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程序打击侵权速度快，费用较低，受到知识产权权利人的欢迎。司法保护和行政保护机制相互补充，通畅有效运作。
　　知产权保护在中国仅有短短40年的历史，但已经走过了欧美国家100多年的道路，体系建立、逐渐完善。这场转变随改革开放而起，并持续给改革开放提供巨大动力。
　　知识产权制度的建立完善和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是中国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中国对世界的重要贡献。

从无到有，对接国际

　　的知识产权案件，被广泛报道。这一年的4月10日，美国向WTO提出磋商请求，认为中国在知识产权的版权保护、海关措施、刑事门槛三方面不符合TRIPS协定等相关规定。经过专家组的裁决，两年后，WTO争端解决机构宣告此案终裁，对美国的诉求支持与驳回各半。
　　这是中国第一次正面应对来自国际的知识产权保护质疑。
　　知识产权制度是商品经济和近代科学技术发展的产物。
　　实际上，中国自清末开始，至民国、新中国建国早期，都有建立知识产权制度的考虑或者已经见诸条文，但限于当时实才开始落实。
　　经过巨大的努力，中国于1982年颁布了《商标法》，开启构建知识产权法律体系的先河，同年，发布了《合理化建设和技术改进奖励条例》；1984年颁布了《专利法》，1985年修订了《发明奖励条例》以及《自然科学奖励条例》；1986年4月通过的《民法通则》在第五章针对知识产权作了专门规定；1990年，《著作权法》颁布。
　　在国内立法之外，中国也积极加入有关知识产权保护的国际组织和公约。1981年，中国加入联合国世界知识产权组织，1992年7月30日，加入《世界版权公约》；除此之外，中国还加入了十多项保护知识产权的国际公约，如《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商标国际注册马德里协定》《专利合作条约》等。
　　世界贸易组织中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协定）被公认为当前国际知识产权保护领域中涉及面广、保护水平高、保护力度大、制约力强的国际公约，对当年积极“入世”的中国而言是一次“大考”。为符合TRIPS协定的相关精神，中国对有关知识产权的法律做了一系列修改，使之更为完善，并更加国际化，成功通过了这次严格的考验。
　　中国“入世”前后的立法、执法方面的不断完善为此次争端中部分胜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国的知识产权部门法经历了数次大规模的修订，尤其是《著作权法》历经三次修订已与国际水平相一致；2000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修订《海关法》，2003年修订《知识产权海关保护条例》，从法律层面确定和强化了海关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职能；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大幅降低了刑事处罚的门槛，进一步加大了对知识产权犯罪案件的打击力度。

中国特色，行政手段参与知识产权保护

　　在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方面，中国不仅是“引进来”，还结合国情，采取了由人民法院和行政执法机关分别实行司法保护、行政保护的机制。用行政手段保护知识产权是中国知识产权执法的一个重要特色。除了司法部门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之外，国家知识产权局、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国家版权局、农业农村部、国家林业局、海关、科学技术部等知识产权执法机构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对相关知识产权进行保护。
　　行政程序打击侵权速度快，费用较低，受到知识产权权利人的欢迎。司法保护和行政保护机制相互补充，通畅有效运作。
　　截至目前，中国已经建立起了一个符合国际通行规则、门类较为齐全的知识产权制度，加入了世界几乎所有主要的知识产权国际公约，是知识产权国际规则的坚定维护者、重要参与者、积极建设者。
　　中同也已成为名副其实的知识产权大国：受理的发明专利申请量连续七年位居世界第一；2017年，中国通过《专利合作条约》（PCT）途径提交的同际专利申请受理量达到5.1万件，跃升至全球第二位。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年度报告指出，中国已成为世界知识产权发展的主要推动力；2018年7月20日，该组织与美国康奈尔大学、欧洲工商管理学院联合发布2018年全球创新指数，中国位居第17，首次进入前20名。
　　据统计，过去5年，仅专利行政执法办案总量就达到19万件，年均增长40%。知识产权保护的社会满意度由2012年的63分提高到2017年的76分。
　　2014年，北京、上海和广州设立知识产权法院；2017年，南京、苏州、成都和武汉设立知识产权法庭，司法保护水平有了显著提升。立法层面的工作也在持续开展，专利法修订草案、著作权法修订草案均已被列入《国务院2018年立法工作计划》，修订《专利代理条例》等工作也在推進。
　　“近年来，中国有关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一系列文件和国家政策相继出台，让我们看到了中国政府保护知识产权的决心，也极大地增强了高通这样的外资企业在中国持续投资和长期发展的决心。”美国高通公司高级副总裁马克·斯奈德说。这些数据和观点，有力回击了国际上认为中国“知识产权保护不力”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