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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世界》获得了第54届台湾金马奖最佳动画长片的奖项。这是一部从画风到题材
都颇为现实、尖锐的作品。它不是人们习惯中的那种“卡通”，导演似乎想用这样的形式告诉人们，
动画照样能够刺痛人心
“我们的爱是少年维特的烦恼，我们的心是约翰·克里斯朵夫，还有一首诗、一首朦胧的诗，还有一首歌，一首迪斯科……”影片结束，大厅响起怀旧风十足的片尾曲《我的八十年代》。这是动画电影《大世界》全国公映前在中国传媒大学的一场点映。黑框圆形近视镜、胡须密而有型，乍看有点像年轻纤瘦版宫崎骏的导演刘健对着台下的观众说，“欢迎来到成人大世界。”
一个月前，刘健站上了台湾金马奖最佳动画长片的领奖台。评委给出的评语是：“《大世界》反映当代生活及社会问题，错综复杂的关系与纵横交织的欲望，展现极为犀利的批判视野。”另一部入圍金马奖的口碑之作《大护法》导演不思凡在观影后也对片子中的“超级现实”印象深刻，认为片子反映的就是我们当下生活的“现实世界”。
《大世界》的故事设定在当下中国南方的一个小镇上，司机小张为了给整容失败的未婚妻继续找钱做手术，冒险从他老板那儿抢劫了100万现金。然而，这包现金引起了一系列灾难性的连锁反应。当这起抢劫案的新闻传播开来时，老板雇的杀手、民间小混混等人都在找小张和这笔钱。原本没有关系的他们，命运产生了交集。在一番阴差阳错、啼笑皆非的交手之后，他们迎来了意想不到的结局。
这是刘健第一部院线电影，但并不是他的处女作。
早在2010年，他的首部动画长片《刺痛我》就入围了有“动画界奥斯卡”之称的法国昂西国际动画电影节。更早之前，他还为冯小刚导演的《大腕》、孟京辉导演的《像鸡毛一样飞》制作过电影动画。但当时，他更多还是以当代艺术家的身份活跃在绘画、装置艺术、摄影等领域，作品大都在美术馆放映。后来，他觉得这些艺术形式并不能满足他的表达，随后，一头扎进了动画电影创作，不再回头。
制作动画长片的这些年里，他只有家里的一台电脑和一个手绘板。从剧本构思、人物设定，到一笔一笔画出数万张图、剪辑成片，他几乎都是孤军奋战。
“有时候虚构的现实，你反而会觉得更加真实。就像是现在的中国发生了很多超现实的事情，你原本以为不可能的事情几乎每天都在你身边发生。”刘健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失意者的不妥协
和《大世界》中的主角小张一样，类似的故事同样发生在刘健上一部作品《刺痛我》中：2008年金融危机，鞋厂倒闭，农村出来的大学生小张成了失业青年，并被超市保安误作小偷打伤了。城市里无所事事的朋友阿洪支招，他试着勒索超市总经理余总，不料却陷入了余总生意上钱权交易的凶杀风波。
某种程度上，像大学生小张这种生活在城市边缘的人，就是刘健年轻时的生活状态。1994年，大学生刘健从南京艺术学院中国画专业毕业一年后，来到北京“北漂”，驻扎在圆明园画家村。他以为画完了自然有人买，“其实不太可能”。
后来圆明园画家村被拆迁，刘健只能回到南京，去了一家动画公司谋生，虽然工资在当时算是高薪，但具体工作与理想中的绘画“没有一点关系”。他辞掉高薪工作，“光荣”地成为了一名自由艺术家。他曾与四位画画的朋友一起，玩票式地组建了一支只存在了几个月的摇滚乐队，在南京各大高校巡回演出。“我们会把话剧、小品融在演出里面，没有排练，完全即兴。”刘健说。最具代表性的一次演出，是在上海顶层画廊做的《中国孩子》：40分钟的演出，乐手们穿着白衬衣，系着红领巾，混搭话剧、摇滚，表现下岗女工和暴发户的故事。
2001年，刘健和当代艺术家赵勤联手出版了图文书《勇往直前》，恶搞般地虚构出小人物刘百万和赵富贵。用过去、现在和未来几个篇章，展现两个小人物被“金钱梦”裹挟下的魔幻人生。
像其他不肯与时代妥协的当代艺术家一样，刘健一边为了生存而“痛不欲生地”画着365集的低幼动画片《虫虫》，一边“酣畅淋漓地”对金钱社会下人性的扭曲投以冷嘲热讽。《刺痛我》就是他那一时期写成的短篇小说，刘健和他笔下的小张一样，都是失意者。
2007年，刘健创立了自己的工作室“乐无边动画”，工作室的第一个项目就是改编自同名小说的动画电影《刺痛我》，所不同的只是把时代换到了当时的金融危机。为了筹措70万的制作费用，刘健卖掉了一套房子，还向家人借了钱，因为所有经费都是自掏腰包，不少艺术圈内的好友戏称刘健是“自己投资自己”。
钱的问题解决后，他开始找团队来合作，但磨合了一段时间后，刘健发现团队的画风与自己想要的风格相去甚远。“《刺痛我》是一个写实的动画，不是卡通的人物，造型是写实的，对于没有美术基础的动画人员，这是难度最大的一种风格;还有就是因为《刺痛我》是比较个人化的风格。所以我放弃了团队工作的念头，决定自己一个人来完成。”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无奈之下，刘健买来绘图板，经过半年练习后才熟练掌握了绘图软件。在朋友圈里“消失”的3年中，除了周末陪伴家人孩子，每天至少8个小时都被“钉死”在电脑前。
即便对于专业学习动画的学生来讲，独自画长片也是不可想象的事情。但刘健只专注于当下要解决的一个个具体问题：先从一根线条开始，到完成一张脸的绘制，再到完成一个角色的绘制，最终完成10个角色……
一边创作，一边还得想着出路。2008年，刘健在东京国际动画节上租摊位，印刷海报，展示《刺痛我》的3分钟片花。荷兰国际动画电影节主席看到片花后，如获至宝，邀请他担任荷兰动画电影节评委，这给了他很大的信心。 此后，他包揽了导演、编剧、原画、动画、剪辑、人物设定等所有的关键流程，耗费3年时间彻底将作品制作完成，这是原计划时间的两倍，“这样也好，毕竟我不用付自己工资，假如用团队来做，可能200万都不够。”刘健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作品完成后，《刺痛我》入围了包括法国昂西电影节在内的多个动画电影节，并被当时风头正劲的视频网站土豆网买下版权，在创造了100多万点击量的同时，刘健也“意外”地收回了成本。“当时对电影行业一无所知，甚至没有申请‘龙标’的意识。”刘健笑着回忆当年的青涩。
法国《电影手册》曾以《中国的新突破》为题如此评价《刺痛我》：竞赛单元中真正的惊喜来自于中国。它不具有上海学派的大师范儿，没有讲述一些关于和尚和猴子的故事，而是来自于一个完全默默无闻的刘健。带着不露声色却决不妥协的态度，他的第一部叙事电影《刺痛我》标志着中国动画电影生机勃勃的回归。
漫长的战役
中国动画电影的生机勃勃是从2015年的《大圣归来》横空出世，创造近10亿票房开始的——依然是关于和尚和猴子的故事。此后接连出来了《大鱼海棠》《大护法》等作品才让中国动画电影摆脱单一的“低幼”标签。
刘健当然没有闲着。《刺痛我》之后，他意識到故事对电影的重要性，为了能把精力全部放在故事创作上，在不断修改新的电影剧本《大世界》的同时，他开始寻找商业上的合作伙伴。
2013年，刘健在为新片找投资的时候遇到了在一家影视公司担任制片人的杨城。杨城刚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不久，酷爱电影的他此前曾担任一些文艺片的制片人，并早已留意到《刺痛我》在动画界的声名。
当刘健给杨城描绘了与《刺痛我》类似的黑色幽默故事，并给杨城看了简短的手绘动画后，杨城当即决定为这部当时还叫《好极了》的电影寻找融资。刘健当时觉得，“这次好了，不用卖房子筹钱了。”
回到南京的家里，像上次创作时的情形一样，刘健又开始了“钉死”在电脑前周而复始的3年。在此期间，杨城不时到南京来看他。在街边的小酒馆里，杨城有时会带来有公司愿意投资的好消息，但更多时候，是投资方反悔的坏消息。
融资的波折并没有影响到刘健的前期创作，因为真正花钱的地方是在录音、配乐等需要合成的后期工作。他还是依照自己的“马拉松”计划，像上班一样，每天早饭后，独自来到工作室，打开电脑，连上绘图板，开始工作。状态好的时候画10个小时，不好的时候也要画8个小时，累的时候就到外边“拍拍篮球”。他也不会放任自己工作更长时间，因为他需要匀速，他知道这是一场漫长的战役，他不能透支。
资金最终落实下来是在2016年，杨城创立了自己的影视公司，并把天使轮融资的一部分钱投给了《好极了》。紧接着，又找来录音指导，赶在当年的柏林电影节征片前完成了样片。
电影节选片人来公司看片时，很多幽默的情节设计都引得他们捧腹。比如：杀手瘦皮正准备对小张痛下杀手的时候突然手机响起，接起来竟是推销电话，紧要关头，瘦皮竟还彬彬有礼地婉拒;盗贼黄眼和他的同伙刚刚抢到了巨款，开车跑路时不甘心超速要被扣200块钱，攀高去砸监控摄像头时导致触电受伤，然而镜头一转，车牌其实已经被他们此前用光盘遮住了。
送走柏林电影节选片人，刘健和杨城找酒馆喝了半瓶二锅头，刘健说，我们可以庆祝一下了，这部电影已经成了。
《好极了》创造了中国动画长片第一次入围三大国际电影节（戛纳、柏林、威尼斯）主竞赛单元的纪录，也是继宫崎骏《千与千寻》之后，新世纪第二次有亚洲动画电影入围柏林电影节主竞赛单元。
之后，这部电影经历了一次在法国的退赛风波，再之后，片方对内容进行了一些修改，并改名为《大世界》，最终获得了金马奖。最终，有了公开上映的机会。
“每一缕线条都是我的风格”
至今，刘健依然坚持每张图都要亲自手绘，为了保持“每一缕线条都是我的风格”。
“动画语言必须要同电影所要表达的主题在一起，再具体到方方面面，配音、配乐、剪辑、画面、镜头语言等全部合在一起，才能形成自己的风格。很多人说我是黑色动画，而对我来说，黑色更多是一种美学上的表达，不是指画面的亮度有多黑。”刘健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显然，对于自己喜爱的风格，他是确认无疑的。
比如在绘画风格上，刘健电影中的人物大多面貌丑陋，有大大的鼻孔和深邃的法令纹，看上去有些狰狞和猥琐，还有画面背景中随处可见的“办证、某某房地产”等日常生活中鄙俗的广告。从日漫的审美来看可能是丑的，但这种独特的真实感，刘健认为是美的。
相比一些好莱坞或日本的大制作动画，刘健的片子里很多时候甚至都没有“动”，常常是一个人物的近景，说话时只有嘴部在动，画面的其他部分都是静止的。有时甚至只能从人物手中香烟冒出的一缕细烟提醒观众，这不是一幅静态的图片。
“不够流畅，甚至有点flash动画的既视感”，是观众的普遍反映。除了可能受限于资金和人力等客观条件，刘健更喜欢从风格上做自己的解释，他并不希望自己的动画仅仅停留在夸张、漫画式的表达方式上，而是希望能够通过更“高级的”方式，使电影在相对沉静的氛围中“爆发”。
哪怕是一个没有人物的空镜头，刘健也会通过场景的色调、颜色深浅，场景道具“参与叙事”。比如《大世界》里杀手瘦皮的家中贴着《洛奇》和小狗两张海报，强烈对比给人一种戏谑感，同时又暗示着他的性格中除了残暴和冷血的一面，还有为了赚钱送他的女儿出国上学的温情一面。
哪怕是经常被耳朵忽视掉的音乐风格，拥有一颗“摇滚的心”的刘健也有自己的审美。
与《刺痛我》大量使用左小祖咒的音乐有些类似，在《大世界》里，他对配乐风格的需求是“摇滚，而非民谣”，并加入了电子乐。尤其是那首“摇滚风味的” Disco 复古歌曲《我的八十年代》，早在剧本创作阶段，并不知道怎么使用时，他就购买了音乐版权。
“导演给我看的第一个版本除了配好的对白，其他什么声音都没有。当时我就和导演说，你所说的摇滚乐，其实在画面、剪辑里是已经有体现的。所以在我声音的设计里，更多的是在节奏上。比如该转场的时候果断转场，不用淡出这种比较啰嗦的方式，而是不同声音具有冲击力的快速转换，以一种硬朗的方式制造影片的听觉节奏，简约而有效。”录音指导李丹枫说。
甚至，就连被观众诟病的“僵硬对白”，也是刘健刻意追求的“说书”风格。早在《刺痛我》制作对白时，刘健就花钱找过专业配音团队录了一版，但“表演性质浓烈”的普通话配音与他的画风相去甚远。无奈之下，他拿着最简单的录音设备找到南京的艺术家朋友们，让他们对着纸张上的对白“像平常说话”一样念了一遍。
“我的片子里，所有的配音演员都不知道画面，不知道他在电影里是怎么样的角色，只有他自己的台词，单纯的文字稿。我特别在意先入为主。如果我给他看一个形象，他就会去想说我要为这个形象配音，可能会表演。”刘健说到这一秘诀时颇为得意。
如今，电影已经上映，片尾字幕统计中担任超过20个职务的刘健只是表示其“导演的工作已经做完了”。对于票房的预期，他并不愿意表达太多。
经历过卖房筹资、电影节的入围和退赛、金马获奖等一路艰辛与风光之后，刘健已经开始在筹备下一部作品，依然关注城市边缘群体。
都颇为现实、尖锐的作品。它不是人们习惯中的那种“卡通”，导演似乎想用这样的形式告诉人们，
动画照样能够刺痛人心
“我们的爱是少年维特的烦恼，我们的心是约翰·克里斯朵夫，还有一首诗、一首朦胧的诗，还有一首歌，一首迪斯科……”影片结束，大厅响起怀旧风十足的片尾曲《我的八十年代》。这是动画电影《大世界》全国公映前在中国传媒大学的一场点映。黑框圆形近视镜、胡须密而有型，乍看有点像年轻纤瘦版宫崎骏的导演刘健对着台下的观众说，“欢迎来到成人大世界。”
一个月前，刘健站上了台湾金马奖最佳动画长片的领奖台。评委给出的评语是：“《大世界》反映当代生活及社会问题，错综复杂的关系与纵横交织的欲望，展现极为犀利的批判视野。”另一部入圍金马奖的口碑之作《大护法》导演不思凡在观影后也对片子中的“超级现实”印象深刻，认为片子反映的就是我们当下生活的“现实世界”。
《大世界》的故事设定在当下中国南方的一个小镇上，司机小张为了给整容失败的未婚妻继续找钱做手术，冒险从他老板那儿抢劫了100万现金。然而，这包现金引起了一系列灾难性的连锁反应。当这起抢劫案的新闻传播开来时，老板雇的杀手、民间小混混等人都在找小张和这笔钱。原本没有关系的他们，命运产生了交集。在一番阴差阳错、啼笑皆非的交手之后，他们迎来了意想不到的结局。
这是刘健第一部院线电影，但并不是他的处女作。
早在2010年，他的首部动画长片《刺痛我》就入围了有“动画界奥斯卡”之称的法国昂西国际动画电影节。更早之前，他还为冯小刚导演的《大腕》、孟京辉导演的《像鸡毛一样飞》制作过电影动画。但当时，他更多还是以当代艺术家的身份活跃在绘画、装置艺术、摄影等领域，作品大都在美术馆放映。后来，他觉得这些艺术形式并不能满足他的表达，随后，一头扎进了动画电影创作，不再回头。
制作动画长片的这些年里，他只有家里的一台电脑和一个手绘板。从剧本构思、人物设定，到一笔一笔画出数万张图、剪辑成片，他几乎都是孤军奋战。
“有时候虚构的现实，你反而会觉得更加真实。就像是现在的中国发生了很多超现实的事情，你原本以为不可能的事情几乎每天都在你身边发生。”刘健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失意者的不妥协
和《大世界》中的主角小张一样，类似的故事同样发生在刘健上一部作品《刺痛我》中：2008年金融危机，鞋厂倒闭，农村出来的大学生小张成了失业青年，并被超市保安误作小偷打伤了。城市里无所事事的朋友阿洪支招，他试着勒索超市总经理余总，不料却陷入了余总生意上钱权交易的凶杀风波。
某种程度上，像大学生小张这种生活在城市边缘的人，就是刘健年轻时的生活状态。1994年，大学生刘健从南京艺术学院中国画专业毕业一年后，来到北京“北漂”，驻扎在圆明园画家村。他以为画完了自然有人买，“其实不太可能”。
后来圆明园画家村被拆迁，刘健只能回到南京，去了一家动画公司谋生，虽然工资在当时算是高薪，但具体工作与理想中的绘画“没有一点关系”。他辞掉高薪工作，“光荣”地成为了一名自由艺术家。他曾与四位画画的朋友一起，玩票式地组建了一支只存在了几个月的摇滚乐队，在南京各大高校巡回演出。“我们会把话剧、小品融在演出里面，没有排练，完全即兴。”刘健说。最具代表性的一次演出，是在上海顶层画廊做的《中国孩子》：40分钟的演出，乐手们穿着白衬衣，系着红领巾，混搭话剧、摇滚，表现下岗女工和暴发户的故事。
2001年，刘健和当代艺术家赵勤联手出版了图文书《勇往直前》，恶搞般地虚构出小人物刘百万和赵富贵。用过去、现在和未来几个篇章，展现两个小人物被“金钱梦”裹挟下的魔幻人生。
像其他不肯与时代妥协的当代艺术家一样，刘健一边为了生存而“痛不欲生地”画着365集的低幼动画片《虫虫》，一边“酣畅淋漓地”对金钱社会下人性的扭曲投以冷嘲热讽。《刺痛我》就是他那一时期写成的短篇小说，刘健和他笔下的小张一样，都是失意者。
2007年，刘健创立了自己的工作室“乐无边动画”，工作室的第一个项目就是改编自同名小说的动画电影《刺痛我》，所不同的只是把时代换到了当时的金融危机。为了筹措70万的制作费用，刘健卖掉了一套房子，还向家人借了钱，因为所有经费都是自掏腰包，不少艺术圈内的好友戏称刘健是“自己投资自己”。
钱的问题解决后，他开始找团队来合作，但磨合了一段时间后，刘健发现团队的画风与自己想要的风格相去甚远。“《刺痛我》是一个写实的动画，不是卡通的人物，造型是写实的，对于没有美术基础的动画人员，这是难度最大的一种风格;还有就是因为《刺痛我》是比较个人化的风格。所以我放弃了团队工作的念头，决定自己一个人来完成。”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无奈之下，刘健买来绘图板，经过半年练习后才熟练掌握了绘图软件。在朋友圈里“消失”的3年中，除了周末陪伴家人孩子，每天至少8个小时都被“钉死”在电脑前。
即便对于专业学习动画的学生来讲，独自画长片也是不可想象的事情。但刘健只专注于当下要解决的一个个具体问题：先从一根线条开始，到完成一张脸的绘制，再到完成一个角色的绘制，最终完成10个角色……
一边创作，一边还得想着出路。2008年，刘健在东京国际动画节上租摊位，印刷海报，展示《刺痛我》的3分钟片花。荷兰国际动画电影节主席看到片花后，如获至宝，邀请他担任荷兰动画电影节评委，这给了他很大的信心。 此后，他包揽了导演、编剧、原画、动画、剪辑、人物设定等所有的关键流程，耗费3年时间彻底将作品制作完成，这是原计划时间的两倍，“这样也好，毕竟我不用付自己工资，假如用团队来做，可能200万都不够。”刘健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作品完成后，《刺痛我》入围了包括法国昂西电影节在内的多个动画电影节，并被当时风头正劲的视频网站土豆网买下版权，在创造了100多万点击量的同时，刘健也“意外”地收回了成本。“当时对电影行业一无所知，甚至没有申请‘龙标’的意识。”刘健笑着回忆当年的青涩。
法国《电影手册》曾以《中国的新突破》为题如此评价《刺痛我》：竞赛单元中真正的惊喜来自于中国。它不具有上海学派的大师范儿，没有讲述一些关于和尚和猴子的故事，而是来自于一个完全默默无闻的刘健。带着不露声色却决不妥协的态度，他的第一部叙事电影《刺痛我》标志着中国动画电影生机勃勃的回归。
漫长的战役
中国动画电影的生机勃勃是从2015年的《大圣归来》横空出世，创造近10亿票房开始的——依然是关于和尚和猴子的故事。此后接连出来了《大鱼海棠》《大护法》等作品才让中国动画电影摆脱单一的“低幼”标签。
刘健当然没有闲着。《刺痛我》之后，他意識到故事对电影的重要性，为了能把精力全部放在故事创作上，在不断修改新的电影剧本《大世界》的同时，他开始寻找商业上的合作伙伴。
2013年，刘健在为新片找投资的时候遇到了在一家影视公司担任制片人的杨城。杨城刚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不久，酷爱电影的他此前曾担任一些文艺片的制片人，并早已留意到《刺痛我》在动画界的声名。
当刘健给杨城描绘了与《刺痛我》类似的黑色幽默故事，并给杨城看了简短的手绘动画后，杨城当即决定为这部当时还叫《好极了》的电影寻找融资。刘健当时觉得，“这次好了，不用卖房子筹钱了。”
回到南京的家里，像上次创作时的情形一样，刘健又开始了“钉死”在电脑前周而复始的3年。在此期间，杨城不时到南京来看他。在街边的小酒馆里，杨城有时会带来有公司愿意投资的好消息，但更多时候，是投资方反悔的坏消息。
融资的波折并没有影响到刘健的前期创作，因为真正花钱的地方是在录音、配乐等需要合成的后期工作。他还是依照自己的“马拉松”计划，像上班一样，每天早饭后，独自来到工作室，打开电脑，连上绘图板，开始工作。状态好的时候画10个小时，不好的时候也要画8个小时，累的时候就到外边“拍拍篮球”。他也不会放任自己工作更长时间，因为他需要匀速，他知道这是一场漫长的战役，他不能透支。
资金最终落实下来是在2016年，杨城创立了自己的影视公司，并把天使轮融资的一部分钱投给了《好极了》。紧接着，又找来录音指导，赶在当年的柏林电影节征片前完成了样片。
电影节选片人来公司看片时，很多幽默的情节设计都引得他们捧腹。比如：杀手瘦皮正准备对小张痛下杀手的时候突然手机响起，接起来竟是推销电话，紧要关头，瘦皮竟还彬彬有礼地婉拒;盗贼黄眼和他的同伙刚刚抢到了巨款，开车跑路时不甘心超速要被扣200块钱，攀高去砸监控摄像头时导致触电受伤，然而镜头一转，车牌其实已经被他们此前用光盘遮住了。
送走柏林电影节选片人，刘健和杨城找酒馆喝了半瓶二锅头，刘健说，我们可以庆祝一下了，这部电影已经成了。
《好极了》创造了中国动画长片第一次入围三大国际电影节（戛纳、柏林、威尼斯）主竞赛单元的纪录，也是继宫崎骏《千与千寻》之后，新世纪第二次有亚洲动画电影入围柏林电影节主竞赛单元。
之后，这部电影经历了一次在法国的退赛风波，再之后，片方对内容进行了一些修改，并改名为《大世界》，最终获得了金马奖。最终，有了公开上映的机会。
“每一缕线条都是我的风格”
至今，刘健依然坚持每张图都要亲自手绘，为了保持“每一缕线条都是我的风格”。
“动画语言必须要同电影所要表达的主题在一起，再具体到方方面面，配音、配乐、剪辑、画面、镜头语言等全部合在一起，才能形成自己的风格。很多人说我是黑色动画，而对我来说，黑色更多是一种美学上的表达，不是指画面的亮度有多黑。”刘健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显然，对于自己喜爱的风格，他是确认无疑的。
比如在绘画风格上，刘健电影中的人物大多面貌丑陋，有大大的鼻孔和深邃的法令纹，看上去有些狰狞和猥琐，还有画面背景中随处可见的“办证、某某房地产”等日常生活中鄙俗的广告。从日漫的审美来看可能是丑的，但这种独特的真实感，刘健认为是美的。
相比一些好莱坞或日本的大制作动画，刘健的片子里很多时候甚至都没有“动”，常常是一个人物的近景，说话时只有嘴部在动，画面的其他部分都是静止的。有时甚至只能从人物手中香烟冒出的一缕细烟提醒观众，这不是一幅静态的图片。
“不够流畅，甚至有点flash动画的既视感”，是观众的普遍反映。除了可能受限于资金和人力等客观条件，刘健更喜欢从风格上做自己的解释，他并不希望自己的动画仅仅停留在夸张、漫画式的表达方式上，而是希望能够通过更“高级的”方式，使电影在相对沉静的氛围中“爆发”。
哪怕是一个没有人物的空镜头，刘健也会通过场景的色调、颜色深浅，场景道具“参与叙事”。比如《大世界》里杀手瘦皮的家中贴着《洛奇》和小狗两张海报，强烈对比给人一种戏谑感，同时又暗示着他的性格中除了残暴和冷血的一面，还有为了赚钱送他的女儿出国上学的温情一面。
哪怕是经常被耳朵忽视掉的音乐风格，拥有一颗“摇滚的心”的刘健也有自己的审美。
与《刺痛我》大量使用左小祖咒的音乐有些类似，在《大世界》里，他对配乐风格的需求是“摇滚，而非民谣”，并加入了电子乐。尤其是那首“摇滚风味的” Disco 复古歌曲《我的八十年代》，早在剧本创作阶段，并不知道怎么使用时，他就购买了音乐版权。
“导演给我看的第一个版本除了配好的对白，其他什么声音都没有。当时我就和导演说，你所说的摇滚乐，其实在画面、剪辑里是已经有体现的。所以在我声音的设计里，更多的是在节奏上。比如该转场的时候果断转场，不用淡出这种比较啰嗦的方式，而是不同声音具有冲击力的快速转换，以一种硬朗的方式制造影片的听觉节奏，简约而有效。”录音指导李丹枫说。
甚至，就连被观众诟病的“僵硬对白”，也是刘健刻意追求的“说书”风格。早在《刺痛我》制作对白时，刘健就花钱找过专业配音团队录了一版，但“表演性质浓烈”的普通话配音与他的画风相去甚远。无奈之下，他拿着最简单的录音设备找到南京的艺术家朋友们，让他们对着纸张上的对白“像平常说话”一样念了一遍。
“我的片子里，所有的配音演员都不知道画面，不知道他在电影里是怎么样的角色，只有他自己的台词，单纯的文字稿。我特别在意先入为主。如果我给他看一个形象，他就会去想说我要为这个形象配音，可能会表演。”刘健说到这一秘诀时颇为得意。
如今，电影已经上映，片尾字幕统计中担任超过20个职务的刘健只是表示其“导演的工作已经做完了”。对于票房的预期，他并不愿意表达太多。
经历过卖房筹资、电影节的入围和退赛、金马获奖等一路艰辛与风光之后，刘健已经开始在筹备下一部作品，依然关注城市边缘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