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的事能否被后人所知，“居今”能否“识古”？如何“识古”？即历史能否被认知？又以怎样的方式去认知？这是个十分重要的史学命题。古今中外的历史学家们，在不同程度上，都关注过这个问题。不过，答案千差万别，也因此形成了不同的史学派别。
　　后世之所以能了解前人的历史，是因为前人留下了丰富而真实的历史著述。“求真”是古希腊历史学的一个基本底色，也由此开启了西方史学的求真传统，留下了丰富而可资借鉴的史籍。正因为真实的历史被记载，居今识古，就根本不是问题。中国古代史学中有几乎同样的思想，古史完全可以通过丰富而真实的史籍去感知。中国古代对于史籍的重要性，有十分清晰的认识，史籍正是“居今”得以“识古”的媒介。孔子说过：“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也。”孔子的这段话充分说明，可以通过丰富的“文献”，以获知古人之礼仪文物制度，没有文献，就无法获知。司马迁认为《诗》《书》《春秋》等书，皆有“述往事，思来者”的作用，故而他能“通古今之变”。班固特别指出：“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讫于天汉。其言秦汉，详矣。”司马迁之所以能写出洋洋五十二万言“史家之绝唱”的《史记》，就是依凭这许许多多的史籍。刘勰更直接指出：“居今识古，其载籍乎？”因此，丰富的史籍，载录古人真实的历史，给后人探求古史，提供了途径。
　　居今识古，意欲何为？“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世间俗语，将古今关系予以明确的说明。杜佑强调历史撰述的主要目的是“详古今之要，酌时宜可行”，尽管可以“识古”“探古”“志古”，但最重要的还是要切合时宜，为当下服务。唐太宗指出“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司马光著《资治通鉴》，“监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以为鉴戒。王夫之解释《资治通鉴》时，非常明确地点出“识古”的目的，乃明“君道”，习“国是”、察“民情”、知“边防”、识“臣节”等。这也是古代中国史学家强调的史学须经世致用，为当下服务。
　　西方史家从另一角度对于这个问题也给予了关注，他们认为史家关注历史，实际与当下密不可分。英国史学家弗里曼说过，“历史是过去的政治，政治是现在的历史”，很鲜明地揭示现实政治与古代历史的辩证关系。英国历史学家卡尔亦言：“历史是历史学家与历史事实之间连续不断的、互相作用的过程，就是现在与过去之间永无休止的对话。”历史学家因为现实问题，回眸历史，从中找寻着所研究的问题。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更明白地指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因此，历史研究是基于当前生活的兴趣和利益，是史家为了解决当时人们所关心的问题。历史的当代性，不是某一类历史的特征，而是一切历史的内在特征。
　　当今后现代史学关照之下，对这个问题竟然有着完全不同的回答。在后现代史学家看来，所谓的历史研究，只是文本的研究与建构，即如法国哲学家德里达所说：“文本之外，空无一物。”英国后现代史家凯斯·詹京斯说：“历史可说是一种语言的虚构物，一种叙事散文体的论述。”在这种话语体系之下，“居今”自然无法“识古”，因为其切断了文本与历史的内在联系，看不到史籍与历史之间互为依存的逻辑关系。史籍成了文本的建构，历史变得虚无缥缈，无从认知。
　　后现代主义史学发生了几个转向。语言学转向将研究的对象放在历史文献的载体，即语言文字之上，揭示语言表述与修辞手法对于历史书写的影响；文本的转向将历史研究变成为文本的研究与建构，可是文本本身的特点与局限成为阻碍认知历史的障碍；符号学的转向使得某些特定的符号成为关注的对象，成为历史研究的“捷径”。这几个转向，或许可以拓宽历史研究的某些层面，但是在几度“转向”之后，历史学却迷失了方向，失去了基本的认知，丢掉了历史研究的主旨。后现代史学关照之下，“居今”岂能“识古”？
　　历史学是门开放的学问，常做常新，所以不同的時代、不同的思潮对它都会有或多或少的影响，但它之所以能屹立不倒、不断壮大的根本，则是始终坚持对真实历史的探求，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我们可以借鉴后现代史学的视野，拓展历史研究的范畴，但始终应坚信“居今识古”的基本底线，方能把握住主流方向。
　　（作者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