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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企业社会责任是伴随着现代企业制度的变革和虚拟企业的兴起逐渐趋于规范化。对于现代企业的治理来讲，其核心是企业剩余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的分配；而对于虚拟企业的治理来讲，其核心往往是虚拟企业中各个企业的协调与合作，这种新的治理模式更加强调企业的社会责任。
〔关键词〕企业社会责任；企业信誉；虚拟企业
中图分类号：F207．7文献标识码：A文
章编号：1008-4096(2008)05-0024-04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推进、信息通讯技术的不断发展以及交通运输的不断完善，世界市场逐渐趋于一体化，市场竞争进一步加剧。更短的产品生命周期，更为复杂的新产品研发过程以及更高的研发成本，终端用户的喜新厌旧以及资本市场的冷酷无情，都给现代企业带来了新的冲击。而虚拟企业的形成和企业社会责任的兴起就是对这种新的冲击的反应。但是何谓企业社会责任？美国经济学家Friedman（1970）认为在自由经济体系内，企业唯一的社会责任，就是在法律规章制度许可的范围之内，利用资源最大限度地为股东赚取利润。本文认为传统的股东利益最大化理论并不能否定当前企业社会责任这一提法，只要企业政策与企业的长远利益和可持续发展存在合理的联系，就可以将企业的资金用于有价值的公共福利措施。其中，世界银行（2005）就将企业社会责任定义为企业与关键利益相关者(注：Freeman对利益相关者下的一个经典定义就是能够影响一个组织目标的实现或者能够被组织实现目标过程影响的实体（Freeman，1984，第46页），其中包括股东、债权人、员工、客户、供应商、社区和政府。)的关系、价值观、遵纪守法以及尊重人、社区和环境有关的政策和实践的集合，是企业为改善利益相关者的生活质量而致力于可持续发展的一种承诺。本文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是在确保利益相关者利益的基础上，企业自愿超越那些相关法律的要求，确保企业运营期间对社会造成最少的不良影响和最大的积极影响，进而致力于企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显然，企业社会责任是对股东利润最大化这一传统原则的修正和补充，且这一修正与补充并不否认股东利润最大化原则。1997年，总部设在美国的社会责任国际（SAI）发起并联合欧美跨国企业和其他国际组织，制定了SA8000社会责任国际标准(注：SA8000内容涉及童工、强迫劳动、健康与安全、结社自由及集体谈判权利、歧视、惩戒性措施、工作时间、报酬和管理系统9个方面。)，这标志着企业社会责任运动进入了一个规范化和标准化的阶段。
本文试图以企业作为经济人为假设前提，来研究企业制度变革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首先本文对相关文献进行了综述，在此基础上对垂直一体化企业的瓦解与虚拟企业的形成进行了阐述。然后从企业信誉的角度，对虚拟企业中的各个企业为什么会承担社会责任进行了剖析。结论认为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是现代企业制度变革的客观需要。
二、相关文献综述
（一）主流企业理论对现代企业制度的研究综述
Berle和Means（1932）《现代企业与私人产权》一书的出版引发了人们对现代企业的讨论，该书主要关注这种由大量支薪经理协调生产和分配的现代企业的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分离问题。这种企业的管理活动不仅限于生产过程的协调，而且从原材料供应开始，经由所有的生产和销售过程，一直到零售商或最终消费者的整个流程，钱德勒（1977）把这种现代企业称作垂直一体化企业。主流企业理论对现代企业的研究始于Coase（1937）的经典论文《企业的性质》，Coase认为市场交易存在“发现有关价格”的成本，企业取代市场在于消除了市场交易成本，但是随着企业内交易数量的增加，其管理活动的边际成本也将递增，最终企业边界取决于市场交易的边际成本与企业内交易的边际成本相等的点。张五常（1983）在Coase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由于市场交易的对象是商品，企业交易的对象是要素，因此企业取代市场应该是要素市场代替产品市场。Coase和张五常对现代企业制度的研究都侧重于企业与市场的替代关系。Klein、Crawford、Alchian和Williamson在接受了Coase的交易成本概念及其交易成本差异导致企业取代市场的观点之后，从资产专用性和机会主义的角度对交易的特征进行了深入分析。Klein、Crawford和Alchian（1978）认为随着资产专用性的提高，该资产就很难转作他用，即便付给所有者的价格下降，资产使用者得到的供给也不会减少，进而当没有次优使用者加入竞价时，最优使用者只会出次高价来获得某项资产的使用权，这样便产生了可占用专用性准租。他们认为契约的不完全性激励了交易主体的机会主义行为，资产专用性带来的可占用专用性准租使这种机会主义行为由可能变为现实，解决的办法就是垂直一体化。Williamson（1979）则认为交易的专用性程度、交易次数的不确定性、有限理性以及机会主义行为共同决定了交易的治理结构是市场、关系合同，还是企业。随着资产专用性的提高，进行专用性投资的一方必须防范对方的机会主义行为，以防被对方“套牢”。这种防范措施就是治理结构，交易的一方或者双方根据交易的特征选择恰当的治理结构。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随着交易专用性程度的增加，最初的治理结构——市场被关系合同取代，关系合同又被垂直一体化企业取代。Williamson实际上已舍弃了交易成本概念，转而利用交易的专用性特征解释企业的垂直一体化动机。Grossman和Hart（1986），Hart和Moore（1990），和Hart（1995）则依据不完全契约理论，在Williamson的基础上提出了剩余控制权理论，以解决一体化的成本与收益问题。由于契约是不完全的，产权所包含的各种权利就不可能通过契约都让渡出去，弥补这一缺陷的机制就是剩余控制权和治理结构。在Grossman—Hart—Moore模型中，对一项资产的所有权就是拥有对该资产的剩余控制权。他们认为垂直一体化不可能达到完全契约条件下的投资效率，因为垂直一体化既有成本，也有收益。在垂直一体化中，由于收购方拥有剩余控制权，进而有权分配剩余收入，自身便会有较大的激励，这会带来收益；同时，垂直一体化还会弥补专用性投资的不足，这也会带来收益。但是被合并一方相应地会丧失原有的剩余控制权，从而丧失原有的激励，这就给垂直一体化带来了成本。只有收益大于成本的情况下，垂直一体化才是有效率的。其次，由于剩余控制权在某一时点上是难以分割的，在对资产的一方进行激励时，授予其整个资产组合的剩余控制权，必然会损害另一方的利益。在不能兼顾的情况下，优先考虑激励那些对整个资产组合来说不可或缺的资产的所有者是符合效率原则的。Hart和Moore指出物质资本相对于人力资本更具有专用性，人力资本也往往容易替代，通过控制物质资本就可以间接地控制人力资本，因此主流企业理论得出了“资本雇佣劳动”以及“企业的目标就是股东利益最大化”的结论。问题是主流企业理论的结论隐含着一个重要的假设前提——企业的交易成本随着企业规模增加边际递增，不考虑技术进步对企业制度的影响。但是，随着市场的变革和技术的进步，上述假设条件越来越不符合现实的需要。
（二）企业信誉与企业社会责任相关文献综述
信誉是对各类经济组织履行各种经济承诺的能力以及可信任程度的综合判断和评定。企业信誉则是企业基于过去一贯的守信行为在市场中形成的良好声誉，是大众对企业所做的价值判断（Balmer和Gray，1988）。企业信誉是企业用来构建信任体系的基本手段，信任则是人们对一个实体身份和行为的可信度的主观评估。Mayer、Davis和Schoorman（1995）就将信任定义为交易中一方相信或者预期另一方将会履行自身所想要的行为，进而乐意受制于另一方的行为，不考虑自身监督和控制另一方的能力。Boon和Holmes（1991）则认为信任是一种善意的期望（或期待，或预测），信任他人意味着对他人的行为怀着乐观的判断，保持一种正面积极的态度。Bajari、Parick和Tadelis（1999）的研究表明在市场交易中，由于市场的不确定性、信息的复杂性和交易者的有限理性，交易风险和交易费用广泛存在，企业往往通过一定的信任机制，来增强交易者之间的信任，以达到降低交易风险和交易费用的目的。企业信誉的价值在于能够增进社会成员对企业的信任，这种信任关系是合作与交流的基础。企业信誉之所以能够起到这种作用，在于它提供了一种市场信号，这种信号使其他社会成员相信它是值得信赖的。因此，信任是信誉在经济活动中的应用，信誉是信任的集中化，是广泛的信任，是信任的基础，一个企业的信誉越高，人们对它的信任程度也就越高，没有信誉，信任也就无从谈起（李向阳，1999）。
戴维斯•扬（1997）认为任何企业要取得长期发展，良好的信誉是至关重要的，它能给企业带来无尽的收益。在全球化不断推进，信息通讯技术不断升级，进而世界市场越来越一体化的今天，企业信誉作为企业的一种无形资产，对于保持企业自身的长期竞争优势这里我们假定企业是长期存在的。一个企业之所以为维护和提高自身的信誉而进行投资，就是因为与其将来会有超额回报。假如企业预期自身的寿命很短，作为一个“理性人”，就不进行信誉投资，甚至在与其他主题博弈快结束的时候，该企业会一次性地把自己过去建立的信誉用尽。因此只有那些能够长期存在企业，才注重自身的信誉，更看重自身的长期收益。来讲，已变得至关重要。因此，一个企业要想取得长期发展，不仅要有货币资本的积累，而且还要有企业信誉等无形资本的积累，但是企业信誉资本并不同于货币资本。首先，货币资本的增加与减少会按照相同的数量比例影响资本存量，而信誉资本的增加将按照较小的比例增加其存量，负的增量则会按照较大的比例甚至极大的比例减少其存量，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则表现为企业自身信誉的建立需要长期努力，才能在消费者和顾客的心目中留下好的印象，而一旦出现伪劣商品，企业信誉就可能荡然无存。其次，个别厂商货币资本正积累或者负积累多少会带动一些同类产品生产者资本存量的增加或者减少，而个别企业信誉的正积累只影响本企业的信誉资本存量，但是负的存量则会影响一大批，迅速损害其他企业已经积累起来的信誉资本。再次，信誉投资的初期回报率低，而后逐步提高，达到超值回报。尽管信誉能够给企业带来巨大的无形资本，但是它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一天两天、一年两年做几件善事就能得到的，信誉是一种社会认可，要靠长年累月的积累。当企业对自身信誉的投资越来越多时，就会愈发关注自身的信誉，为维持和扩大信誉做进一步的投资。因为原有的投资都是一种沉淀成本，沉淀成本越高，丧失信誉的机会成本也就越高。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对信誉的投资应该是一种不断自我增长的过程，并且信誉一旦丧失就很难再重新建立起来（李向阳，1999）。
企业信誉作为企业的一种无形资产，已成为决定企业未来生存的关键因素，良好的企业信誉能够给企业带来长期收益。维护信誉的企业不仅要诚信地对待自己的顾客，而且要诚信地对待与自己有各种业务关系的银行、企业与政府，诚信地对待自己的员工，这样才能为企业自身营造出良好的外部环境和内部氛围。当某一个体违背了对隐含契约所作的承诺时，交易的另一方会终止与它的交易关系，或者被排除在特定社会组织活动之外。这种排他性是对违约方的最主要惩罚，因为隐含契约没有第三方（例如法院）来强制性要求签约各方履行契约条款。也正是排他性构成了对低信誉者（或者无信誉者）的惩罚。在产品市场上，如果一个企业总是生产和销售低质量的产品，消费者发觉之后自然会拒绝购买其产品。最终，他会被驱逐出市场。在信贷市场上，一名总是违约的借款人即使愿意支付高利率，经常也难以获得所需的贷款。这种现象被人们称之为信贷配给（Stiglitz和Weiss，1981）。在劳动力市场上，一个低信誉的雇主也将无法雇用到所需的高质量的雇员。在任何团队活动中，一个为了自身利益而不惜损害团队利益的人都将会被团队中的其他同伴排除（Chong Ju Choi等，1995）。
但是，企业信誉不是短期就能形成的，必须依靠企业长期良好的企业收益以及与社会的和谐一致(Balmer和Gray，1988)。因此，良好的企业信誉必须依靠企业的社会责任投资。传统观点认为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会给企业增加了额外成本，有损企业收益（Aupperle、Carroll和Hatfield，1985；Ullmann，1985；Vance，1975）。但是从长远来看，企业为提高自身信誉而承担社会责任所给企业带来的大量长期收益，足以补偿其成本，进而可以增加企业收益。大部分研究表明企业为提高自身信誉而承担的社会责任与经济绩效之间存在一种正相关的关系（Moskowitz，1972；Parket和Eibert，1975；Soloman和Hansen，1985）。
三、现代企业制度的瓦解与虚拟企业的形成
20世纪初，自由资本主义转向管理资本主义，企业不仅实行垂直一体化经营，包揽生产的全过程，而且还实行多种经营。企业成为了一种由多种行业和多个单位组成的企业。在当时，这种以大规模生产为基础的生产组织方式对于提高劳动生产率、推动经济增长都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随着科技的进步、经济的发展以及竞争的加剧，市场中的买卖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生产者主权经济逐步让位于消费者主权经济，一切为了顾客已不再是装点企业门面的标语，而已变成企业实在的行动，落实到企业的经营战略上乃至企业组织变革的指导思想。面对多样化、个性化的市场需求，传统以大规模生产为基础的生产方式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与此同时，金融市场的改善使得大规模融资变得更加容易，资本规模给予垂直一体化企业的垄断地位也已成为过去。在这种情况下，企业要想生存与发展，必须制定以尽可能快的速度、尽可能低的成本、尽可能多的产品品种为特征的战略，将其主要精力集中于那些对于形成和保持竞争优势十分关键的领域，尤其是产品创新、市场推广以及与品牌创立有关的活动，将那些非核心活动外包出去。虚拟企业的形成实际上就是对这种日趋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的一个反应。被誉为“虚拟企业之父”的美国学者Nagel认为虚拟企业就是具有虚拟结构的组织，只不过是企业之间为展开合作可采取的一种组织形式，其中这些企业彼此紧密联系，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为了共同的利益而奋斗（Steven L．Goldman、Roger N．Nagel和Kenneth Preiss，1995，1996）。本文认为虚拟企业是以主导企业的无形资产为纽带，通过对信息流、物流、资金流的控制，将供应商、制造商、分销商以及零售商这些合作伙伴虚拟企业中主导企业的合作伙伴一般包括独立的企业和独立的个人，但是本文只考虑企业的行为。组合在一起，实现内外资源优化配置的组织形式。Billington（1994）也认为虚拟企业的实质在于主导企业突破自身的行政界限，尽可能地充分发挥自己的核心竞争能力，将自己无力承担或从经济角度考虑消耗过大的任务交给合适的参与企业承担，扩大企业资源优化配置的范围，以求加快产品的开发周期和上市时间，提高产品的服务质量，以期达到以较小的成本付出而利用合作者的优势资源，尽快占领市场的目的。因此，尽管虚拟企业是由各种法律上独立的企业或者个人组成的合作组织形式，但是这种虚拟企业相对于顾客来讲似乎就是一个企业（Rittenbruch、Kahler和Cremers，2000）。
主流企业理论认为企业边界取决于交易成本，当市场交易的边际成本与企业内交易的边际成本相等时，企业就达到了最优规模。然而在当今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自然资源和劳动力等传统要素的作用逐渐趋于减弱，技术、信息、人才和创新机制等知识要素的作用逐渐趋于增强，最终决定一个企业生死存亡、盈利与否的往往是企业的无形资产，也就是说是能给企业带来超常收益的往往是企业独有的无形资产，例如企业的研发创新能力、品牌以及协调整合各种资源的能力等。Brain（1996）认为企业的这种无形资产的边际收益是递增的，因为对于企业的这些无形资产，企业预先投入的成本尽管很高，但是后续成本很低。例如企业的研发，其预先投入的研发费用很高，但是一旦开发出新的产品，那么其后续生产费用就会很低，因为高科技产品的资源含量一般很低，进而在产品价格很高的情况下，其边际成本却很低甚至为零。所以我们可以说对企业这种无形资产的使用，一般不会给企业带来成本的增加，在极端情况下，这种无形资产甚至可以无限次地使用，例如品牌的延伸。从理论上来讲，只要在使用的过程中没有影响到企业的品牌资产的话，品牌就可以无限次地使用，也就意味着企业可以无成本地扩张自己的边界。因而企业就会有动力尽可能地充分发挥自己的核心竞争能力（即企业的这种无形资产），将那些需要大规模固定资本投入的非核心业务交给合适的合作伙伴，以加快产品的开发周期和上市时间。这就形成了以主导企业的无形资产为纽带，通过对信息流、物流、资金流的控制，将供应商、制造商、分销商以及零售商这些参与企业连成一个整体的虚拟企业。但是实际中，在参与企业使用这种无形资产的时候，主导企业需要对其进行监督、协调，以持续地维护这种无形资产，使其不要因为使用而受到损害。与此同时，信息通讯技术的进步进一步推动了现代企业制度的变革，它不仅可以使主导企业比较容易地找到潜在的参与企业，而且还可以使主导企业有效地协调地理上和组织上分散的参与企业，从而促使了虚拟企业的形成。
另外，对于垂直一体化企业来讲，主流企业理论认为其边界是由资产专用性导致的高交易成本或者资产专用性带来的机会主义行为决定的。但是以数字化、标准化技术为基础的模块化技术异军突起，瓦解了垂直一体化企业的生产流水线技术的主导地位。通过对大量信息的管理和传递，数字化技术可以将极为复杂的生产流程进行编码。生产流程一旦被编码，就可以分解为独立的步骤，实际上就被模块化和标准化了。童时中（2000）的研究表明模块化是适应多样化需求的新的标准化形式。因此，尽管模块化和标准化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但是模块化是将原来标准化的产品进一步分解和整合，即把其中具有相同或相似功能的单元分离出来，用标准化原理进行归并、简化，使其成为通用化的标准模块。Baldwin和Clark（1997，2000）也认为模块化是通过每个可以独立设计的，并且能够发挥整体作用的更小的子系统来构筑复杂的产品或者生产过程。模块化实际上是重新组织产品结构和产品生产的方法，减少了企业资产的专用性。当虚拟企业的主导企业与多家供应商合作或者一个供应商为多家虚拟企业的主导企业提供产品和服务时，则进一步减少了企业资产的专用性，也就减少资产专用性带来的可占用专用性准租，进而减少了资产专用性所带来的机会主义行为，由此节约的交易成本就成为了突破企业边界的物质基础。
当供应商的规模扩大时，由于生产能力的集中和原配件采购的集中形成了规模经济，进而又获得了额外的成本优势。虚拟企业的主导企业也发现将那些需要大规模固定资本投入的制造活动外包给供应商的动态优势，它们能够更迅速地提高或者降低生产规模，并且与原来的垂直一体化企业的制造活动相比，通过供应商生产的成本要更低。中间产品供应商竞争的加剧又进一步降低了物质资本相对于人力资本专用性，进而限制了垂直一体化企业对人力资本的控制。首先，具有活力的中间产品供应商的存在，强烈地限制了垂直一体化企业的高级经理所实施的命令控制。因为对于一个企业来讲，其中间层次的雇员如果存在可替代的职位来源，那么垂直一体化企业对他们的控制就不大。其次，由于垂直一体化企业内部的个体相对于外部个体使自己的业绩成为标准，垂直一体化企业中业绩良好的个体就会意识到由于业绩拙劣个体产生的瓶颈，因为其业绩和薪酬往往掌握在业绩拙劣的个体手中，如果存在可替代的职位来源，那么业绩良好的个体就会辞职，垂直一体化企业就会失去对他们的控制。最后，每个时期都没在最有水平上生产的垂直一体化企业同时还将面临非垂直一体化企业更加激烈的竞争，因为这些竞争者能够从最有利的供应商那里购买投入品。竞争市场为中间产品的开放降低了垂直整合企业控制其远距离个体的能力，迫使垂直一体化企业使其中间产品标准化，进而将那些需要大规模固定资本投入的制造活动外包给供应商，以便能够从相互竞争的供应商中获利。因此，我们可以说现代垂直一体化企业的解体和虚拟企业的形成实际上是企业对所处的市场环境日趋复杂多变的一个反应。
四、虚拟企业的治理与企业社会责任
虚拟企业是主导企业为了在激烈的竞争中赢得竞争优势，充分利用整个社会的资源，为实现共同的目标和利益市场与参与企业结成的动态联盟。其最大的特点在于企业之间合作的基础是各自生产经营能力的互补性，并不涉及资产的所有权，突破了现代企业的有形边界。其中的主导企业与参与企业都是通过合同或者协议进行合作，不存在从属关系，都具备独立的法人资格，因此不存在中心控制职能（Kasper—Fuehrer和Ashkanasy，2001）。
由于在虚拟企业中生产经营活动分散在不同的主导企业和参与企业，单个企业不能凭借自身的竞争力进入市场，但是它们在功能、业务领域等方面又具有较强的互补性，因此只有通力合作才能完成一种产品或者劳务的生产经营活动。对于虚拟企业而言，主导企业与参与企业之间的协调与治理要比各个企业内部的协调重要得多，这直接影响到了企业治理结构的安排，因而势必要采用新的治理方式来处理企业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关系。对于这一新的组织模式来讲，其治理目标并不是利润，而是共同生产出符合市场需求的产品。在虚拟企业中，实现共同生产产品的目标需要长期稳定的市场，企业之间频繁变换合作对象，就有可能失去市场，因而企业之间需要长期合作，而企业之间的长期合作又必须以相互之间的信任为前提。当主导企业与专业供应商签订分包合同，这些主导企业都是希望将该级供应商的数量保持到最低，以便与这些供应商建立长期的密切关系（Whittaker 2003）。但是更为重要的是，在由技术进步决定竞争成败的市场上，即使那些最具有实力的企业也会意识到有必要与供应商分担技术开发的成本。当企业越来越意识到有必要利用其他企业的研究成果和资源以达到知识的共享，合作开发技术就变得越来越多了。见Buchel和Raub（2002）；Dyer、Kale和Singh（2001）。然而技术开发往往是一项共同参与的活动，也就是说在不同企业之间相互交换各自的专有信息，那么主导企业（技术上占有优势）就必须小心地选择和审查其潜在的合作伙伴，因为在共同开发一项技术时，主导企业与参与企业之间的每一对合作关系都充满着风险，各方也都承担着相互的义务。因此，主导企业在选择自身的合作伙伴时，往往会选择那些可靠的参与企业。因此主导企业与参与企业之间的相互信任关系已成为合作与交流的基础。但是问题是，如何选择和鉴别那些可靠的参与企业？在当今社会，企业的道德取向和社会责任感越来越受到重视。正如《经济学家》的一篇文章所指出的：“未来的成功企业不可能是指知道用合适的价格推销合适的产品的无表情企业，它必须尽可能多地把自己扮演成这样的角色……，一个智慧的角色，具有正直的品质，有明确的道德标准来对待其员工及外部世界。”见“Saints and Sinners”，The Economist，June 24，1995，P．16。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企业能够善待员工、善待附近的居民、保护生态环境，那么这个企业就具有一个好的企业的表现，进而就可以提高自身的信誉。而企业信誉的价值就在于能够增进社会成员对企业的信任。企业信誉之所以能够建立信任关系的作用，在于它给出了一种市场信号，这种信号使社会其他成员相信该企业是值得信赖的。也就是说，在主导企业挑选合作伙伴的时候，由于主导企业与潜在的参与企业的信息不对称，主导企业并不知道哪一个潜在的参与企业值得信任，这样潜在参与企业一个解决办法就是通过承担社会责任增强自身的信誉，向主导企业提供一个信号，表明自己是可以信赖的。因此，我们可以说承担必要的社会责任已成为一个企业值得信任的必要条件。而对于虚拟企业的主导企业来讲，由于自身的信誉资本较高，因而就愈发关注自身的信誉。因为信誉一旦丧失就很难再重新建立起来，原有的信誉投资就成为了一种沉淀成本，沉淀成本越高，丧失信誉的机会成本也就越高。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对信誉的投资应该是一种不断自我增长的过程。而企业信誉的维持和提高需要与社会长期保持和谐一致，所以为维持和提高自身的信誉，企业将持续不断地进行社会责任投资，这就可以说明在虚拟企业中，为什么主导企业往往更热衷于承担社会责任。
随着20世纪80年代消费者运动的开展，最终消费者对企业品牌形象和企业信誉要求越来越高，因而最终决定企业竞争力的往往是企业的那些品牌资产和信誉资产。迫于这种压力，发达国家的品牌制造商与零售商为了维护自身的品牌形象，纷纷承担起了社会责任。对于虚拟企业来讲，尽管它是一种由各种法律上独立的企业或者个人组成的合作组织形式，但是相对于顾客来讲，它似乎就是一个企业（Rittenbruch、Kahler和Cremers，2000）。在虚拟企业中，由于各个企业的利益取决于虚拟企业的价值，而决定虚拟企业价值高低的往往是虚拟企业自身独有的无形资产，即主导企业的品牌形象和企业信誉。但是，虚拟企业的信誉不仅取决于主导企业的行为，而且还取决于参与企业的行为。如果虚拟企业中的任何一个企业因没有很好地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损害了虚拟企业的信誉，尽管利益受到损害的相关者或许无法追踪这个具体企业的责任，但是却可以很容易地识别出该企业所属的团体，从而对其实施“团体惩罚”。对于企业的信誉资本来讲，其提高与维护往往需要长期的努力，才能在消费者和顾客心目中留下好的印象，但是一旦出现因不承担社会责任而损害企业信誉的行为，企业信誉就可能荡然无存。因此在虚拟企业中，个别企业的不负责任的行为往往会影响整个虚拟企业的信誉，迅速损害其他企业已经积累起来的信誉资本。因此对于主导企业来讲，由于害怕虚拟企业中的其他企业因不承担社会责任而损害其品牌形象，甚至有可能承担更大的法律风险，这些主导企业往往会要求其他参与企业在产品达到技术标准的同时，还要承担相应的企业社会责任。其次，如果虚拟企业中的个别企业因不承担社会责任而损害整个虚拟企业的信誉，从而损害虚拟企业中每个企业的利益，那么虚拟企业内部除主导企业的其他成员也会有积极性对行为不轨的企业实施惩罚，不再与其进行合作，从而使其陷入极为不利的境遇，就如同以前一个家族具有积极性惩罚违规的家族成员一样。这样，那些不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往往就长期缺乏合作机会，最终必将因为高昂的沉没成本而破产。承担社会责任，维护企业信誉已成为虚拟企业中各个企业获取长期合作收益的必要条件。因此我们可以说，在信誉机制的压力下，即使在当前的投机行为可能带来极大回报的诱惑下，参与企业也会考虑声誉对长期利润的影响而采取谨慎态度。同时，虚拟企业的这种信誉资本使得其他企业具有积极性加入虚拟企业，并为维持虚拟企业的信誉而努力。因此，我们可以说企业担负社会责任是现代企业制度变革的客观需要，而不只是社会良知的呼唤和社会道德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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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兰桂杰)
〔关键词〕企业社会责任；企业信誉；虚拟企业
中图分类号：F207．7文献标识码：A文
章编号：1008-4096(2008)05-0024-04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推进、信息通讯技术的不断发展以及交通运输的不断完善，世界市场逐渐趋于一体化，市场竞争进一步加剧。更短的产品生命周期，更为复杂的新产品研发过程以及更高的研发成本，终端用户的喜新厌旧以及资本市场的冷酷无情，都给现代企业带来了新的冲击。而虚拟企业的形成和企业社会责任的兴起就是对这种新的冲击的反应。但是何谓企业社会责任？美国经济学家Friedman（1970）认为在自由经济体系内，企业唯一的社会责任，就是在法律规章制度许可的范围之内，利用资源最大限度地为股东赚取利润。本文认为传统的股东利益最大化理论并不能否定当前企业社会责任这一提法，只要企业政策与企业的长远利益和可持续发展存在合理的联系，就可以将企业的资金用于有价值的公共福利措施。其中，世界银行（2005）就将企业社会责任定义为企业与关键利益相关者(注：Freeman对利益相关者下的一个经典定义就是能够影响一个组织目标的实现或者能够被组织实现目标过程影响的实体（Freeman，1984，第46页），其中包括股东、债权人、员工、客户、供应商、社区和政府。)的关系、价值观、遵纪守法以及尊重人、社区和环境有关的政策和实践的集合，是企业为改善利益相关者的生活质量而致力于可持续发展的一种承诺。本文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是在确保利益相关者利益的基础上，企业自愿超越那些相关法律的要求，确保企业运营期间对社会造成最少的不良影响和最大的积极影响，进而致力于企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显然，企业社会责任是对股东利润最大化这一传统原则的修正和补充，且这一修正与补充并不否认股东利润最大化原则。1997年，总部设在美国的社会责任国际（SAI）发起并联合欧美跨国企业和其他国际组织，制定了SA8000社会责任国际标准(注：SA8000内容涉及童工、强迫劳动、健康与安全、结社自由及集体谈判权利、歧视、惩戒性措施、工作时间、报酬和管理系统9个方面。)，这标志着企业社会责任运动进入了一个规范化和标准化的阶段。
本文试图以企业作为经济人为假设前提，来研究企业制度变革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首先本文对相关文献进行了综述，在此基础上对垂直一体化企业的瓦解与虚拟企业的形成进行了阐述。然后从企业信誉的角度，对虚拟企业中的各个企业为什么会承担社会责任进行了剖析。结论认为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是现代企业制度变革的客观需要。
二、相关文献综述
（一）主流企业理论对现代企业制度的研究综述
Berle和Means（1932）《现代企业与私人产权》一书的出版引发了人们对现代企业的讨论，该书主要关注这种由大量支薪经理协调生产和分配的现代企业的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分离问题。这种企业的管理活动不仅限于生产过程的协调，而且从原材料供应开始，经由所有的生产和销售过程，一直到零售商或最终消费者的整个流程，钱德勒（1977）把这种现代企业称作垂直一体化企业。主流企业理论对现代企业的研究始于Coase（1937）的经典论文《企业的性质》，Coase认为市场交易存在“发现有关价格”的成本，企业取代市场在于消除了市场交易成本，但是随着企业内交易数量的增加，其管理活动的边际成本也将递增，最终企业边界取决于市场交易的边际成本与企业内交易的边际成本相等的点。张五常（1983）在Coase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由于市场交易的对象是商品，企业交易的对象是要素，因此企业取代市场应该是要素市场代替产品市场。Coase和张五常对现代企业制度的研究都侧重于企业与市场的替代关系。Klein、Crawford、Alchian和Williamson在接受了Coase的交易成本概念及其交易成本差异导致企业取代市场的观点之后，从资产专用性和机会主义的角度对交易的特征进行了深入分析。Klein、Crawford和Alchian（1978）认为随着资产专用性的提高，该资产就很难转作他用，即便付给所有者的价格下降，资产使用者得到的供给也不会减少，进而当没有次优使用者加入竞价时，最优使用者只会出次高价来获得某项资产的使用权，这样便产生了可占用专用性准租。他们认为契约的不完全性激励了交易主体的机会主义行为，资产专用性带来的可占用专用性准租使这种机会主义行为由可能变为现实，解决的办法就是垂直一体化。Williamson（1979）则认为交易的专用性程度、交易次数的不确定性、有限理性以及机会主义行为共同决定了交易的治理结构是市场、关系合同，还是企业。随着资产专用性的提高，进行专用性投资的一方必须防范对方的机会主义行为，以防被对方“套牢”。这种防范措施就是治理结构，交易的一方或者双方根据交易的特征选择恰当的治理结构。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随着交易专用性程度的增加，最初的治理结构——市场被关系合同取代，关系合同又被垂直一体化企业取代。Williamson实际上已舍弃了交易成本概念，转而利用交易的专用性特征解释企业的垂直一体化动机。Grossman和Hart（1986），Hart和Moore（1990），和Hart（1995）则依据不完全契约理论，在Williamson的基础上提出了剩余控制权理论，以解决一体化的成本与收益问题。由于契约是不完全的，产权所包含的各种权利就不可能通过契约都让渡出去，弥补这一缺陷的机制就是剩余控制权和治理结构。在Grossman—Hart—Moore模型中，对一项资产的所有权就是拥有对该资产的剩余控制权。他们认为垂直一体化不可能达到完全契约条件下的投资效率，因为垂直一体化既有成本，也有收益。在垂直一体化中，由于收购方拥有剩余控制权，进而有权分配剩余收入，自身便会有较大的激励，这会带来收益；同时，垂直一体化还会弥补专用性投资的不足，这也会带来收益。但是被合并一方相应地会丧失原有的剩余控制权，从而丧失原有的激励，这就给垂直一体化带来了成本。只有收益大于成本的情况下，垂直一体化才是有效率的。其次，由于剩余控制权在某一时点上是难以分割的，在对资产的一方进行激励时，授予其整个资产组合的剩余控制权，必然会损害另一方的利益。在不能兼顾的情况下，优先考虑激励那些对整个资产组合来说不可或缺的资产的所有者是符合效率原则的。Hart和Moore指出物质资本相对于人力资本更具有专用性，人力资本也往往容易替代，通过控制物质资本就可以间接地控制人力资本，因此主流企业理论得出了“资本雇佣劳动”以及“企业的目标就是股东利益最大化”的结论。问题是主流企业理论的结论隐含着一个重要的假设前提——企业的交易成本随着企业规模增加边际递增，不考虑技术进步对企业制度的影响。但是，随着市场的变革和技术的进步，上述假设条件越来越不符合现实的需要。
（二）企业信誉与企业社会责任相关文献综述
信誉是对各类经济组织履行各种经济承诺的能力以及可信任程度的综合判断和评定。企业信誉则是企业基于过去一贯的守信行为在市场中形成的良好声誉，是大众对企业所做的价值判断（Balmer和Gray，1988）。企业信誉是企业用来构建信任体系的基本手段，信任则是人们对一个实体身份和行为的可信度的主观评估。Mayer、Davis和Schoorman（1995）就将信任定义为交易中一方相信或者预期另一方将会履行自身所想要的行为，进而乐意受制于另一方的行为，不考虑自身监督和控制另一方的能力。Boon和Holmes（1991）则认为信任是一种善意的期望（或期待，或预测），信任他人意味着对他人的行为怀着乐观的判断，保持一种正面积极的态度。Bajari、Parick和Tadelis（1999）的研究表明在市场交易中，由于市场的不确定性、信息的复杂性和交易者的有限理性，交易风险和交易费用广泛存在，企业往往通过一定的信任机制，来增强交易者之间的信任，以达到降低交易风险和交易费用的目的。企业信誉的价值在于能够增进社会成员对企业的信任，这种信任关系是合作与交流的基础。企业信誉之所以能够起到这种作用，在于它提供了一种市场信号，这种信号使其他社会成员相信它是值得信赖的。因此，信任是信誉在经济活动中的应用，信誉是信任的集中化，是广泛的信任，是信任的基础，一个企业的信誉越高，人们对它的信任程度也就越高，没有信誉，信任也就无从谈起（李向阳，1999）。
戴维斯•扬（1997）认为任何企业要取得长期发展，良好的信誉是至关重要的，它能给企业带来无尽的收益。在全球化不断推进，信息通讯技术不断升级，进而世界市场越来越一体化的今天，企业信誉作为企业的一种无形资产，对于保持企业自身的长期竞争优势这里我们假定企业是长期存在的。一个企业之所以为维护和提高自身的信誉而进行投资，就是因为与其将来会有超额回报。假如企业预期自身的寿命很短，作为一个“理性人”，就不进行信誉投资，甚至在与其他主题博弈快结束的时候，该企业会一次性地把自己过去建立的信誉用尽。因此只有那些能够长期存在企业，才注重自身的信誉，更看重自身的长期收益。来讲，已变得至关重要。因此，一个企业要想取得长期发展，不仅要有货币资本的积累，而且还要有企业信誉等无形资本的积累，但是企业信誉资本并不同于货币资本。首先，货币资本的增加与减少会按照相同的数量比例影响资本存量，而信誉资本的增加将按照较小的比例增加其存量，负的增量则会按照较大的比例甚至极大的比例减少其存量，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则表现为企业自身信誉的建立需要长期努力，才能在消费者和顾客的心目中留下好的印象，而一旦出现伪劣商品，企业信誉就可能荡然无存。其次，个别厂商货币资本正积累或者负积累多少会带动一些同类产品生产者资本存量的增加或者减少，而个别企业信誉的正积累只影响本企业的信誉资本存量，但是负的存量则会影响一大批，迅速损害其他企业已经积累起来的信誉资本。再次，信誉投资的初期回报率低，而后逐步提高，达到超值回报。尽管信誉能够给企业带来巨大的无形资本，但是它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一天两天、一年两年做几件善事就能得到的，信誉是一种社会认可，要靠长年累月的积累。当企业对自身信誉的投资越来越多时，就会愈发关注自身的信誉，为维持和扩大信誉做进一步的投资。因为原有的投资都是一种沉淀成本，沉淀成本越高，丧失信誉的机会成本也就越高。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对信誉的投资应该是一种不断自我增长的过程，并且信誉一旦丧失就很难再重新建立起来（李向阳，1999）。
企业信誉作为企业的一种无形资产，已成为决定企业未来生存的关键因素，良好的企业信誉能够给企业带来长期收益。维护信誉的企业不仅要诚信地对待自己的顾客，而且要诚信地对待与自己有各种业务关系的银行、企业与政府，诚信地对待自己的员工，这样才能为企业自身营造出良好的外部环境和内部氛围。当某一个体违背了对隐含契约所作的承诺时，交易的另一方会终止与它的交易关系，或者被排除在特定社会组织活动之外。这种排他性是对违约方的最主要惩罚，因为隐含契约没有第三方（例如法院）来强制性要求签约各方履行契约条款。也正是排他性构成了对低信誉者（或者无信誉者）的惩罚。在产品市场上，如果一个企业总是生产和销售低质量的产品，消费者发觉之后自然会拒绝购买其产品。最终，他会被驱逐出市场。在信贷市场上，一名总是违约的借款人即使愿意支付高利率，经常也难以获得所需的贷款。这种现象被人们称之为信贷配给（Stiglitz和Weiss，1981）。在劳动力市场上，一个低信誉的雇主也将无法雇用到所需的高质量的雇员。在任何团队活动中，一个为了自身利益而不惜损害团队利益的人都将会被团队中的其他同伴排除（Chong Ju Choi等，1995）。
但是，企业信誉不是短期就能形成的，必须依靠企业长期良好的企业收益以及与社会的和谐一致(Balmer和Gray，1988)。因此，良好的企业信誉必须依靠企业的社会责任投资。传统观点认为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会给企业增加了额外成本，有损企业收益（Aupperle、Carroll和Hatfield，1985；Ullmann，1985；Vance，1975）。但是从长远来看，企业为提高自身信誉而承担社会责任所给企业带来的大量长期收益，足以补偿其成本，进而可以增加企业收益。大部分研究表明企业为提高自身信誉而承担的社会责任与经济绩效之间存在一种正相关的关系（Moskowitz，1972；Parket和Eibert，1975；Soloman和Hansen，1985）。
三、现代企业制度的瓦解与虚拟企业的形成
20世纪初，自由资本主义转向管理资本主义，企业不仅实行垂直一体化经营，包揽生产的全过程，而且还实行多种经营。企业成为了一种由多种行业和多个单位组成的企业。在当时，这种以大规模生产为基础的生产组织方式对于提高劳动生产率、推动经济增长都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随着科技的进步、经济的发展以及竞争的加剧，市场中的买卖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生产者主权经济逐步让位于消费者主权经济，一切为了顾客已不再是装点企业门面的标语，而已变成企业实在的行动，落实到企业的经营战略上乃至企业组织变革的指导思想。面对多样化、个性化的市场需求，传统以大规模生产为基础的生产方式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与此同时，金融市场的改善使得大规模融资变得更加容易，资本规模给予垂直一体化企业的垄断地位也已成为过去。在这种情况下，企业要想生存与发展，必须制定以尽可能快的速度、尽可能低的成本、尽可能多的产品品种为特征的战略，将其主要精力集中于那些对于形成和保持竞争优势十分关键的领域，尤其是产品创新、市场推广以及与品牌创立有关的活动，将那些非核心活动外包出去。虚拟企业的形成实际上就是对这种日趋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的一个反应。被誉为“虚拟企业之父”的美国学者Nagel认为虚拟企业就是具有虚拟结构的组织，只不过是企业之间为展开合作可采取的一种组织形式，其中这些企业彼此紧密联系，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为了共同的利益而奋斗（Steven L．Goldman、Roger N．Nagel和Kenneth Preiss，1995，1996）。本文认为虚拟企业是以主导企业的无形资产为纽带，通过对信息流、物流、资金流的控制，将供应商、制造商、分销商以及零售商这些合作伙伴虚拟企业中主导企业的合作伙伴一般包括独立的企业和独立的个人，但是本文只考虑企业的行为。组合在一起，实现内外资源优化配置的组织形式。Billington（1994）也认为虚拟企业的实质在于主导企业突破自身的行政界限，尽可能地充分发挥自己的核心竞争能力，将自己无力承担或从经济角度考虑消耗过大的任务交给合适的参与企业承担，扩大企业资源优化配置的范围，以求加快产品的开发周期和上市时间，提高产品的服务质量，以期达到以较小的成本付出而利用合作者的优势资源，尽快占领市场的目的。因此，尽管虚拟企业是由各种法律上独立的企业或者个人组成的合作组织形式，但是这种虚拟企业相对于顾客来讲似乎就是一个企业（Rittenbruch、Kahler和Cremers，2000）。
主流企业理论认为企业边界取决于交易成本，当市场交易的边际成本与企业内交易的边际成本相等时，企业就达到了最优规模。然而在当今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自然资源和劳动力等传统要素的作用逐渐趋于减弱，技术、信息、人才和创新机制等知识要素的作用逐渐趋于增强，最终决定一个企业生死存亡、盈利与否的往往是企业的无形资产，也就是说是能给企业带来超常收益的往往是企业独有的无形资产，例如企业的研发创新能力、品牌以及协调整合各种资源的能力等。Brain（1996）认为企业的这种无形资产的边际收益是递增的，因为对于企业的这些无形资产，企业预先投入的成本尽管很高，但是后续成本很低。例如企业的研发，其预先投入的研发费用很高，但是一旦开发出新的产品，那么其后续生产费用就会很低，因为高科技产品的资源含量一般很低，进而在产品价格很高的情况下，其边际成本却很低甚至为零。所以我们可以说对企业这种无形资产的使用，一般不会给企业带来成本的增加，在极端情况下，这种无形资产甚至可以无限次地使用，例如品牌的延伸。从理论上来讲，只要在使用的过程中没有影响到企业的品牌资产的话，品牌就可以无限次地使用，也就意味着企业可以无成本地扩张自己的边界。因而企业就会有动力尽可能地充分发挥自己的核心竞争能力（即企业的这种无形资产），将那些需要大规模固定资本投入的非核心业务交给合适的合作伙伴，以加快产品的开发周期和上市时间。这就形成了以主导企业的无形资产为纽带，通过对信息流、物流、资金流的控制，将供应商、制造商、分销商以及零售商这些参与企业连成一个整体的虚拟企业。但是实际中，在参与企业使用这种无形资产的时候，主导企业需要对其进行监督、协调，以持续地维护这种无形资产，使其不要因为使用而受到损害。与此同时，信息通讯技术的进步进一步推动了现代企业制度的变革，它不仅可以使主导企业比较容易地找到潜在的参与企业，而且还可以使主导企业有效地协调地理上和组织上分散的参与企业，从而促使了虚拟企业的形成。
另外，对于垂直一体化企业来讲，主流企业理论认为其边界是由资产专用性导致的高交易成本或者资产专用性带来的机会主义行为决定的。但是以数字化、标准化技术为基础的模块化技术异军突起，瓦解了垂直一体化企业的生产流水线技术的主导地位。通过对大量信息的管理和传递，数字化技术可以将极为复杂的生产流程进行编码。生产流程一旦被编码，就可以分解为独立的步骤，实际上就被模块化和标准化了。童时中（2000）的研究表明模块化是适应多样化需求的新的标准化形式。因此，尽管模块化和标准化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但是模块化是将原来标准化的产品进一步分解和整合，即把其中具有相同或相似功能的单元分离出来，用标准化原理进行归并、简化，使其成为通用化的标准模块。Baldwin和Clark（1997，2000）也认为模块化是通过每个可以独立设计的，并且能够发挥整体作用的更小的子系统来构筑复杂的产品或者生产过程。模块化实际上是重新组织产品结构和产品生产的方法，减少了企业资产的专用性。当虚拟企业的主导企业与多家供应商合作或者一个供应商为多家虚拟企业的主导企业提供产品和服务时，则进一步减少了企业资产的专用性，也就减少资产专用性带来的可占用专用性准租，进而减少了资产专用性所带来的机会主义行为，由此节约的交易成本就成为了突破企业边界的物质基础。
当供应商的规模扩大时，由于生产能力的集中和原配件采购的集中形成了规模经济，进而又获得了额外的成本优势。虚拟企业的主导企业也发现将那些需要大规模固定资本投入的制造活动外包给供应商的动态优势，它们能够更迅速地提高或者降低生产规模，并且与原来的垂直一体化企业的制造活动相比，通过供应商生产的成本要更低。中间产品供应商竞争的加剧又进一步降低了物质资本相对于人力资本专用性，进而限制了垂直一体化企业对人力资本的控制。首先，具有活力的中间产品供应商的存在，强烈地限制了垂直一体化企业的高级经理所实施的命令控制。因为对于一个企业来讲，其中间层次的雇员如果存在可替代的职位来源，那么垂直一体化企业对他们的控制就不大。其次，由于垂直一体化企业内部的个体相对于外部个体使自己的业绩成为标准，垂直一体化企业中业绩良好的个体就会意识到由于业绩拙劣个体产生的瓶颈，因为其业绩和薪酬往往掌握在业绩拙劣的个体手中，如果存在可替代的职位来源，那么业绩良好的个体就会辞职，垂直一体化企业就会失去对他们的控制。最后，每个时期都没在最有水平上生产的垂直一体化企业同时还将面临非垂直一体化企业更加激烈的竞争，因为这些竞争者能够从最有利的供应商那里购买投入品。竞争市场为中间产品的开放降低了垂直整合企业控制其远距离个体的能力，迫使垂直一体化企业使其中间产品标准化，进而将那些需要大规模固定资本投入的制造活动外包给供应商，以便能够从相互竞争的供应商中获利。因此，我们可以说现代垂直一体化企业的解体和虚拟企业的形成实际上是企业对所处的市场环境日趋复杂多变的一个反应。
四、虚拟企业的治理与企业社会责任
虚拟企业是主导企业为了在激烈的竞争中赢得竞争优势，充分利用整个社会的资源，为实现共同的目标和利益市场与参与企业结成的动态联盟。其最大的特点在于企业之间合作的基础是各自生产经营能力的互补性，并不涉及资产的所有权，突破了现代企业的有形边界。其中的主导企业与参与企业都是通过合同或者协议进行合作，不存在从属关系，都具备独立的法人资格，因此不存在中心控制职能（Kasper—Fuehrer和Ashkanasy，2001）。
由于在虚拟企业中生产经营活动分散在不同的主导企业和参与企业，单个企业不能凭借自身的竞争力进入市场，但是它们在功能、业务领域等方面又具有较强的互补性，因此只有通力合作才能完成一种产品或者劳务的生产经营活动。对于虚拟企业而言，主导企业与参与企业之间的协调与治理要比各个企业内部的协调重要得多，这直接影响到了企业治理结构的安排，因而势必要采用新的治理方式来处理企业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关系。对于这一新的组织模式来讲，其治理目标并不是利润，而是共同生产出符合市场需求的产品。在虚拟企业中，实现共同生产产品的目标需要长期稳定的市场，企业之间频繁变换合作对象，就有可能失去市场，因而企业之间需要长期合作，而企业之间的长期合作又必须以相互之间的信任为前提。当主导企业与专业供应商签订分包合同，这些主导企业都是希望将该级供应商的数量保持到最低，以便与这些供应商建立长期的密切关系（Whittaker 2003）。但是更为重要的是，在由技术进步决定竞争成败的市场上，即使那些最具有实力的企业也会意识到有必要与供应商分担技术开发的成本。当企业越来越意识到有必要利用其他企业的研究成果和资源以达到知识的共享，合作开发技术就变得越来越多了。见Buchel和Raub（2002）；Dyer、Kale和Singh（2001）。然而技术开发往往是一项共同参与的活动，也就是说在不同企业之间相互交换各自的专有信息，那么主导企业（技术上占有优势）就必须小心地选择和审查其潜在的合作伙伴，因为在共同开发一项技术时，主导企业与参与企业之间的每一对合作关系都充满着风险，各方也都承担着相互的义务。因此，主导企业在选择自身的合作伙伴时，往往会选择那些可靠的参与企业。因此主导企业与参与企业之间的相互信任关系已成为合作与交流的基础。但是问题是，如何选择和鉴别那些可靠的参与企业？在当今社会，企业的道德取向和社会责任感越来越受到重视。正如《经济学家》的一篇文章所指出的：“未来的成功企业不可能是指知道用合适的价格推销合适的产品的无表情企业，它必须尽可能多地把自己扮演成这样的角色……，一个智慧的角色，具有正直的品质，有明确的道德标准来对待其员工及外部世界。”见“Saints and Sinners”，The Economist，June 24，1995，P．16。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企业能够善待员工、善待附近的居民、保护生态环境，那么这个企业就具有一个好的企业的表现，进而就可以提高自身的信誉。而企业信誉的价值就在于能够增进社会成员对企业的信任。企业信誉之所以能够建立信任关系的作用，在于它给出了一种市场信号，这种信号使社会其他成员相信该企业是值得信赖的。也就是说，在主导企业挑选合作伙伴的时候，由于主导企业与潜在的参与企业的信息不对称，主导企业并不知道哪一个潜在的参与企业值得信任，这样潜在参与企业一个解决办法就是通过承担社会责任增强自身的信誉，向主导企业提供一个信号，表明自己是可以信赖的。因此，我们可以说承担必要的社会责任已成为一个企业值得信任的必要条件。而对于虚拟企业的主导企业来讲，由于自身的信誉资本较高，因而就愈发关注自身的信誉。因为信誉一旦丧失就很难再重新建立起来，原有的信誉投资就成为了一种沉淀成本，沉淀成本越高，丧失信誉的机会成本也就越高。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对信誉的投资应该是一种不断自我增长的过程。而企业信誉的维持和提高需要与社会长期保持和谐一致，所以为维持和提高自身的信誉，企业将持续不断地进行社会责任投资，这就可以说明在虚拟企业中，为什么主导企业往往更热衷于承担社会责任。
随着20世纪80年代消费者运动的开展，最终消费者对企业品牌形象和企业信誉要求越来越高，因而最终决定企业竞争力的往往是企业的那些品牌资产和信誉资产。迫于这种压力，发达国家的品牌制造商与零售商为了维护自身的品牌形象，纷纷承担起了社会责任。对于虚拟企业来讲，尽管它是一种由各种法律上独立的企业或者个人组成的合作组织形式，但是相对于顾客来讲，它似乎就是一个企业（Rittenbruch、Kahler和Cremers，2000）。在虚拟企业中，由于各个企业的利益取决于虚拟企业的价值，而决定虚拟企业价值高低的往往是虚拟企业自身独有的无形资产，即主导企业的品牌形象和企业信誉。但是，虚拟企业的信誉不仅取决于主导企业的行为，而且还取决于参与企业的行为。如果虚拟企业中的任何一个企业因没有很好地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损害了虚拟企业的信誉，尽管利益受到损害的相关者或许无法追踪这个具体企业的责任，但是却可以很容易地识别出该企业所属的团体，从而对其实施“团体惩罚”。对于企业的信誉资本来讲，其提高与维护往往需要长期的努力，才能在消费者和顾客心目中留下好的印象，但是一旦出现因不承担社会责任而损害企业信誉的行为，企业信誉就可能荡然无存。因此在虚拟企业中，个别企业的不负责任的行为往往会影响整个虚拟企业的信誉，迅速损害其他企业已经积累起来的信誉资本。因此对于主导企业来讲，由于害怕虚拟企业中的其他企业因不承担社会责任而损害其品牌形象，甚至有可能承担更大的法律风险，这些主导企业往往会要求其他参与企业在产品达到技术标准的同时，还要承担相应的企业社会责任。其次，如果虚拟企业中的个别企业因不承担社会责任而损害整个虚拟企业的信誉，从而损害虚拟企业中每个企业的利益，那么虚拟企业内部除主导企业的其他成员也会有积极性对行为不轨的企业实施惩罚，不再与其进行合作，从而使其陷入极为不利的境遇，就如同以前一个家族具有积极性惩罚违规的家族成员一样。这样，那些不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往往就长期缺乏合作机会，最终必将因为高昂的沉没成本而破产。承担社会责任，维护企业信誉已成为虚拟企业中各个企业获取长期合作收益的必要条件。因此我们可以说，在信誉机制的压力下，即使在当前的投机行为可能带来极大回报的诱惑下，参与企业也会考虑声誉对长期利润的影响而采取谨慎态度。同时，虚拟企业的这种信誉资本使得其他企业具有积极性加入虚拟企业，并为维持虚拟企业的信誉而努力。因此，我们可以说企业担负社会责任是现代企业制度变革的客观需要，而不只是社会良知的呼唤和社会道德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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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兰桂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