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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海外布局大潮到来，民企开始扮演重要角色。万达一口气收购了美国第二大院线AMC、英国游艇制造商Sunseeker，还宣布将在伦敦、芝加哥、马德里等城市建造高档酒店。复星则在全球购买那些“愿意进入中国市场”的品牌与公司，并在纽约、日本、欧洲等地组建自己的投资团队。不过，民企“走出去”不可能一路坦途，波司登在英国和俄罗斯的投资就都没有达成预期回报。企业进行全球化布局之时，中国富人的身家也随之而波动。
中国富人不仅在海外挥金如土消费各种奢侈品，他们在海外投资的浪潮中也一马当先。过去一年里，安邦保险以19.5亿美元的价格收购最负盛名的华尔道夫酒店（Waldorf-Astoria）—这个收购价格创下美国酒店史上的最高成交纪录。万向集团收购美国电动汽车制造商菲斯科（Fisker Automotive），引发媒体猜想万向可能想在电动汽车领域对特斯拉发起挑战。联想集团因为收购IBM的x86服务器业务和谷歌旗下摩托罗拉手机业务而广受关注。新希望集团斥资5亿澳元，在澳大利亚建设万头奶牛规模的牧场，用于当地农牧及食品产业的投资合作。
2015年，中国将很快成为净对外投资国。商务部数据显示，2014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额达1029亿美元，首次突破千亿美元，同比增长14.1%，对外投资额和吸收外资额相差仅160亿美元。安永发表报告指出，2011-2014年，在全球直接投资流量年缩减8%的背景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市上扬，复合年增长率达16%。而在未来5年，受益于中国经济转型加速和改革红利的释放，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预计将保持年均10%以上的快速增长。
为何中国民企频频出海？海外投资有何好处和风险？在未来几年里，这些海外投资的故事会被证明是成功的交易吗？海外资产配置，是会助涨还是拉低中国富人的财富值呢？
民企海外扩张大潮到来
安永在报告中表示，中国经济转型加速、企业实力增强、世界经济回暖等因素叠加，构建起中国企业海外布局的多重引擎；而近期政府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更是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助推中企出海。例如，新《境外投资管理办法》的实施将对外投资“审批制”改为“备案制”，大大便利企业项目操作；同时，政府加速推进“一带一路”战略，政策红利的不断释放将掀起新一轮对外投资的热潮。
就投资类型来看，两大类投资尤为引人瞩目：一类是消费导向型行业投资，产业发展重心从“中国制造”转向“为中国制造”；另一类是高端装备制造业，“一带一路”等战略的实施将推进中国优势产业和富余产能向沿线国家转移。
发达国家成为中国富人海外投资的新乐土。中国商务部的数据显示，近年来中国对发达国家的投资增速显著超过发展中国家，2014年对美国投资增长23.9%，对欧盟投资增长1.7倍，大大高于同期对外直接投资14.1%的总体增速。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由早期的国企主导模式逐渐演变为国企和民企并驾齐驱，中国民营企业开始在海外投资潮中扮演重要角色，2014年国企和民企海外投资额基本持平。相比国企，民企经营体制灵活，投资领域更为多元化，同时较少受到东道国可能严苛的政治审查；但与此同时，民企出海面临比国企更多的阻力，比如融资难。
与国企不同，民营企业的扩张决策更多由管理层主导。它们的海外扩张主要目的在于两点：一是寻找销售市场，在海外扩展产品和用户；二是购买国际的连锁品牌或知识产权。这两种目的都指向欧美市场，因为欧美市场体量巨大，商业习惯和消费习惯也更成熟。
随着中国经济转型升级，投资目的从获取资源、能源逐渐变为获取先进技术和品牌，以增强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和满足国内的消费升级需求。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产业呈现多元化趋势，由早期集中在能源矿产类扩展到科技、地产、金融、农业、医疗等多个领域。2014年，中国公司能源矿产类并购交易金额所占比重由2010年的61%下降到16%，而TMT行业的比重则由6%增长到21%，农业和房地产等行业也成为交易热点。
海外扩张的不确定性
曾经的首富王健林最近忙着转型，他不仅要想法子应对电子商务兴起对他的商业地产王国带来的冲击，也忙着冲出国门，跟随中国消费者的出境热潮把酒店商场建到国外。万达在海外收购了一系列资产，包括美国第二大院线AMC、英国游艇制造商Sunseeker。他还宣布将在伦敦、芝加哥、马德里等城市建造高档酒店，芝加哥酒店预计2018年开业。
目前可以得知收益情况的是万达投资AMC。王健林在2012年5月斥资26亿美元收购了债台高筑的AMC，其中19亿美元为承继的债务，只有7亿美元为股权价值投入。在万达接手后的第一个完整财年，AMC在2013年扭亏为盈，净利润达到3.64亿美元。2013年年底，实现盈利后的AMC成功登陆纽交所。以上市当日开盘价计算，公司股权总市值达到18.68 亿美元，其中万达集团持股市值约14.6亿美元，较收购时翻了一倍。
不过，好景不长，虽然万达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改善AMC的业绩，例如关闭一些效益不好的院线，在影院内配置头等舱式座椅，提供多样饮食等方式来提高顾客观影体验，但是仍然无法抵挡院线在美国属于夕阳行业的现实。2014年，AMC的净利润同比下跌82.4%至6408万美元。
相比万达海外扩张利润的波动，波司登则是承受了海外扩张不利和业绩下滑的双杀。为了应对品牌老化和电商带来的冲击，波司登一直把国际化作为重要的战略。公司早在2012年就收购了英国男装品牌 Greenwoods，还于当年7月在伦敦砸下3500万英镑开设了品牌旗舰店。英国之外，波司登和德国OTTO合作推广自主品牌产品，在纽约曼哈顿联合广场开出一家时尚体验店，在俄罗斯设立办事处，销售羽绒服。 不过，这些海外扩张并没能拯救业绩下滑的颓势。由于国外消费者对中国品牌的接受度低，消费习惯也不同，俄罗斯的办事处最终以失败告终，还让数千万元的投资打了水漂。在波司登的财报上，海外市场至今也没能占据一个位置。截至2014年3月底的财年，波司登净利润同比下降35.6%至6.95亿元，而截至2015年3月底的财年中，其预计净利润还将显著下跌。在2015年“新财富500富人榜”中，波司登董事长高德康入选“财富最快跌落50人”，其身家从去年的56.5亿元缩水至40.9亿元。
2014年，波司登对海外扩张进行了反思，针对英国总部和伦敦的采购及设计团队进行裁员，未来产品也不会在英国制造，中国团队会接管相关职责。
安永在报告中指出，面对全球市场的投资机会，中国企业“走出去”绝非一路坦途，存在一系列潜在风险，例如：法律税收等制度风险，东道国政治风险，缺乏清晰的战略定位，国际化人才匮乏，跨文化整合能力弱，公信力不足，风险防范意识和能力欠缺等。民企在海外投资的战略和管理上存在一定的问题，许多企业缺乏长远战略规划和风险意识，对东道国投资环境和文化缺乏了解，也欠缺海外投资管理经验；企业间战略协调不足，易出现恶性竞争。
从成功企业看如何投资
复星集团的海外扩张相对就较为成功。复星的经营范围很广，涉及房地产、保险和医疗保健等诸多领域，有雄厚的财力可支持其在全球扩张，目前扫货战果包括美国保险公司Meadowbrook Insurance、法国度假村运营商Club Med、高档服装制造商圣约翰针织品国际集团（St. John Knits International），并投资了多个国际房地产项目，包括60层楼高的第一大通曼哈顿广场大楼等。
复星既有充足的财力，也有寻找资源和驾驭项目的能力。其有全球的投资体系，可以找到合适的企业，并有能力对其价值进行评估。复星在纽约、日本、欧洲等地都有自己的投资团队，同时还跟美国凯雷进行了战略合作，成立了凯雷复星基金；美国第二大寿险公司保德信成为复星第一个海外的LP，一次性出资5亿美元由复星管理；复星聘请了美国前财长约翰·斯诺为董事会顾问，斯诺的加盟为复星在海外拓展人脉，打开局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复星集团CEO梁信军介绍海外投资经验时说到，要买有意愿进入中国的公司，这种公司通过投资者的帮助可以短期内在中国实现增长，从而替代它在欧美的损失。为此，复星投资战略名为“中国动力嫁接全球资源”，即投资那些未来增长大部分能来自于中国的海外公司。这些公司在国际上有优秀的品牌，由于欧美地区的销售增长乏力，导致品牌贬值，复星收购之后，可以帮品牌理顺中国战略，利用中国的资源与能力帮助它们在中国地区获得高增长。
复星的投资方式也很灵活。其不一定要谋求控股，而是强调自己“善意投资者”的角色，根据具体情况选择做有影响力的股东，不管是第一、第二还是第三大股东。投资者要扮演一个积极的、有限股东的角色，要和被投资者讲清楚，他们的文化、制造方式、产地都不会变，唯一变的是在中国有一个帮他做中国生意的伙伴，帮他完成业绩指标的伙伴。
与利益相关者保持充分沟通对于进入新市场顺利与否也至关重要，这有助于将抵触和反对风险降到最小。福莱国际传播咨询公司华盛顿特区高级副总裁兼资深合伙人墨博在新财富专栏中写道，中国企业在海外扩张时应克服消极的“中国特色”，包括不愿意投资一些不会快速带来直接经济收益的活动，应该认识到品牌和声誉这类无形资产是企业达成全球营业目标的重中之重，并应准备好为此花费金钱。
从联想和华为这两家成功打造了国际品牌的公司案例来看，引进国际人才、提高本地化比例也是增加海外投资成功率的一个方法。任何全球化的公司，都必须关注不同市场的本地化需求，并提供相应的差异化产品和服务，这样才能将全球的成功延伸到本地市场。海外高管具备国际市场营运经验，可以帮助公司迅速理解全球市场的复杂性，确定国际化战略。在联想公司的高管团队中，非中国籍高管所占比例高达70%。
华为注重海外员工的本地化发展，招聘政策中规定在遵从当地法律的前提下，优先考虑当地招聘，促进当地人口的就业，为社区、家庭经济发展做出贡献。近年来，华为的海外员工本地化率持续增加，2013年达到79%，其中海外中高层管理人员本地化率2013年达到20.7%。同时，华为将员工持股覆盖到了外籍员工，引入了一项以中国员工长期激励机制为蓝本的外籍员工持股计划—2013年其TUP（Time Unit Plan，基于时间的现金性长期激励计划）方案覆盖了全球68个国家，授予人数达2184人。
中国富人不仅在海外挥金如土消费各种奢侈品，他们在海外投资的浪潮中也一马当先。过去一年里，安邦保险以19.5亿美元的价格收购最负盛名的华尔道夫酒店（Waldorf-Astoria）—这个收购价格创下美国酒店史上的最高成交纪录。万向集团收购美国电动汽车制造商菲斯科（Fisker Automotive），引发媒体猜想万向可能想在电动汽车领域对特斯拉发起挑战。联想集团因为收购IBM的x86服务器业务和谷歌旗下摩托罗拉手机业务而广受关注。新希望集团斥资5亿澳元，在澳大利亚建设万头奶牛规模的牧场，用于当地农牧及食品产业的投资合作。
2015年，中国将很快成为净对外投资国。商务部数据显示，2014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额达1029亿美元，首次突破千亿美元，同比增长14.1%，对外投资额和吸收外资额相差仅160亿美元。安永发表报告指出，2011-2014年，在全球直接投资流量年缩减8%的背景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市上扬，复合年增长率达16%。而在未来5年，受益于中国经济转型加速和改革红利的释放，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预计将保持年均10%以上的快速增长。
为何中国民企频频出海？海外投资有何好处和风险？在未来几年里，这些海外投资的故事会被证明是成功的交易吗？海外资产配置，是会助涨还是拉低中国富人的财富值呢？
民企海外扩张大潮到来
安永在报告中表示，中国经济转型加速、企业实力增强、世界经济回暖等因素叠加，构建起中国企业海外布局的多重引擎；而近期政府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更是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助推中企出海。例如，新《境外投资管理办法》的实施将对外投资“审批制”改为“备案制”，大大便利企业项目操作；同时，政府加速推进“一带一路”战略，政策红利的不断释放将掀起新一轮对外投资的热潮。
就投资类型来看，两大类投资尤为引人瞩目：一类是消费导向型行业投资，产业发展重心从“中国制造”转向“为中国制造”；另一类是高端装备制造业，“一带一路”等战略的实施将推进中国优势产业和富余产能向沿线国家转移。
发达国家成为中国富人海外投资的新乐土。中国商务部的数据显示，近年来中国对发达国家的投资增速显著超过发展中国家，2014年对美国投资增长23.9%，对欧盟投资增长1.7倍，大大高于同期对外直接投资14.1%的总体增速。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由早期的国企主导模式逐渐演变为国企和民企并驾齐驱，中国民营企业开始在海外投资潮中扮演重要角色，2014年国企和民企海外投资额基本持平。相比国企，民企经营体制灵活，投资领域更为多元化，同时较少受到东道国可能严苛的政治审查；但与此同时，民企出海面临比国企更多的阻力，比如融资难。
与国企不同，民营企业的扩张决策更多由管理层主导。它们的海外扩张主要目的在于两点：一是寻找销售市场，在海外扩展产品和用户；二是购买国际的连锁品牌或知识产权。这两种目的都指向欧美市场，因为欧美市场体量巨大，商业习惯和消费习惯也更成熟。
随着中国经济转型升级，投资目的从获取资源、能源逐渐变为获取先进技术和品牌，以增强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和满足国内的消费升级需求。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产业呈现多元化趋势，由早期集中在能源矿产类扩展到科技、地产、金融、农业、医疗等多个领域。2014年，中国公司能源矿产类并购交易金额所占比重由2010年的61%下降到16%，而TMT行业的比重则由6%增长到21%，农业和房地产等行业也成为交易热点。
海外扩张的不确定性
曾经的首富王健林最近忙着转型，他不仅要想法子应对电子商务兴起对他的商业地产王国带来的冲击，也忙着冲出国门，跟随中国消费者的出境热潮把酒店商场建到国外。万达在海外收购了一系列资产，包括美国第二大院线AMC、英国游艇制造商Sunseeker。他还宣布将在伦敦、芝加哥、马德里等城市建造高档酒店，芝加哥酒店预计2018年开业。
目前可以得知收益情况的是万达投资AMC。王健林在2012年5月斥资26亿美元收购了债台高筑的AMC，其中19亿美元为承继的债务，只有7亿美元为股权价值投入。在万达接手后的第一个完整财年，AMC在2013年扭亏为盈，净利润达到3.64亿美元。2013年年底，实现盈利后的AMC成功登陆纽交所。以上市当日开盘价计算，公司股权总市值达到18.68 亿美元，其中万达集团持股市值约14.6亿美元，较收购时翻了一倍。
不过，好景不长，虽然万达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改善AMC的业绩，例如关闭一些效益不好的院线，在影院内配置头等舱式座椅，提供多样饮食等方式来提高顾客观影体验，但是仍然无法抵挡院线在美国属于夕阳行业的现实。2014年，AMC的净利润同比下跌82.4%至6408万美元。
相比万达海外扩张利润的波动，波司登则是承受了海外扩张不利和业绩下滑的双杀。为了应对品牌老化和电商带来的冲击，波司登一直把国际化作为重要的战略。公司早在2012年就收购了英国男装品牌 Greenwoods，还于当年7月在伦敦砸下3500万英镑开设了品牌旗舰店。英国之外，波司登和德国OTTO合作推广自主品牌产品，在纽约曼哈顿联合广场开出一家时尚体验店，在俄罗斯设立办事处，销售羽绒服。 不过，这些海外扩张并没能拯救业绩下滑的颓势。由于国外消费者对中国品牌的接受度低，消费习惯也不同，俄罗斯的办事处最终以失败告终，还让数千万元的投资打了水漂。在波司登的财报上，海外市场至今也没能占据一个位置。截至2014年3月底的财年，波司登净利润同比下降35.6%至6.95亿元，而截至2015年3月底的财年中，其预计净利润还将显著下跌。在2015年“新财富500富人榜”中，波司登董事长高德康入选“财富最快跌落50人”，其身家从去年的56.5亿元缩水至40.9亿元。
2014年，波司登对海外扩张进行了反思，针对英国总部和伦敦的采购及设计团队进行裁员，未来产品也不会在英国制造，中国团队会接管相关职责。
安永在报告中指出，面对全球市场的投资机会，中国企业“走出去”绝非一路坦途，存在一系列潜在风险，例如：法律税收等制度风险，东道国政治风险，缺乏清晰的战略定位，国际化人才匮乏，跨文化整合能力弱，公信力不足，风险防范意识和能力欠缺等。民企在海外投资的战略和管理上存在一定的问题，许多企业缺乏长远战略规划和风险意识，对东道国投资环境和文化缺乏了解，也欠缺海外投资管理经验；企业间战略协调不足，易出现恶性竞争。
从成功企业看如何投资
复星集团的海外扩张相对就较为成功。复星的经营范围很广，涉及房地产、保险和医疗保健等诸多领域，有雄厚的财力可支持其在全球扩张，目前扫货战果包括美国保险公司Meadowbrook Insurance、法国度假村运营商Club Med、高档服装制造商圣约翰针织品国际集团（St. John Knits International），并投资了多个国际房地产项目，包括60层楼高的第一大通曼哈顿广场大楼等。
复星既有充足的财力，也有寻找资源和驾驭项目的能力。其有全球的投资体系，可以找到合适的企业，并有能力对其价值进行评估。复星在纽约、日本、欧洲等地都有自己的投资团队，同时还跟美国凯雷进行了战略合作，成立了凯雷复星基金；美国第二大寿险公司保德信成为复星第一个海外的LP，一次性出资5亿美元由复星管理；复星聘请了美国前财长约翰·斯诺为董事会顾问，斯诺的加盟为复星在海外拓展人脉，打开局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复星集团CEO梁信军介绍海外投资经验时说到，要买有意愿进入中国的公司，这种公司通过投资者的帮助可以短期内在中国实现增长，从而替代它在欧美的损失。为此，复星投资战略名为“中国动力嫁接全球资源”，即投资那些未来增长大部分能来自于中国的海外公司。这些公司在国际上有优秀的品牌，由于欧美地区的销售增长乏力，导致品牌贬值，复星收购之后，可以帮品牌理顺中国战略，利用中国的资源与能力帮助它们在中国地区获得高增长。
复星的投资方式也很灵活。其不一定要谋求控股，而是强调自己“善意投资者”的角色，根据具体情况选择做有影响力的股东，不管是第一、第二还是第三大股东。投资者要扮演一个积极的、有限股东的角色，要和被投资者讲清楚，他们的文化、制造方式、产地都不会变，唯一变的是在中国有一个帮他做中国生意的伙伴，帮他完成业绩指标的伙伴。
与利益相关者保持充分沟通对于进入新市场顺利与否也至关重要，这有助于将抵触和反对风险降到最小。福莱国际传播咨询公司华盛顿特区高级副总裁兼资深合伙人墨博在新财富专栏中写道，中国企业在海外扩张时应克服消极的“中国特色”，包括不愿意投资一些不会快速带来直接经济收益的活动，应该认识到品牌和声誉这类无形资产是企业达成全球营业目标的重中之重，并应准备好为此花费金钱。
从联想和华为这两家成功打造了国际品牌的公司案例来看，引进国际人才、提高本地化比例也是增加海外投资成功率的一个方法。任何全球化的公司，都必须关注不同市场的本地化需求，并提供相应的差异化产品和服务，这样才能将全球的成功延伸到本地市场。海外高管具备国际市场营运经验，可以帮助公司迅速理解全球市场的复杂性，确定国际化战略。在联想公司的高管团队中，非中国籍高管所占比例高达70%。
华为注重海外员工的本地化发展，招聘政策中规定在遵从当地法律的前提下，优先考虑当地招聘，促进当地人口的就业，为社区、家庭经济发展做出贡献。近年来，华为的海外员工本地化率持续增加，2013年达到79%，其中海外中高层管理人员本地化率2013年达到20.7%。同时，华为将员工持股覆盖到了外籍员工，引入了一项以中国员工长期激励机制为蓝本的外籍员工持股计划—2013年其TUP（Time Unit Plan，基于时间的现金性长期激励计划）方案覆盖了全球68个国家，授予人数达2184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