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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初，吴仲廉（中）与她的四个儿子。左起：江小华、虞大江、吴小白、吴长征
我的母亲吴仲廉是湖南宜章人，1927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湘南起义、井冈山斗争和两万五千里长征，为创建新中国披肝沥胆，浴血奋战。全国解放后，母亲走上政法工作的领导岗位，成为一位颇有建树的人民法官。
多少个日日夜夜里，每当想起母亲，我都百身莫赎，百感交集。当我提起笔来，饱含深情地写一篇文章怀念她，手中的笔变得比山石还重。我忽然领略到，人生最难的一件事就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母亲的伟大，母亲的慈祥，母亲对儿女那滴滴如血之情。
听老妈妈们讲述过去革命的事情
说实话，过去我对母亲的革命人生和伟大的精神情操了解不多。我又很少向父亲追问母亲的革命经历，也很少与兄弟们谈论有关母亲的一些事情——因为，那是一种撕心裂肺的伤痛。1967年1月19日，母亲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迫害致死，罹难时年仅58岁。
1986年清明节那天，我和爱人谭泾远回家看望父亲。只见父亲独自坐在沙发上，眼角还挂着泪珠。他心情沉重地对我们说：“你们的母亲离开人世已经快20年了，你们应该更多地了解自己的母亲，学习和继承她坚强的革命品格。康克清妈妈和曾志、彭儒阿姨都是你母亲在井冈山的战友，她们现在年事已高，应该抓紧时间去访问她们。”
12月6日吃早饭时，父亲坐在饭桌旁沉默不语，悄悄地落泪，一起吃饭的人都不知所措。过了一会儿，父亲突然对弟媳孙池说：“今天是吴妈妈的生日，晚上吃面条吧……”
父亲动情的提示，一次又一次撞击着我的心灵。几天后，我和弟弟小白专门到万寿路新六所拜访了康妈妈和曾志、彭儒两位阿姨。
母亲和曾志、彭儒阿姨都是湖南宜章人。少年时代，她们都在宜章县城女子学校念书，后在湖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读书。曾志阿姨的家庭相对比较富裕，她虽然比我母亲小两岁，在三师还是母亲的高班同学。1927年4月，她介绍母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两位阿姨深情地回忆了母亲的许多往事。
母亲从小聪明内向，学习成绩一直很优秀。她多才多艺，会吹箫弹琴，拉二胡，还写得一手娟秀的毛笔字。在女学生很少的县城里，她颇有名气。
1927年5月21日，湖南军阀许克祥发动马日事变后，学校被反动军警包围。母亲和青年教师张际春带领20多名宜章籍同学，连夜步行赶回家乡。路上她机警地应付了敌人的盘查，把同学们平安地带回家，为湘南暴动积蓄了火种。在宜章县石奇石村，母亲和几位党员同志秘密地建立了特别党支部，她担任组织委员，还发展了10多名党员。
1928年1月，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的队伍来到湘粤边界。他们领导的宜章暴动掀开了湘南起义的序幕。为配合红军行动， 1月19日，母亲和特支书记彭洒领导了石奇石农民暴动，打土豪，分田地，成立了农民自卫武装——工农革命第一师石奇石独立营。在攻打黄沙堡城的战斗中，母亲带领妇女和青年学生送茶送饭，护理伤员，整整三天三夜，忙碌在城堡下面。
母亲跟随朱德、陈毅率领的部队走上井冈山后，曾担任红四军前委组织干事，后来又在毛泽东身边做文书工作。她誊写通知、命令，工作紧张忙碌，往往在军委会议后一个小时，就要把会议决定抄写多份，立即分发到各部队去。母亲办事干练，经常一个人干几个人的工作，刻钢板、抄文件、印材料，样样工作都很出色。
曾志阿姨还告诉我们，古田会议召开之前，母亲参加了部队思想调查工作和毛委员主持的一系列会议，她作为工作人员参加了古田会议的全过程。《古田会议决议》最初就是经母亲亲手抄写发出的。
在井冈山，母亲和康克清妈妈是一对最要好的姐妹。母亲比康妈妈年长4岁，参加革命早，又有文化，康妈妈一直尊敬地称她吴大姐。
在回忆长征的经历时，康妈妈说：“在我们井冈山姐妹中，你母亲是吃苦受罪最多的一个，也是非常坚强的一个。从江西出发不久，吴大姐就打摆子，把身体消耗垮了。她经常掉队，但仍背着一个干粮袋，一个文件袋，擎着火把，一步一步地追赶队伍。赶到宿营地，她来不及休息，就又坐在油灯下将纵队司令部发下来的命令、通知、行军路线，抄写多份，送给各个部队。”
“参加中央红军长征的有30位女同志，”康妈妈掰着手指，一个一个地细数着：“有我、吴（仲廉）大姐、蔡（畅）大姐、邓（颖超）大姐、贺子珍、刘英、刘群先、金维映、邓六金……1935年6月红军两大主力会师后，跟随左路军行动的有我、吴大姐、王泉媛、李伯钊、李建华、周越华、吴富莲７人。吴大姐和王泉媛、吴富莲三人，又西渡黄河，参加西路军打通国际通道的战斗。而在她们三位中，吴大姐年龄最大，革命经历最长。她当时是西路军第九军政治部敌工部副部长。”
接着，康妈妈还特别讲了他们在左路军与张国焘斗争的往事。
“1935年6月，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促成了北上抗日的大好形势。可是，张国焘野心勃勃，一定要分裂红军，出现了谁都不愿意看到的危急局面。9月10日，党中央率原中央红军第一、第三军团北上。这个时期，张国焘加强了对朱老总和刘伯承总参谋长的打击迫害，并封锁消息。朱老总和刘伯承因为无事可做，常在一起。听说张国焘罢免了红五军代政委曾日三，派他的亲信黄超到红五军任政委，又派李特到九军团煽动大家反对毛泽东和党中央。朱老总和刘伯承不放心，叫我到这两个部队去看看，了解一下干部的思想情况。
“我先到红五军找到吴仲廉。她是我的好朋友，从井冈山上下来长期在一起。吴仲廉对我说：‘还在阿坝时，张国焘就鼓动大家南下。红五军从军长董振堂起，都不赞成张国焘的主张，最初许多人都不愿在左路军受张国焘的气，要求脱离左路军，跟中央红军北上抗日。后来听董振堂传达了朱老总的意见，又听说朱总司令和刘伯承总参谋长都留下了，情绪才慢慢稳住。自从黄超来担任政治委员，情况一天比一天复杂，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办好。’
“我按照朱老总的意思，对她说：‘不管遇到什么情况和困难，都要相信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要讲团结，按组织原则办事。要坚信，事情总会搞清楚的。’我特别说，这是总司令对红五军的最大希望。吴仲廉把这几句话重述了一遍，然后说：‘我一定把总司令的希望转告大家。请你告诉总司令和刘总长放心。’
“我又找了几个干部谈话，他们都同吴仲廉说的差不多，没有人赞成张国焘的主张。回来后，我把这些情况向朱老总和刘伯承作了汇报。两人听了相对笑笑，说今后要继续稳定一方面军的同志，要多做四方面军的团结争取工作。”
20世纪80年代后期，康妈妈在撰写回忆录时，非常郑重地把这段经历收录到她的回忆录中。
1936年10下旬，母亲随军西渡黄河，奉命参加打通国际通道的战斗。然而，渡河部队西进后，面对的是剽悍凶残、全副日式装备的马家军，在4个多月的时间里，西路军将士浴血奋战，终因寡不敌众，兵败祁连山。在访问康妈妈时，我们得知，西路军失利后，母亲被编在干部支队，也就是说，她一直战斗到最后一刻。
1937年3月中旬石窝会议后，西路军将现有兵力和人员分为左、右两个支队进行游击活动，等待与党中央派出的援西军会合。左支队向西行进了几天后，感到部队拖儿带女很累赘，便分出一个干部支队，与主力分开行动。干部队不足400人，除了原直属队的一些领导干部如曾日三、毕占云、张琴秋、欧阳毅、刘瑞龙、吴仲廉，大都是伤病员和妇女、小孩。他们没有地图，没有指南针，在冰雪覆盖的祁连山上转来转去，接连遭到马匪骑兵的袭击，没有多长时间，队伍就被打散了。政委曾日三为掩护部队英勇牺牲。暂时突围的同志也先后被俘。
母亲被俘后，敌人把她押到西宁，在中山医院做苦工。不想，却被中山医院的一名医生认出来了。这个医生叫罗承训，几个月前，随马家军在一条山阻击红军时被红九军俘获。当时母亲是红九军敌工部副部长，她亲自与俘虏谈话，进行抗日教育，做感化工作。罗承训不仅获释，还得到回家的路费。他非常感激红军的俘虏政策。当罗承训认出母亲时，既吃惊又紧张。他知道，这位女红军在共产党是个不小的官，一旦被马匪发现肯定是会被处死的。他决定要帮助母亲脱离虎口。
这时，西路军组织部长张琴秋和妇女独立营营长陶万荣也被押到西宁。她们都是红军的重要干部。母亲决定帮助她们一起逃出去。于是，她和罗承训制定了一个周密的计划。可计划尚未实施，她们就落到蒋介石派到青海专门监视马步芳特派员、省党部政训处长李晓钟手中。
长期以来，我们心中有一个谜：既然罗承训要救母亲出去，怎么又把她交给李晓钟了？这个疑问在王定国老妈妈那里找到了答案。
当时，王定国和西路军剧团的三四十名女战士被俘后被押解到西宁，扩充到马步芳第一○○师的跳舞团里。小姐妹们得知张琴秋、吴仲廉被俘的消息，非常焦急，千方百计地将她们认领到跳舞团保护起来。
当时还有一些被俘的西路军女战士被分给马匪的军官做老婆或当佣人。其中一个叫杨绍德的女战士，被“赏给”省党部宣传科长陆澄做小老婆。在红军队伍中，人员素质也不一样。有人不甘受凌辱，拼死抗争。杨绍德却属于“总算逃出苦海”的那种人。平日里，她喜欢串串门，走动走动。一天，她去看望一位女友，无意中发现了隐藏在那里的张琴秋，回家后便向陆澄告密。陆澄的上司正是蒋介石的特派员李晓钟。为了把张琴秋、吴仲廉从马步芳的手里弄出来，李晓钟假意应承将她们送回原籍，可一到西安，就把她们交给国民党宪兵队，直接将她们押往南京，关进国民党关押政治要犯的南京晓庄“反省院”。
母亲她们到南京时已经是1937年8月初，全面抗战已经爆发。在周恩来副主席、叶剑英总参谋长亲自关怀和党组织的竭力营救下，母亲和张琴秋、陶万荣3人终于获释。
从中央红军1934年10月离开江西，到1937年10月回到延安，母亲的长征整整走了3年时间。在这3年中，她历尽千辛万苦，但她坚强地走过来了，终于回到党中央的怀抱。
在访问康妈妈以后的20多年里，我又先后访问了几十位革命前辈，追寻母亲的足迹，母亲坚强执著的形象在我心中更加高大起来。
母爱——我心中永远的记忆
1940年3月28日，我出生在洪泽湖畔的赵庄——苏皖纵队司令部所在地。那时，父亲江华是苏皖纵队司令员兼政委，母亲是纵队政治部主任。为巩固根据地，他们动员群众，健全抗战组织，开展武装斗争，扩大统一战线，各种任务都非常繁重。为了不增加基本群众的负担，母亲只好将我寄养在一户拥护抗日的开明绅士家中。虽然条件相对好一些，但也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当我回到母亲的怀抱时，便呀呀学语地讲：“我家有大白鹅。”“我家有……”细心的母亲看到地富家庭对孩子潜移默化的影响，很是担心，于是，把我接回来。从此，我再也没离开过母亲。
党的七大召开之前，各根据地的七大代表陆续奔赴延安。我的父亲和母亲同为山东根据地选出的七大正式代表。由于沿途都是日伪军的封锁线，他们不能一同奔赴延安。当青纱帐起来的时候，父亲由武装护送，先期出发。随后，母亲化装成农妇，带着我，离开山东根据地。在警卫战士的护送下，我们经过河南、山西、陕西，通过数道封锁线后，西渡黄河，于11月抵达陕北绥德，与等候在那里的父亲会合，然后一起同行至延安。后来，母亲曾多次对我讲：“在路过济南时，护送我们的鲁叔叔不幸牺牲了。你要永远记住他的名字。”
从那时起，我在革命圣地延安生活了两年多的时间。儿时的记忆在我的脑海中是模糊的，却留下3张最珍贵的照片：一张是我与父母的合影，另外两张是母亲带着我和战友们的合影。这是最好的历史见证。
我的童年是在战争年代度过的。我记忆最深刻的一件事是从延安出发去东北的路上。抗战胜利后，党中央、毛泽东及时作出了全党力争东北、把东北建设成巩固的战略基地的重大决策。我的父母也奉命进入东北，开辟新区。我和母亲跟着“财神”李富春的队伍出发。部队经过山西时，阎锡山的部队妄图截获“财神”运往东北的物资，把我们的部队包围了。那时，我6岁，已经记事。在铁脚山突围中，母亲为了救我，让警卫员丁荣光先背上我冲出包围圈，她自己却被敌人截住。后来，母亲机智地躲过敌人的盘查，很快回到队伍中。
1949年秋天，我和弟弟小华、小白跟随父母来到美丽的西子湖畔。从此，我们有了一个安定的家。初到杭州时，父亲在浙江省委担负领导工作，母亲是省妇联主任。1952年，母亲又担任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她是新中国第一位省高级法院女院长。母亲带领省法院的同志们“一边作战，一边建军”。他们携眷下乡，巡回审判，很快在浙江全省普遍建立起人民法庭和巡回法庭。那时，我和弟弟都在寄宿制学校，很难见到母亲，但我们仍然感到母爱无处不在。
母亲爱孩子，但绝不溺爱娇纵，而是把对我们做人的教育寓于立身行事、待人接物的家庭生活之中。诸如穿衣、吃饭、站立、行动、说话这样的生活小事，她都提出严格的要求。比如进餐，坐姿要端正，手肘在桌边的占位要适中，要等长辈动手才能拿筷子，咀嚼食物不能有响声等等。那时，从家里到学校要绕半个西湖，对于十几岁的孩子来说，路途是够远的。父母一直要求我们走路上学，还给我们讲两万五千里长征的故事。为了让我们更多地了解社会，寒暑假期间，母亲让我们到工作人员的大食堂吃饭。她还要我帮助炊事员记账，了解柴米油盐和蔬菜、肉类的价格，培养精打细算的好习惯。
当年在中央苏区，母亲曾和康克清妈妈一起领导过一支女子义勇队。朱德总司令曾对她们说：“只有严格治军，才能带出好兵。”她们遵照朱总司令传授的经验严格带兵，不论队列训练、内务卫生、日常作息和值勤放哨来不得半点懈怠和马虎。在她们的训导下，女子义勇队成了一支引人注目的队伍。长大以后，我才知道母亲严格要求的良苦用心。从少年时期，她就开始训练我们端正的举止和吃苦耐劳的好品格。
父母一贯不主张我们死读书，很注意培养我们多种兴趣爱好。母亲经常鼓励我们积极参加校外活动。那时，我痴迷无线电，参加了杭州少年宫的无线电小组，学习过手工收发报，还学习制作矿石收音机。我将组装的矿石收音机机壳选用坦克造型。我兴高采烈地把它带回家，在母亲面前显耀。母亲幸福地笑了……
母亲生活很节俭，从来舍不得给自己买什么，但只要对孩子们的成长有用，她永远是大方的。上海苏联展览馆建成不久，母亲带我们去参观。在商品服务部的柜台前，我被一块苏联制造的胜利牌手表迷住了。在物质条件并不富足的年代，我只能一饱眼福，并不敢奢望。没想到母亲竟让售货员把手表包装起来，把它买下了。
母亲轻轻拍着我的肩膀说：“时间对每一个人都很有限，但一分一秒过去了，就不会再回来，要在有限的时间里做更多更有用的事情。”直到今天，我仍然有带手表的习惯，保持了有效的时间观念。
男孩子总是调皮的。那时，我家住在杭州市郊，房子沿山坡修筑在平台上。1955年暑假，我们兄弟姊妹几个在平台边缘采摘树叶，因用力过猛，我一失手，摔下平台。霎那间，我的两眼直冒金星，左腿像断了一样，疼得不听使唤。母亲闻讯赶来。她又着急，又心疼，立即把我送往医院。经医生诊断，我的左腿股骨颈发生骨折。
那时，我已经15岁了，正值青春成长发育期，为了保证我的腿将来能发挥正常功能，在治疗的每一个过程中，母亲都多方咨询，选择最佳的治疗方案。后来因病理原因，我被转到上海康复医院，采用三叶钉内固定和石膏马裤外固定的手术方案进行治疗。在康复阶段，为消除外固定造成的肌肉萎缩和关节活动障碍的后果，母亲大胆采纳医生的建议，利用苏联首创的体育疗法，通过滚动圆木棍、蹬踏可调节阻力的自行车、绑沙袋的肌力增强体操等辅助手段对我进行康复训练。后来，我又忍着拉伸肌肉的疼痛和重复动作的折磨，练习行走。在母亲的精心照料和鼓励下，我的伤腿很快恢复了功能，同时也磨炼了我的意志。
1961年，我高中毕业。当时蒋介石疯狂叫嚣反攻大陆，战备形势紧张。父母许多老战友的孩子选择从军或报考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由于我的腿受过伤，失去了当兵的机会。只能看着伙伴们穿上军装而望洋兴叹。父母戎马一生，很理解我的心情。为了帮我选择理想的专业，父母煞费苦心，还征求了不少老同志的意见，最终选择了服务于国防事业的自动控制专业，总算满足了我的心愿。
由于自己的勤奋努力，我如愿以偿地考入清华大学自动控制系自动控制专业。当时，国家加强三线建设，军工企业一般都在三线地区的山沟里。在我步入校门之前，父母语重心长地对我讲：“你既然选择了这个尖端专业，就要准备吃苦，准备钻一辈子山沟，要有为国防事业贡献自己一生的决心。”
初次离家，到1000多公里以外的北京去读书，对我来讲，生活费的保管和使用是一次很大的考验。没想到，母亲一次就给足了一个学期的钱，包括返回杭州的路费。算起来，母亲给我的钱并不多，每月的伙食费和零花钱只有20元，如果开支不当，等到寒暑假回家我连路费都没有。从那时起，我渐渐养成了节省和计划用钱的好习惯。
我有一个同母异父的哥哥，名叫吴长征，是母亲与曾日三烈士所生的孩子。1937年3月，西路军失败后，母亲把襁褓中的儿子寄养在甘肃临泽一位姓王的老乡家里。
在日后10多年的革命战争中，母亲一直思念着留在河西走廊的儿子。全国解放后，我们一家刚在杭州安顿下来，母亲就吩咐警卫员赵太福去西安，找西北野战军彭德怀总司令帮忙，寻找我哥哥的下落。
哥哥被接回来时已15岁了，他在甘肃偏远的牧区放羊，没有上过一天学。母亲担心他不能很快地接受这个家庭，无法与弟弟们和谐相处，特意带着他单独住外面，重点培养感情，建立对母亲的信任感。母亲还专心为他设计了一条速成学习的途径，使他在很短的时间内，补上小学和初中的文化课。后来，哥哥考上浙江大学无线电系，毕业后，被分配到上海无线电三厂工作。
母亲又回到魂牵梦绕的井冈山
1998年，年老体衰的父亲由于病痛的折磨已经走到生命的尽头。在交代后事时，父亲曾对我们说：“我是从井冈山出来的，我死后，还要回到井冈山。”
父亲是湖南省江华县大石桥乡人，1907年8月1日出生在一个贫苦的瑶族家庭。1925年秋天，父亲考入湖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不久便加入了共青团，第二年又转为中共党员。1928年5月，他来到井冈山根据地，先是任中共茶陵县委书记，后又担任红四军前委秘书。
那时，我母亲是前委的文书。在上井冈山之前，她和父亲曾一起参加学生运动。在前委，他们整天在一起抄抄写写，不仅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同时也萌发了恋情。
可是，就在他们的关系尚未公开之时，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委员谭震林为我母亲和方面军政治部秘书长曾日三错点了鸳鸯谱。在康克清等姐妹的热心劝说下，母亲只好服从组织，与曾日三结婚。朱总司令还是他们的主婚人。
在艰苦卓绝的两万五千里长征中，父亲所在的红三军团始终跟随党中央行动。
1937年10月，母亲回到延安时，父亲已是军委四局局长。他爱心不变，仍旧孤身一人，对母亲一往情深。他的真挚情感使母亲很受感动。从1938年秋天，父母随山东支队奔赴抗战前线，他们相濡以沫29年，再没有分开过。
我父母之间的感情是让很多老战友，甚至年轻人羡慕的。在他们的感情中，除了真诚的爱，还有一份深切的井冈山情结。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到外地开会、调研或休息，去浙江的次数是最多的，大约有53次。毛泽东为什么如此爱杭州？有人猜测，除了杭州宛如人间天堂的美丽景致外，与主政浙江的江华和夫人吴仲廉都是“井冈山人”不无关系。
毛泽东在杭州期间，很愿意把我父母找去叙旧，回忆当年在井冈山和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20世纪50年代以后，贺子珍长期住在上海。母亲与她从井冈山起就是要好的姐妹。贺子珍每次来杭州，母亲都要亲自到火车站去接她，还要请她来家里吃饭，聊上一会儿当年的战斗生活。
母亲性格沉稳内向，却生得一身铮铮硬骨。在井冈山和中央根据地历次反“围剿”斗争中，在两万五千里长征和鏖战河西走廊的战斗中……一路坚强地走过来，特别是在“文革”中，面对林彪、江青一伙阴谋篡党夺权，母亲毫不畏惧，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和斗争。
1967年1月18日，在上海一月夺权风暴影响下，浙江省的“造反派”开始在公检法系统全面夺权，大批厅、处级干部遭到批斗，工作陷于瘫痪。就在“造反派”全面夺权的第二天，母亲不幸遇难。当时有关方面的结论是：吴仲廉畏罪自杀。
母亲去世后，浙江省法院的“造反派”只通知我大哥吴长征前去料理后事。可善后的整个过程既不让他参与，又不让他知道，甚至将母亲的骨灰都被秘密处理掉。
当时，父亲被关押在浙江美术学院，对于母亲遭遇不幸，他一点也不知道。这年2月，毛泽东指示要把一批省委第一书记接到北京保护起来。当周恩来的一位联络员几经周折找到我父亲，通知要送他去北京时，父亲的第一反应是：“我去了，吴仲廉怎么办？”人们不得不把母亲遇难的噩耗告诉他……
得知母亲遇难的消息，我立即从北京赶回杭州。兄弟几人设法秘密寻找证据，查清母亲的死因。省法院的一些同志曾偷偷地告诉我，母亲的死疑点很多：一个人怎么可能坐着，在没有任何外力的情况下，自己将自己勒死呢？在隔离审查的过程中，她几次利用上厕所的机会，鼓励其他同志，要相信党，要坚强……我回到杭州时，现场完全被破坏，连母亲的骨灰都不知去向，孤助无援的我们心中一片茫然……
然而，历史是公正的，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最终被押上了历史的审判台。1978年11月，浙江省政法系统为母亲召开平反昭雪大会。
为了实现父亲要求回井冈山的遗愿，我们在井冈山茅坪烈士陵园的山坡上为父母建好一块简朴无华的青石墓碑。2001年2月22日，我们全家在井冈山为父母举行了庄重的骨灰安放仪式。在纪念朱毛井冈山会师80周年前夕，我们又在墓碑旁为父母矗立起一座崭新的铜像。绿树葱茏，绿草茵茵，一对英武的红军情侣深情地仰望着毛泽东当年居住的八角搂……
我的母亲吴仲廉是湖南宜章人，1927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湘南起义、井冈山斗争和两万五千里长征，为创建新中国披肝沥胆，浴血奋战。全国解放后，母亲走上政法工作的领导岗位，成为一位颇有建树的人民法官。
多少个日日夜夜里，每当想起母亲，我都百身莫赎，百感交集。当我提起笔来，饱含深情地写一篇文章怀念她，手中的笔变得比山石还重。我忽然领略到，人生最难的一件事就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母亲的伟大，母亲的慈祥，母亲对儿女那滴滴如血之情。
听老妈妈们讲述过去革命的事情
说实话，过去我对母亲的革命人生和伟大的精神情操了解不多。我又很少向父亲追问母亲的革命经历，也很少与兄弟们谈论有关母亲的一些事情——因为，那是一种撕心裂肺的伤痛。1967年1月19日，母亲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迫害致死，罹难时年仅58岁。
1986年清明节那天，我和爱人谭泾远回家看望父亲。只见父亲独自坐在沙发上，眼角还挂着泪珠。他心情沉重地对我们说：“你们的母亲离开人世已经快20年了，你们应该更多地了解自己的母亲，学习和继承她坚强的革命品格。康克清妈妈和曾志、彭儒阿姨都是你母亲在井冈山的战友，她们现在年事已高，应该抓紧时间去访问她们。”
12月6日吃早饭时，父亲坐在饭桌旁沉默不语，悄悄地落泪，一起吃饭的人都不知所措。过了一会儿，父亲突然对弟媳孙池说：“今天是吴妈妈的生日，晚上吃面条吧……”
父亲动情的提示，一次又一次撞击着我的心灵。几天后，我和弟弟小白专门到万寿路新六所拜访了康妈妈和曾志、彭儒两位阿姨。
母亲和曾志、彭儒阿姨都是湖南宜章人。少年时代，她们都在宜章县城女子学校念书，后在湖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读书。曾志阿姨的家庭相对比较富裕，她虽然比我母亲小两岁，在三师还是母亲的高班同学。1927年4月，她介绍母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两位阿姨深情地回忆了母亲的许多往事。
母亲从小聪明内向，学习成绩一直很优秀。她多才多艺，会吹箫弹琴，拉二胡，还写得一手娟秀的毛笔字。在女学生很少的县城里，她颇有名气。
1927年5月21日，湖南军阀许克祥发动马日事变后，学校被反动军警包围。母亲和青年教师张际春带领20多名宜章籍同学，连夜步行赶回家乡。路上她机警地应付了敌人的盘查，把同学们平安地带回家，为湘南暴动积蓄了火种。在宜章县石奇石村，母亲和几位党员同志秘密地建立了特别党支部，她担任组织委员，还发展了10多名党员。
1928年1月，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的队伍来到湘粤边界。他们领导的宜章暴动掀开了湘南起义的序幕。为配合红军行动， 1月19日，母亲和特支书记彭洒领导了石奇石农民暴动，打土豪，分田地，成立了农民自卫武装——工农革命第一师石奇石独立营。在攻打黄沙堡城的战斗中，母亲带领妇女和青年学生送茶送饭，护理伤员，整整三天三夜，忙碌在城堡下面。
母亲跟随朱德、陈毅率领的部队走上井冈山后，曾担任红四军前委组织干事，后来又在毛泽东身边做文书工作。她誊写通知、命令，工作紧张忙碌，往往在军委会议后一个小时，就要把会议决定抄写多份，立即分发到各部队去。母亲办事干练，经常一个人干几个人的工作，刻钢板、抄文件、印材料，样样工作都很出色。
曾志阿姨还告诉我们，古田会议召开之前，母亲参加了部队思想调查工作和毛委员主持的一系列会议，她作为工作人员参加了古田会议的全过程。《古田会议决议》最初就是经母亲亲手抄写发出的。
在井冈山，母亲和康克清妈妈是一对最要好的姐妹。母亲比康妈妈年长4岁，参加革命早，又有文化，康妈妈一直尊敬地称她吴大姐。
在回忆长征的经历时，康妈妈说：“在我们井冈山姐妹中，你母亲是吃苦受罪最多的一个，也是非常坚强的一个。从江西出发不久，吴大姐就打摆子，把身体消耗垮了。她经常掉队，但仍背着一个干粮袋，一个文件袋，擎着火把，一步一步地追赶队伍。赶到宿营地，她来不及休息，就又坐在油灯下将纵队司令部发下来的命令、通知、行军路线，抄写多份，送给各个部队。”
“参加中央红军长征的有30位女同志，”康妈妈掰着手指，一个一个地细数着：“有我、吴（仲廉）大姐、蔡（畅）大姐、邓（颖超）大姐、贺子珍、刘英、刘群先、金维映、邓六金……1935年6月红军两大主力会师后，跟随左路军行动的有我、吴大姐、王泉媛、李伯钊、李建华、周越华、吴富莲７人。吴大姐和王泉媛、吴富莲三人，又西渡黄河，参加西路军打通国际通道的战斗。而在她们三位中，吴大姐年龄最大，革命经历最长。她当时是西路军第九军政治部敌工部副部长。”
接着，康妈妈还特别讲了他们在左路军与张国焘斗争的往事。
“1935年6月，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促成了北上抗日的大好形势。可是，张国焘野心勃勃，一定要分裂红军，出现了谁都不愿意看到的危急局面。9月10日，党中央率原中央红军第一、第三军团北上。这个时期，张国焘加强了对朱老总和刘伯承总参谋长的打击迫害，并封锁消息。朱老总和刘伯承因为无事可做，常在一起。听说张国焘罢免了红五军代政委曾日三，派他的亲信黄超到红五军任政委，又派李特到九军团煽动大家反对毛泽东和党中央。朱老总和刘伯承不放心，叫我到这两个部队去看看，了解一下干部的思想情况。
“我先到红五军找到吴仲廉。她是我的好朋友，从井冈山上下来长期在一起。吴仲廉对我说：‘还在阿坝时，张国焘就鼓动大家南下。红五军从军长董振堂起，都不赞成张国焘的主张，最初许多人都不愿在左路军受张国焘的气，要求脱离左路军，跟中央红军北上抗日。后来听董振堂传达了朱老总的意见，又听说朱总司令和刘伯承总参谋长都留下了，情绪才慢慢稳住。自从黄超来担任政治委员，情况一天比一天复杂，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办好。’
“我按照朱老总的意思，对她说：‘不管遇到什么情况和困难，都要相信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要讲团结，按组织原则办事。要坚信，事情总会搞清楚的。’我特别说，这是总司令对红五军的最大希望。吴仲廉把这几句话重述了一遍，然后说：‘我一定把总司令的希望转告大家。请你告诉总司令和刘总长放心。’
“我又找了几个干部谈话，他们都同吴仲廉说的差不多，没有人赞成张国焘的主张。回来后，我把这些情况向朱老总和刘伯承作了汇报。两人听了相对笑笑，说今后要继续稳定一方面军的同志，要多做四方面军的团结争取工作。”
20世纪80年代后期，康妈妈在撰写回忆录时，非常郑重地把这段经历收录到她的回忆录中。
1936年10下旬，母亲随军西渡黄河，奉命参加打通国际通道的战斗。然而，渡河部队西进后，面对的是剽悍凶残、全副日式装备的马家军，在4个多月的时间里，西路军将士浴血奋战，终因寡不敌众，兵败祁连山。在访问康妈妈时，我们得知，西路军失利后，母亲被编在干部支队，也就是说，她一直战斗到最后一刻。
1937年3月中旬石窝会议后，西路军将现有兵力和人员分为左、右两个支队进行游击活动，等待与党中央派出的援西军会合。左支队向西行进了几天后，感到部队拖儿带女很累赘，便分出一个干部支队，与主力分开行动。干部队不足400人，除了原直属队的一些领导干部如曾日三、毕占云、张琴秋、欧阳毅、刘瑞龙、吴仲廉，大都是伤病员和妇女、小孩。他们没有地图，没有指南针，在冰雪覆盖的祁连山上转来转去，接连遭到马匪骑兵的袭击，没有多长时间，队伍就被打散了。政委曾日三为掩护部队英勇牺牲。暂时突围的同志也先后被俘。
母亲被俘后，敌人把她押到西宁，在中山医院做苦工。不想，却被中山医院的一名医生认出来了。这个医生叫罗承训，几个月前，随马家军在一条山阻击红军时被红九军俘获。当时母亲是红九军敌工部副部长，她亲自与俘虏谈话，进行抗日教育，做感化工作。罗承训不仅获释，还得到回家的路费。他非常感激红军的俘虏政策。当罗承训认出母亲时，既吃惊又紧张。他知道，这位女红军在共产党是个不小的官，一旦被马匪发现肯定是会被处死的。他决定要帮助母亲脱离虎口。
这时，西路军组织部长张琴秋和妇女独立营营长陶万荣也被押到西宁。她们都是红军的重要干部。母亲决定帮助她们一起逃出去。于是，她和罗承训制定了一个周密的计划。可计划尚未实施，她们就落到蒋介石派到青海专门监视马步芳特派员、省党部政训处长李晓钟手中。
长期以来，我们心中有一个谜：既然罗承训要救母亲出去，怎么又把她交给李晓钟了？这个疑问在王定国老妈妈那里找到了答案。
当时，王定国和西路军剧团的三四十名女战士被俘后被押解到西宁，扩充到马步芳第一○○师的跳舞团里。小姐妹们得知张琴秋、吴仲廉被俘的消息，非常焦急，千方百计地将她们认领到跳舞团保护起来。
当时还有一些被俘的西路军女战士被分给马匪的军官做老婆或当佣人。其中一个叫杨绍德的女战士，被“赏给”省党部宣传科长陆澄做小老婆。在红军队伍中，人员素质也不一样。有人不甘受凌辱，拼死抗争。杨绍德却属于“总算逃出苦海”的那种人。平日里，她喜欢串串门，走动走动。一天，她去看望一位女友，无意中发现了隐藏在那里的张琴秋，回家后便向陆澄告密。陆澄的上司正是蒋介石的特派员李晓钟。为了把张琴秋、吴仲廉从马步芳的手里弄出来，李晓钟假意应承将她们送回原籍，可一到西安，就把她们交给国民党宪兵队，直接将她们押往南京，关进国民党关押政治要犯的南京晓庄“反省院”。
母亲她们到南京时已经是1937年8月初，全面抗战已经爆发。在周恩来副主席、叶剑英总参谋长亲自关怀和党组织的竭力营救下，母亲和张琴秋、陶万荣3人终于获释。
从中央红军1934年10月离开江西，到1937年10月回到延安，母亲的长征整整走了3年时间。在这3年中，她历尽千辛万苦，但她坚强地走过来了，终于回到党中央的怀抱。
在访问康妈妈以后的20多年里，我又先后访问了几十位革命前辈，追寻母亲的足迹，母亲坚强执著的形象在我心中更加高大起来。
母爱——我心中永远的记忆
1940年3月28日，我出生在洪泽湖畔的赵庄——苏皖纵队司令部所在地。那时，父亲江华是苏皖纵队司令员兼政委，母亲是纵队政治部主任。为巩固根据地，他们动员群众，健全抗战组织，开展武装斗争，扩大统一战线，各种任务都非常繁重。为了不增加基本群众的负担，母亲只好将我寄养在一户拥护抗日的开明绅士家中。虽然条件相对好一些，但也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当我回到母亲的怀抱时，便呀呀学语地讲：“我家有大白鹅。”“我家有……”细心的母亲看到地富家庭对孩子潜移默化的影响，很是担心，于是，把我接回来。从此，我再也没离开过母亲。
党的七大召开之前，各根据地的七大代表陆续奔赴延安。我的父亲和母亲同为山东根据地选出的七大正式代表。由于沿途都是日伪军的封锁线，他们不能一同奔赴延安。当青纱帐起来的时候，父亲由武装护送，先期出发。随后，母亲化装成农妇，带着我，离开山东根据地。在警卫战士的护送下，我们经过河南、山西、陕西，通过数道封锁线后，西渡黄河，于11月抵达陕北绥德，与等候在那里的父亲会合，然后一起同行至延安。后来，母亲曾多次对我讲：“在路过济南时，护送我们的鲁叔叔不幸牺牲了。你要永远记住他的名字。”
从那时起，我在革命圣地延安生活了两年多的时间。儿时的记忆在我的脑海中是模糊的，却留下3张最珍贵的照片：一张是我与父母的合影，另外两张是母亲带着我和战友们的合影。这是最好的历史见证。
我的童年是在战争年代度过的。我记忆最深刻的一件事是从延安出发去东北的路上。抗战胜利后，党中央、毛泽东及时作出了全党力争东北、把东北建设成巩固的战略基地的重大决策。我的父母也奉命进入东北，开辟新区。我和母亲跟着“财神”李富春的队伍出发。部队经过山西时，阎锡山的部队妄图截获“财神”运往东北的物资，把我们的部队包围了。那时，我6岁，已经记事。在铁脚山突围中，母亲为了救我，让警卫员丁荣光先背上我冲出包围圈，她自己却被敌人截住。后来，母亲机智地躲过敌人的盘查，很快回到队伍中。
1949年秋天，我和弟弟小华、小白跟随父母来到美丽的西子湖畔。从此，我们有了一个安定的家。初到杭州时，父亲在浙江省委担负领导工作，母亲是省妇联主任。1952年，母亲又担任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她是新中国第一位省高级法院女院长。母亲带领省法院的同志们“一边作战，一边建军”。他们携眷下乡，巡回审判，很快在浙江全省普遍建立起人民法庭和巡回法庭。那时，我和弟弟都在寄宿制学校，很难见到母亲，但我们仍然感到母爱无处不在。
母亲爱孩子，但绝不溺爱娇纵，而是把对我们做人的教育寓于立身行事、待人接物的家庭生活之中。诸如穿衣、吃饭、站立、行动、说话这样的生活小事，她都提出严格的要求。比如进餐，坐姿要端正，手肘在桌边的占位要适中，要等长辈动手才能拿筷子，咀嚼食物不能有响声等等。那时，从家里到学校要绕半个西湖，对于十几岁的孩子来说，路途是够远的。父母一直要求我们走路上学，还给我们讲两万五千里长征的故事。为了让我们更多地了解社会，寒暑假期间，母亲让我们到工作人员的大食堂吃饭。她还要我帮助炊事员记账，了解柴米油盐和蔬菜、肉类的价格，培养精打细算的好习惯。
当年在中央苏区，母亲曾和康克清妈妈一起领导过一支女子义勇队。朱德总司令曾对她们说：“只有严格治军，才能带出好兵。”她们遵照朱总司令传授的经验严格带兵，不论队列训练、内务卫生、日常作息和值勤放哨来不得半点懈怠和马虎。在她们的训导下，女子义勇队成了一支引人注目的队伍。长大以后，我才知道母亲严格要求的良苦用心。从少年时期，她就开始训练我们端正的举止和吃苦耐劳的好品格。
父母一贯不主张我们死读书，很注意培养我们多种兴趣爱好。母亲经常鼓励我们积极参加校外活动。那时，我痴迷无线电，参加了杭州少年宫的无线电小组，学习过手工收发报，还学习制作矿石收音机。我将组装的矿石收音机机壳选用坦克造型。我兴高采烈地把它带回家，在母亲面前显耀。母亲幸福地笑了……
母亲生活很节俭，从来舍不得给自己买什么，但只要对孩子们的成长有用，她永远是大方的。上海苏联展览馆建成不久，母亲带我们去参观。在商品服务部的柜台前，我被一块苏联制造的胜利牌手表迷住了。在物质条件并不富足的年代，我只能一饱眼福，并不敢奢望。没想到母亲竟让售货员把手表包装起来，把它买下了。
母亲轻轻拍着我的肩膀说：“时间对每一个人都很有限，但一分一秒过去了，就不会再回来，要在有限的时间里做更多更有用的事情。”直到今天，我仍然有带手表的习惯，保持了有效的时间观念。
男孩子总是调皮的。那时，我家住在杭州市郊，房子沿山坡修筑在平台上。1955年暑假，我们兄弟姊妹几个在平台边缘采摘树叶，因用力过猛，我一失手，摔下平台。霎那间，我的两眼直冒金星，左腿像断了一样，疼得不听使唤。母亲闻讯赶来。她又着急，又心疼，立即把我送往医院。经医生诊断，我的左腿股骨颈发生骨折。
那时，我已经15岁了，正值青春成长发育期，为了保证我的腿将来能发挥正常功能，在治疗的每一个过程中，母亲都多方咨询，选择最佳的治疗方案。后来因病理原因，我被转到上海康复医院，采用三叶钉内固定和石膏马裤外固定的手术方案进行治疗。在康复阶段，为消除外固定造成的肌肉萎缩和关节活动障碍的后果，母亲大胆采纳医生的建议，利用苏联首创的体育疗法，通过滚动圆木棍、蹬踏可调节阻力的自行车、绑沙袋的肌力增强体操等辅助手段对我进行康复训练。后来，我又忍着拉伸肌肉的疼痛和重复动作的折磨，练习行走。在母亲的精心照料和鼓励下，我的伤腿很快恢复了功能，同时也磨炼了我的意志。
1961年，我高中毕业。当时蒋介石疯狂叫嚣反攻大陆，战备形势紧张。父母许多老战友的孩子选择从军或报考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由于我的腿受过伤，失去了当兵的机会。只能看着伙伴们穿上军装而望洋兴叹。父母戎马一生，很理解我的心情。为了帮我选择理想的专业，父母煞费苦心，还征求了不少老同志的意见，最终选择了服务于国防事业的自动控制专业，总算满足了我的心愿。
由于自己的勤奋努力，我如愿以偿地考入清华大学自动控制系自动控制专业。当时，国家加强三线建设，军工企业一般都在三线地区的山沟里。在我步入校门之前，父母语重心长地对我讲：“你既然选择了这个尖端专业，就要准备吃苦，准备钻一辈子山沟，要有为国防事业贡献自己一生的决心。”
初次离家，到1000多公里以外的北京去读书，对我来讲，生活费的保管和使用是一次很大的考验。没想到，母亲一次就给足了一个学期的钱，包括返回杭州的路费。算起来，母亲给我的钱并不多，每月的伙食费和零花钱只有20元，如果开支不当，等到寒暑假回家我连路费都没有。从那时起，我渐渐养成了节省和计划用钱的好习惯。
我有一个同母异父的哥哥，名叫吴长征，是母亲与曾日三烈士所生的孩子。1937年3月，西路军失败后，母亲把襁褓中的儿子寄养在甘肃临泽一位姓王的老乡家里。
在日后10多年的革命战争中，母亲一直思念着留在河西走廊的儿子。全国解放后，我们一家刚在杭州安顿下来，母亲就吩咐警卫员赵太福去西安，找西北野战军彭德怀总司令帮忙，寻找我哥哥的下落。
哥哥被接回来时已15岁了，他在甘肃偏远的牧区放羊，没有上过一天学。母亲担心他不能很快地接受这个家庭，无法与弟弟们和谐相处，特意带着他单独住外面，重点培养感情，建立对母亲的信任感。母亲还专心为他设计了一条速成学习的途径，使他在很短的时间内，补上小学和初中的文化课。后来，哥哥考上浙江大学无线电系，毕业后，被分配到上海无线电三厂工作。
母亲又回到魂牵梦绕的井冈山
1998年，年老体衰的父亲由于病痛的折磨已经走到生命的尽头。在交代后事时，父亲曾对我们说：“我是从井冈山出来的，我死后，还要回到井冈山。”
父亲是湖南省江华县大石桥乡人，1907年8月1日出生在一个贫苦的瑶族家庭。1925年秋天，父亲考入湖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不久便加入了共青团，第二年又转为中共党员。1928年5月，他来到井冈山根据地，先是任中共茶陵县委书记，后又担任红四军前委秘书。
那时，我母亲是前委的文书。在上井冈山之前，她和父亲曾一起参加学生运动。在前委，他们整天在一起抄抄写写，不仅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同时也萌发了恋情。
可是，就在他们的关系尚未公开之时，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委员谭震林为我母亲和方面军政治部秘书长曾日三错点了鸳鸯谱。在康克清等姐妹的热心劝说下，母亲只好服从组织，与曾日三结婚。朱总司令还是他们的主婚人。
在艰苦卓绝的两万五千里长征中，父亲所在的红三军团始终跟随党中央行动。
1937年10月，母亲回到延安时，父亲已是军委四局局长。他爱心不变，仍旧孤身一人，对母亲一往情深。他的真挚情感使母亲很受感动。从1938年秋天，父母随山东支队奔赴抗战前线，他们相濡以沫29年，再没有分开过。
我父母之间的感情是让很多老战友，甚至年轻人羡慕的。在他们的感情中，除了真诚的爱，还有一份深切的井冈山情结。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到外地开会、调研或休息，去浙江的次数是最多的，大约有53次。毛泽东为什么如此爱杭州？有人猜测，除了杭州宛如人间天堂的美丽景致外，与主政浙江的江华和夫人吴仲廉都是“井冈山人”不无关系。
毛泽东在杭州期间，很愿意把我父母找去叙旧，回忆当年在井冈山和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20世纪50年代以后，贺子珍长期住在上海。母亲与她从井冈山起就是要好的姐妹。贺子珍每次来杭州，母亲都要亲自到火车站去接她，还要请她来家里吃饭，聊上一会儿当年的战斗生活。
母亲性格沉稳内向，却生得一身铮铮硬骨。在井冈山和中央根据地历次反“围剿”斗争中，在两万五千里长征和鏖战河西走廊的战斗中……一路坚强地走过来，特别是在“文革”中，面对林彪、江青一伙阴谋篡党夺权，母亲毫不畏惧，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和斗争。
1967年1月18日，在上海一月夺权风暴影响下，浙江省的“造反派”开始在公检法系统全面夺权，大批厅、处级干部遭到批斗，工作陷于瘫痪。就在“造反派”全面夺权的第二天，母亲不幸遇难。当时有关方面的结论是：吴仲廉畏罪自杀。
母亲去世后，浙江省法院的“造反派”只通知我大哥吴长征前去料理后事。可善后的整个过程既不让他参与，又不让他知道，甚至将母亲的骨灰都被秘密处理掉。
当时，父亲被关押在浙江美术学院，对于母亲遭遇不幸，他一点也不知道。这年2月，毛泽东指示要把一批省委第一书记接到北京保护起来。当周恩来的一位联络员几经周折找到我父亲，通知要送他去北京时，父亲的第一反应是：“我去了，吴仲廉怎么办？”人们不得不把母亲遇难的噩耗告诉他……
得知母亲遇难的消息，我立即从北京赶回杭州。兄弟几人设法秘密寻找证据，查清母亲的死因。省法院的一些同志曾偷偷地告诉我，母亲的死疑点很多：一个人怎么可能坐着，在没有任何外力的情况下，自己将自己勒死呢？在隔离审查的过程中，她几次利用上厕所的机会，鼓励其他同志，要相信党，要坚强……我回到杭州时，现场完全被破坏，连母亲的骨灰都不知去向，孤助无援的我们心中一片茫然……
然而，历史是公正的，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最终被押上了历史的审判台。1978年11月，浙江省政法系统为母亲召开平反昭雪大会。
为了实现父亲要求回井冈山的遗愿，我们在井冈山茅坪烈士陵园的山坡上为父母建好一块简朴无华的青石墓碑。2001年2月22日，我们全家在井冈山为父母举行了庄重的骨灰安放仪式。在纪念朱毛井冈山会师80周年前夕，我们又在墓碑旁为父母矗立起一座崭新的铜像。绿树葱茏，绿草茵茵，一对英武的红军情侣深情地仰望着毛泽东当年居住的八角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