不想回长安了。不过，在她死后，她还是被送回到长安去埋葬。
另一个目的，就很现实了，为了吃饭也。关中和长安虽号称“秦中自古帝王州”，其实在唐初一段很长的时间里，每遇荒年，则连皇帝也是没有饭吃的。所以唐初的几位皇帝，都曾经在饥荒的年代，率领文武百官来洛阳就食，等饥荒过了再回长安。洛阳没有三门峡一带水运的艰险，从江南大运河运来的租税粮比较充足也。于是，唐初的皇帝，还得了个雅号，叫“逐粮天子”。这点连《旧唐书》、《新唐书》和《通鉴》都不忌讳的。(《杜甫的五城：一位唐史学者的寻踪壮游》139页赖瑞和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年9月第1版)
所谓“逐粮天子”，说白了就是“逃荒”的皇帝。为了迎候皇帝和他的大臣们来洛阳“就食”，隋唐两代还在此修建了一个占地面积十分庞大的含嘉仓，一共挖了四百多个地窖用来储藏从江南运来的租税粮。含嘉仓外修筑高墙，严加保护，因此又称含嘉城。
逃荒的皇帝，饥饿的人民，共同写就了一部漫长的民族饥饿史。
实际上，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以前出生的人，绝大多数都有“饥饿记忆”，年岁越大，记忆越深，而且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记忆反应。我在上大学时，一位从农村来的同学见到红薯就皱眉头。一次，我们俩一组去安徽全椒县搞社会调查，在老乡家里搭伙。为了减少老乡家做饭的麻烦，我就让他们煮红薯。我来自城市，红薯对我来说是一种喜欢的食物，可我的这位同学见到红薯就生气，不但不吃红薯，连萝卜也不吃。当时我很不理解。后来我们谈心时，他告诉我，他的老家在淮北农村，粮食紧张，自小就是吃红薯就盐水萝卜干长大的。他说，在他的记忆里，顿顿都是红薯就盐水萝卜干，当时淮北平原烧饭的柴禾紧张，所以家里锅里煮的是红薯，锅下烧的柴禾就是红薯干。以至于他，一生见到红薯萝卜，胃里就反酸水。
历史性的、全民性的饥饿恐惧，使中华民族对于饮食，对于吃这种行为产生了极为丰富的心理感受。林语堂在《吾国与吾民》中说：“人世间倘若有任何事情值得吾们的慎重将事者，那不是宗教。也不是学问，而是‘吃’。”吃。在中国确实有着宗教般神圣的地位，它绝不仅仅是为了延续生命那么简单。往大了说，它是政治，是文化，甚至是这个民族的精神核心；往小了说，它既可以是天下老饕们满足口腹之欲、实现口腹之乐的感官享受，也可以是得意或失意文人们排遣寂寞，品味生活的闲情雅趣。总之，吃，包含了中国人最普遍的痛苦和快乐。
在中国，吃就是国计民生
在文明的萌发时期，世界许多民族的先贤古哲都曾设想过人类最理想的生活状态，也就是所谓“理想国”。这些关于“理想国”的设想与描绘不仅代表了一个民族的终极追求，往往也决定了这个民族的发展走向。
老子曾经给中国人勾画的理想国是这样一番景象：
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徒。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解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老子新译》232页任继愈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5月第2版)
对于这个理想，林语堂、胡适、冯友兰这三位国学大家都曾在自己的著作里谈及，各有褒贬。林语堂是在其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的《老子的智慧》中基本是原文翻译，只在文字中略做说明，不加评论：
理想的国家是这样的：国土很小，百姓不多，但他们有用不完的器具，并且重视生命而不随便迁徙。这样，虽有舟车却无可用之地；虽有武器也没有机会陈列。使人民回复到不用文字，不求知识的结绳记事时代。有甘美的饮食， 美观的衣服，安逸的居所，欢乐的习俗，大家无争无隙。
因为都是小国，所以各国的人民都可以看得到，鸡鸣狗吠的声音也可以听见，虽然如此，但因生活的安定，彼此之间的人民却到老死，也不会离开自己的国家，与邻国的人互相往来。
胡适在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中则指称这种理想其实是反对文明，回归上古：
这种学说，是要把一切交通的利器，守卫的甲兵，代工人的机械，行远传久的文字，……等等制度文物，全行毁除。要使人类依旧回到那无知无欲老死不相往来的乌托邦。
冯友兰也写过中国哲学史，其中，对老子的这段话又有不同的评论：
此即老子之理想的社会也。此非只是原始社会之野蛮境界；此乃有包含野蛮之文明境界也。非无舟舆也，而无所乘而已。非无甲兵也，而无所陈之而已。“甘其食，美其服”，岂原始社会中所能有者?可套老子之言：“大文明若野蛮。”野蛮的文明，乃最能持久之文明也。
不管老子的这个理想国是“野蛮的文明”，还是“文明的野蛮”，可以肯定的是，他的“理想国”与柏拉图的“理想国”截然不同。正义与邪恶、专制与民主、宗教与信仰、政府与国民、婚姻与爱情等等许多文明社会必须正视的问题全然不在他的视野之内，而且还要“全行毁除”科学与技术、文化与交流、政治与军事等等“制度文物”，那么最后剩下的就只有”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这些肉体与感官的追求了，而“甘其食”又是这其中的头等大事，“吃”是核心价值，“吃好”是最高理想。
老子一本正经，煞费苦心为中国人规划的“理想国”实际上是一种对人民实行“圈养”的社会。不要科技，不要文化，不要精神信仰……只有饱食终日，老死不相往来的封闭社会。数千年来，这种理想也确实在中国渐渐深入人心，用俗语来表述就是：人生在世，吃穿二字，仅此而已。每一次天灾都几乎包含着人祸
老子提出了“甘其食”这个理想，让大家吃好。如何才算吃好呢？孔子则把它细致化，礼教化了：
食不厌精，脍不厌细。食饐而餲，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臭恶，不食。失饪，不食。不时，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酱，不食。肉虽多，不使胜食气。惟酒无量，不及乱。沽酒，市脯，不食。不撤姜食，不多食。祭于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论语·乡党》)
对这段文字，通行的翻译是：
粮米不嫌舂得精，鱼肉不嫌切得细。饭食变质馊臭，鱼烂了，肉腐了，不吃。颜色难看，不吃。气味难闻，不吃。煮的火候不当，不吃。在不当的时间(或可理解为不合时令)，不吃。切割不合正规的，不吃。调味品不合适的，不吃。案上肉品虽多，不使吃的分量胜过五谷。只有酒不加限制，不及醉而止。外面街市上卖的酒、肉，不吃。吃完了，姜碟仍留着不撤，但亦不多吃。若赴公家助祭，所得祭肉不过夜，便分颁于人。自己家里的祭肉，不出三天，也必吃完分完，过了三天，不能吃了。
今天在社会上流传最广，对其理解也最具争议性的大概是开头那句“食不厌精，脍不厌细。”有人把它作为追求口腹之乐的依据和标准，既然圣人有言在先，那么无论吃得如何奢华都不过分，这是中国的文化。也有人对这句话另作别解，试图以正视听。最典型的就是钱穆在《论语新解》中对这句话的注释：“食不厌精，脍不厌细：食，饭也。牛羊鱼肉细切日脍。厌，餍足义。不厌，不饱食也……
于是，就把这句话翻译成了：吃饭不因是精米便多吃了，食肉不因脍的细便多食了。如，此说来，孔子又仿佛成了提倡节食的人了。可钱先生的解释好像影响不大，并不被人普遍接受。
其实，无论“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这句话怎样翻译，就整个这段文字来看，它都可以说是一套完整的“吃经”。从选料到烹饪，甚至连切割鱼、肉的刀法、调味品的搭配都是那么讲究，那么合乎“礼数”，那么追求色香味俱佳。
当老子把“甘其食，美其服”设定为理想生活，当孔子对”食不厌精，脍不厌细”津津乐道，让人听得垂涎欲滴的时候，绝大多数中国人正在饥寒与温饱之间挣扎。几千年来，中国的所谓“国计”，实际就是“民生”。《孟子》的主要内容都是在谈论如何施一“仁政”、“王道”，-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民生”。
当我们在，今天审视历史的时候，总会产生这样的疑问：无论是国土面积，还是自然资源，或者是人民的智力水平、勤俭品性，它都不应该是一个必然遭受贫穷，饥饿的民族。那么，为什么我们始终在贫困线上，在饥寒交迫与勉强温饱之间痛苦地挣扎？为什么我们的关注焦点始终滞留在吃饱肚子这样的“民生”水准上，不能上升到改变社会的“民权”和”民主”？历史已经无数次地证明，即使天灾不断，即使饥荒连绵，只要有短暂的社会稳定，只要有一个略微宽松的社会环境，中国人就能迅速走出贫困，走向富裕，至少也可以丰衣足食。但是，无论丰年荒年，由这个民族的人祸导致的乱象却始终不断，它始终在一乱一治之间无休止地循环，始终跳不出那个“历史周期律”。
对一个又一个祸国殃民的独夫民贼，中国的贤人智者们除了规劝、企盼他们施仁政、行王道之外，似乎别无他求，别无办法。现在，让我们来看看来孟子的仁政、王道以及民生到底是什么内容：
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湾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
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章句上》)
从根本上说，这两段文字与老子的”六字真言”是一样的——还是要“甘其食，美其服。”值得注意的是，孟子在反复强调”时”的概念，“不违农时”、“无失其时”，“勿夺其时”；另外，就是在“养生”之外，他还提出了“丧死”。
中国历史上各种灾难不断，其中人祸尤甚。古代的战争、苛政、变乱，以至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政治运动，都是因为有违“农时”，因为“失其时”、“夺其时”，才造成生产停顿，经济落后的。时，对任何一个民族来说都关系到她的兴衰存亡，用今天的话说，“时”就是机遇。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已经不知道错失了多少发展的良机。
酒池肉林，食与色的疯狂宣泄
中国人总喜欢把自己称作龙的传人。龙生九子，饕餮也是其中之一，或许，一些人原本就是这种贪吃魔怪的传人。据说，7000多年前神农族的族徽就是这个有首无身，有口无心的饕餮。最近，在电视和网络上，饕餮这个词语和它的丑恶形象突然间又流行起来，诸如“娱乐饕餮盛宴”、“视觉饕餮大餐”之类的宣传词随处可闻，不绝于耳。看来，这个远古的图腾确实已经深入到中国人的 潜意识了，作为饥民的后代，一有机会便幻想着饕餮的狂欢。
从古至今，中国历来不缺少疯狂的食家饮者。有的人，是吃得疯狂，如商纣王、齐桓公等王侯将相；有的人，是为吃疯狂，如暴动造反的饥民以及跑到梁山泊上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的众豪杰；还有的人，是借酒发狂，如李白、白居易，苏东坡等文人雅士。其中那些吃得疯狂、以吃为至乐的，肯定是饕餮的传人。
商纣王是历史上一个著名的帝王，他的著名不是因为他有什么雄才大略、丰功伟业，而由于是一句成语——酒池肉林，由于他吃得疯狂。司马迁在《史记》中说：
帝纣资辨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知足以距诔，言足以饰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声，以为皆出己之下。好酒淫乐，嬖于妇人。爱妲己，妲已之言是从。于是使师涓作新淫声，北里之舞，靡靡之乐。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而盈钜桥之粟。益收狗马奇物，充仞宫室。益广沙丘苑台，多取野兽蜚鸟置其中。慢于鬼神。大取乐戏于沙丘，以酒为池，县肉为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史记》第91页 中华书局1959年9月第1版)
按司马迁的说法，这纣王也算个人才。他天资聪颖，能言善辩，接受能力强，思维敏捷，而且气力过人，能徒手与猛兽格斗。他的小聪明足以对付臣下的谏劝，他的口才足以掩饰自己的过错。他在大臣面前自我夸耀，到处抬高自己，认为天下所有的人都比不上他——这是帝王的特权，别说有点天分，就是一个十足的傻瓜，他也可以号称天下第一智者。
纣王向人展示了一种令人沉迷的帝王生活。他拥有最高权力，他拥有天下财富，他拥有最富风情的女人，他拥有自己的乐师……他已经拥有了当时社会条件下所能拥有的一切，可是，他还觉得不够，还要加重赋税，把要自己的钱库塞满，把自己的粮库填满。一个拥有天下的帝王何以如这般贪得无厌？这种偏执的行为大概只有一种合理的解释：饥饿恐惧造成的饥饿人格。
在那些常规欲望都满足之后，他又开始求新、求奇：扩建亭台楼阁，搜集“狗马奇物”，甚至“野兽蜚乌”。在饮食和男女方面更是花样百出，用酒灌满水池，把肉悬挂起来作树林状，男男女女赤身裸体穿梭其问，追逐戏闹，狂吃狂喝狂玩——这是一场食欲与色欲的疯狂宣泄。
如何对待欲望，是人类一直试图解决的问题，也标志着社会的文明程度。欲望是有益的，也是有害的；它是使人积极进取的动力，也是引人堕入罪恶渊薮的诱惑；它能让人感受到追求与满足的快乐，也能把人变成欲望的奴隶。如何将它控制在一个适度的范围内，真正做到趋利避害，乐而不淫，既考验一个人的才能，也考验他的修养。纣王虽然略有才能，却毫无修养，身为帝王，没人能控制住他，他也就控制不住自己的欲望了，于是，欲壑难填，永无止境。无限的感官欲望，在给他带来些许满足的同时，也将他扭曲成一个骄横残忍的暴君。
社会财富永远是有限的，纣王这种荒淫无度的奢靡，只有靠横征暴敛才能得以维持，这就必然导致民怨沸腾，诸侯谋反。对此，纣王采取的对策不是纾解民困，化解危机，而是加重处罚，强化威权统治。他发明了一种叫“炮格“的酷刑，让人在涂满油脂的铜柱上爬行，下面点燃炭火，当然没人能爬上去，最后只能掉在炭火里。他还把胆敢忤逆他的人施以醢(hai)刑——剁成肉酱，施以脯刑——被制成肉干。从荒淫，到暴虐，再到不得善终，这是许多中国帝王、权贵共同的生命轨迹。商王朝很快就被纣王的酒池肉林淹没了，在他自焚而死之后，周武王将他的头颅砍下来，挂到太白旗竿上枭首示众。
引人深思的是，纣王吃垮了一个王朝，他所使用过的酷刑却流传了下来，而这些酷刑竟然都是烹饪方法，“炮格”即炮烙、烤肉，“醢”即肉酱，“脯”即肉干，这大概是中国所谓食文化的又一“发展”与延伸。纣王这个贪吃的老饕，就连惩罚人、折磨人，没能离开口腔化思维。
节选自《我们为什么不快乐？》，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