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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10月5日傍晚，革命圣地延安发生一桩血案，抗日军政大学第六队队长黄克功因逼婚未遂，枪杀恋人刘茜，震惊陕甘宁边区内外。国民党借机造谣，把此作为“桃色事件”大肆渲染，攻击和污蔑边区政府“封建割据”、“无法无天”、“蹂躏人权”。
黄克功，江西南康人，1911年出生，参加过井冈山斗争和中央苏区反“围剿”战争，长征中立有大功。当过红军师宣传科长、团政治委员。1937年1月进入抗大学习，毕业后留校，担任第十五队队长。刘茜，山西定襄人，1921年出生，中学接受进步思想，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以笔名刘茜在报上发表短文、宣传抗日。1937年8月长途跋涉到延安，入抗大第二期十五队学习。黄克功与刘茜由此认识、交往。随着交往深入，刘茜对黄克功有了不同认识，二人矛盾纠葛日益增多，刘不愿再与黄交往。黄收到刘的拒绝信后仍来找她，结果都是郁郁而归，便认为“失恋是人生莫大的耻辱”，深陷痛苦不能自拔，最终失去理智酿成大错。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在判决书上认定的枪杀经过是：“10月5日晚带备勃郎宁手枪，威胁恫吓，竟以打敌人的枪弹对准青年革命分子刘茜的肋下开枪，刘倒地未死，尚呼求救，黄复对刘头部再加一枪，刘即毙命。”
黄克功枪杀刘茜案，给中国共产党带来前所未有的考驗：中共中央进驻延安仅大半年，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仅一个月，党中央如何应对这一从未有过的突发事件，维护党的形象？国共刚刚合作抗日，红军刚刚改编为一支世界反法西斯武装力量正式亮相于国际舞台，如何维护军队的形象？全面抗战爆发，如何破解国民党污称的“桃色事件”，争取广大爱国青年来延安？全面抗战急需人才，如何处置屡立战功的黄克功，能否不徇私情，摒弃戴罪立功的旧惯例？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成立才两个月，未经历过如此大案，边区司法能否经受考验？
综上，如何处置黄克功便成为众所关注的焦点。
黄克功案件的发生，根源于延安革命队伍中男女性别比例的严重失衡。1938年前为30∶1，1941年降至18∶1，1944年4月再降至8∶1，此比例一直维持到党中央逐渐撤离延安。青年女性成为一种稀缺的社会资源。为解决老干部、老革命的婚姻问题，党中央想了很多办法，其一是举办舞会。“当时延安的高级领导人，师级以上军官中80%以上的人都是在这一时期恋爱、结婚、成家、生子，延安对他们是一种温馨、甜蜜的回忆。”赴延安女青年大多来自城镇，形貌气质佳，出众者每天清晨都能在窑洞窗口发现几封求爱信，或是被男士围追堵截，一些人自我感觉也是“稀有和矜贵”。女性的缺乏，导致男性找对象条件很高，有的地方要符合“358团”，意为“35岁以上，8年党龄，其中一位为团级干部”（或“其中一位为团职以上干部，双方都是党员且有3年党龄，年龄之和为50岁”）。为寻得配偶，男性之间争斗加剧，甚至导致刑事案件，黄克功枪杀刘茜即为典型。普通男性的择偶标准则一路放低：“一是女的、二是大脚、三是识字就好。”因此，黄克功案件的发生有其深刻历史原因。
危机突来，经历幼年挫折、十年内战和长征磨难的中国共产党，此时已逐步成熟，有足够的智慧进行应对。
第一，由抗大、陕北公学和边区保安司令部组成联合调查组，迅速破案，查明真相，以稳定人心，粉碎谣言。
第二，组织全民讨论，倾听民情民意。鉴于黄案是前所未有的事件，影响巨大，该作何处理，事关重大。罗瑞卿代表抗大建议中央，在延安组织各单位讨论，广泛听取民意。中央同意抗大意见，并指示边区高等法院审理该案。在大讨论中，有人认为，黄克功自恃对革命有功，无视法纪，草菅人命，如果不杀，少数居功自傲的干部将更加为所欲为，无视党的纪律，因此，应“杀了黄克功，为党敲警钟”。也有人认为，黄为革命流过血立过功，年纪还很轻，在急需人才的国难时刻，给他一次戴罪立功的机会。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成立不到3个月，审判庭庭长雷经天代理院长。他在深入调查、认真取证后，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报告案情和处理意见：“共产党应有铁的纪律，才能够号召更多人民参加伟大的抗日斗争，使这些纲领能够迅速的、普遍的、更加彻底的实现，由于如此，共产党员有犯法者应从重治罪，所以必须对黄克功处以极刑。”
第三，毛泽东代表党中央提出司法建议——不予特赦，依法枪决。黄案当天，罗瑞卿就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愤怒地说：“这样的人不杀，我们还是共产党吗？！”不久，毛泽东就收到黄克功的信：“念我十年艰苦奋斗，一贯忠于党的路线，恕我犯罪一时，留我一条生命，以便将来为党尽最后一点忠心。”经过慎重考虑，10月10日，时任中央军委主席的毛泽东致信雷经天，批准了对黄克功依法枪决的报告：“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以一个共产党员、红军干部而有如此卑鄙的、残忍的、失掉党的立场的、失掉人的立场的行为，如为赦免，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者，并无以教育做一个普通的人。因此中央与军委便不得不根据他的罪恶行为，根据党与红军的纪律，处他以极刑。”毛泽东特别强调：“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回信是党中央的司法建议，表达了毛泽东的法律思想和执纪从严的决心。
第四，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抽调精兵强将组成特别审判庭，由陪审员参与，在广场对黄克功进行公开审理，并当众宣读毛泽东来信，群众借此受到法制教育。10月11日，在延安北门外陕北公学大操场举行群众公审大会。抗大、边区保安处、高等法院3人为公诉人;雷经天担任审判长;抗大、陕北公学4人为陪审员。公审分为提起公诉、审讯被告、询问证人、群众代表发言和辩论等环节。最终，雷经天在当众宣读毛泽东来信后，宣布对黄克功处以死刑并立即执行的判决。从效果看，枪毙黄克功的枪声胜过无数宣传和报导，让全国抗战军民以及后人看到共产党人在艰难时刻的正确抉择：坚持从严治党，坚持民主法治，坚持执法如山，领导干部犯法与庶民同罪。
第五，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向公审大会作题为“民主、法制与共产主义的恋爱观”的重要讲话，阐释怎样正确处理恋爱婚姻与革命的关系，并告知广大群众，任何领导人、干部、战士与群众，在法纪面前都是平等的。公审时，张闻天代表党中央与会，当远处枪响后，他发表讲话，以此教育到会者。张闻天首先讲明婚恋原则：“恋爱是基于双方同意的自由行为。强迫，威胁，甚至用残忍的手段去杀害对方的生命，这绝不是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行径。黄克功自恃有功，无视刘茜的恋爱自由、婚姻自主，应受到法律制裁。”他又指出革命伴侣的条件：“革命队伍里的终身伴侣，首先应该在政治上、思想上有共同的信仰，愿意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志同道合，情投意合才是夫妻间最大的幸福和快乐。黄克功与刘茜，都缺乏正确的恋爱观，以至酿成悲剧，这是革命队伍里的一大不幸，要引以为戒，吸取教训。”他还谈到，妇女解放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影响很不容易清除。男尊女卑、重男轻女、大男子主义、买卖婚姻等，一直是革命与妇女解放的课题。新社会的新女性，已不是男人的奴隶、工具和私有财产。”最后，他特别强调：“任何领导人、干部、战士与群众，在法纪面前都是平等的”。这个讲话从黄案引申开来，再一次表明了党的主张。 第六，扩大宣传报道，阐明案件始末，表达党的主张，更广泛地教育群众。10月11日，审判黄案当日，边区高等法院张贴布告，公布黄克功罪状及其处理决定。三天后，也就是1937年10月14日，陕甘宁边区党的机关报《新中华报》头版头条报道了公审黄克功大会的详情，向边区内外宣传此案。担任公诉人之一的胡耀邦也在抗大校刊《思想战线》上发文，阐明公正公开审理此案的意义：“必须使我们全党知道，执行纪律也是教育形式的一种，如果我们开除了一个坏分子，不但不会使我们的队伍减弱，相反的只有使我们党、我们的队伍更加强健起来！”
第七，毛泽东在抗大讲演，提出革命青年在恋爱时应遵循的“三原则”。黄案处理后，毛泽东到抗大特意作了一场“革命与恋爱”的讲演，指出革命青年在恋爱时应遵循：革命的原则、不妨碍工作和学习的原则、自愿的原则。他要求大家从黄案中吸取教训，严肃对待恋爱、婚姻、家庭问题，要培养无产阶级的革命理想和情操，坚决杜绝类似事件发生。此后，毛泽东多次提到此事，指出作为党的干部，居功自傲、贪图享乐、欺压群众是万万要不得的。
第八，安慰、抚恤刘茜家属。在给雷经天的信尾，毛泽东特意补加上一句“对刘茜同志之家属，应给以安慰与抚恤”。但刘茜一人赴延安，其家人躲避战乱由山西流落外地，无法取得联系，故这条指示未能落实，但它反映了毛泽东考虑问题的周到性。
梳理黄克功案件整个应对处置过程，表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革命意志坚定、自我要求严格、从容应对变故、着眼长远发展的党，展示了局部执政时期党的成熟和气魄。
中共妥善应对处置黄克功案，产生了良好而长久的影响。其一，向人民交出了一份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满意答卷。即便从今天司法的角度看，案件的侦破、审理都是经得起检验的。当年世界学联代表团评价说：“边区司法系统中充满了平等与正义的精神。”著名民主人士李公朴评价：“它为将来的新中国建立了一个好的法律榜样。”其二，树立了党和政府的良好形象。在黄克功案发生前一年多的1935年冬，国民党军官张钟麟（即张灵甫）杀妻，却被从轻处罚，后来还加官进爵。两相比較，国内外交口称赞共产党公正无私，纪律严明。全国人民更加清楚地认识了中国共产党，对共产党及其政权、军队更加信赖。其三，树立了从严治党、依法执政的典范。共产党姓共，就是与民众共享权利，不以特权优待自己;就是不搞官贵民贱，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共产党只有纪律是铁打的，政权才是铁打的。1941年，陕甘宁边区再现肖玉璧案，肖玉璧因贪腐被判处死刑，他不服判决致信毛泽东，毛泽东对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说：“还记得我怎样对待黄克功吧？这次和那次一样，我完全拥护法院判决。”中共以黄克功案筑就了此后公平正义的法律基石。其四，成为应对突发事件、化解重大危机的典范。无论是第一反应、信息公开、领导决策与群众参与相结合，还是公审、判决、善后，都合法合理合情，让人信服，引人深思，中共积极作为，化被动为主动，做出的应对之策虽立足当下，却着眼长远，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在应付突变方面的成熟和战略眼光。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和营养剂。80多年前对黄克功案件的审理，至今仍不失为全面从严治党、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好教材，具有深远的警示与启迪作用：党员领导干部必须不忘初心，始终坚定理想信念，不断加强党性修养和道德修养，切勿留下人生污点，滑下犯罪深渊;党员领导干部必须牢记使命，以身作则，谨慎用权，自觉维护党的形象，切勿擅权特权，破坏党和政府的形象与公信力;坚持从严治党与依法治党相结合，从严治党与依法治国相结合，决不能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要善于运用典型案例加强警示教育;各级组织和领导干部要强化风险意识，提高风险化解能力，完善风险防控机制，以充沛顽强的斗争精神，全面提升防范应对各类风险挑战的水平，确保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安居乐业。
（作者单位：国防大学政治学院） 责任编辑：张李蕾
黄克功，江西南康人，1911年出生，参加过井冈山斗争和中央苏区反“围剿”战争，长征中立有大功。当过红军师宣传科长、团政治委员。1937年1月进入抗大学习，毕业后留校，担任第十五队队长。刘茜，山西定襄人，1921年出生，中学接受进步思想，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以笔名刘茜在报上发表短文、宣传抗日。1937年8月长途跋涉到延安，入抗大第二期十五队学习。黄克功与刘茜由此认识、交往。随着交往深入，刘茜对黄克功有了不同认识，二人矛盾纠葛日益增多，刘不愿再与黄交往。黄收到刘的拒绝信后仍来找她，结果都是郁郁而归，便认为“失恋是人生莫大的耻辱”，深陷痛苦不能自拔，最终失去理智酿成大错。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在判决书上认定的枪杀经过是：“10月5日晚带备勃郎宁手枪，威胁恫吓，竟以打敌人的枪弹对准青年革命分子刘茜的肋下开枪，刘倒地未死，尚呼求救，黄复对刘头部再加一枪，刘即毙命。”
黄克功枪杀刘茜案，给中国共产党带来前所未有的考驗：中共中央进驻延安仅大半年，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仅一个月，党中央如何应对这一从未有过的突发事件，维护党的形象？国共刚刚合作抗日，红军刚刚改编为一支世界反法西斯武装力量正式亮相于国际舞台，如何维护军队的形象？全面抗战爆发，如何破解国民党污称的“桃色事件”，争取广大爱国青年来延安？全面抗战急需人才，如何处置屡立战功的黄克功，能否不徇私情，摒弃戴罪立功的旧惯例？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成立才两个月，未经历过如此大案，边区司法能否经受考验？
综上，如何处置黄克功便成为众所关注的焦点。
黄克功案件的发生，根源于延安革命队伍中男女性别比例的严重失衡。1938年前为30∶1，1941年降至18∶1，1944年4月再降至8∶1，此比例一直维持到党中央逐渐撤离延安。青年女性成为一种稀缺的社会资源。为解决老干部、老革命的婚姻问题，党中央想了很多办法，其一是举办舞会。“当时延安的高级领导人，师级以上军官中80%以上的人都是在这一时期恋爱、结婚、成家、生子，延安对他们是一种温馨、甜蜜的回忆。”赴延安女青年大多来自城镇，形貌气质佳，出众者每天清晨都能在窑洞窗口发现几封求爱信，或是被男士围追堵截，一些人自我感觉也是“稀有和矜贵”。女性的缺乏，导致男性找对象条件很高，有的地方要符合“358团”，意为“35岁以上，8年党龄，其中一位为团级干部”（或“其中一位为团职以上干部，双方都是党员且有3年党龄，年龄之和为50岁”）。为寻得配偶，男性之间争斗加剧，甚至导致刑事案件，黄克功枪杀刘茜即为典型。普通男性的择偶标准则一路放低：“一是女的、二是大脚、三是识字就好。”因此，黄克功案件的发生有其深刻历史原因。
危机突来，经历幼年挫折、十年内战和长征磨难的中国共产党，此时已逐步成熟，有足够的智慧进行应对。
第一，由抗大、陕北公学和边区保安司令部组成联合调查组，迅速破案，查明真相，以稳定人心，粉碎谣言。
第二，组织全民讨论，倾听民情民意。鉴于黄案是前所未有的事件，影响巨大，该作何处理，事关重大。罗瑞卿代表抗大建议中央，在延安组织各单位讨论，广泛听取民意。中央同意抗大意见，并指示边区高等法院审理该案。在大讨论中，有人认为，黄克功自恃对革命有功，无视法纪，草菅人命，如果不杀，少数居功自傲的干部将更加为所欲为，无视党的纪律，因此，应“杀了黄克功，为党敲警钟”。也有人认为，黄为革命流过血立过功，年纪还很轻，在急需人才的国难时刻，给他一次戴罪立功的机会。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成立不到3个月，审判庭庭长雷经天代理院长。他在深入调查、认真取证后，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报告案情和处理意见：“共产党应有铁的纪律，才能够号召更多人民参加伟大的抗日斗争，使这些纲领能够迅速的、普遍的、更加彻底的实现，由于如此，共产党员有犯法者应从重治罪，所以必须对黄克功处以极刑。”
第三，毛泽东代表党中央提出司法建议——不予特赦，依法枪决。黄案当天，罗瑞卿就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愤怒地说：“这样的人不杀，我们还是共产党吗？！”不久，毛泽东就收到黄克功的信：“念我十年艰苦奋斗，一贯忠于党的路线，恕我犯罪一时，留我一条生命，以便将来为党尽最后一点忠心。”经过慎重考虑，10月10日，时任中央军委主席的毛泽东致信雷经天，批准了对黄克功依法枪决的报告：“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以一个共产党员、红军干部而有如此卑鄙的、残忍的、失掉党的立场的、失掉人的立场的行为，如为赦免，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者，并无以教育做一个普通的人。因此中央与军委便不得不根据他的罪恶行为，根据党与红军的纪律，处他以极刑。”毛泽东特别强调：“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回信是党中央的司法建议，表达了毛泽东的法律思想和执纪从严的决心。
第四，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抽调精兵强将组成特别审判庭，由陪审员参与，在广场对黄克功进行公开审理，并当众宣读毛泽东来信，群众借此受到法制教育。10月11日，在延安北门外陕北公学大操场举行群众公审大会。抗大、边区保安处、高等法院3人为公诉人;雷经天担任审判长;抗大、陕北公学4人为陪审员。公审分为提起公诉、审讯被告、询问证人、群众代表发言和辩论等环节。最终，雷经天在当众宣读毛泽东来信后，宣布对黄克功处以死刑并立即执行的判决。从效果看，枪毙黄克功的枪声胜过无数宣传和报导，让全国抗战军民以及后人看到共产党人在艰难时刻的正确抉择：坚持从严治党，坚持民主法治，坚持执法如山，领导干部犯法与庶民同罪。
第五，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向公审大会作题为“民主、法制与共产主义的恋爱观”的重要讲话，阐释怎样正确处理恋爱婚姻与革命的关系，并告知广大群众，任何领导人、干部、战士与群众，在法纪面前都是平等的。公审时，张闻天代表党中央与会，当远处枪响后，他发表讲话，以此教育到会者。张闻天首先讲明婚恋原则：“恋爱是基于双方同意的自由行为。强迫，威胁，甚至用残忍的手段去杀害对方的生命，这绝不是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行径。黄克功自恃有功，无视刘茜的恋爱自由、婚姻自主，应受到法律制裁。”他又指出革命伴侣的条件：“革命队伍里的终身伴侣，首先应该在政治上、思想上有共同的信仰，愿意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志同道合，情投意合才是夫妻间最大的幸福和快乐。黄克功与刘茜，都缺乏正确的恋爱观，以至酿成悲剧，这是革命队伍里的一大不幸，要引以为戒，吸取教训。”他还谈到，妇女解放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影响很不容易清除。男尊女卑、重男轻女、大男子主义、买卖婚姻等，一直是革命与妇女解放的课题。新社会的新女性，已不是男人的奴隶、工具和私有财产。”最后，他特别强调：“任何领导人、干部、战士与群众，在法纪面前都是平等的”。这个讲话从黄案引申开来，再一次表明了党的主张。 第六，扩大宣传报道，阐明案件始末，表达党的主张，更广泛地教育群众。10月11日，审判黄案当日，边区高等法院张贴布告，公布黄克功罪状及其处理决定。三天后，也就是1937年10月14日，陕甘宁边区党的机关报《新中华报》头版头条报道了公审黄克功大会的详情，向边区内外宣传此案。担任公诉人之一的胡耀邦也在抗大校刊《思想战线》上发文，阐明公正公开审理此案的意义：“必须使我们全党知道，执行纪律也是教育形式的一种，如果我们开除了一个坏分子，不但不会使我们的队伍减弱，相反的只有使我们党、我们的队伍更加强健起来！”
第七，毛泽东在抗大讲演，提出革命青年在恋爱时应遵循的“三原则”。黄案处理后，毛泽东到抗大特意作了一场“革命与恋爱”的讲演，指出革命青年在恋爱时应遵循：革命的原则、不妨碍工作和学习的原则、自愿的原则。他要求大家从黄案中吸取教训，严肃对待恋爱、婚姻、家庭问题，要培养无产阶级的革命理想和情操，坚决杜绝类似事件发生。此后，毛泽东多次提到此事，指出作为党的干部，居功自傲、贪图享乐、欺压群众是万万要不得的。
第八，安慰、抚恤刘茜家属。在给雷经天的信尾，毛泽东特意补加上一句“对刘茜同志之家属，应给以安慰与抚恤”。但刘茜一人赴延安，其家人躲避战乱由山西流落外地，无法取得联系，故这条指示未能落实，但它反映了毛泽东考虑问题的周到性。
梳理黄克功案件整个应对处置过程，表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革命意志坚定、自我要求严格、从容应对变故、着眼长远发展的党，展示了局部执政时期党的成熟和气魄。
中共妥善应对处置黄克功案，产生了良好而长久的影响。其一，向人民交出了一份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满意答卷。即便从今天司法的角度看，案件的侦破、审理都是经得起检验的。当年世界学联代表团评价说：“边区司法系统中充满了平等与正义的精神。”著名民主人士李公朴评价：“它为将来的新中国建立了一个好的法律榜样。”其二，树立了党和政府的良好形象。在黄克功案发生前一年多的1935年冬，国民党军官张钟麟（即张灵甫）杀妻，却被从轻处罚，后来还加官进爵。两相比較，国内外交口称赞共产党公正无私，纪律严明。全国人民更加清楚地认识了中国共产党，对共产党及其政权、军队更加信赖。其三，树立了从严治党、依法执政的典范。共产党姓共，就是与民众共享权利，不以特权优待自己;就是不搞官贵民贱，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共产党只有纪律是铁打的，政权才是铁打的。1941年，陕甘宁边区再现肖玉璧案，肖玉璧因贪腐被判处死刑，他不服判决致信毛泽东，毛泽东对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说：“还记得我怎样对待黄克功吧？这次和那次一样，我完全拥护法院判决。”中共以黄克功案筑就了此后公平正义的法律基石。其四，成为应对突发事件、化解重大危机的典范。无论是第一反应、信息公开、领导决策与群众参与相结合，还是公审、判决、善后，都合法合理合情，让人信服，引人深思，中共积极作为，化被动为主动，做出的应对之策虽立足当下，却着眼长远，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在应付突变方面的成熟和战略眼光。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和营养剂。80多年前对黄克功案件的审理，至今仍不失为全面从严治党、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好教材，具有深远的警示与启迪作用：党员领导干部必须不忘初心，始终坚定理想信念，不断加强党性修养和道德修养，切勿留下人生污点，滑下犯罪深渊;党员领导干部必须牢记使命，以身作则，谨慎用权，自觉维护党的形象，切勿擅权特权，破坏党和政府的形象与公信力;坚持从严治党与依法治党相结合，从严治党与依法治国相结合，决不能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要善于运用典型案例加强警示教育;各级组织和领导干部要强化风险意识，提高风险化解能力，完善风险防控机制，以充沛顽强的斗争精神，全面提升防范应对各类风险挑战的水平，确保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安居乐业。
（作者单位：国防大学政治学院） 责任编辑：张李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