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都看过《亮剑》这部电视剧，对剧中的主人公李云龙印象深刻。李云龙在生活中的原型——20岁时成为红四方面军十师副师长、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的著名战将王近山，在20世纪60年代曾经历过令人唏嘘的人生跌宕。
　　50多年前，王近山因妻子韩岫岩向中央反映自己与其妹妹韩秀荣有私情，愤而离婚。1964年，时任公安部副部长的王近山因“生活作风问题”被降职为河南省西华县黄泛区农场副场长；撤销北京军区副司令员职务，降为大校；开除党籍。王近山的人生瞬间跌进谷底，也体验了难以名状的心理变化——孩子们都站在前妻一边，韩秀荣被发配到内蒙古后杳无音讯。六年后，即便恢复了军职，他对依然挚爱自己的前妻也终生不能原谅，拒不见面，甚至病危时交代：不允许其参加自己的追悼会。
　　毫无疑问，对曾经身居高位的官员而言，受到纪律处分和降职处理之后，注定会产生一系列复杂、微妙的心理变化。
　　在当今这个信息时代，降职官员的第一压力就是舆论围观，特别是在通讯条件已经普遍网络化的情况下，一夜之间“红”遍微信朋友圈的情景，能令当事人不寒而栗。而最令降职官员“挠头”的现实，莫过于如何与原来的下级同事打交道。
　　有心理学家指出，在一个机关内的降职，会引起周围人长期的关注和非议，而被处理的官员也将饱受长期的议论和心理压力，有如诛心。
　　“以前下属见我都是笑脸相迎，可降职后，表情的变化让我真正感受到了什么叫今非昔比。”一名受到降职处理的官员向他的亲戚感叹。因为不愿见人，他连厕所都尽量少去，午餐也不去机关食堂，性格越来越“自闭”。
　　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有一些官员在受到降职处理后，觉得“没脸见人”，尽量选择离开本单位，到其他单位任职。而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下，一些官员为避免“尴尬”，也可能选择“隐退”。
　　除了压力与尴尬外，几乎所有当事官员都会对自己的违纪行为追悔莫及。
　　一位纪检部门负责案件审理的工作人员介绍，他经手的一个违纪案件很有代表性。有一个干部，参加工作的前十几年一心扑在工作上，在多个基层岗位都干出了不俗的业绩。由于年轻有为，他27岁被提拔为县委办公室主任，在担任副县级干部6年、正县级干部10年后，担任市长助理8年多。去年，这名官员因严重违纪受到留党察看二年处分以及降职为科员的组织处理。
　　“以前，逢年过节有人来看望，家里有个大事小情有人跑前跑后，可受到降职处理后才明白，你掉链子了，也就别怪别人拿你不当回事儿了。”最让他悔恨的是，因为二十多年来仕途上一步一个脚印的辛苦付出毁于一旦，现在连农村老家都没脸回。
　　根据媒体估算，全国科级干部大约有90万人，想成为只有4万个的县处级干部后备人选，几率小于4.4%。而从科员成长为一位正厅局级官员，大约需要25年。所以，有评论认为，对于职位较高的官员，“断崖式”降职处理往往意味着“毁灭性打击”；而对于一些职位降得层级较小的官员来说，降职更能“治病救人”，对其他官员具有警示意义。
　　通过梳理公开报道发现，官员在被降职处理后，多数能痛定思痛、深刻反思，有这样一个例子颇具代表性。
　　2013年4月，贵州省六盘水市钟山区大湾镇派出所原所长崔明辉上任不久，因收受礼金被处以党内警告处分。2014年12月，崔明辉又因收受礼金被开除党籍，行政撤职，降二级为办事员。
　　接受组织谈话时，崔明辉在自责的同时，也对组织的二次“挽救”无比感激，“要是第一次受处分的时候能深刻反省，把纪律要求放在心里严格遵守，可能就不会出现第二次更为严重的错误了。还好，组织及时发现和查处，不然，可能就不仅是开除党籍和降职了，很可能丢掉饭碗并身陷囹圄。”
　　从位高权重的高级官员降为处级、科级、科员，从实职岗位降为非领导职务，从车水马龙到门可罗雀，翻天覆地的变化犹如坐“过山车”，后悔、尴尬、苦涩、落寞……个中滋味，只有当事人自己慢慢体会了。