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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记：
每一次唱起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都心潮澎湃、壮志凌云；每一次凝望着鲜艳的队旗，都心花怒放、豪情万丈。“中国少年先锋队”这光荣的队名，深深地烙在了我的心底，这神圣的七个字，在我心灵深处像一把熊熊燃烧的火炬，指引着我前进的方向。1949年，当我带领儿童团员们庄严地举起双手宣誓时，便开始结下了与少先队的一世情缘，直到今天， 以至将来。
有幸走上教师岗位
回顾自己与少先队六十二年的情缘，真是记忆犹新、历历在目。
解放前，我的义务教师岗位是花钱买来的
我生在上海，父亲是个文盲，在一家轮船上当茶房以维持全家生活。八年抗战初期父亲随船外出，母亲只得把我带到温岭外婆家，靠小摊外卖为生。后来家里的生活实在维持不下去，便托人介绍我到黄岩下梁一家药店当了三年学徒。抗日战争胜利后，我随母回到上海和父亲团聚，之后考进了上海格致中学读了一年半初中。但好景不长，解放战争开始，父亲又随船离开上海去香港。1948，年我又随母亲回到温岭外婆家，当地的国民党保长认为上海人有钱，于是就想趁机敲诈一把，他扬言要抓我壮丁，母亲只得托别人花了三担半谷子（当时因金圆券贬值需用实物交易），在温岭城东小学“买”了个义务教师，义务教师，顾名思义是光教学不发工资的，但可以避免被抓壮丁。
把少年儿童组织起来
1949年5月9日，温岭解放了，我参加县人民政府小学教师短训班培训后，成了光荣的人民教师。由于我的文化水平低，1954年组织上又送我到浙江省小学教师进修学校去学习培训。1949年11月结业后，我被委派到温岭县紫皋小学任教。当年12月，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组织上分配给我的任务是担任儿童委员。一天，我在报纸上看到中国少年儿童队（后更名为中国少年先锋队）10月13日在北京成立的消息，于是我向团县委打报告，经团县委批准，于1950年1月成立温岭县第一个中国少年儿童队——温岭县紫皋乡少年儿童队大队部。但是，由于解放不久，老百姓听信谣言有顾虑，怕孩子加入儿童队后，会被共产党抓去当炮灰，于是，我就挨家挨户去解释、动员以消除家长们的顾虑，每天晚上组织少年儿童到紫皋小学门口的操场上集中开会。我给儿童队员们讲解放军不怕牺牲、英勇杀敌的故事，讲土地改革等，由于当时的小朋友家里都很穷，根本买不起红布，我们就把庙堂里的佛幡扯下来，撕成小布条，当红领巾挂在胸前。就这样，我带领大家入队宣誓后，就成立了浙江省温岭县紫阜乡少年儿童队大队部。慢慢地，紫皋乡的儿童队员像滚雪球那样，从20多人逐渐发展到160多人。我的干劲也越来越足了，白天教孩子们读书，晚上和儿童团员们一起睡在稻草堆里，一起轮流站岗、放哨、查路条。有时，我还要翻山越岭去村里巡逻、教学，向群众宣传革命的道理。
牢记中央领导的教诲和嘱托
1955年9月，我先后被评为县、地、省和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9月29日，团省委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开会，我在大会上作典型发言，介绍自己做少年儿童工作的体会。发言后，在小会议室里，当时的团中央书记胡耀邦同志接见了部分青年代表。他风趣地对我们说：“人的眼睛只有两只，却可能会长在三个不同的地方，第一种是长在头顶上，只看到领导，看不到群众，这样的人骄傲自满，会脱离群众、孤立自己；第二种是长在脑后面，只看到过去的成绩，总是想躺在功劳簿上睡大觉，这样的人会停滞不前；希望你们的眼睛永远长在前面。你们要谦虚谨慎、贴近群众、放眼未来，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
同年9月30日上午，在北京中南海，我荣幸地见到了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等党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当毛泽东同志等党中央领导一进入摄影场时，全场响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毛主席万岁”的呼喊声震耳欲聋。毛泽东等领导向全场的千余名代表频频招手示意，可是却没有面向我们浙江代表团的方向，我急中生智，马上解下胸前的红领巾，不停地挥舞着。呼喊着“毛主席万岁”。果然，毛主席等中央领导看见红领巾，都向我们这边走来，并频频招手示意。
1955年9月30日晚上，我接到了周总理署名的请柬：“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庆，定于1955年9月30日（星期五）下午7时在北京饭店举行酒会，敬请光临。”兴奋程度真是难以形容。当天晚上，我和浙江省的代表们一起进入灯火通明、金碧辉煌的宴会大厅，只见周总理首先在大厅前方举杯祝酒，接着走下来分别和各代表团敬酒，当他举杯来到我身旁，看到我胸前佩戴的红领巾时，高兴地笑着说：“你就是昨天摄影时挥动红领巾的代表吗？”我回答说：“是的。”“哪个单位的？”“浙江代表团。”周总理把酒杯高高举起说：“好，为我们美丽的西湖而干杯！”周总理和我碰杯了！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那杯酒是多么地甜醇。周总理离开前，还亲切地对我说：“你是辅导员的代表，回去后，要努力工作，培养好下一代。”
国家领导人对我的嘱咐，指引着我前进的方向，我工作着，快乐着。2001年5月16日，我和老伴应中央电视台邀请，去北京参加央视组织的《永远的红领巾——相约夕阳红》专题片的拍摄。当节目主持人问我，是什么力量让我半个世纪始终如一地乐意当“孩子王”时，我毫不犹豫地回答：“因为我是一个共产党员，为了不辜负周总理对我的嘱咐……”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动乱年代的师生情
到了“文革”，一切都闹翻了天，红领巾摘掉了，少先队也取消了，代之而来的是“红小兵”。
我被打成了“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成了“培养修正主义黑苗苗”的罪魁祸首，整天整夜地挨批斗。但是，当我心中一想到党，心底就产生了无穷的力量，我坚信“反革命走资派”“培养修正主义黑苗苗”的帽子总有一天会摘掉的。我始终相信，我们的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我一定要经得起考验。想到这里，我就会忘却那刚刚被批斗过的疲劳。我清楚地记得在遭受批斗时，“造反派”把一块吊着铁丝的大黑板，套在我的脖子上，上面写着“打倒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压得我皮肤流出血来。后来，忽然觉得不疼了，低头一看，原来是站在两旁的“红小兵”，用手指顶着大黑板的两端，大大地减轻了我肩上的重量。我的眼泪不禁夺眶而出。还有一次，“造反派”把我锁在屋里写交代材料，不让吃饭。至今我都不知道是谁，偷偷地从门缝里塞进两个白馒头，纸条上歪歪斜斜地写着：“俞老师，是妈妈叫我送来的。”我又是一阵心酸，流下了感激的热泪。我深深地懂得，这一切都是红领巾带给我的温暖。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终于被“解放”了。恢复工作后，我向组织提出的第一请求，就是让我继续戴红领巾，重当少先队辅导员。可是，我老伴却坚决反对，她感到十分委屈，心中还有一些怨气，担心那苦难悲惨的日子会卷土重来，劝我快离开这里、换个行业，甚至想去过“世外桃源”的生活。但我苦心婆心劝她，应该相信党、相信组织，这样的苦日子决不会再来。我捧出两件珍藏品，一件是当年周总理邀请我参加国庆宴会的署名请柬，另一件是周总理接见时，我胸前戴过的红领巾。我说：“这可是党交给我的任务啊！”老伴抚摸着红领巾，看着我一脸的坚决态度，慢慢地抹去了眼角的泪水，点了点头。有了老伴的支持，我几乎把自己的全部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少先队工作中，全心全意地、每时每刻地为孩子们服务。虽然奔波劳累，心情却是十分舒畅的。每每完成一项活动，每每看到孩子们纯真的笑容，每每看到孩子们的点点收获，我就感到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退休后，我还要坚持干下去
1991年10月28日，我60周岁退休时，我的小儿子患了重症不幸去世，接着，我的大女儿也因患癌症去世。白发人送黑发人，两次沉重打击，我们全家都沉浸在苦难之中，老伴更是悲痛欲绝。但是我想，再悲痛，自己也绝不能倒下去，我一定要挺住。于是，我强忍住心肝撕裂的伤痛，一边苦口婆心开导老伴，一边硬挺起来坚持工作。退休后，不少单位前来高薪聘请，都被我婉言谢绝了。这时，我又一次向领导提出请求，允许我留下来，继续戴着红领巾，做少先队的志愿辅导员。许多亲朋好友很不理解地问我：“老俞呀！论政治地位你够了，论经济收入也不错，这么大年纪应该在家种种花草，带带孙子，何必还‘赖’在红领巾队伍里不肯走，你究竟还想要什么？”我说：“从入党的第一天起，我就宣过誓，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我虽然经受了人生中的各种磨难，可我继续做少先队辅导员的决心绝不动摇，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在，我就要为红领巾事业干到底。”终于，组织上批准了我的请求并支持我一直干到今天。
让白发和红领巾一起飘扬
担任少先队辅导员工作的60多年来，我只是做了一些少先队辅导员工作中平平常常、普普通通的事，而组织却给了我很多荣誉。
2010年10月，在我从事少先队工作60周年时，中共温岭市委、市政府、团市委、市教育局，还特别地请中国青年出版社为我出书，举行《一条红领巾 一个传奇》——纪念俞明德从事少先队工作60周年的首发式。从1955年至今，我先后获得了“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全国少先队优秀辅导员”“全国少先队突出贡献奖”等光荣称号。受到了毛主席、刘少奇、周总理、朱德、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在60多年的风雨历程中，红领巾事业始终陪伴着我，我认定我的目标，为红领巾事业奋斗到底。我觉得，我这60年的确是幸福的60年。如今，我虽然老了，但我的一生却很有意义。我为自己当了一辈子的少先队辅导员感到幸福、自豪！为身边一批批优秀少先队辅导员、少先队员的不断成长而感到欣慰！我至今仍然希望能有一个健康的身体，能继续发挥余热，为关心下一代做出贡献，让白发和红领巾一起飘扬！
【俞明德，浙江省温岭市少先队终身辅导员】
责任编辑/齐 欣
每一次唱起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都心潮澎湃、壮志凌云；每一次凝望着鲜艳的队旗，都心花怒放、豪情万丈。“中国少年先锋队”这光荣的队名，深深地烙在了我的心底，这神圣的七个字，在我心灵深处像一把熊熊燃烧的火炬，指引着我前进的方向。1949年，当我带领儿童团员们庄严地举起双手宣誓时，便开始结下了与少先队的一世情缘，直到今天， 以至将来。
有幸走上教师岗位
回顾自己与少先队六十二年的情缘，真是记忆犹新、历历在目。
解放前，我的义务教师岗位是花钱买来的
我生在上海，父亲是个文盲，在一家轮船上当茶房以维持全家生活。八年抗战初期父亲随船外出，母亲只得把我带到温岭外婆家，靠小摊外卖为生。后来家里的生活实在维持不下去，便托人介绍我到黄岩下梁一家药店当了三年学徒。抗日战争胜利后，我随母回到上海和父亲团聚，之后考进了上海格致中学读了一年半初中。但好景不长，解放战争开始，父亲又随船离开上海去香港。1948，年我又随母亲回到温岭外婆家，当地的国民党保长认为上海人有钱，于是就想趁机敲诈一把，他扬言要抓我壮丁，母亲只得托别人花了三担半谷子（当时因金圆券贬值需用实物交易），在温岭城东小学“买”了个义务教师，义务教师，顾名思义是光教学不发工资的，但可以避免被抓壮丁。
把少年儿童组织起来
1949年5月9日，温岭解放了，我参加县人民政府小学教师短训班培训后，成了光荣的人民教师。由于我的文化水平低，1954年组织上又送我到浙江省小学教师进修学校去学习培训。1949年11月结业后，我被委派到温岭县紫皋小学任教。当年12月，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组织上分配给我的任务是担任儿童委员。一天，我在报纸上看到中国少年儿童队（后更名为中国少年先锋队）10月13日在北京成立的消息，于是我向团县委打报告，经团县委批准，于1950年1月成立温岭县第一个中国少年儿童队——温岭县紫皋乡少年儿童队大队部。但是，由于解放不久，老百姓听信谣言有顾虑，怕孩子加入儿童队后，会被共产党抓去当炮灰，于是，我就挨家挨户去解释、动员以消除家长们的顾虑，每天晚上组织少年儿童到紫皋小学门口的操场上集中开会。我给儿童队员们讲解放军不怕牺牲、英勇杀敌的故事，讲土地改革等，由于当时的小朋友家里都很穷，根本买不起红布，我们就把庙堂里的佛幡扯下来，撕成小布条，当红领巾挂在胸前。就这样，我带领大家入队宣誓后，就成立了浙江省温岭县紫阜乡少年儿童队大队部。慢慢地，紫皋乡的儿童队员像滚雪球那样，从20多人逐渐发展到160多人。我的干劲也越来越足了，白天教孩子们读书，晚上和儿童团员们一起睡在稻草堆里，一起轮流站岗、放哨、查路条。有时，我还要翻山越岭去村里巡逻、教学，向群众宣传革命的道理。
牢记中央领导的教诲和嘱托
1955年9月，我先后被评为县、地、省和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9月29日，团省委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开会，我在大会上作典型发言，介绍自己做少年儿童工作的体会。发言后，在小会议室里，当时的团中央书记胡耀邦同志接见了部分青年代表。他风趣地对我们说：“人的眼睛只有两只，却可能会长在三个不同的地方，第一种是长在头顶上，只看到领导，看不到群众，这样的人骄傲自满，会脱离群众、孤立自己；第二种是长在脑后面，只看到过去的成绩，总是想躺在功劳簿上睡大觉，这样的人会停滞不前；希望你们的眼睛永远长在前面。你们要谦虚谨慎、贴近群众、放眼未来，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
同年9月30日上午，在北京中南海，我荣幸地见到了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等党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当毛泽东同志等党中央领导一进入摄影场时，全场响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毛主席万岁”的呼喊声震耳欲聋。毛泽东等领导向全场的千余名代表频频招手示意，可是却没有面向我们浙江代表团的方向，我急中生智，马上解下胸前的红领巾，不停地挥舞着。呼喊着“毛主席万岁”。果然，毛主席等中央领导看见红领巾，都向我们这边走来，并频频招手示意。
1955年9月30日晚上，我接到了周总理署名的请柬：“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庆，定于1955年9月30日（星期五）下午7时在北京饭店举行酒会，敬请光临。”兴奋程度真是难以形容。当天晚上，我和浙江省的代表们一起进入灯火通明、金碧辉煌的宴会大厅，只见周总理首先在大厅前方举杯祝酒，接着走下来分别和各代表团敬酒，当他举杯来到我身旁，看到我胸前佩戴的红领巾时，高兴地笑着说：“你就是昨天摄影时挥动红领巾的代表吗？”我回答说：“是的。”“哪个单位的？”“浙江代表团。”周总理把酒杯高高举起说：“好，为我们美丽的西湖而干杯！”周总理和我碰杯了！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那杯酒是多么地甜醇。周总理离开前，还亲切地对我说：“你是辅导员的代表，回去后，要努力工作，培养好下一代。”
国家领导人对我的嘱咐，指引着我前进的方向，我工作着，快乐着。2001年5月16日，我和老伴应中央电视台邀请，去北京参加央视组织的《永远的红领巾——相约夕阳红》专题片的拍摄。当节目主持人问我，是什么力量让我半个世纪始终如一地乐意当“孩子王”时，我毫不犹豫地回答：“因为我是一个共产党员，为了不辜负周总理对我的嘱咐……”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动乱年代的师生情
到了“文革”，一切都闹翻了天，红领巾摘掉了，少先队也取消了，代之而来的是“红小兵”。
我被打成了“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成了“培养修正主义黑苗苗”的罪魁祸首，整天整夜地挨批斗。但是，当我心中一想到党，心底就产生了无穷的力量，我坚信“反革命走资派”“培养修正主义黑苗苗”的帽子总有一天会摘掉的。我始终相信，我们的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我一定要经得起考验。想到这里，我就会忘却那刚刚被批斗过的疲劳。我清楚地记得在遭受批斗时，“造反派”把一块吊着铁丝的大黑板，套在我的脖子上，上面写着“打倒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压得我皮肤流出血来。后来，忽然觉得不疼了，低头一看，原来是站在两旁的“红小兵”，用手指顶着大黑板的两端，大大地减轻了我肩上的重量。我的眼泪不禁夺眶而出。还有一次，“造反派”把我锁在屋里写交代材料，不让吃饭。至今我都不知道是谁，偷偷地从门缝里塞进两个白馒头，纸条上歪歪斜斜地写着：“俞老师，是妈妈叫我送来的。”我又是一阵心酸，流下了感激的热泪。我深深地懂得，这一切都是红领巾带给我的温暖。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终于被“解放”了。恢复工作后，我向组织提出的第一请求，就是让我继续戴红领巾，重当少先队辅导员。可是，我老伴却坚决反对，她感到十分委屈，心中还有一些怨气，担心那苦难悲惨的日子会卷土重来，劝我快离开这里、换个行业，甚至想去过“世外桃源”的生活。但我苦心婆心劝她，应该相信党、相信组织，这样的苦日子决不会再来。我捧出两件珍藏品，一件是当年周总理邀请我参加国庆宴会的署名请柬，另一件是周总理接见时，我胸前戴过的红领巾。我说：“这可是党交给我的任务啊！”老伴抚摸着红领巾，看着我一脸的坚决态度，慢慢地抹去了眼角的泪水，点了点头。有了老伴的支持，我几乎把自己的全部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少先队工作中，全心全意地、每时每刻地为孩子们服务。虽然奔波劳累，心情却是十分舒畅的。每每完成一项活动，每每看到孩子们纯真的笑容，每每看到孩子们的点点收获，我就感到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退休后，我还要坚持干下去
1991年10月28日，我60周岁退休时，我的小儿子患了重症不幸去世，接着，我的大女儿也因患癌症去世。白发人送黑发人，两次沉重打击，我们全家都沉浸在苦难之中，老伴更是悲痛欲绝。但是我想，再悲痛，自己也绝不能倒下去，我一定要挺住。于是，我强忍住心肝撕裂的伤痛，一边苦口婆心开导老伴，一边硬挺起来坚持工作。退休后，不少单位前来高薪聘请，都被我婉言谢绝了。这时，我又一次向领导提出请求，允许我留下来，继续戴着红领巾，做少先队的志愿辅导员。许多亲朋好友很不理解地问我：“老俞呀！论政治地位你够了，论经济收入也不错，这么大年纪应该在家种种花草，带带孙子，何必还‘赖’在红领巾队伍里不肯走，你究竟还想要什么？”我说：“从入党的第一天起，我就宣过誓，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我虽然经受了人生中的各种磨难，可我继续做少先队辅导员的决心绝不动摇，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在，我就要为红领巾事业干到底。”终于，组织上批准了我的请求并支持我一直干到今天。
让白发和红领巾一起飘扬
担任少先队辅导员工作的60多年来，我只是做了一些少先队辅导员工作中平平常常、普普通通的事，而组织却给了我很多荣誉。
2010年10月，在我从事少先队工作60周年时，中共温岭市委、市政府、团市委、市教育局，还特别地请中国青年出版社为我出书，举行《一条红领巾 一个传奇》——纪念俞明德从事少先队工作60周年的首发式。从1955年至今，我先后获得了“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全国少先队优秀辅导员”“全国少先队突出贡献奖”等光荣称号。受到了毛主席、刘少奇、周总理、朱德、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在60多年的风雨历程中，红领巾事业始终陪伴着我，我认定我的目标，为红领巾事业奋斗到底。我觉得，我这60年的确是幸福的60年。如今，我虽然老了，但我的一生却很有意义。我为自己当了一辈子的少先队辅导员感到幸福、自豪！为身边一批批优秀少先队辅导员、少先队员的不断成长而感到欣慰！我至今仍然希望能有一个健康的身体，能继续发挥余热，为关心下一代做出贡献，让白发和红领巾一起飘扬！
【俞明德，浙江省温岭市少先队终身辅导员】
责任编辑/齐 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